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时代的文明

因受旧史的持续影响，当下仍有不少人相信，至公元前15000年，世界仍停滞在无继承权的状态中。而格雷伯和温格罗则在其著第三、四章引用不少考古发现纠正了这个看法。

据两位才俊，一项在俄罗斯境内展开的考古学发现表明，早在冰河时代，亡者的随葬品已包含显示身份地位的宝物。在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墓葬中，也出土了标识死者“伟大性”的燧石、鹿角、贝壳制饰品。这些宝物和饰品的材料来自远方，死者可能生前已对之长期占有，过世后，仍拥有它们。

冰河时代宝石、贝壳或其他装饰品远距离流动的事实，必然被受亚当·斯密思想影响的学者解释为人之市场交换本性的显现。而如两位才俊指出的，纠结市场经济在“自然人”那里是不是存在毫无意义。应认识到，在没有市场的社会，有突出价值的物品也已长途跋涉，其流动构成了某种“远距离交互作用圈”。在这类“作用圈”中，我们所理解的“不平等”也在起着作用。不过，这类作用与产权和司法关系不大，而是社会性的。此社会性含有利他性这重要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它也含有亲属性和超亲属性的差序。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考古证实，很早以前，宝物继承权和“大人物”发挥社会作用的时间起点，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由于他们用来自远方的珍品为象征，“装饰”自己的“伟大性”，因而，客观上他们对于社会性的视野拓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有考古学证据表明，迟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不少具有纪念性的公共建筑被建造起来。例如，1995年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发现的哥贝克力石阵，断代为12000年前冰河时代临结束之时。这些石阵中有T型石碑，高达数米，刻有人类、动物和其他图案。它们显然是公共纪念性的，在等级上超越了个人和小群体。而据分析，它们是为大规模节日庆典建造的，它们一用完，便失去公共纪念性，其间隙处随即新添建了民居，这些民居似乎扮演了私侵略公的角色。

不愿割舍旧史的人一定会以为，冰河时期壮观的墓葬和纪念性建筑的存在，说明那时已出现了源于农业革命的等级社会。格雷伯和温格罗则引用证据指出，这些墓葬和建筑的主人，并不是农人或牧人。它们分布极为零散，显然与狩猎采集者群体的定期集会有关。在两位才俊看来，这进而表明，人类的冰河时代祖先确以小游群为单位觅食，但他们在野生食物丰盛的季节，也会汇集起来，在一些像后来的城市那样的地方聚会，并借机与远方来客交换矿物、海贝、动物皮毛等。

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想起20世纪初法国大师莫斯（Marcel Mauss）在其弟子的配合下对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展开的季节社会形态学研究。[11]如格雷伯和温格罗在其著第五章重点讨论的，据莫斯，因纽特人生活在冬夏两季构成的年度周期中。冬天冰天雪地，夏天春暖花开，两季可觅得的食物在质和量上都各有不同。顺其自然，因纽特人的社会结构也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夏季，他们生活在家长制的小游群下，实行等级制；冬季，他们则共同居住的新建的大房子里，形成大群体，并实行利他集体主义制度。

格雷伯和温格罗引用了莫斯，并举出众多民族志证据证实这位前辈的判断：所谓“最早”的人类社会，形态并不单一，若说它有结构，那么，结构必定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社会结构总是随着季节变化而摇摆于等级与利他平等之间。如果觅食或不生产食物是人类最早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也是存在等级的（尽管这也只是早期社会生活的一面）。

也就是说，不平等与农业革命本无关，在此之前，它早已作为构成因素存在于原始游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