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方法论

本研究更加倾向于社会建构论的研究范式。社会学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者建构的过程，而被研究者亦时时刻刻在建构个人的叙事，再者所研究的社区过程已然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田野中，我时刻体会到被研究群体本身建构的能动性，如拉比诺在摩洛哥的田野反思，“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互为主体……他们的建构是公共的过程”。他还强调，人类学家到田野中去寻找构成“事实”的材料，本身也是研究者阐释、制造出来的（拉比诺，2008:147～155）。在田野的过程中，我期图去挖掘社区过程，而这涉及群体、个人之间的行动能力以及他们在社区建构中的角色、作用等。

在方法论上，我把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引入对该社区的研究中，分析社区运动动员机制的变化。社区运动的现状是过往社区中各种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而社区居民不只在过往的实际行动中参与了这种建构活动，在对作为“外来人”的我呈现资料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个人对社区历史的主观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我与社区的居民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从而慢慢塑造出能够反映社区过程的历史。

在研究中，我不只是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而是对一个事件的集合进行分析，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事件流，从而凸显出社区历史的延续性。对于此，事件-过程的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连接短时间与长时段的事件、微观与宏观的过程的桥梁作用。孙立平（2002）认为，“过程-事件分析”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期图让实践成为真正的形态，这种研究策略更加集中反映了事情本身的信息，并且强调一种实践的过程，进而逼近社会实践。孙立平（2002）在其研究中，讨论了宏观的结构因素怎样在日常生活过程中表演出来，他提到“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等就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示，而他的目的就是突出这个过程。另一个从这个渠道突破事件的“短时间”及微观限制的是李猛（2002）讨论的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策略。他并不是分析事件本身，而是将联系交往关系和认同关系的各种社会关系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进而摆脱对这种微观日常生活中小事件的忽视，在这个基础上理解社会运作的意义。李猛用关系-事件的概念来整合社会学与历史学，避免二者的分离，他认为：“所谓的历史正是根茎表面在无数同时进行的这种‘切割-展开’过程中形成的真正的拓扑关系。历史的叙事则是这种表面（作为关系的关系/事件）及其切口（作为事件的关系/事件）的重新拼贴。”（李猛，2002）在这之中，他突破了个别事件的影响，而强调一个事件系列，一组关系/事件，把历史分成连续性的关系-事件的运作，将其整合起来，进而逼近整体的面貌。

这种分析的策略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时间到长时段两个过程，整合到一起才能够较好地分析社会的实践。在社区研究中，我期图通过这种策略，把社区置于宏观结构中，研究社区过程中的事件流，从而揭示出社区过程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我把研究对象置于宏观结构中，机制是出于变化过程中的，而宏观结构虽相对稳定，但也是在变化过程中的。这种研究思路与前述提到的过程-事件策略相接近，不同的是，前者用来反映宏观结构的过程，而后者提倡的是宏观结构指导下的变化的机制研究。在本研究中，我更多将国家-社会关系看作一种过程，分析在这种宏观的结构变化过程中社区过程的变化。

一 具体研究策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

从2008年7月开始，我首先在社区中的居委会实习，进入社区。在这一年中，我体会到田野的艰辛，这正如拉比诺提到的，田野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以下诸事上：枯坐以待资讯人，帮忙做点事情，喝茶，整理谱系关系，调停争斗，为四处奔走而烦恼，徒劳无功地尝试着小小的帮盘——所有这些都在他者的文化中进行”（拉比诺，2008: 146）。当然，我的田野工作并不能与拉比诺相比，而我尚未到达最终对田野进行反思的步骤，但在他所提到的消耗掉大部分时间的这些小事中，社区故事的丰富性逐步呈现，让我渐渐明了我想研究的问题。

本书一开始就已指出，该研究是田野导向的，即我完全遵循一种扎根理论的理念，先深入田野情境中，进而提炼出自己的问题。在田野中，我深刻认识到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社区中的个体呈现的极强的能动性，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动方式都是比较新鲜的，这使我保持了一种警觉性，不断地与资料互动。该研究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虽然研究问题从田野资料中提炼出来，但这并不代表着研究的终止，而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资料的理解和诠释。

（一）进入研究：自然情境

质性研究田野的进入是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如果进入不了，研究计划做得再漂亮，也是于事无补的。对于质性研究，合乎实际的场地有以下特征：（1）该场地可以进入；（2）该场地能够呈现研究者兴趣所在的历程、人物、计划、互动与结构；（3）研究者能够与参与者建立信赖关系；（4）研究者确信，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资料品质以及良好的研究信度（Marshall and Rossman, 1989: 54）。这就对场地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由于我的研究问题是从田野中来的，所以场地的进入自然成为研究的起点。

进入现场涉及研究者的身份是否被知悉的问题，自然主义研究把其分为两个部分：身份未被知悉的研究调查者、身份已被知悉的研究调查者（Lofland and Lofland, 2006: 46）。在本研究中，我从头至尾身份都是公开的，也就是作为一名中山大学的学生，由于写论文的需要来到这个社区。研究的进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我通过熟人介绍到社区所在街道办实习。所以第一阶段我是在街道办民政科度过的，在那里，我了解了南苑社区的总体人口资料以及这个社区的整体面貌。

其次，在街道办实习了大概一个月之后，我到南苑社区居委会继续实习。在居委会，我跟居委会主任以及某些专干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获得了一些资料，另外，还不断地跟居委专干一起参与社区中涉及居民的一些会议，从而慢慢地了解到事情的始末，确立了研究问题。

最后，我离开了居委会，时间主要用于跟进业委会的成立与发展过程。在这一阶段，我不断地参与居民的日常活动，譬如喝早茶、业委会的活动以及其他非正式场合的活动等，进而慢慢地把问题往前拓展。

这三个阶段都是在自然情境中渐次展开的，这也是自然主义研究所要求的（Lofland and Lofland, 2006: 43-44；洛夫兰德等，2009: 37），而且是延续的，没有第一阶段，就不会出现第二阶段，同样的，没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关系亦不可能很好地展开。我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公开及准公开的场合，作为研究者当倾向于参与观察者的角色，但需尽量避免我的在场给他们造成不良的影响。在街道办跟居委会中，我主要协助民政科及居委会处理一些日常的文书工作，并与居民一起在社区中巡逻等；而在业委会中，则在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并不影响整个活动的进程以及效果。通过这些互动，我与研究对象确立了比较好的信赖关系，从而能够确保资料的可信度及效度。

（二）抽样策略

本研究扎根于社区，通过田野的参与观察而达到逐步明晰的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抽样是循环往复的，而非单一的线性过程，这样可照顾到一定的弹性，而避免研究过于僵化。针对研究的需要，我采取了理论抽样方法，以在不同抽样阶段达致对社区的理论建构。

第一阶段，开放编码中的理论抽样。一开始以偶遇抽样为主，刚进入田野的时候，我在民政科、居委会以及业委会的活动中都是旁观者，由于还未明晰社区的情况，我的资料来源目的性并不是特别强，而是采取了守株待兔的策略，等待事情发生。这样抽样策略自然而然的是偶遇抽样，在居委会、民政科、业委会出现的居民更加可能纳入抽样范畴。在这一阶段，我不断地观察这个社区的情况，就像一个社区工作者般，每天出现在社区的不同角落，等待事情的发生。第一阶段的抽样策略更多的是为确立研究题目而服务的，也是为了使研究计划更加明晰。在这种开放性的抽样指引下，我与社区的很多居民认识，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个阶段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后续抽样成功的关键。

第二阶段，轴心编码阶段的理论抽样。以事件之间发展所呈现的范畴关联性为依据进行抽样，是一种目的抽样。在此阶段我主要进行了三种抽样。

首先，对行动者的抽样。依据对第一阶段偶遇抽样所掌握的资料，我能够判断出在社区中哪些人信息含量会比较集中，哪些人更加倾向于做社区中的边缘人物，而对社区知晓有限，因此，我的抽样首先集中在信息含量比较大的行动者身上，譬如居委会主任、居委专干、业委会主任、喝早茶群体、西区老人群体等。对于行动者的抽样，主要通过访谈来获得资料，当然这也是跟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对事情的抽样。根据前述抽样以及行动者抽样的情况，我把社区的故事脉络理了出来。这个脉络涉及一系列的事情，而我重点跟进的是较具典型性的事件，譬如规模较大、事情发展涉及较多主体、信息含量较为丰富的社区运动等。确立了对哪些事件-过程进行分析之后，我重新回到对行动者的抽样以及对地点的抽样中，以便更加有目的地去了解呈现在事件过程中的故事。

最后，对地点的抽样。根据偶遇抽样的情况，我判断出社区中哪些地点更容易引发人们展开讨论，这也是事情较容易发生的地方，所以在例常的巡视后，我总是在这些地点驻足，观察人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地点有：新区酒家的南山房、西区的树下、业委会办公室、居委会、民政科、A楼、社区的宣传栏周边等。社区的地点涉及不同的意义（Martin and Miller, 2003），居民在生活以及不断的社区运动过程中，对某些地点赋予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也成为我对地点抽样的依据。

第三阶段，选择性编码中的理论抽样。这个阶段为高度聚焦的抽样，在对社区的发展过程比较熟悉、对不同阶段的概念线索掌握比较清楚的前提下，我聚焦到社区发展不同阶段的抽样。社区发展包括从外在控制、追寻自治到自治破产的过程，理论抽样则要围绕该“故事线”进行抽样，将社区发展的概念过程予以呈现。

（三）资料收集

民族志的方法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的较多运用，它作为一种特殊有效的方法，能够去观察不同事情的变化过程。在方法上，较多学者提倡方法论的多元化，认为方法的选择应该取决于其最适合于研究的问题（王达伟、景天魁，2001）。我考虑研究方法的依据也主要是其对于所研究问题的适用度。延续前述的抽样方法，资料收集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并以文献分析法作为辅助。

1．参与观察

观察是对被选择出来做研究的社会环境中的事件、行为和人造物的系统描述（Marshall and Rossman, 1989: 79；转自欧兰德森等，2007: 95～96）。观察被分为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我采取的是参与观察的方法，即部分地参与到被研究对象的社区生活中去。

前述我提到的对于研究地点的抽样，就主要是为参与观察服务的，抽样选择的地点是事情较容易发生的地点，从而便于更加有目的性地去观察。参与观察涉及对地点相关环境的观察，对参与者的了解，对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不同活动的记录，以及在观察过程中与参与者发生的一些互动行为的记录。这就涉及田野备忘录，每次去社区回来，我都会详细誊写这一次参与观察记录，以作为分析的依据。在誊写的过程中，我会充分地反省自己在观察过程中出现的心理波动状况，譬如自己想到什么，有什么样的情绪等。

2．深入访谈

本调查研究采取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很多资料的收集是在自然的情境中进行的，所以访谈更多采取一种对话或互动的形式（欧兰德森等，2007: 63）。我把研究过程中的深入访谈分为两种：一类是非正式的，一类是正式的。

首先，非正式的访谈往往跟前述的参与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观察过程中，与参与者发生的对话及互动。这对于理解观察资料是一种强有力的补充，譬如召开业主大会时，与居民的聊天等，这些都作为田野资料的备忘录的一部分而出现。这部分访谈资料，还包括群体的一个访谈，也是非正式的，主要是我参与早茶活动以及在业委会观察的过程中就一些问题跟大家的互动。

其次，是一种正式的访谈。根据前述对人物和事情的抽样，我选择围绕事件的关键人物进行重点访谈，以期获得比较详细的资料。

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参与观察与居民建立的良好关系，深入访谈时他们也不会敞开心扉。

3．文献分析

这部分主要收集居委会及民政科提供的一些文献资料以及照片资料等，还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文献。

（四）资料分析

经过了上个阶段的资料收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堆零散的，抑或杂乱无章的文本资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运用一定的方法去解读这些文本。访谈及田野备忘的誊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而资料分析方法的采用则代表了研究者的研究立场，即如何通过这些资料进一步建构出自己的诠释。

本研究采取扎根理论范式中理论编码的方法，根据“持续比较方法”（Glasser and Strauss, 1967: 105-113）中的以下四个步骤进行分析。

（1）将相似的事件编码入相同的概念，并反思矛盾的发现；

（2）将其中不同的类别整合到同一概念中；

（3）将不符合理论的概念删除，并集中关注那些最相近理论的概念；

（4）根据所编码的资料撰写关键的主题。

（五）资料呈现方式

与前述提到的研究思路相吻合，本研究是一种田野导向的研究，比较符合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那么资料呈现也以扎根理论的呈现方式为主导。我希望在写作过程中能够将田野资料归纳成相关理论，进一步地与其他社区动员理论相比较，从而提炼出一个较有解释力的框架。

二 方法的讨论

与量化研究的学者不同，质性研究人员必须长时间地出现在被研究对象的生活中，进而产生了形形色色针对伦理、立场等的讨论，在本研究中这些问题也是必须被重视的。

（一）研究者的立场问题

研究者的立场涉及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问题，即涉入被研究者生活的程度。在本研究中，我不断地出现在被研究者的生活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他们的活动，那这种参与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伦理讨论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都是以中山大学的学生身份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我的出现成为一种自然的情况，居民继续正常地从事一些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的记录未曾跟他们公开，对于资料的选取也未曾跟他们商量，这是否涉及一种“同意”的伦理呢？这种资料的使用是否会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利的现实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使用了化名，以尽量避免不良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方法

在质性研究中，资料分析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依研究者个人的分析水平而定，扎根理论的理论编码也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睿智的思考。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相对应地则出现了研究资料分析的信度及效度问题。

（四）研究过程的过渡

前述提到，我把研究分成几个阶段，而这几个阶段并没有固定的标准，有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同阶段的任务完成了而人为界定的。这涉及研究者对整个研究的控制，在本研究中，这点我并没有做得很好，更多地任由事情自然地发展，自然地呈现不同的阶段，这与量化研究对研究阶段的控制有着极大的不同，且更加耗时耗力。采取这种方法有个风险，有点“守株待兔”的感觉，一旦社区生活比较平静，所投入的时间与信息的搜集就不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