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霍布斯与卢梭版本的人类历史都暗含了可怕的政治影响？

霍布斯模型的政治影响无须赘言。我们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归根结底是卑鄙和自私的生物，做决定时基于犬儒式的利己算计而非利他主义或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充其量只能寄希望于对不断积累和自我膨胀的固有冲动施加更加精密的内部和外部控制。卢梭关于人类如何从原初人人平等的纯真状态堕入不平等的故事看上去更乐观（至少堕落前的状态要更好），可是如今它主要被用来说服我们：或许我们生活其间的体制是不公正的，但从现实角度来看，我们最多只能对它做一些小修小补。在这点上，“不平等”这个词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自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后续的动荡以来，不平等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不平等的长期历史，已成为辩论的重大主题。在知识分子中，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政治阶层中形成了某种共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失控，而世界上大部分的问题多少都是由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造成的。指出这一点本身是在挑战全球权力结构；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表述问题的方式到头来还是能让那些从结构中渔利的人放宽心，因为它暗含的意思是，针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毕竟，想象一下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这个问题，用50年前或100年前可能的方式：问题在于资本集中，或者寡头垄断，或者阶级权力。相比之下，“不平等”这样的词听起来几乎就是在鼓励折中和妥协。我们可以想象推翻资本主义或打破国家权力，但是并不清楚消除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哪种不平等？财富？机会？人们得达到多平等，才能说我们已经“消除了不平等”？）用“不平等”一词来界定社会问题适用于一个技术官僚改良者（technocratic reformer）的时代，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假定了真正的社会转型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于不平等的辩论促使人们去摆弄数据，争论基尼系数和社会失衡的临界点，重新调整税收制度或社会福利机制，甚至通过展示情况已经糟糕到了何种地步的数据来震撼公众（“你能想象吗？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世界上44%的财富！”）——可与此同时，这种辩论并不会触及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安排之所以引人反对的实际致因：比如，一些人设法将他们的财富转变为对他人的权力；另一些人则最终被告知他们的需求并不重要，他们的生命本身没有价值。最后，我们只好相信，这些只是不平等难免会造成的结果；而不平等，是生活在任何大型、复杂、城市化、技术先进的社会之中无法规避的后果。它将永远伴随我们，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如今，对不平等的思考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从2011年以来，“全球不平等”已经固定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头号辩论议题。不平等指数和研究不平等的学术机构出现了，还有源源不断的成果发表，试图将当前对财产分配的执念投射回石器时代。甚至有人试图计算旧石器时代猛犸象猎人的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结果这两个数据都很低）。[1]我们好像觉得有必要搬出数学公式来证明在卢梭时代就已经流行的说法，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平等，因为人人都同等贫穷”。

所有这些关于纯真与平等的原初状态的故事，其终极影响就像对“不平等”一词的使用一样，把对人类境遇的悲观认知变得就像一种常识：这是透过历史的广角镜头审视我们自身得出的自然结果。不错，如果你是俾格米人（Pygmy）或是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Bushman）①，那么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的社会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想在今天创建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那你只能想办法回到没多少个人财产的觅食者（forager）②小游群。由于觅食者需要相当广阔的地盘以供觅食，这意味着需要减少99.9%的世界人口。否则，我们最多只能指望给永远踏在我们脸上的那只靴子调调尺码；又或许多争取一点回旋空间，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暂时躲开它。

通往一个更准确、更富希望的世界历史图景的第一步，可能就是彻底放弃“伊甸园”，并摒弃这样的观念：千百年间，地球上人人都曾共享同一种恬淡纯朴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过奇怪的是，这样做往往被看作一种反动。“所以你是在说真正的平等从来没有实现过？所以它是不可能的啰？”在我们看来，这种反对意见并无建设性，而且老实说也与实际不符。

首先，如果说大约1万年前（也有说2万年前），就是人们在阿尔塔米拉洞壁上作画的时代，在阿尔塔米拉乃至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没人尝试过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未免有些匪夷所思了。这样的可能性大吗？其次，有能力尝试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本身不就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精髓吗？人不就是有能力自我创造乃至自由的生物吗？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尽管土地、热量、生产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人类历史的终极问题不在于我们怎样平等地去获取这些物质资源，而在于我们怎样平等地发挥能力去参与如何共同生活的决策。当然，要行使这种能力，意味着首先应该有什么值得决策的事。

如果按照许多人的意思，如今，我们这个物种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比如，创造一个新体制，其中财富不能自由转化为权力，一些人不会被告知他们的需求不重要，或他们的生命本身没有价值），那么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重新发现起初使人成其为人的诸种自由。早在1936年，史前史学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就写过一本书，叫《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刨除其男性中心的措辞，这就是我们希望唤起的精神。我们是集体自我创造的产物。我们何不试着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类历史？我们何不试着从一开始就把人类当作富有想象力、智慧又爱玩的生物（他们值得被这样理解）？我们何不试着抛开人类物种从恬淡纯朴的平等状态中堕落的故事，转而自问，我们是怎么被上述概念牢牢禁锢，乃至无法再想象重新创造自我的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