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徐树铭序

叙曰:上古天真淳闷，婴疾者少，然而黄帝、岐伯、俞跗、雷公之伦，即已勤求至道，惠济寰宇，岂非风湿寒暑，天不能无偏行，疾痛痒疴，人亦何容不豫计也。三代之际，掌以专官，世宿其业，民无夭枉。秦弃旧典，术遂淆乱，扁鹊、仓公，晨星落落。至于汉末，长沙崛起，上承往圣，药乃有宗。魏晋六朝，叔和、张之隐、居翊之微有发明，未言枢辖。唐宋而降，源远末分，比之江同出岷，而枝别三千，浅深泛滥，难以概焉。

国朝昌邑黄氏，慨念医术纷歧，斯道将坠，一以黄岐秦张四圣为标准，于是有《四圣心源》《素灵微蕴》《四圣悬枢》之作。又念长沙二书，赞仰虽多，明晦尚半，于是又有《伤寒悬解》《伤寒说意》《金匮悬解》之作。《神农本草》，不见《汉志》，中间地名，颇杂后代，病其非真，不无贻误，乃复因长沙所用之品，推求功用，为《长沙药解》四卷。有未备者，别绎《大观本草》诸书，补之为《玉楸药解》八卷。

叙曰:上古之人天真淳朴，少私寡欲，因而遭受疾病缠绕的人很少。虽然如此，但是黄帝、岐伯、俞跗、雷公等人已经勤求医学的深奥道理，用来惠济天下苍生。这不就说明了下面的道理嘛，即:自然界的风湿寒暑等气候变化，不可能没有偏颇、异常;人身的疾病痛痒，怎能不提前谋划预防?夏商周三代之际，医学有专职官员掌管，世代承袭其业，民众没有夭折而死的。秦代废弃了前朝的典章制度，医术就出现了混乱，像扁鹊、仓公那样的名医寥若晨星。到汉代末年，张仲景崛起，上承往古的医学圣人，医药之学才有了正宗。魏晋六朝以后，王叔和、张之隐、居翊之等人对医学略有发明，却未言及关键要害之处。唐宋以后，距离医学的源头越来越远，而医学的末流分歧错杂而出，就如同长江源出于岷山，而其后分出的支流有三千之众，其泛滥、分化出来或深或浅的支流、派系，难以尽数。

我朝昌邑黄氏，感慨于医术纷乱，分歧众多，医学之道日益衰微，因此完全按照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四位医学圣人为标准著述医书，于是就有了《四圣心源》《素灵微蕴》《四圣悬枢》的问世。后来又想到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景仰称赞的人虽然很多，而其中的内容却是明白与隐晦各占一半，于是又有《伤寒悬解》《伤寒说意》《金匮悬解》之作。《神农本草经》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而且书中的地名混杂有很多后世的称谓，因此担心其内容会有不真切之处而贻误于后世，所以又根据张仲景书中所用的药品，探求其功效用法，作《长沙药解》四卷。另有不完备的地方，又演绎了《大观本草》等书，补写了《玉楸药解》八卷。

八种之书，昔远词文，义闳 ^①体博，末学粗工，卒难寻究。昧者未睹玄微，略循枝叶，辄疑黄氏意主扶阳，不无偏胜。不知黄氏之言曰:足太阴以湿土主令，足阳明从燥金化气，是以阳明之燥，不敌太阴之湿，及其病也，胃阳衰而脾阴旺，湿居八九。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灭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泻水补火，抑阴扶阳，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莫妙于此。此黄氏之微言也，神而明之，讵有偏胜患乎!

八种之书，刻于张氏《宛邻丛书》四种，余四种，无刻本。铭虑其久将佚也，幕友江右杨舍人希闵录有全本，因更校刻，以广其传。上士十载悟玄，下士见之，以为尚白，书之美恶，在人自领，何能相贷为缕陈乎。

黄氏尚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见《四库提要》目中。今访未得，殆佚遗矣。

①闳 (hónɡ):高大。

这八种书的文词古雅，义理宏大，体系赅博，没有高深学问的人难以全部探究明白。有些昏昧糊涂之人，未发现书中的精微深奥道理，只懂了一些细枝末节，总是怀疑黄氏在治病方法上主张扶阳，有所偏颇，却不懂得黄氏以下言论的含义:“足太阴脾以湿土主令，足阳明胃从燥金化气，因此阳明之燥，不敌太阴之湿;等到其患病之后，往往胃阳衰而脾阴旺，湿居八九。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焦之气不能运转，升降颠倒，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无不由此产生。以故医家用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灭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如果在治疗方法上泻水补火，抑阴扶阳，使中焦之气得以运转，则清浊复位，却病延年，没有比这种方法更好的。”这是黄氏具有精微含义的言论，用心领悟才可以明白，哪有什么偏胜之患!

这八种书中有四种曾刊刻于张氏的《宛邻丛书》中，其余四种无刻本。我忧虑担心这些书时间久了可能会失传，而我的幕友江右杨舍人希闵录有全本，因而再一次校订刻印，以扩大其流传。上智之士十年得悟妙理，而下智之士见之，以为只是空口说白话。一部书的好坏，在于读书人的自我领悟，怎么可能由别人代替去条分缕析地详细陈述呢?

黄氏还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 《难经悬解》，见于《四库提要》目录中。而今访求未得，大概失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