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些简短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通行的对人类历史大脉络的理解大多是错的（或言，让—雅克·卢梭的永恒回归）

刚着手写这本书时，我们的初衷是为社会不平等的起源问题寻求新答案。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个好的切入路径。以这种方式来建构人类历史——必然要假定人类曾生活在一种恬淡纯朴的状态中，并且假定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一切就从这里开始出了差错——使得我们几乎提不出任何我们认为真正有趣的问题。似乎所有人都落入了同样的陷阱。专家们拒绝笼统地概括历史。那些尝试概括的人则几乎无一例外地再造了某个卢梭思想的变体。

让我们从这些概述中相当随机地选一例探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2011）。以下是福山总结的对早期人类社会的通行看法：“在早期阶段，人类政治组织类似于在黑猩猩等高等灵长目中所能观察到的游群社会（band-level society）”，这可以被视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默认设置”。他继而断言，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农业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狩猎—采集社会（根据福山的说法）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并且几乎没有动机去圈起一块土地并说“这是我的”。他认为这种游群社会是“高度平等主义的”。[2]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2012）中提出，这种游群（他认为人类“直至1.1万年前”还在以这种形式生活）由“仅仅数十个人”组成，成员大都存在血缘关系。这些小群体过着相当贫乏的生活，“猎取着一小片森林中可得的无论什么野生动植物”。据戴蒙德所言，这种小群体的社会生活简单得令人称羡：通过“面对面的讨论”来决策，“几乎没有个人财产”，也“没有正式的政治领袖或高度的经济专业化”。[3]戴蒙德总结称，不幸的是，只有在这样的原始群体中，人类才实现过很大程度的社会平等。

对戴蒙德和福山来说，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对卢梭来说一样，无论何时何地，终结这种平等的总是农业的发明以及农业所维持的更高的人口水平。农业带来了从“游群”到“部落”（tribe）的转变。粮食盈余的积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使一些“部落”发展成被称为“酋邦”（chiefdom）的分层社会。关于这一进程，福山描绘了一幅酷似《圣经》中离开伊甸园的图景：“随着人类小游群迁至不同的环境并适应下来，他们开始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就此退出自然状态。”[4]他们为争夺资源而战。这些社会就像瘦条条的青春期少年，显然是要惹点麻烦的。

是时候成长起来，去任命一些合适的领导者了。等级制开始出现。抵抗是无谓的，因为根据戴蒙德和福山的观点，一旦人类采用了大型、复杂的组织形式，等级制就不可避免。哪怕这些新领导开始作恶多端——榨取农业盈余以擢升其亲信，固化自身地位并世袭罔替，猎取头颅作为战利品，掠夺女奴充填后宫，或是用黑曜石刀挖出敌人的心脏——也没有回头路了。不久之后，酋长们成功说服其他人称自己为“国王”，甚至“皇帝”。正如戴蒙德向我们悉心解释的那样：

如果没有做出决定的领导，没有执行这些决定的行政人员，没有管理这些决议和法律的官僚，那么庞大的人口就无法运转起来。至于那些无政府主义立场的读者，梦想着生活在没有任何国家政府的环境中。很遗憾，你们的梦想是不现实的：因为你们必须找到一些愿意接受你们的小游群或部落，那里没有陌生人，也就不需要国王、总统和官僚。[5]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仅对于无政府主义者，也对于任何曾经想过是否有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取代现状的人。尽管如此，这些观点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们除自信满满的语气之外，并没有科学依据。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小规模群体里最可能人人平等——或者反过来说，也没有理由相信大规模群体就必须有国王、总统甚至官僚制度。像这样的主张，不过是大量伪装成事实乃至历史规律的偏见而已。[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