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军事人力资源相关制度

古代军队建军治军的制度通常以律、令、制、诏、格、式等形式颁行，如秦代的《军爵律》，三国的《论吏士行能令》《军令》《败军抵罪论》，唐代的《卫禁律》《擅兴律》《宫防令》等，其中就包含有军事人力资源的管理规定。然而，长期以来，对古代军事制度的研究与记载多寓于兵法研究之中，有关军事制度的论述多散见于兵书或其他著作，专门的军事制度研究极为罕见。

征募制度。在我国数千年的古代军事史上，征募军事人力经历过民军制、征兵制、世兵制、府兵制、募兵制等多种形式。战国以前，兵役主要是民军制，平时保持少量由奴隶主贵族组成的卫队（常备兵），战时征集王公贵族和自由民出征；战争结束，部队解散，士兵各回本乡生产。奴隶无权当兵，仅能充当军中杂役。战国中期，征兵制逐渐兴起，规定一切适龄的男丁都要应征入伍。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征兵制得以推行。到二十岁时，男丁服兵役，服役期为两年。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仅靠征兵制已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于是开始兼行募兵制。唐代以募兵为主。宋代沿袭中唐以来的募兵制度，而且以招募灾民当兵作为传统国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明朝将募兵和征兵相结合。清朝的绿营兵系征募而成，八旗兵则是在部落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兵制是指一旦编为军户即脱离民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为兵，非有特殊功勋者不得更籍。主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实行。辽、金及元代前期实行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建立封建国家后也实行世兵制。府兵制是指受田农民终身服役，平时务农，农隙训练，形成于西魏、北周时期，隋朝及唐代中期曾实行这种兵役制。

选官制度。“夫将者，国之辅也”,“国之命也”。将帅是军事人力的精英，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对此十分重视。古代军队确立了一系列选用官员的制度：世袭制、军功制、荐举制、武举制等。在同一时期，上述制度可能会数种并用、相互补充，共同达成对各级官员的选拔。世袭制起于先秦，至清朝八旗兵，历代多有实行。军功制，起于春秋，盛行于战国，如秦国用商鞅新法，定军功爵20级，规定军功大者封高爵、授高官，小者封低爵、授小官，无功者虽为宗室也不予封爵授官。从军功人员中选官升官，历代相沿，成为中初级武官（中国古代通常称军事指挥、管理人员为武官）的重要来源。荐举制，多用于高级将帅或特殊人才的选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盛行，如孙武、吴起和孙膑等，都是通过推荐或自荐而任军队高级官员的。至明清时，也实行由州、县长官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武举制，始于唐朝，是古代科举制中所设科目之一，专门用于选拔武官。到清朝时，武举制臻于完善，颁布了考试条例，规定武试分内、外两场：内场考武经，以《武经七书》为基本内容；外场考武功技巧，如骑、射、刀、枪等。

授职制度。在用将方面，《六韬》坚持“因能授职，各取所长”，认为勇敢的将领可以用之进攻而不用之固守，持重的可用于固守而不用于进攻，贪婪的可令其攻占而不可让其主持财物分配，讲信用的可让其坚守信约而不让其应付事变等。在用兵士方面，首先要辨才选才。为了选出合格的士兵，古代往往在招募时进行考核，合格者方能入伍。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早在战国时，魏国招募“武卒”就有如下的考试科目：“衣三属（即三层）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即箭囊）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即背负）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必须要“中试”，方能“取之”。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认为：“兵之贵选，尚矣。”他根据多年带兵的经验，认为“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他还主张“必以胆为主”“第一选人以精神为主”，如果没有胆气，没有精神，“临事则怕死”，一切均不可取。古人强调根据个人情况分配岗位，配给武器。早在战国时，吴子就讲过，要“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检考制度。主要是指检查、考核武官业绩以定奖惩、升降的制度。检考官吏起于先秦，历代皆有，包括上计制、磨勘制和军政考选制。上计制盛行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指必须把武官的军功即战场上的斩获刻于木简，上报国君，作为考核依据。磨勘制，是指唐宋建立的文武官员考核、升降的程序和制度。唐制规定，由州府和百司长官负责考核属下的功、过、行、能，分九等注入考状，待其任官年资期满，即依考状决定升降。为防止申报虚假不实，其考状须经尚书省吏部及各道观察使等官复验，是为磨勘。军政考选制，是明清考核、考察军政官员的制度。明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凡武官，五年考选一次，逐级将考核情况造册上报，复奏定夺升降。清顺治九年（1652年），定军政考核六年一举；十一年（1654年）改为五年一举。京师和地方武官，皆以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格考注。

教习制度。自古以来，军队就强调训练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也就是说，让未受训练的兵士去作战，就是让他们到敌人刀枪下去送死。管仲称经过训练的士兵为“教卒”“练士”，未经训练的士兵为“驱众”“白徒”。他认为：“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春秋时的晋国就已正式设立了军队的训练部门，负责全军步卒与驭手的训练。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所谓“教”，就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先进行政治思想、道德作风方面的教育，然后才“习练”各种技艺，这其中首先是队列和阵法变化。所谓“戒”，就是戒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清楚宣布并讲解各种军令军纪，让官兵明确行动准则，令行禁止。明代军事家戚继光著作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我国古代论述练兵的最全面、最实用的著作；他于1572年组织的一次为期二十天约十万人参加的演习校阅，表明军事训练在我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随着军事训练的发展，军事学校逐渐形成。早在公元270年西晋时就出现了训练军中诸将的教武堂。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创立武学，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场所，主要教授未授职的使臣、荫补的官将子弟，研习诸家兵法、历代用兵成败、忠义勇节和弓矢骑射术等。明代军事学校有了发展，设立京卫武学和地方各卫武学，训练年轻军官及继承武官禄位的子弟。

俸禄制度。古人认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即要兴军打仗，必多施恩惠，当时对作战勇敢的军人，是给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经济利益的。西周以前，奴隶主贵族把征战当作自己的特权，奴隶无权携带武器，也不能成为战斗中的骨干力量，因而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高，谓之“赳赳武夫”。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实行了以军功授爵为核心内容的优待军人制度。以后的历代兵争战事，君主往往都要遣使慰劳军队，报告有功及伤亡情况，授予爵禄，给予尊荣，举行宴会奖励有功，劳赐死事之家，厚待勇士父母妻子等。尽管古代政治家和军事家都已认识到，优待将士、抚恤将士家属，是调整军队内部关系、辑和将士、巩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但并未形成可以一以贯之的制度，制度的约束性远未树立起来，抚恤的推行主要取决于帝王等执政者一时的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