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与《三国志演义》一样,《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与三个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历史资料、民间故事、文人改编。但因具体情形的差异,《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又有其特殊性。

《水浒传》的故事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事件。《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尽管对此都有涉及,但内容简略,仅仅提纲式地交代了宋江事件的始末;现存的南宋人撰写的《东都事略》《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也涉及宋江事件,但也同样简略。且水浒故事在南宋初已盛传民间,而《东都事略》这类杂史却直到南宋后期才问世,《宋史》更晚。因此,初期讲述水浒故事的说话人不可能参考上述记载。

水浒故事在民间繁衍的主要形态,一是说话,二是演戏。这里以宋元说话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水浒故事没有现成的历史文本可以取资,民间说话人只能根据零零星星的传闻加以想象或“捏合”,因此,水浒故事最初不是以“说话四家”中的长篇“讲史”的面目出现,而是属于短篇的“小说”门类。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著录的“小说”话本名目中,朴刀类有《青面兽》,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这些话本分属于“说话四家”中“小说”一家的几个子目,可见水浒英雄的故事是分别由不同的说话人创造出来的,它们独立发展,形成若干个彼此之间并不衔接的短篇。

到了南宋末年,以《宣和遗事》的产生为标志,水浒故事完成了第一次向长篇的过渡。《宣和遗事》并非专讲水浒故事。水浒故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学者称之为“梁山泺纪事本末”。其细目如下:

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 杨志途贫卖刀杀人刺配卫州 孙立等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 石碣村晁盖伙劫生辰纲 宋江通信晁盖等脱逃 宋江杀阎婆惜题诗于壁 宋江得天书有三十六将姓名 宋江奔梁山泺寻晁盖 宋江三十六将共反 宋江朝东岳赛还心愿 张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将降 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梁山泺纪事本末”的意义在于,水浒故事以此为标志,完成了短篇“小说”向长篇“讲史”的过渡。它显示出水浒故事在规模和结构形式方面的重大变化。从规模看,早期的水浒故事是短篇的,英雄们各自独立地出现在不同的“小说”话本中,《宣和遗事》将三十六人集中在一起,以提纲的形式具备了长篇“讲史”的规模。《宣和遗事》说“晁盖等八个劫了生辰纲,同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了”。太行山与梁山泊相距甚远,现在捏到了一起,正是太行山英雄故事与梁山泊英雄故事合流的标志。从结构形式看,“说话四家”中的“小说”关注的是某个人物的命运,因而往往以人物为线索来组织情节,这从早期水浒故事以人物标题的方式也可看得出来。“讲史”关注的却主要是事件的推进,在结构上表现为以事件为中心来组织情节和描写人物。“梁山泺纪事本末”主要采用了“讲史”的结构。其表现是:三十六个水浒英雄是分作五批集体上山的,第一批十二人,第二批八人,第三批四人,第四批九人,第五批三人。作者安排英雄们分五批集体上山,他所关注的就不再是某个人物的命运,而是宋江事件的发展。当然,由于“梁山泺纪事本末”是从“小说”演变来的,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遗存。例如宋江,“梁山泺纪事本末”写他私放晁盖,杀阎婆惜,得天书,这仍然是以他个人的命运为中心的。

但水浒故事的长篇结构并不稳定。《宣和遗事》之后,它又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退回到短篇的状态,直到施耐庵“集撰”《水浒传》时才再度具备长篇的体制。从《宣和遗事》到《水浒传》问世,其间水浒故事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水浒英雄增加了七十二地煞,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单八人。现存的三本关于水浒故事的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李逵负荆》《燕青博鱼》透露了此中消息。二是水浒英雄单独活动的故事多起来了。《宣和遗事》中的好汉以集体活动为主,而《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鲁智深、杨志等最精彩的角色却以单独活动为主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推测。水浒故事的这两个显著变化,意味着“梁山泺纪事本末”的长篇结构已被突破,不然,水浒英雄就既不可能大量脱离集体单独行动,也不可能自由增加人数。水浒故事长篇结构的不稳定性,与它产生初期的短篇形式和“梁山泺纪事本末”的“讲史”“小说”杂糅的松散结构密切相关:一个松散的结构约束不了那些活跃的、习惯于独来独往的梁山好汉。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作者和版本问题较为复杂。《水浒传》究竟成书于何时?在通行的“产生于元末明初”这一说法之外,主要还有产生于元代或明嘉靖初年两种意见。比较而言,“产生于元末明初”的说法仍具有较多的合理性。

《水浒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其主要依据是明嘉靖(1522—1566年)间人高儒的《百川书志》的记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合作者,他是元末明初人,这间接证明了施耐庵的生活年代。在通行的说法之外,还有两种非主流的观点:或断言施耐庵实无其人,极可能就是明嘉靖间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或断言施耐庵是元明之际的江苏兴化或大丰人施彦端。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罗贯中改编三国故事,无须在整体安排上殚精竭虑,“讲史”话本以历史事件作为中心线索的结构形式对他仍然适用。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都是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蓝本,这两个蓝本在许多局部例如细节的描写、场面的铺张、材料的取舍与添加方面都和后者大有区别,但情节进展的总体程序却基本一致。这表明,三国故事由来已久的“讲史”结构极为稳定。《水浒传》的改编则不然:尽管在它之前已经有“梁山泺纪事本末”这样的长篇布局,但对于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水浒故事却不再适用,需要花一番重新结构的功夫。最大的变化是:《水浒传》不再像“梁山泺纪事本末”那样以历史事件作为中心线索,而是更多关注水浒英雄的个人命运,其中的若干重要人物都有相对独立的传记,作者只能采用“列传”的手法将他们连缀在一起。同时,《水浒传》作者对事件的关心也并未完全淡漠,这表现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已有三败高俅、两赢童贯之类以写事件为主的情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水浒传》又集中笔墨写了招安和征方腊,而且再没有出现相对独立的个人传记。这样,《水浒传》的结构形式就显得不够统一:“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它以英雄传记为中心,而这之后却又以事件为中心。这种不统一在《水浒传》后来的演变中导致了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删掉招安和征方腊的情节,成为七十回本,由于这一节本保留了以英雄传记为中心的精华部分,结构形式更为统一,因而在清代最为流行。一是招安以后的情节,后人又陆续添进了征田虎、征王庆等故事,这样随意添进的情节也同样能使读者接受,在于原本中本来就存在招安——征方腊这条以事件为主的情节线索,后人不过在这条线索上多串上几个故事而已。而这样一来,《水浒传》在结构形式上的不统一就更为明显了。

《金圣叹点评水浒传》

《水浒传》的通行本均为繁本,以其回目的多少作为区分标准,主要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其主要区别是,七十回本(即金圣叹评改本)的故事至“梁山泊英雄大聚义”为止,无招安以后的情节;百回本除了包含七十回本的所有故事外,还有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的情节;百二十回本除了包含百回本的所有故事外,还有征田虎、征王庆的情节。这三种版本中,百回本较为接近《水浒传》原著的面貌;至于其中的征辽情节是否为原本所有,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

简本和繁本的区别,不在于回目的多少,而在于描写的详略、文辞的繁简。繁本和简本孰先孰后,学术界意见不一,一般认为繁本在前,简本在后,删繁就简,乃是书商为了减少成本而采取的偷工减料的方式。简本文辞简陋,一般只作研究资料来用。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6月曾影印出版。

《水浒传》曾与《三国志演义》合刊,题为《英雄谱》。《英雄谱》所收《水浒传》均系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