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概念脉络

社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互相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市场化是激烈竞争的过程，纷繁复杂的社区过程彰显了城市的“丛林效应”，从城市规划的空间安排，到政府、企业对社区的策略性控制，以及社区居民的能动反应都突出了这一点。

一 宏观情境变迁：含混型国家-社会关系与多变的社区

人类生态学理论的独特视角是寻求解释人口如何集体和无意识地适应其环境（蔡禾，2003: 21）。帕克、麦肯齐、伯吉斯、邓肯等人类生态学的代表人物都强调城市的空间安排、外界的社会控制力量对社区的影响。霍利提出了生态组织的四原则：相互依赖原则、关键功能原则、分化原则、支配原则（蔡禾，2003: 23～26）。社区是社会体系中的一部分，当反观社区所处的社会支配性系统时，国家-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环境内容。诸多学者用强国家-强社会（朱健刚，1997）、嵌入论、粘连论（桂勇，2007）等来概括社区所处的外部社会控制结构，不同的判断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含混性。

本书将这种国家-社会关系称为含混型关系，含混意味着不同主体的策略性、不确定性态度。国家、市场及社会不同主体遵循各自立场，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策略性、支配性行为。在不同的互动情境中，三方主体各自选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话语工具，并采取策略型互动，期图将这种话语推向垄断地位的关系形态。上访、诉讼等相关途径只是民众在社区运动中使用的一种策略；相对应的，政府采取策略性态度回应，如维稳话语等。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社区与外部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转型期，社区并不稳定，而呈现多种话语竞争的局面。

1990年代以来，国家形式上从社区中逐步退出，不断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其最重要的策略是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协调控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控，这是十多年来社区治理最大的变化。近年来，国家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在社区中体现为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与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巨大的资源输入培育了一批社会工作机构，它们行使建设社会力量的职责，逐步改变社区结构，其效果拭目以待。

二 邻里与社区

本书延续从滕尼斯到韦尔曼等对社区的界定，认为邻里是基于空间上的临近关系，社区更倾向于共同体与网络的概念。从物理空间上的楼宇建筑到邻里，进一步到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社区，是该概念的连续统。

共同体是社区的实质，这是所有社区研究都遵循的基本点。中国现阶段的国家法团主义的社区治理，对于共同体的强调相当不足。社区建设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对自下而上的发展以约束为主。在这种情境下，社区居民参与相对弱化，社区归属感也难以形成。另外，政府部门、物业管理公司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冲突越发频繁，利益矛盾激烈，社区分化加剧。社区关系应逐步从零和博弈转向共赢博弈，逐步走向协商合作的共同体。

一个好的社区必须是一个包容、开放、和谐的共同体，必要条件有：（1）公共安全；（2）强劲的经济；（3）医疗保障；（4）教育机会；（5）干净健康的自然环境；（6）适度的人口规模（徐琦、莱瑞·赖恩、邓福贞，2004: 95）。关键在于要有具代表性的、能做出响应的政府以及内在的社区认同与义务，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才能是自由的、平等的、公共友爱的、异质性的（徐琦、莱瑞·赖恩、邓福贞，2004:96）。这种社区是回应型的社区，是相互支持的共同体，能回应社区成员的需求。因此，社区建设应该基于社区能力的建设，促成好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当把社区建设定位于共同体的生产时，也在逐步走向好社会的建设。“好社会中的人们视彼此为目的而不只是工具，人们在其中不是被利用和操纵而是显现了足够的尊重和尊严。它是一个社会世界，其中的人们像共同体的成员一样对待彼此。”（爱兹尼，2010: 279～281）。

三 社区性

霍加特（Hoggart, 1957）以工人社区战后的生活为例，认为区域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区形成需要地域认同（territorial identity）、阶级意识、人们居住连续性三个重要因素。怀特（1994）在1943年对美国城市中一个意大利贫民社区进行研究，认为社区高度的凝聚力和组织性与其社区人口特征有紧密的关系。甘斯（Gans, 1962）指出，即使在中心城市内部也有兴旺的邻里社区，“城市村”的社区感源自共同区域中同质的家族人口。在社区运动的研究中，索莫斯（Somers, 1993）分析了英国工人的阶级动员，强调工人社区的特征体现为业已存在的共同体对于阶级动员的作用，其中行动者认同、家庭社区成员背景等是阶级动员的重要因素，精英或平民的公共领域和场所的特征是公民身份运动形成的重要原因。卡斯特分析了两个不同国度社区动员的案例，两个社区不同因素的互动导致不同的邻里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结果虽都以社区运动的瓦解告终，却呈现完全不一样的社区过程，一个形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另一个却分崩离析（Castells, 1983）。上述研究体现了社区性不同方面的因素及这些因素互动的过程与结果。

社区性表示一个社区所呈现的多方面性质。本书认为，空间、人口、组织是社区性的三大要素，邻里和社区是社区性三个要素互动的结果及表现形式。社区性有两个维度——外在的社会（控制）结构与内在的社区居民能动者（共同体），二者的互动反过来使社区性趋向结构化。

四 社区运动

国内现行对社区运动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路径。

一是将社区运动作为因变量置于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情境中。社区运动出现于非集权化的经济改革之后，国家从社会中退出（王达伟、景天魁，2001），甚至在经济改革的压力下进一步推行改革，建立与社会的良性关系（Jessop,1990; Migdal, 2001; Oksenberg, 2001; Perry and Wong, 1985; White, 1993；邓正来，2002, 1998a, 1998b；库利克、段合珊，2002；郁建兴、吴宇，2003；祝灵君，2004）。国家的退出使其对社会的纵向控制削弱，导致抗议活动的产生（Zhao, 1997；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理查德·A．克劳沃德，2002）。

按照麦克亚当（McAdam,2010）的政治过程模型，外部的政治机会、内在的组织和认知的解放是社会运动的核心因素。首先，在社会层面上，认知解放是否出现了？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下一步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中央政府尚没有明确的表达和安排，社会精英对该问题也存在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公民未能形成一种政治控制松动的普遍共识，更难以有意识地把握这种政治机会。其次，在政府刻意控制和“维稳”的思路下，比社区更具有天然组织优势（如工会、行会等利益集团）的地方并没有出现急剧增加的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社区运动的出现和发展应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最后，在政治机会出现这个共同的结构性背景下，社区运动呈现高度的异质性，从环境保护到物业纠纷，并不存在一个解释能够将其全部涵盖进去。在当下整体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变迁的事实层面上，政治过程理论没有太大偏差，然而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的理论来解释社区运动却有所欠缺。鉴于此，本书倾向于将政治环境作为社区运动的结构性背景看待。

二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自变量来分析。社区运动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表现为中产阶级的生产、公民权的生产等（沈原，2007a；王星，2008；夏建中，2003）。这类似于葛兰西笔下的“市民社会”（安东尼奥·葛兰西，2000）的生产，强调存在于国家、市场之外的组织。

该路径更多强调国家合法框架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等，忽略了其他社区非正式组织，但这些组织更加体现了制度外、本土化的色彩。此外，社区运动和社会生产的关系存在极大的争议：在现行体制下，社区运动显然不是社会生产良性运转的结果，完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社会在现阶段政治转型时期仍未能出现。简言之，健全的社会应当是在宪法清晰划分国家、个人权力（利）边界的前提下，公民依据政治信仰、利益倾向及个人偏好而形成的极其复杂及身份重叠下的一个自治空间。因此，社区运动难以成为直接相关的变量。

三是将社区运动作为过程变量看待，强调社区运动过程中起作用的核心因素。业主对于媒体和自身资源及业委会的运作体现了资源动员理论所强调的资源性和组织性机制（McAdam, 1988; Tilly, 1978；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理查德·A．克劳沃德，2002）。

泛泛地使用资源动员理论将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将“资源”这一概念泛化，社区居民的一切活动皆成为一种资源，一切非政治意图的互动（如邻里间的互助行为）要么被有选择性地忽略，要么被强行解释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动员过程。在一些社区中，非基于理性计算、不强调成本收益分析的互动行为的集合为什么会演变为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强调利益诉求的运动呢？资源动员理论虽然对群体行为有解释意义，但在社区运动层面缺乏对整个发展过程的合理解释。

上述三条路径立足于本土社区，运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成熟观点，具有一定适用性。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将社区运动当成普通的社会运动来对待，忽略了社区运动的最基本属性——社区性。社区运动，首先是社区性的，其次才是社会性的，学者们只是简单地将社区运动置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框架中来解释，脱离其原有的社区性，有点削足适履。本书在社区层面上界定社区运动，研究个人如何联合而被整合到社区中去。通过社区运动，社区究竟如何从静态的物理社区转变为动态的社区过程？

本书引用卡斯特的“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作为社区运动的代名词。在对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社区运动研究中，卡斯特认为邻里已经成为权力和社会实验的主要场所以及大部分斗争的组织基础，邻里运动和公民运动深深植根于城市危机的结构化因素中。它回应了都市目标和服务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为生活水平降低及集体消费危机（Castells, 1983: 276）。邻里抗议把其要求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情境中，而这也是城市转型的首要条件，人们正是通过都市运动获取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都市政治。

在卡斯特的分析中，都市草根运动有三个比较大的框架：都市服务和其他政治产物等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要求、与空间相联系的文化认同的防卫（defense of a cultural identity）、与政府有关系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tate）。在草根运动的发展中，空间是情境性和因果性的因素（Guidry, 2003）。空间往往是草根运动直接诉求的目标，尤其是公共空间，它又是跟集体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卡斯特给我们提供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西班牙的邻里动员的例子，这个邻里运动最后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但也消失了；另一个是美国的例子，聚焦于美国的一个区域，拥有一个组织——Mission Coalition Organization（简称MCO），这个组织在刚开始是成功的，而后来则转向失败。在这两个社区运动过程中，我们看到邻里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对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在寻求社会控制，而居民在反抗这种社会控制，结果却都是一致的，以社区运动的瓦解告终。卡斯特给我们呈现了邻里运动的完整过程，并清晰地呈现一系列的事件，进而从这些暴露在社会情境、影响人们的事件中引出因果关系。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把这些邻里运动的经验性的证据联系到更广阔的分析框架中去，提出对的问题，并指向历史结构和城市意义的资源，定位到历史情境中（Castells, 1983:262, 279, 335）。

首先，邻里的斗争往往是由某个特殊问题所引发的，譬如住房问题、供水问题等，而邻里动员的目标就在于处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它要求住房、教育、公共健康、交通、邻里生活的改善及更多开放空间和历史的保留等（Castells, 1983:215-216, 224）。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境，突出了邻里运动的特征。196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空间出现了重构的趋势，城市中心区衰败，原先繁荣的中心商业区为工业资本所抛弃。人口郊区化使工业和服务业随之迁出城市中心区，这就使大城市中心区雇佣就业机会减少，零售商业和社会服务减少，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等集体消费下降，税收递减，大城市中心区的生存出现了极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邻里运动针对的目标是政府，要求政府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进而解决问题。用其他话语来说，邻里居民对于国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国家必须推行一定的举措重新获得居民的同意。

每个邻里刚开始都是围绕一个特定的事件动员起来的，而后来集体行动的发展引发了大多数邻里的要求（Castells, 1983: 225）。这样邻里运动就突破了某个事件的限制，而成长为有着更加广阔情境的、更高要求的公民运动，他们联合起来，寻求一种政治改变。政府考虑到这种运动的力量，进而不得不在政策上做些许改变，最终，邻里运动提高了生活水平，改造了城市，使城市意义充满整个街区生活，这还体现在邻里所承担的庆祝活动等功能上（Castells, 1983: 216）。最终，卡斯特笔下的奥卡西塔斯（Orcasitas）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

虽然邻里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也迫使政府为改变这些困境做出让步——政府通过一些公共项目，改善基础设施，投资教育、住房等，以作为对邻里运动的回应，这也是政府对合法性资源的需求使然。但由于邻里运动的壮大发展，威胁到政府的利益，政府对其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采取很多措施去瓦解邻里运动。在这种压制下，邻里组织最后要么忽略了政治和本地生活的历史联结，结果就是消失了；要么退回邻里，成为以要求为导向的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化的本地网络（Castells, 1983: 274）。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领导不再是好战者，有一些也不再是邻里积极分子。这种失败在美国的例子中体显得更加明显，社区的MCO是邻里组织成功联合起来的自组织，但当它发展起来之后，并没有往更高层次的动员方面发展，而是被政府所吸纳，最终走向了失败。在这一过程中，MCO没有很好地整合邻里、贫苦、种族之间的问题，而是被政府逐一击破，社区精英最后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带，而忘记了他们最初的来源。

卡斯特显然不满意于现今的邻里动员只集中在直接体验的层次（level of immediate experience），他认为这是邻里动员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邻里运动满足于直接需要的实现，而不力求回应制度结构。当奥卡西塔斯社区邻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之后，政府做出了一定的退让，推行公共项目，以满足穷人的需求，由于邻里运动满足于现状，从而在政府一方的压制下，或者缩到社区层面，或者偃旗息鼓。另外，当MCO联合了众多社区组织，以对政府提出要求时，政府给予的项目足以让社区精英满足于他们的利益所得，而失去代表原先社区的基础，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缓冲带，而当社区成分被逐个击破之后，政府就不再畏惧社区精英的作用，也不再提供支持。对此，卡斯特把MCO的成功与失败抽象出来，提升了这个组织成功与失败的意义，如图1-3所示（Castells, 1983: 125）。

卡斯特认为，社会动员的经历特征有两个：首先，主要集中在直接体验的层次，人们被动员起来，去争取更多的福利，其集中在邻里、贫穷、少数民族的层次，每一个因素都是使人们动员起来的原因，但最多达到了依照社区组织模型的社会实践层次；其次，这些社会动员的例子分割了动员的不同因素，譬如在社区组织模型中，社区精英分割了邻里、贫穷、少数民族群体，进而削弱了动员的力量，而使他们被政府逐个击破（Castells, 1983: 124-125）。这两个特征是社区动员成功的原因，也解释了它为什么最终失败。它的失败可以归因于社区组织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模型中最下面一层，这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关系，但社区组织拒绝挑战更高层次的社会结构，即拒绝挑战国家权力。所以，来自直接体验层次的社区运动的力量也最终引发了它的危机。

卡斯特关于邻里动员的分析带给我们以下启发。

首先，社区中各个主要因素是动员的成分，必须视其为整体，才能够很好地把居民动员起来，这是类似于资源动员理论的经验。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区基础设施的占用等资源的动员，也认为未能针对下层阶级的社区进行动员和组织是运动失败的原因（Oberschall,1973: 213）。他们更强调对既存关系网络的利用，使动员看起来更有可能成功，而且成本更低（McCarthy, 1987）。但卡斯特更加强调围绕空间的社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这之中，空间情境的作用很明显，社区组织与国家权力围绕空间而斗争。

其次，卡斯特给我们呈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绝佳例子，这种结构性关系塑造了社区的形态。所以，在社区运动的研究中，我们要充分重视国家的作用，要涉及不同的国家机构在社区中采取的不同行为。

五 社区治理

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政策话语，社区治理的主体必将随着治理结构的变化走向更为多元的街居结构。社区治理是社区与治理的结合，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社区内，依托不同组织及个人社会网络，应对社区公共问题，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改革与发展过程（夏建中，2012）。

社区治理制度是不同社区主体互动的制度化体系，是连接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人行动的中介。社区治理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服务，公共服务应是跨部门合作的结果，政府扮演促进者和伙伴的角色。社区治理是管理与服务的双重制度体系，不同社区组织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并与街道办、居委会、业委会等构建跨部门合作的治理格局。

六 概念框架

本书以南苑为例，在原有社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中层的理论视角，以理解在中国转型情境中城市社区的变化。本书立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之中，在统一的社区治理制度变化下，不同社区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各种社区的观点纷繁迭出，这源于中间社区层次的不同。本书将社区性作为社区分析的核心要素，认为社区性指一个社区所呈现的多方面的性质，包含空间性、人口性、组织性三个要素，表现为邻里与社区两个层次。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的社区性，这直接促成或抑制社区运动的发生和持续发展，反过来影响社区认同感的产生和发展。社区认同感是社区性与社区运动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三者互动建构出本研究的理论概念模型（见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