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眼科学发展史

中医眼科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同眼病做斗争过程中不断对各种经验进行积累、总结并加以完善而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通观中医眼科学漫长的发展史，其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萌芽、奠基、独立发展、兴盛、衰落与复兴五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

我国南北朝以前，人们对眼及眼病已有初步认识，中医眼科处于萌芽阶段。

古代关于眼及眼病最早的记录见于殷武丁时代，在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关于“贞王弗疾目”的记载。春秋时期，将盲人称为“瞽人”；而《诗·大雅·灵台》载“矇瞍奏公”；《国语·晋语四》亦云“矇瞍不可使视”；《楚辞·怀沙》曰“矇瞍谓之不章”。《毛传》释：“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表明当时已将盲目分成两类。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战国末期的《黄帝内经》首先提出目、眼、眶、内眦、外眦（锐眦）、约束、络、白眼、黑眼、瞳子、目系等解剖名称及其相应的生理功能，从整体观角度指出眼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眼部辨证。如“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黄在脾，黑在肾，黄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瞳子黑眼法于阴，白眼赤脉法于阳也，故阴阳合传而精明也”，并在多种全身病中记述了30余种眼部症状及部分针刺治疗方法。这为后世中医眼科认识眼的解剖生理、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东汉末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参合全身脉证以辨证论治，并最早记载了狐惑症及其治疗；晋代王叔和著《脉经》，探讨了眼症的病机鉴别及预后判断，初具眼科类证鉴别的雏形。此期其他一些古典文献中也散载眼部病症，如《荀子》《史记》记载舜帝、项羽有“重瞳”，为世界上关于瞳孔异常的最早记载；《说文解字》中有30余字涉及眼病，汉代刘熙所撰《释名》中又有增加，据考证，包括先天性角膜疾病、斜视、眼球萎缩、视疲劳、视力减退、翼状胬肉、幻视、眼内异物等。

有关眼病的防治，先秦古书《山海经》载有关于眼病防治的动植物冉遗之鱼、植楮等7种。《书经》《诗经》亦有记载。《淮南子》载有梣木（即秦皮）能治目疾，沿用至今。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药书《神农本草经》，首次大量记载了防治眼病的药物80余种，并新增了数种病名。后世《肘后救卒方》《刘涓子鬼遗方》《肘后百一方》等载有少量方药。此外，《淮南子》载“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说明当时已有手术用于眼病治疗；《晋书》所载“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则为我国有关目瘤割治的最早记载；《针灸甲乙经》载有治疗眼病的针灸处方。

二、奠基阶段

隋唐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中医学发展迅速，五官疾病逐渐从内、外科范围内划分出来，自成一科而为“耳目口齿科”。眼科首次被列入正式教学科目，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以后中医眼科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出现了大批对后世眼科影响较大的著作，如《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等。

《诸病源候论》散载了多种与全身疾病相关的眼症，并于卷二十八列目病专篇共38候，对症状、病源进行了初步探讨。书中在沿用《内经》所载解剖名称的同时，首次应用了睑、眉、睫毛、缘等名称。

《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收集了丰富的眼科资料，内容涉及病因病机和治疗。书中首次将眼科病因归纳为19因，并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眼科脏腑病机学说。介绍了内服、外用、针灸、按摩和手术等多种治疗方法，首次记述了老视和赤白膜（包括胬肉）的割除手术。

晚唐时期的《外台秘要》于卷二十一专论眼疾，书中引入《天竺经论眼》部分内容，并对20余种文献进行综述，收载眼科处方150首，详细介绍了白内障的症状，并提及金针拨内障（金决）；对青光眼的病理见解独到，认为此疾之源，皆因“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此外，还记载了以镊子拔除倒睫，以烧灼法治疗类似胬肉之眼病。

《龙树眼论》是我国第一部眼科专著，书名首载于《崇文总目》，后见于《通志》《史记》，从唐代诗词中可知该书曾盛行于唐代，惜已散佚。明《医方类聚》载有《龙树菩萨眼论》，详考其体裁文字，疑为晚唐托名医书。该书新增较多解剖名词和病症名，并首次详述“开内障用针法”的适应证、方法及善后，提出胬肉攀睛割烙法，记载了手术治疗“睑皮里有核（胞生痰核）”。

《刘皓眼论准的歌》是继《龙树眼论》后另一部眼科专论，书名首见于《通志》，在《宋史》中称《刘皓眼论审的歌》。全书为诗歌体裁，首载五轮歌及眼病内外障72症，对后世学术影响深远。

此外，据《太平御览》载，早在我国唐代已能配置假眼。

总之，隋唐时期在眼的解剖、生理等基础理论的认识方面较前深入、系统，在眼病诊断、分类及治疗方面已具有一定水平，为中医眼科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奠定了基础。

三、独立发展阶段

宋金元时期，眼科的生理解剖、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和临床治疗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五轮、八廓学说的发展，诊断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治疗方药的大量增加。此时，中医眼科已基本形成了独立的理论体系，加之北宋元丰年间，眼科从“耳目口齿科”中分出，使中医眼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

这一阶段，大部分眼科资料以专篇列于方书、全书之中，除《秘传眼科龙木论》《银海精微》两书外少有专著。

北宋《太平圣惠方》之卷三十二和三十三，综合唐以前眼科病种、方药，对病因病理进行探讨，首次将五轮学说运用于眼病病机，推动了五轮学说的临床应用。而《圣济总录》共有12卷专述眼科，收集较多资料，并注明出处，有一定临床价值，而其“针灸门”中收集了大量眼科用穴及主治功能等，体现了这一时期针灸治疗眼病的发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卷七“治眼目疾”中不少效方也为后世眼科所常用。

元代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卷十六中调整了五轮配位法，充实了八廓内容。《秘传眼科龙木论》和《银海精微》为此期两部专著，除后者对八廓加上八卦正名外，均主要为辑前人著作而成。

四、兴盛阶段

明清时期，随着中医学的兴盛发展，中医眼科学也得到极大发展，有关眼科的著述大量涌现，围绕眼科临床和理论的研讨大大增加。

元末明初倪维德著《原机启微》。该书分两卷，上卷按病因将眼病分为18类，加以阐述并附施治经验。下卷专述方剂，首论君臣佐使、逆从反正之义，次列眼病40余方。全书兼采众家之长，联系临床，颇具卓见。

王肯堂《证治准绳》中七窍门设专篇论眼病，首次解释了五轮、八廓的名词含义，改进眼病分类方法，共列170余症，其眼病的症状和病因均极详尽。所述眼病的他觉症状，几乎肉眼所能见到的均已描绘无遗。

傅仁宇著眼科专著《审视瑶函》，认为前人载160症失之滥，著72症则失之简，故摘要删繁，定为108症。全书从理论到临床证治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实用价值较高，因而流传极广。

清代黄庭镜著《目经大成》，书分3卷。卷一阐述基本理论；卷二包括12类病因、81症及似因非症8条；卷三则载方220余首。此书后经邓赞夫增补而成《目科正宗》。

名医张璐著有《张氏医通》，其中“七窍门”专辑眼科资料，对金针拨内障手法记述颇详，并附病案以资参考。

清雍正年间《古今图书集成》内有医部目门共72卷，以成书年代为序，辑录历代有关眼科著作，将精简的内容给予介绍，并附处方、单方、针灸、导引、医案等。

顾锡著《银海指南》，该书理论较系统、全面，将八廓与经络相联系，并概括了六淫所致眼病的特点。

吴谦等所编《医宗金鉴》列“眼科心法要诀”两卷，文字简明易学。

明清时期对药物的研究工作更加细致深入。明万历年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全书载眼科药物400余种，计明目药120余种、治疗用药物300余种。并附有历代名方和作者经验方。

明代朱等编著《普济方》，内有“眼目门”16卷，分眼病57类，收方2300多首，集病名30余种，内容极为丰富。

清代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内有眼科明目药20余种，眼科治疗用药50余种。

此外，明代已有眼镜的明确记载，如屠隆《文方器具笺》谓：“叆叇大如钱，色如云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细书，以之掩目，精不散，笔画倍明。”

五、衰落与复兴阶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百余年间，由于社会局势动荡，中医发展停滞并萎缩衰落，中医眼科学也不例外。这一时期，除黄岩《秘传眼科纂要》和康维恂《眼科菁华录》外，鲜见有影响的著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重视，1955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1956年起，陆续在多数省、市创建中医药院校，此后不久，各市、县普遍设立了中医院，中医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中医眼科也重获新生。上述机构大都设有眼科，大批中医眼科医师出现，而多种现代眼科检查仪器、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发展了中医眼科的四诊手段，使中医眼科在传统治疗方法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不少进步，丰富了中医眼科内容。在书刊出版方面，除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全国统编或规划教材《中医眼科学》外，大量中医眼科学专著面世。此外还创办了《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志》，大大促进了中医眼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