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恩格斯、马克思、莫里斯和不稳定劳动概念的起源

与产业后备军紧密相连的工人不稳定性的理论建构，来源于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恩格斯、马克思和莫里斯的论著。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写道：“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Engels，1993/1845：149）因此，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可以用不稳定来描述。这种状况只会进一步加剧被扔进失业和未充分就业“剩余人口”所面临的持续性的威胁。对于恩格斯来说，这是“失业劳动后备军”理论的重要部分，该理论奠定了整个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基础（Engels，1993/1845：9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沿袭了相同的思想，提出“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日益迅速的和持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Marx and Engels，1964/1848：17，72）。

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发展了劳动后备军的理论，使之成为工人阶级自身及其生活不稳定的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指出：“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Marx，1976/1867：798，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3页。——译者注）他在之前几页中提到了相似的观点：“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Marx，1976/1867：793，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2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发展这些分析中提到，“相对剩余人口的存在和不同形式”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这里，他分别列出了四种不同的形式：流动的（floating）、潜在的（latent）、停滞的（stagnant）和贫困的（pauperized）人口。首先，产业后备军最混乱的一层是流动人口。其作为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劳动过程高度细化的另一面而存在。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人阶级是永恒流动的——不仅因为劳动力需求的持续性减少，也因为劳动力的快速消耗。人类只能抵抗短期内工作对于身体的折磨。因此，工厂、车间和矿山，往往寻找新鲜的，最容易被剥削的产业后备军——尤其是儿童、年轻女性和“零散的”农民工。由于现代工业混乱和充满张力的本质，这些流动人口的流动率往往非常高。工人“被排斥，也被吸引，前后摇摆；与此同时，工业所需要的不同性别、年龄和技术的劳动力一直在变化”（Marx，1976/1867：583，795，818）。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工业的显著特征是其与劳动力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吸引新的劳动力，与之相应的，在下一刻经济紧缩的时候又抵制劳动力（Marx，1976/1867：794-795）。然而，流动人口包括了那些在最近的雇佣历史中，与现役的劳动后备军紧密联系的（不稳定）工人。他们构成了在经济增长中被首先雇用和重新雇用的劳动力。

其次，在马克思的描述中，产业后备军的第二类构成是“潜在的”剩余劳动力（Marx，1976/1867：795-796）。他们大部分指的是农业（或农村）人口中自给自足的那部分。这部分人口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广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因此，是“潜在的”）。马克思指出，爱尔兰在国际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后备军，存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工人作为英国工业所需的广大潜在人口。这些情况是英国征服爱尔兰以及之后殖民历史的结果。马克思解释道：“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Marx，1976/1867：571-572，860，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69页。——译者注）所以，不稳定性是英格兰和爱尔兰农村劳动力的状况，他们“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当工业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征召，而当资本积累觉得他们不再有直接用处的时候，他们被毫不留情地抛弃（Marx，1976/1867：796，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05页。——译者注）。

再次，“停滞的”人口是马克思对整个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征做出的最犀利的描述。从现代工业和农业中被驱逐出去的工人是停滞人口的重要构成，且成为“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它以“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为特征。在这里，雇佣是“极度不规律的”。当成员全部获得雇佣的时候，他们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极高（Marx，1976/1867：796-798，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0页。——译者注）。这是工人阶级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同时他们被迫退回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谋生的困境。停滞人口数量的激增要远快于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但却与工资的增长呈现出反比例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它（停滞人口中的工人）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对“人口改变”这个概念做出了著名的预测。他认为随着人口增加，工资的增长率则会降低，而并非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所假设的那样会上升（Marx，1976/1867：796-79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1页。——译者注）。在马克思看来，（尤其是爱尔兰的）日工与停滞人口息息相关，构成了“最不稳定”的工资劳动——他们通常需要长途跋涉才能获得工作，并为深渊般的薪资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完全缺乏保护，由此增加了他们的虚弱、疾病和欲望（Marx，1976/1867：865）。

管理“停滞”人口的核心结构条件是“所谓家庭劳动”或“现代家庭劳动”与“现代制造业”（工场手工业）的并行不悖（Marx，1976/1867：591）。^[5]现代家庭劳动主要在工人家中或在小型的车间里进行，例如（纺织品）的花边生产。这种形式被马克思称为“外包”（outwork）或“转包”（subcontracting），与工厂体系紧密相连。在他看来，“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具体来说：

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Marx，1976/1867：591，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2页。——译者注）。

现代家庭劳动的劳动环境极其糟糕，是因为它将“停滞”的剩余人口作为它的基础——前者情况是后者情况的反映。这里有足够廉价、新鲜和可被剥削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妇女和小孩。现代家庭劳动中工人的不稳定性体现在“劳动时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现代家庭劳动中的工人（主要是妇女和小女孩），“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程度”（Marx，1976/1867：602-604，825，863，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17页。——译者注）。

在典型的现代家庭劳动中，妇女和小女孩以附属于现代制造业的“外包工”（outworkers）形式在制衣业中工作。马克思指出，伦敦德里的一个衬衣厂在厂内雇用了1000个工人，还雇用了“散布在农村地区的9000个外包工”。这些外包工更多地分布在一些较大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小作坊里，使得“工人的反抗由于分散而减弱”。这些都加强了“这种经济中吃人的面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属制衣业的“老板娘家”（mistress's houses）。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600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军队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英尺，而在“老板娘家”，每人只有67～100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在“生意好的时候”，孩子从6岁开始每天工作14小时（或更多），这种情况极为普遍（Marx，1976/1867：595-599）。

马克思所谓的“现代工业”或工厂体系是在《工厂法》（The Factory Acts）下逐渐形成的，但生产线与现代家庭劳动及现代制造业相关，其通过“法律规章”摆脱约束，使劳动力处于“无法律限制地被剥削”状态，而停滞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极度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之中（Marx，1976/1867：353）。在这里，童工被要求从早上4点工作到半夜。马克思援引《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来说明在这些工厂中，甚至仍然存在为将工作缩减到一天14个小时而进行的斗争。他对诸如制陶、造纸、面包制作、花边制作等各行业进行研究，并以研究伦敦制衣工人的情况作为尾声。这与他后来对现代家庭劳动的讨论有些重叠。在那部分讨论中，他重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故事——在伦敦最负盛名的一家制衣厂，20岁的玛丽·安·沃克利由于在小隔间内连续经历缺觉、缺氧，并在持续工作26.5小时后死亡。沃克利被迫为制作威尔士公主舞会的裙子而长时间工作。甚至连推崇自由贸易的《晨星报》（The Morning Post）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声称“我们的白奴累垮而进入坟墓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Marx，1976/1867：354-36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页。——译者注）。

最后，在马克思看来，贫困人口是产业后备军又一重要组成。正如约瑟夫·弗拉基亚（Joseph Fracchia）所述，资本主义下对劳动力的剥削将后备军作为支点，“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并不抽象，而是具体地根植于每个人的身体，‘一个受苦受难的工人群体所构成的庞然大物，是资本不断变化的剥削所需要的后备军’，……资本主义通过使一代代的‘贫困个体’阶层永存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一生的贫困是对身体及处于贫困中的身体能力的一致攻击”（Fracchia，2008：47；Marx，1976/1867：618，719，784）。资本主义下的雇佣的不稳定性往往拓展到工作条件自身，拓展到消耗人类存在的肉身基础。

对于马克思来说，相较于完全的贫困人口（如赤贫的工人），停滞人口便不值一提。马克思将赤贫的工人视为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这些赤贫的工人包括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和那些过去被完全雇佣的工人。赤贫的工人撑起了产业后备军和整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工人被囚居在“官方所统计的贫困的领域”——余下的人口由“流浪汉、罪犯、妓女，简而言之为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构成。“官方所统计的贫困者”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以下一些人。首先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每当贸易危机发生时他们的人数就陡增，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其次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大量且快速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大军的队伍中。再次是衰败的、破烂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这一类包括大部分因劳动分工而失去适应性以致被淘汰的工人，以及超过平均年龄的工人。最后是随着危险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加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号、寡妇等。现役劳动力大军都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赤贫人口，后者不断沦为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dead weight）。需要救济的赤贫人口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也包含在后者的必然性中。贫困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过程的一个存在条件（Marx，1976/1867：797，80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1～742页。——译者注；Engels，1993/1845：96-97）。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强调了工人阶级最贫穷的部分（停滞和贫穷的部分），并卷入他们可以行猎的广大领域——这是每个街角都存在的“小摊小贩”的王国。小摊贩们通过卖“鞋子、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来维持他们不稳定的生活。其他“所谓的零工”涌向街头，寻找各种各样的小工作：几个小时的工作或日工。这些都是与贫穷相关的无处不在的非正规经济（Engels，1993/1845：9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370页。——译者注）。

马克思使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来说明女性被正式雇佣的人数要高于男性。很大程度上由于家庭帮佣中85%都是女性。家庭帮佣的数字已经超越了所有纺织工人（纺织厂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和金属工人（人数会少些，且大部分是男性）的总数。不稳定性，意味着成为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往往成为男性的命运。当他们被雇佣的时候，他们传统上比女性获得更高的工资，但越来越被永远在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工业视为无法被雇佣的人群（Marx，1976/1867：574-575）。

资本主义，不仅限于单个国家，而是一个全球的生产系统。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后备军是一个国际现象，通过殖民主义将更广阔的边陲地带囊括进来。“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Marx，1976/1867：579-580，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520页。——译者注）“不稳定性”自身被理解为一种影响殖民地区的全球现象。马克思指出：“利润率（在边陲地带）普遍较高，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所以往往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越高。”（Marx，1981/1863-1865：345，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4～265页。——译者注）他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劳动力是廉价和不稳定的，那么那些作为原始积累条件的被殖民的边陲地区就更不稳定了。“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Marx，1976/1867：915）

19世纪末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和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拓展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理论。他比任何一个身处1880～1890年的思想家，更倾向拓展马克思有关劳动后备军的理论来呈现工人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1883年，他在《富豪阶层下的艺术》（Art Under Plutocracy）一文中声称，资本主义下退化的劳动过程，以及那些提供或拒绝就业的条款，引发了工人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产生了绝对疏离的状况（Morris，1915：176-177）。同样，在他著名的演讲《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1883年首次演讲，此后收录于他在1888年出版的《改变的痕迹》（Signs of Change）一书]中，莫里斯提到，“贯穿工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源自“‘劳动后备军’人数增加”的趋势。工人贡献给工会的钱款是他们在工资之外不得不支付的费用，以对抗只有组织化的工人才能抵御的“雇佣的不稳定性”。在定义资本主义下工人的状况时，莫里斯认识到“不稳定性”问题的重要性。他在1887年的演讲中提到“社会主义者想要什么？”并对“不稳定性”的边缘地位另有看法，认为这是应该进一步拓展的压倒一切的重大主题（Morris，1896/1888：169，187；Morris，1969：232；Salmon，1996：127；Leopold，2003：xvi）。之后，他在1894年的演讲中提到“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时说道，“更高的工资和更少的不稳定工作、更多的休闲、更多的公共福利”构成了工人主要的诉求，但是这些目标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建立”才能实现（Thompson，1976：613-614）。对于莫里斯来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他们需要不断通过抗争才能维持或获得一份工作，并且需要面对（现实中许多）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威胁、道德和肉体上极度的痛苦、堕落，甚至是具有剥削性质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死亡，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这些都构成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这些不稳定、堕落和无用的辛劳损害着所有自由的人类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