第二节 《水浒传》的结构和主题

《水浒传》的结构和主题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换句话说，这部小说的主题表达与其结构的安排之间，关系极为密切。

一、在情节安排上突出“官逼民反”

《水浒传》的结构，其特点之一是，在情节安排上突出“官逼民反”，以表达批判现实政治的立场。这一特点的形成，与宋元以来士大夫文人对水浒故事的加工有关。

水浒故事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不断为士大夫文人所改造或更新，因而必然增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产生于南宋末年的《宣和遗事》将“梁山泺纪事本末”作为该书的一部分，虽然也直接记叙了宋江等人的绿林好汉行径，但已明显地烙印上了文人加工的痕迹：一方面经由结构的安排寓“乱自上作”之意，先写宋徽宗的荒淫，再写方腊造反；先写皇帝重用童贯等人，再写宋江等人落草；另一方面反复说明宋江等乃“不得已而落草”，是“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助行忠义，卫护国家”的仁义之盗，无疑是借以批判现实政治。

士大夫文人批判现实政治的动机，使他们像厌恶盗贼一样地厌恶贪官污吏，甚至对贪官污吏的厌恶超过了对盗贼的厌恶，于是，“官即盗”“官不如盗”的命题应运而生。水浒故事在此后的演变表明这一命题持续地发挥着作用。例如，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就显然别有寄托：

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在收录了龚圣与的赞、序后，也评议道：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

那么，龚圣与的深意究竟何在呢？胡适《水浒传考证》举出了两点：“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胡适又分析龚圣与的序说：“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纹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周密的跋语同样“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 。这样一来，水浒故事便有了借题发挥的意味，不再是单纯描写绿林好汉的传奇。

元代的水浒故事大体上是沿着周密、龚圣与的思路发展的。在现存的几本有关的元杂剧如《黑旋风双献功》《李逵负荆》《燕青博鱼》《还牢末》《三虎下山》以及《黄花峪》中，梁山好汉已被塑造为“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如康进之《李逵负荆》说：“杏花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无名氏《三虎下山》正旦说：“这济州是贴近梁山泊的，我一向闻得宋江一伙，只杀滥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梁山泊似乎还是一个惩处恶棍的相当于法庭的所在，比如《黄花峪》中秀才刘庆甫在妻子被蔡衙内抢走后说：“我别处告，近不的他，直往梁山上告宋江哥哥走一遭去。”宋江抓获蔡衙内，在将之处以死刑时，还特别昭告地方：“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还牢末》中宋江下令将赵令史和萧娥两个歹人“剖腹剜心”，后有词云：“俺梁山泊远近驰名，要替天行道公平。”《双献功》宋江也说：“白衙内倚势挟权，泼贼妇暗合团圆，孙孔目反遭缧绁，有口也怎得伸冤。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这样来写梁山泊，所倾注的就不只是同情而是赞美了。

从宋到元的水浒故事，一方面写了本来意义上的绿林好汉，另一方面又借以表达了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水浒传》成书时也照此办理，兼容二者，但加强了社会政治批判的意味。《水浒传》开篇即写高俅对王进和林冲的迫害，正是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强调“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其中林冲的经历尤其震撼人心。

在水浒英雄中，林冲是少数几个有家室的成员之一。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他的父亲做过提辖，他的岳父也是教头。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美满的家庭生活，使他养成了谨慎怕事的性格：只要能维持现状，他宁可逆来顺受。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也忍无可忍上了梁山。林冲的经历特别有力地说明：造成民反的主要原因是官府之逼。《水浒传》细致而真实地展示了林冲被逼上梁山的过程。

他的妻子无端遭到高衙内调戏是他被逼的开始。林冲最初听到这个消息，也和常人一样，顿时满腔愤怒。他赶到案发现场，“把那后生肩胛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读到这里，一般人可能产生的预期是，高衙内这个淫荡子弟，一定要受到拳头的教训了。然而结果却是 “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为什么手软呢？原来林冲心存顾虑：如果“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第七回）在这种逆来顺受的忍让态度里，我们看到了林冲的软弱和可怜。高衙内敢于继续欺负他，原因之一是吃准了他的这一弱点。高衙内的走卒富安就说，“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他”，其实这个无妨，“他见在帐下听使唤，大请大受，怎敢恶了太尉？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 。（第七回）

果然林冲不久就受到了高衙内明目张胆的欺侮。如果说高衙内初次调戏林冲的妻子，还可解释为不知道被调戏者与林冲的关系。那么，现在他是明知那是林冲妻子，仍不放弃邪念。而且，配合他实施阴谋以诱骗林冲妻子的，竟是和林冲“称兄道弟”的“朋友”陆谦。被出卖和被凌辱的林冲确实怒不可遏了，然而，他却只敢将愤怒向陆谦发泄：先是“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又“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不见回家”。至于对高衙内，林冲是没有胆量加以报复的。几天后，连杀陆谦的事也放下了。这是林冲第二次“权且让步”了。

对林冲的欺侮和迫害没有因为林冲的忍让而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了：高太尉亲自出马，将林冲骗入白虎节堂，企图藉此施以极刑，只因几位正直官员的干预，才改为刺配沧州。这时林冲已经知道，处心积虑陷害他的，正是他的本管高太尉。但他仍然不打算豁出去拼了。他向开封府诉说被诬陷的经过，只是为了听凭官断；逃脱死罪而发配到沧州，这是他偶然的幸运。在和亲友离别时，他虽然留给妻子一纸休书，但当岳父郑重表示：“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见，放你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第八回）他也就期待着刑满释放，重新回到夫妻团圆的日子。他就这样踏上了服刑之路。

林冲没有想到两个公人会在野猪林谋害他。这是高俅的“钧旨”，两个公人急着取他脸上的金印回去领赏。算林冲幸运，他忠心耿耿的朋友鲁智深，在危急时刻救了他一命。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林冲的表现与武松适成对照。武松被刺配恩州，途经飞云浦，他孤身一人，身戴刑具，竟凭着机智和勇力制服了两个解差，把蒋门神的两个徒弟也干掉了。武松还不解恨，又赶回孟州城，使张都监等仇人血溅鸳鸯楼。武松之所以敢作敢为，自与其性格有关，但他不抱幻想、敢于舍得一身剐也是重要原因。至于林冲，由于他总存有“挣扎着回来”的想法，仍以委曲求全为宗旨：他反过来阻止鲁智深杀掉两个谋害他的公人，然后由鲁智深护送去沧州服罪。王望如回末总评曾就林冲和武松对比说：“林冲野猪林有智深，武松飞云浦只有武松；林冲之于公人也，劝智深勿杀之；武松之于公人也，杀之且必尽杀之。此何以故？林冲安心配沧州，武松定计入孟州；配沧州则公人不可杀，入孟州则公人不可不杀。”这一对比是恰当的。林冲期待着总有一天大赦回家，这样他只能安于现状，忍受凌辱。

高俅却没有给林冲留下退路。为了干掉林冲，高俅派了陆谦和富安，一直追赶到林冲服刑的沧州。陆、富贿赂管营、差拨，命林冲看守大军草料场，而就在林冲赴任的当晚，他们一把火将这座草料场烧了。这一招是够狠毒的：林冲即使不被当场烧死，作为看守人，草料场被烧也是死罪。林冲已经无路可走了，他的大赦还家的希望破灭了。这时，只有这时，林冲才不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他一反常态，手刃陆谦、富安，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所着力描写的几个梁山英雄，上山最早，却又看起来最没有豪侠气概的，非林冲莫属。让林冲最先上山，是《水浒传》的精心安排。因为林冲本不应上山，或者说在他身上基本没有梁山好汉共有的绿林气息，更没有做绿林好汉的念头；他的上山，完全是被高俅等赃官污吏逼迫、走投无路的结果。这种安排所体现的意义是：假如像林冲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都无法立足，那么这个社会确实出了问题。

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看法，一个句子可作为一段相当长的叙述的提要或梗概，它不仅抓住了与作品内容密切相关的语义角色，而且以其从句和短语的次序反映了时间和因果顺序。“官逼民反”就与《水浒传》中的几组情节（如林冲、杨志的故事）对应，而且将“反”的原因明确、直接地归结到“官”的头上，“官”是“施事者”，民是“受事者”。《水浒传》这样一个语义结构，给了读者一个强烈印象：世上的动乱（“反”）是坏“官”胡作非为的结果。《水浒传》偶尔还借人物之口传达作者的这一意思，比如第二回，朱武说：“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第十一回，林冲仰天长叹：“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这类笔墨，意在批判现实政治，并且获得了诸多读者的认同，比如钱湘《续刻〈荡寇志〉序》就说：“且夫为盗者诚有罪矣，而迫之使盗，不尤重乎？”王韬《〈水浒传〉序》也说：“试观一百八人中，谁是甘心为盗者？必至于途穷势迫，甚不得已，无可如何乃出于此。盖于时宋室不纲，政以贿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赏善罚恶，倒持其柄。贤人才士，困踣流离，至无地以容其身，其上者隐遁以自全，其下者遂至失身于盗贼。呜呼！谁使之然？当轴者固不得不任其咎。能以此意读《水浒传》，方谓善读《水浒传》者也。”诸如此类的议论，可大体上视为对“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这一主旨的阐发。

“官逼民反”这一语义结构其实概括不了所有梁山好汉的命运。事实是：林冲等少量好汉可以算是被官府逼上梁山，但卢俊义等人却是被梁山逼反的。另有一些好汉更是自愿反、主动反，目的是求得“一世快活”，如阮氏三兄弟。张青、石勇等人则是因触犯刑律而流亡江湖。《水浒传》经由人物出场顺序的安排，巧妙地确立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叙事基调，这才展开张青诸人图快活而杀人，卢俊义等人被梁山逼反的故事，在写张青等人时又多用简介，少作渲染，以免给读者留下太深的印象。这些地方都显示了《水浒传》作者的匠心和用意。

二、完整地展现了宋江义军的兴衰历程和悲剧结局

《水浒传》的结构，其特点之二是，完整地写出了宋江义军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直至“魂聚蓼儿洼”的全过程，并以强烈的悲剧性渲染了这支义军的结局。《水浒传》的“忠”“义”理念，就是围绕着宋江义军的兴盛、衰亡而展开的。

宋江形象的塑造应该放在这一结构中来理解。第十八回，宋江出场：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水浒传》给宋江确定的社会身份是吏。在中唐以降的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文官阶层——他们基本上是经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少部分是举人出身，大部分是进士出身。这一阶层，其标准的称呼是“官”。主流社会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是吏——他们不是经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而是替官处理公务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也许非常精明强干，但因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不太可能进入文官阶层即权力中心。所以，吏是主流社会中处于边缘的一群。他们一方面因为办理具体事务的缘故，常与非主流社会发生交往，另一方面，即使在感情上，他们也易于和非主流社会产生共鸣——他们同样怀有对“官”的不满。

《水浒传》推崇宋江“吏道纯熟”，并在第二十二回为吏打抱不平说：

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

扬吏而抑官，这与多数读书人的看法迥异。比如清初的蒲松龄就对胥吏深恶痛绝。《聊斋志异》卷四《伍秋月》里写王鼎屡杀公役，蒲松龄眉飞色舞地为之叫好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未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为虐。”《聊斋文集》卷十《循良政要》有“制衙役”条：“凡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官害民之志。”又有“禁衙役下乡”条：“往往有甚不相干之事，衙役一到，势如虎狼，罗织乡村，肆行贪虐，因之挨户攒钱，迄无宁晷。”蒲松龄的话代表了多数读书人的态度。可见，吏虽跻身于主流社会，却是主流社会中的另类。《水浒传》扬吏而抑官，采取了非主流社会的视角。《水浒传》对读书人的厌恶，表达的其实是对官或官府的厌恶。

杀阎婆惜使宋江失去了在主流社会继续发展的可能。本来，宋江的事业在主流社会，他虽然在感情上亲近“江湖好汉”，却不愿与对抗官府的人保持密切联系。迫不得已杀了阎婆惜之后，宋江只想暂时流亡避难，丝毫没有投奔梁山的念头；以武装与朝廷对抗，这样的事宋江是不愿干的。花荣因宋江而大闹清风寨，导致了宋江境遇的又一次变化。大闹清风寨以后，官军步步紧逼，迫于无奈，宋江只好带了花荣、秦明等人投奔梁山。路上，接到弟弟宋清的信，说：“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现今停丧在家，专等哥哥来家迁葬。”宋江看了信，自骂是“不孝逆子”，毫不迟疑地抛下大队赴梁山的人马，“恨不得一步跨到家门，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而真实的情形却是：他父亲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怕他“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而骗他回家。

回到郓城老家，宋江当即被捕，他服服帖帖地被官府断配江州。宋江宁可被判刑，也不愿放弃“忠”“孝”。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宋江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怕遇上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好汉们早已在路上等着接他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救他上山，宋江当下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自不如死了！”说着，就要自刎。花荣要给他打开枷锁，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众人请他上山，苦苦挽留。宋江拒人于千里之外，振振有词地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已到刺配入狱的地步，宋江还口口声声讲“忠孝”，这正是他后来企盼招安的根源所在。（第三十六回）

宋江在浔阳楼醉后题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他因而被人告发，以谋反罪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宋江救了出来，宋江实在无路可走，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上梁山不久，晁盖身亡，他接任山寨首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极力倡导“全忠全义”。他牢记九天玄女授予的“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把“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义”，是他连接李逵一类人物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类人物的桥梁。“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团结英雄于梁山的目的。

作为义军首领，宋江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及军事指挥才能。智取无为军，他的组织才能初露锋芒；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攻打东平府、东昌府、高唐州等一系列战役，尤其是三打祝家庄，宋江的领导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宋江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梁山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从零星地打击豪绅恶霸、贪官酷吏，到大规模地与官军作战，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作为首领，在义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宋江的作用是别的好汉所不能取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江上梁山是英雄们由个人反抗发展为大规模武装割据的标志。

宋江身在水浒，心系朝廷，念念不忘早日招安、报效皇帝。这是宋江与多数梁山好汉不同的地方：他尽管成了梁山的领袖，但依然渴望为朝廷建功立业。他在上梁山前给武松的临别箴言是：“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三十三回）在梁山英雄大聚义时，他所郑重声明的心愿是：“一则祈保众兄弟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只要一有机会，不论是对前来招安的朝廷官员，还是对作战被俘的官军将领，宋江都要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表白“心迹”。直至派燕青、戴宗到东京走名妓李师师的后门，宋徽宗亲手草诏，派宿太尉前往梁山招安，宋江梦寐以求的愿望才最终得以实现。

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之后，以惨重牺牲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备受猜疑和迫害。在征方腊的战场上，梁山英雄不断有伤亡发生。班师回朝时，“止剩得三十六员回军”。途中又有杨志、林冲、杨雄、时迁死亡及鲁智深坐化、武松出家、燕青漫游江湖、李俊等三人自投化外国等事。这一连串的悲剧，都是在尽忠于国家、尽忠于朝廷的前提下发生的。宋江内心当然弥漫着凄凉之感，但名节所在，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背离朝廷。衣锦还乡，梁山好汉仅剩正偏将佐二十七员。“除先锋使另封外，正将十员，各授武节将军，诸州统制。偏将十五员，各授武奕郎，诸路都统领。管军管民，省院听调。女将一员顾大嫂，封授东源县君。”（第九十九回）这样的结局，表面看来还差强人意。然而，对这些来自梁山的英雄好汉，朝廷重臣或朝中奸臣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心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种事情迟早要发生。戴宗看透了这一点，于是他纳还官诰，“去到泰安州岳庙里”陪堂出家；柴进看透了这一点，“辞别众官，再回沧州横海郡为民，自在过活”；李应看透了这一点，“缴纳官诰，复还故乡独龙冈村中过活。后与杜兴一处作富豪，俱得善终”；阮小七也回到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朱武自来投授樊瑞道法，两个做了全真先生，云游江湖，去投公孙胜出家，以终天年。”只有宋江、卢俊义等依旧在任，而他们的结局是被朝廷送来的毒酒毒死。宋江被毒死的情形是这样的：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却自急令从人打听那来使时，于路馆驿却又饮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计，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见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第一百回）

宋江之所以骗李逵来喝毒酒，是怕李逵重上梁山。待李逵喝下毒酒后，宋江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说完，泪落如雨。梁山英雄为朝廷建功立业，却落得这样的结局，其浓郁的悲剧性令人震撼。

晚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将《水浒传》解读为发愤之作，确信这部小说是围绕儒家的两个伦理政治原则而展开的：第一，在用人问题上，应该“大贤处上，不肖处下”，即所谓“举贤而授能”，如果颠倒贤不肖的位置，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李贽序从这条原则入手，阐明《水浒传》的主旨之一即在揭示贤不肖位置不当所造成的恶果：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

从李贽的论述看，这第一条原则与林冲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极为吻合。儒家伦理政治原则还有第二条，即：一个具有忠孝之心的“君子”，即使在政治生活中遭受不公平待遇，仍当忍辱负重，不能犯上作乱。这与第一条原则是互为补充、互相制约的。前者主要用于对帝王的约束控制，因为用人的权力在他手上，后者主要用于对臣民的约束控制，希望他们用忠君的伦理责任感节制因怀才不遇产生的各种愤懑，不致演变成与帝王的对抗性矛盾。李贽以他特有的雄辩风格指出，《水浒传》的内容非但没有违背第二条原则，恰恰相反，这正好是一部宣扬忠义的作品：

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耳。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

既然《水浒传》如此完美地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政治原则，李贽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水浒传》是一部朝廷君臣必读的“发愤”之作：一百单八人之上梁山，责任全在于“有国者”“宰相”“兵部”“督府”没有合理地使用这些“大贤”，“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的情节与这一论述相对应；这些为朝廷建立了丰功伟业的英雄，最终受到残酷迫害，更显出了梁山好汉的“忠义”和朝廷奸臣的卑劣，“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的情节与这一论述相对应。明人称《水浒传》的百回繁本为《忠义水浒传》，不是没有原因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宋江形象和梁山英雄的悲剧结局，可以获得更有深度的认识。

三、以列传体浓墨重彩地描写豪侠

《水浒传》的结构，其特点之三是，对绿林好汉尤其是那些堪称豪侠的绿林好汉，多用列传体予以浓墨重彩的描写，并在描写中致力于豪侠精神的渲染。豪侠形象的描写和豪侠精神的渲染是《水浒传》分量最重也最富魅力的部分。

春秋战国时代，侠客极受尊重。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专制国家建立，侠客失去了其依托的社会背景。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大抵有三条：或成为武装反抗朝廷的绿林好汉，或沦为地方上恃强凌弱的土豪，或成为朝廷的爪牙。侠这一社会阶层，实际上已不存在。但侠的精神、侠的气概，却作为一种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作品中，唐诗中的《侠客行》，唐人传奇中的黄衫客等，都已不是生活的写照，而主要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概的表达，是一种浪漫情怀和少年壮志的呈现。《水浒传》对豪侠气象和豪侠精神的渲染，亦可作如是观。比如，鲁智深狂放不羁的意气、摧枯拉朽的气概和他自然纯朴的生命形态，一句话，鲁智深的豪侠精神，不是有一种超越庸常的特殊魅力吗？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把侠分为“卿相之侠”与“闾里之侠”。前者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之流，他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方面“藏活豪杰”，一方面“振人不赡”，能够驱遣豪侠为他们所用，因而成为游侠领袖。在《水浒传》中，柴进、晁盖、宋江是比照“卿相之侠”来写的，其中宋江尤为出色。司马迁所心仪的是“闾里之侠”，其特点是仗义除恶，打抱不平，“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在《水浒传》中，鲁智深、武松等就是比照“闾里之侠”来写的。

“义气”和“功夫”是豪侠的两个特征，“义气”又更重要些。武松说过：“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鲁智深的人生由八个大字组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为“闾里之侠”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鲁智深在第三回出场。这时他还是一个军官，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人们都叫他鲁提辖。他命运的变化从请史进饮酒开始。饮酒中间，听说郑屠欺负金老汉父女的事情，鲁智深“呸”了一声，“这个腌臜泼才，投托在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时就对史进、李忠说了一声：“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再来！”被史进、李忠死命劝住之后，鲁智深当场就拿出身上所有的银子，加上史进的银子，交给金老汉，让他准备好动身回家，并约定次日一早由他亲自护送，以防有人阻拦。

在安顿好金老父女之后，鲁智深转身来找郑屠算账。他没有像读者预想的那样上前就给郑屠一顿痛打，那样远不能解他的心头之恨。他要好好地消遣这厮一番。他借口小种经略相公的“钧旨”，叫郑屠亲自动手，把十斤精肉切成肉末，“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又叫郑屠把十斤肥肉切成肉末，“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两项下来，郑屠已经整整忙了一个早晨。他还要继续消遣郑屠，刁钻古怪地叫郑屠切十斤“寸金软骨”，不要一点肉在上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折腾郑屠，出一口恶气。郑屠终于被激怒，从肉案上拿了一把剔骨尖刀跟鲁智深拼命，这正合鲁智深之意，遂趁势拳打郑屠。

自古以来，“侠”的品类一直极为复杂。就《水浒传》而言，其中的人物更多半亦侠亦盗，可指责之处不少。为人出力的好汉不少，动机却有差异。或从个人恩怨出发，为报恩复仇犯法亡命；或从江湖道义出发，为周全江湖同道舍生忘死。而鲁智深的为人出力，是把同情给予无辜的受害者，为受恶势力欺压的弱势群体打抱不平。他的侠义，既超出了狭隘的个人恩怨，也超出了江湖同道的范围，在他眼里没有太多的人与我的界限，没有太多的同道与非同道的界限，而更看重是非曲直。他的同情在弱者一方，他的爱是广博的，他所秉持的义可以称为大义。金圣叹曾笔飞墨舞地赞叹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那种仗义疏财、打抱不平的人生气象，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超越凡俗的心理愉悦。

《礼记》是儒家的五部经典之一。其《儒行》篇明确地把“侠”作为与“儒”相对立的概念来用。儒崇尚理性，侠看重感情。儒以理性为基点，希望建立规范化的社会秩序，故提倡克制感情的欲望；侠从感情出发，热爱无拘无束的欢乐生活，甚至不惜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侠的生活中不能没有声色享受的位置。《水浒传》中的好汉热衷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有趣的是，《水浒传》对好色极为反感。这或许因为，饮酒助长豪气，好色却只能消磨豪气，“怜香惜玉”与侠的雄健粗犷的格调很难协调。《水浒传》第三十八回有这样一个细节：李逵等四人正在琵琶亭饮酒，“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李逵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叫一声，蓦然倒地”。这一情节，绝妙地写出了“豪杰事务”对“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的排斥。梁山是一个豪侠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常人的世界。林冲等人的妻子之所以无缘上山，原因在此；而所有上山的女人，如母夜叉、一丈青，几乎毫无例外地好汉化了，原因也在此。在豪侠圈子里，生命力的恣肆、豪宕是备受崇拜的。

《水浒传》对生命力的崇拜经由鲁智深、武松得到热情洋溢的表达。这两位好汉都具有好酒而不好色的性格。对于他们来说，酒是生命力的催化剂。其作用呈现为两个方面：一、酒使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所谓“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即指他两番使酒。诚如《水浒传》第四回所说：“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胆小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平日的鲁智深，虽也粗卤、豪爽，“到晚放翻身体，横罗十字，倒在禅床上睡；夜间鼻如雷响，如要起来净手，大惊小怪，只在佛殿后撒尿撒屎，遍地都是”，搅得五台山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但毕竟有所节制；而一旦喝醉了酒，他便浩浩落落，打摊亭子，损坏金刚，无所不为，无所不做，刚心猛气，随意发泄。二、生命力在酒的作用下更加恣肆不羁，富于传奇色彩。鲁智深说过：“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气力！”他倒拔垂杨柳亦是“乘着酒兴”，否则怕没有那分豪气。武松醉打蒋门神，痛饮是必要的铺垫：“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第二十九回）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曾将诸如此类的情形提炼为一组对句：“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以此为出发点，《水浒传》以铺张的笔墨极力渲染“武松醉打蒋门神”之前饮酒的兴会，以至于金圣叹在回前总评中感慨：其事如依史法，只须大书“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足矣；其文却将“酒人”“酒场”“酒时”“酒令”“酒监”“酒筹”“行酒人”“下酒物”“酒怀”“酒风”“酒赞”“酒题”一一写透，充分显示出生命力的恣肆、豪宕。

《水浒传》第四回，写鲁智深醉打山门，带有戏谑意味：

智深抢到山门下，见关了门，把拳头擂鼓也似敲门，两个门子那里敢开。智深敲了一回，扭过身来，看了左边的金刚，喝一声道：“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洒家，俺须不怕你。”跳上台基，把栅剌子只一拔，却似撧葱般拔开了，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颜色都脱下来。……智深等了一回，调转身来看着右边金刚，喝一声道：“你这厮张开大口，也来笑洒家。”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智深提着折木头大笑。

据说金刚是伏魔的，而醉后的鲁智深却连金刚也敢打坏，这不是无法无天吗？豪侠的行为，大约就是这种醉打山门的行为。没有这种气概，鲁智深能对着董超、薛霸二人说：“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中国文化对酒的推崇，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这种豪侠气概的推崇。

对豪侠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对宋江义军兴衰历程的完整叙述和对官逼民反的入木三分的描写，共同构成了《水浒传》的主要内容。三者之间自然有衔接和统一之处，比如，鲁智深、林冲都曾是主流社会的一员，后来成为豪侠，沦落水泊，正是与现实政治中邪恶势力冲突或受其迫害的结果，他们的人生归宿也与义军的悲剧结局息息相关。但是，三者之间存在不能衔接和统一之处也是不容否认的。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矛盾，并予以合理和深入的阐释。题材的多元与意义的多元是《水浒传》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