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普遍不稳定性时代的全球劳动后备军

马克思有关工人不稳定性概念的结构性基础是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杠杆支点。与当今将“不稳定性”和“不稳定”作为一种“文化的复制因子”使用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综合的理论路径和科学地看待工人阶级不安全和被剥削的未来，并将其与革命性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的路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概念并非与不稳定相对立，即形成一个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而是将不稳定性作为一种工人阶级存在和抗争中的元素来进行定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相对迅速的时期。这些增长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①无可置疑的美国霸权；②美国的第一次汽车浪潮；③欧洲和日本（通过发展汽车产业）的战后重建；④以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是美国广告、时尚和消费的中心。——译者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销售的增长；⑤在亚洲的两次区域战争以及与冷战相关的一般军事化。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较高的就业伴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的萧条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尤其在欧洲——抗击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挑战的必然产物）一同形成了垄断资本和商会之间的相对空间。在这里，商会经常将自己视为年轻的帝国主义的合作者。这个时期，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心的工人间接从这个体系中受益。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随着那些曾经推动它前进的各种外在因素逐渐衰退，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尤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导致现实中经济衰退，继而转变为大规模的经济停滞。在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发起了全球经济重组的过程，减少了福利国家的开销，攻击工会，开始加强被人们周知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战争”（Kolko，1988；Magdoff and Foster，2014）。

20世纪80年代，公司和富裕的个体在过度积累和市场饱和的环境中寻找剩余资本的出口。由于饱和市场的投资不再能够继续积累，于是资本首先开始在公司兼并中进行投机，之后进入更为普遍意义上的金融系统——金融部门因此创造了“永无止境”的外来金融投资，通过不断增加的债务来降低风险。在垄断金融资本的新时代，美国和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由于获得新数字技术的支持而得到有限的扩张。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不断恶化的经济停滞。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三者的经济增长率每10年都在下降（Foster and McChesney，2012：4）。跨国公司所推动的新全球经济中，它们将生产转移到“全球南方”，利用边陲地区更低的工资来追逐全球性的劳工套利。这些地区的人口到2008年占据了世界人口的70%（1980年的时候，这些地区的人口只有世界的50%）（Foster，McChesney and Jonna，2011：4）。

这些都对“全球北方”的工人形成了压力。这些工人正在遭遇更严重的失业，以及来自“全球南方”低工资工人更激烈的竞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所组成的潜在劳动后备军（例如，美国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工人、德国的土耳其工人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引发了工人阶级内部在全国范围和国际上的冲突，诸如20世纪90年代至今几十年来中东地区、前南斯拉夫、北美地区的帝国战争（这可能也与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消失有关）。苏联体系陨落和中国重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上亿的工人带入了全球的劳动后备军队伍，构成了全球化的新纪元。所有这些加速了全世界工人薪资和工作条件底线的分崩离析。总而言之，全球工人阶级及其内部各个分支都在竞劣（race to the bottom）。这种现实必然导致新的不稳定性的形成。^[6]

2007年出现的美国金融危机，2008～2009年扩展到世界经济，导致全球失业的增加和重组。兼职和临时工作的增加，以及失业及未充分就业的上升，构成了国际劳动力市场新的、更加危险的结构条件。大部分分析家，即使是左翼分析家，都没办法使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来理解这些，从而导致了极大的混乱。传统社会科学通常仅将更具有剥削性质的劳资关系视为一个与体系没有实质关系，也没有任何历史或理论基础的异常现象。许多左翼理论家只是醉心于话语的建构，而对上述问题极少有建树。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的下滑，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始回归马克思有关劳动后备军的分析来理解停滞的再度出现及其对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影响。在危机被完全控制之前也是如此。这个时期，分析劳工状况及其与积累之间关系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的开创性作品。布雷弗曼最负盛名的是使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分析来说明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的退化（the degradation of labour）。但他也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和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包括现役的劳动后备军和劳动力蓄水池（Johna and Foster，2014）。作为最早的跨国公司理论家，海默将他的分析建立在工业组织理论和垄断资本理论之上。与此同时，他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为基础，拓展自己的作品以探究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

1975年，布雷弗曼指出美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劳动后备军在快速地增长：“从二战到现在，美国失业率统计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官方所统计的失业人口在持续扩大……5%～6%的失业率是1949～1950年经济萧条的特征，但现在已经变成了70%的繁荣率——人们很高兴回到这个比例。”（Braverman，1975：29）然而在布雷弗曼看来，数据的缺乏，意味着它们只是粗糙地呈现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因为官方的失业率统计中并没有包括劳动后备军的更大部分，即需要全职工作的广大兼职工人，临时工，挫败的工人，边缘的、在经济上消极的人口等。快速增长的劳动后备军整体在本质上摧毁了待遇相对较好的工人阶级部门（甚至是中产阶级），形成了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不稳定阶级。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卷入低收入的服务和零售部门，就业不足、失业和无生产性的雇佣接踵而至。

在更细致的统计分析中，布雷弗曼指出，1970年大约美国69%的有效劳动人口（包括现役劳动后备军和一定比例的劳动力蓄水池）与六种基本的工人阶级职业相关（Braverman，1998/1974：261-262，1994：18-21）。最近的分析表明，这种情况在随后的40年间持续且显著地存在（以职业转型为目的），工人阶级在2011年构成了美国69%的有效劳动人口（Jonna and Foster，2014：5-8），随之而来的是工作质量方面的巨大转变。更多的工人在低薪的部门，从事着兼职和临时的工作。所有的这些意味着劳动人口的不稳定性和劳动力蓄水池的整体性扩张。

海默长期关注跨国公司的增长，同时发展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理论（Hymer，1979：256-272）。他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剥削的两个主要因素：（使国内获得更多劳动后备军的）技术变化和农村地区对“潜在剩余人口”的吸纳。这两个因素有效地瓦解了前资本主义地区，并将其整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Marx，1976/1867：764，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09页。——译者注），资本通过这两种方式[海默（Hymer，1979：269）所谓的“产业劳动力蓄水池”和“外部劳动力蓄水池”]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

在无产阶级之上，伫立着广大的管理层、技术人员和官僚，他们通过维持无产阶级分裂的状态来组织和克服无产阶级的抵抗。在无产阶级底下是一个蓄水池，囊括了失业、就业不足和低工资的阶层。技术变迁喂养着这些阶层，并开辟了新大陆来降低其地位的重要性，阻碍其向阶级意识的方向发展。劳动力蓄水池驱动着工人贵族保持工作，并维持着他们对从特权地位上掉落的恐惧，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忠诚。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族裔、年龄和性别。因此，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裂痕通常表现在种族、宗教、肤色、年龄、性别和国籍方面，这使得工人的阶级意识很难形成。（Hymer，1979：263）

海默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来强调，工人的阶级意识要求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通过他们的劳动力来获得积累，工人阶级通过产业后备军的方式，只是增强了资本而并非自己的经济能力，从而使他们自身的情况“更加不稳定”（Hymer，1979：259）。一旦回到现实，工人的革命性角色取决于他们消灭自身内部的竞争和不平等，从而达到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自由。虽然新的国际分工和各种不同的社会认同在不断分化劳动者，并将其置于日益不稳定的状况，但他仍坚持希望劳动者能够一起斗争，从而消灭他们内部的竞争，并最终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这既是一种终极目标，又是一种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视角），虽然这个团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Hymer，1979：21）。

今天，劳动后备军遍布整个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莫里斯等思想家在19世纪，海默在20世纪所认为的那样，工人斗争必须是国际性的。工人不稳定性随着全球劳动后备军涨落。外部劳动后备军，虽然仍在不断壮大，但并非取之不尽，且正在日渐消弭。资本积累如要继续的话，用它（资本）来取代当前的劳动力是亟须的。正如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2004）在《一个不稳定的存在：百万人的命运？》（A Precarious Existence：The Fate of Billions？）一文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2007）在《贫民窟的星球》（Planets of Slums）一书提到的那样，10亿居民集中在“全球南方”的城市中心。在那里，这些不稳定的存在是事实，三分之一的工人一天挣的钱少于2美元（ILO，2015a：28）。除此之外，一个新的国际分工能够处理无数人的灾难性情况（伴随着世界的经济瓦解，不断出现的军国主义和战争，以及悬置的全球生态灾难）。^[7]正如海默在讨论有关当今帝国主义国家顶端秩序的发展趋势时，提到“美国帝国主义的结构，维持着某种秩序……在过去，这个结构正在消解，一个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斗争正出现在这个世界中”（Hymer，1979：270-271）。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为所有人谋求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社会变得迫切，这不仅仅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也逐渐成为人类生命自身的需要。

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劳动力蓄水池和大多数世界人口不稳定性根源的重要性（ILO，2014）。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分类与马克思所划分的劳动后备军的不同层次紧密相连。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发布的《1991—2013年全球工人阶级分层》（The Layers of the Global Working Class from 1991 to 2013）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劳动后备军构成了世界60%的可用劳动人口，远超包括小经营者在内的现役劳动后备军（ILO，2015b）。报告还指出，2013年全球劳动后备军达到23亿人。与16.5亿现役劳动后备军相比，许多人处于不稳定的失业状态。同年，官方失业的人数为2亿（符合马克思“流动”人口的概念）。15亿的工人被认为是“容易受伤”的被雇佣者（与马克思“停滞”人口概念有关），由一些自雇职业者（非正式工人和农村生活工人）和“家庭工人”（家庭劳动者）组成。另外还有25～54岁的6亿个体被认为在经济上是消极的。虽然这类人群内部充满差异，但毫无疑问包含了大多数构成贫困人口的工人（ILO，2015b）。

但是，上述数据严重低估了（马克思意义上）全球劳动后备军的整体范围。因为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中所展示的兼职工和临时工都是被雇佣的有酬劳动力，它忽视了那些只是与雇佣有着部分或不稳定关系工人日益朝不保夕的状况（Foster，McChesney and Jonna，2011：19-26）。2013年，那些每日所得少于2美元的工人，在全球占26%，这个百分比比“全球南方”（诸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非）要高。在这些地区，穷人在工薪阶层中占到60%（ILO，2015b）。全球范围内，大约60%的工薪阶层从事兼职和临时工作，此外，22%为自雇者（ILO，2015a：13，39）。^[8]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后备军也异常庞大，构成了2013年有效劳动人口的27%，这延续并加深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不稳定状态；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后备军仅占有效劳动人口的64%（ILO，201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