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山茶花与铁道汽笛

我十四岁那年的书包里总躺着一本卷边的植物图鉴，扉页用蓝墨水写着“宋河“两个字，笔画倔强得像后山那些刺破冻土的蕨类。他转学来的第一天，白衬衫袖口沾着机修厂的铁锈味，把一株蔫头耷脑的山茶苗放在我的课桌上：“听说你爸很会养花。“

父亲确实把野菊养成了小镇的奇观。每个来医务所打针的孩子，都会伸长脖子张望我们家窗台——那里现在摆着二十三个陶盆，从初春到深冬轮番绽放。但当他看见我捧回那株山茶时，搪瓷缸里的茶水突然晃了出来，在修补过三次的漆木桌上漫成一片棕色的湖泊。

宋河总在放学时等在校门口的苦楝树下。我们沿着铁轨散步，他口袋里叮当作响的扳手像某种乐器，和着远方货车的轰鸣演奏。某个暮色沉沉的傍晚，他忽然扳过我的肩膀指向天际线：“看，像不像你家的野菊？“落日余晖正把货运列车的玻璃窗烧成无数盏小灯笼，呼啸着驶向比县城更远的地方。

父亲开始频繁出现在放学路上，旧工装裤膝盖处还沾着泥浆。他会突然从菜地里直起腰，或是“恰好“在供销社买盐。有次他硬把一罐自制腌菜塞给宋河，铁皮盖子反射的夕阳太刺眼，让我没看清少年瞬间通红的耳尖。

雨季来临时，山茶花突然枯萎了。父亲连夜把它移栽到野菊丛中，清晨我发现他睡在花架下，怀里抱着湿漉漉的工装外套——那是用来给花苗挡雨的。同一天宋河缺席了期末考试，有人说看见他翻进了南下的货运车厢。我追到铁道岔口时，只拾到一枚被碾变形的纽扣，黄铜色，像父亲藏在饼干盒里那些老厂徽的缩小版。

父亲在晚饭时多摆了一副碗筷。当汽笛声穿透雨幕传来，他的筷子尖在炒鸡蛋里划出长长的轨迹：“当年我追你妈妈...“油灯爆了个灯花，后半句话化作青烟消散在潮湿的空气里。窗外，最后一瓣山茶正缓缓沉入泥泞，而父亲的野菊在暴雨中挺直茎秆，明黄色的花瓣像无数小小的火炬，照亮了整片颤抖的黑暗。

十五岁的春天，我在父亲工具箱底层发现一叠用机油信封包着的信纸。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带着细小的锯齿状裂痕，像是被人反复展开又揉皱。最上面那张只写了半行：“阿茵，这里的野菊开了——“墨水在破折号后晕开成一片蓝色的沼泽。

父亲的字迹比现在工整许多。我对着阳光转动信纸，看见纸张纤维里嵌着几粒银色粉末，那是机修厂特有的金属碎屑。阁楼的老鼠在头顶窸窣跑过时，我突然听见记忆里宋河口袋中扳手碰撞的声响。

第二天清晨，父亲正在给新栽的波斯菊绑支架。我蹲在旁边递麻绳，状似无意地问：“阿茵是我妈妈的名字吗？“麻绳突然绷断，父亲的手背被竹条划出一道血痕。他望着渗出的血珠笑了笑：“不，是你姥姥。“这个谎言像晨露般晶莹易碎，因为我们都知道，姥姥叫秀贞。

镇上来了拍摄民俗纪录片的外地人。当镜头扫过我们家花团锦簇的窗台时，父亲突然转身走向工具间。我注意到他用了五分钟才拧开本来就没上锁的门闩。傍晚他破天荒喝了酒，指着电视里一闪而过的货运列车说：“当年这种绿皮车厢的挂钩最容易脱开。“

我在十六岁生日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信封里只有一张车票——从镇上去往父亲老家的慢车票，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今天。车票背面用铅笔淡淡描着一朵野菊，笔触和父亲修理手册上的草图一模一样。那天半夜我听见厨房传来压抑的咳嗽声，走下楼看见父亲正把那张车票放在煤气灶上，火苗舔舐纸角的瞬间，他的影子在墙上剧烈抽搐，仿佛正在被什么无形的猛兽撕扯。

纪录片播出的那周，父亲开始每天清扫门前从来没人走的小路。周五放学时，我看见他站在路口，手里攥着那把总别在后腰的旧扳手。远处有个穿藏青色外套的女人正在问路，风吹起她的围巾时，父亲突然把扳手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金属撞击水泥的声音惊飞了一群麻雀。

女人最终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回家路上，父亲弯腰从水沟里捞起扳手，锈水顺着他的手腕流进袖管。当晚他把所有野菊都搬进了屋里，说夜里有霜冻。但气象站的广播说明天是个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