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篆书

《说文》将“篆”字释为“引书”，即运笔书写。段玉裁注：“引笔而著于竹帛也。”这说明，篆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毛笔、简牍、帛书书写工具的变革密不可分。

西周晚期秦国的“不其簋”及其铭文拓片（局部）。不其，即簋的主人秦庄公。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十二年西北民族猃狁进犯边境，宣王命令虢季子白率领不其御敌三战全胜，不其因功受赏的史实。器物上的字体（尤其是方框内相同的几个），与虢季子白盘铭文非常接近，两者好比一对有血缘关系的孪生兄弟，都比甲骨文和西周早期金文整齐方正。

那么什么是篆书，又缘何以“篆”命名？篆书是大篆和小篆的统称。说到它，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秦国文字的流衍。秦国是在西周末才被分封为诸侯国的，当时地处岐山以西（在今陕西省境内），靠近西周的故地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这种地缘上的近邻关系，使得秦国文字从一开始便与西周晚期文字十分接近。这一点从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和秦国的“不其簋”铭文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两篇铭文均记载了青铜器的主人奉周王之命跟北方民族猃狁（xiǎn yǔn，匈奴的祖先）的战争，是研究西周晚期文字和秦国文字相似度的最佳参照。西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段。当时有一种书体著录在《史籀（zhòu）篇》里。史籀是西周宣王时的太史，相传《史籀篇》是他遵循周宣王的旨意为显国威而编写的一部将金文繁化的字书，故这种书体人称“籀文”。可惜《史籀篇》失传了，幸好其中220余字的写法作为异体字被保存在许慎《说文解字》的正文后。由于《史籀篇》是周朝贵族子弟识字的教材，同时也是春秋战国间秦国的用字规范，所以也把与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候差不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叫作“籀文”。“籀文”俗称“大篆”，是相对于后来产生的小篆而言的。

从大篆发展到小篆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这期间出现不少过渡性书体，最有代表性的是秦石鼓文和诅楚文（参见“奋”字条）。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考古界认为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因其刻在鼓形的石头上，故名。石鼓文共十鼓，每鼓都刻有四言诗一首，记述秦国君主游猎之事，亦称“猎碣（jié，圆顶的石碑）”。唐初时在陈仓（今陕西宝鸡郊外）被发现，之后杜甫、韦应物、韩愈、苏轼等吟咏不断，由此名声鹊起。石鼓文是典型的秦国书风：结构严谨，笔道粗细均匀，改圆转为圆折，基本接近于小篆，后世很多书家尤其是清代的杨沂孙、吴昌硕等视之为习篆的不二范本。不过，石鼓文、诅楚文与大篆一样，有些字结构繁复，一字之中同一偏旁往往重复出现。

西周“虢季子白盘”及其铭文拓片（局部）。盘是古代盛水器，虢季子白是它的主人。这篇铭文被视为西周晚期金文中的绝品，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呈现出的疏密避让的字形、曲折婉转的笔画、参差错落的体势、整齐有序的章法已发秦石鼓文之先声，显示出汉字正由金文向篆书过渡。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秦石鼓之车鼓及其铭文拓片（局部）。这块会说话的石头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侵蚀，依旧与字、诗浑然一体，特别是刻在上面的字古劲端庄又不失逸气，被视为大篆向小篆过渡的典范。遗憾的是，有些字，如“吾”，结构繁复，同一偏旁“五”重复出现，影响了刻写速度和识读率。

小篆又名秦篆。之所以用“秦”命名，自然也与秦国和秦朝有渊源。秦朝与秦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秦国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秦朝是秦国灭掉了六国后，由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所以，秦朝比秦国面临更多需要变革和统一的问题。就文字而言，因统一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书不同文，秦统一后以战胜国之姿君临天下的秦始皇所颁发的诏书，至原来的“六国”之地，不少人不认识，这给国家有效行使权力以及当时的文化传播、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便。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始皇以“铁腕精神”断然下令废除“六国”中的异笔繁杂字体，实行“书同文”政策。他让丞相李斯作了《仓颉（jié）篇》、中车府令赵高作了《爰（yuán）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了《博学篇》，合称“三仓”。这三本书均以《史籀篇》的大篆体为基础并适当省改，同时兼收并蓄了“六国”文字的优点，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规范的通行标准字体——小篆，又名秦篆。也就是说，小篆实质意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命李斯等人创造并向全国颁布的官定标准文字。

小篆作为“书同文”的结果，权威地影响了后代汉字的走向，隶变也罢，楷化也好，均没有脱离它的基本规模。而且更为珍贵的是，它像一根看不见但又十分强劲的魔线，把姓氏不同、语言不通、风俗别样的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这是秦始皇一生中高瞻远瞩、最有勇气和智慧的一举，因为通过武力只是在版图上实现了大一统，“书同文”则牢固地奠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获得持续凝聚力的文化基石，它不但促进了当时政令的畅通、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能够在汉字的引领下不断地绵延传承，即便战争不断、异族统治，都不曾被撼动，充其量不过是朝代或政权的更迭。因此，学术界高度评价说：秦统一中国后，直到今天的楷书，都是秦系文字。从这种意义上讲，小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字史乃至文化史上皆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马”（马）字的不同写法。统一前的写法很多、很乱。

小篆是秦官定的标准字体，只适合于隆重的场合，使用范围极其狭窄，所以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标准小篆极少，主要是秦刻石和《说文》中作为字头的9353个小篆。史料记载，秦始皇在位时曾多次向东巡游，先后令人在峄（yì）山、泰山、琅琊、芝罘（fú）、东观、会（kuài）稽、碣（jié）石等处留下铭功的小篆刻石。这些刻石凝练劲挺、圆健厚实，形象地表达出始皇帝的威严与华贵，被视为小篆的代表作品。遗憾的是，经历了岁月的剥蚀，以及战乱的劫毁，今天只能见到《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中的残石。汉代以后，由于隶楷相继成为日常生活和公文通行的书体，于是小篆结束了短暂的通行时间，变成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文的古书体。

左为泰山刻石。右为峄山刻石。传李斯所书。刻石上的“臣”字与不其簋上这个字的铭文相比已线条化了，而“初”“伐”“降”“邦”的偏旁部首“衣”“人”“阜”“邑”，虽然位置相对固定了，不得随意改动，但写法与独立成字时的写法几无二致。

同大篆和大篆以前的文字相比，小篆保持了金文以来的圆笔线条，但笔画比金文更方正，形体也更匀称整齐。这与秦朝官方采取的对汉字形体进行系统整理的措施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为：制定每一个字的规范性形体，一个字一般有一种写法，同时用线条写成站立的长方形，转折处呈弧状；构成成分不再像甲骨文那样可以随便移位或变动方向，尤其是偏旁部首继承了原来独体字的写法，且固定下来不得增减笔画；形声字表意部件的类化基本完成，代表同类事物的形声字多采用同一表意部件，而且除了新造的形声字外，原来不少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通过添加形符或声符也变成了形声字。这样一来，小篆中的形声字通过形声相益的方式，占比一下子由甲骨文的20%多、金文的近50%激增至80%，成为远远领先于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造字霸主”。此外，大部分象形字不再是“画”的而是写成的，不像甲骨文、金文那样强调物象特征。这也提示我们，研究《说文》中的象形字时，除了要参考相关的典籍和出土文物外，还一定要参考甲骨文、金文，以助证说。

由上不难看出，“篆书”用“篆”字命名紧紧依附于其本义运笔书写和该书体的特点。蒋勋先生说：“‘篆’常用来形容如同烟丝缭绕的婉转，这与篆书使用的曲线有关。”也有学者认为，“篆”与“掾（yuàn，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叠韵，可通转，“篆书”实质就是“掾书”，即规范化的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