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城市和草原：从日特苏遗址看古代塞人和乌孙的定居生活及农业188
К. М. 巴伊帕科夫（К. М. Байпаков）著 孙危译
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古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此问题在不同的观点中可以预见到一种方向，这种方向与对一个区域内农业与畜牧业发展的考古研究密切相关，也与定居村落的产生及这种村落向城市的转化过程有关。这种过程被认为发生在塞人时代至中世纪（公元前5—公元14世纪），有的观点认为甚至能晚至中世纪晚期（15—19世纪）。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与一处具体地区定居与游牧生活的互动过程密切相关。我们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方向展开研究，还要研究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和一种论点的准确程度，后者是指对从游牧向城市化发展的路线进行确认。这也就意味着，占优势且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业居民在与定居居民逐渐接触的过程中，前者会渐趋转向经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即从整体上转向城市化。189
这条发展脉络有如下推测：在某个时期，所有居民都转向了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生活。190随后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又发生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即从畜牧业转向了定居和农业。
本文选取的一个具体地点名为日特苏，其位于七河地区东北部（属伊犁河流域，且靠近准噶尔盆地）。
如果对七河地区的历史发展展开仔细研究的话，那么可以概括如下：
1.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们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并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及铜石并用时代，则向生产型经济，即农业和畜牧业转化。
2.青铜时代早中期属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时代，此外夏季的高山畜牧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及至青铜时代晚期，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业开始出现，而此现象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即游牧生活成为了一种常态。
3.自公元前8世纪与公元前7世纪之交开始，直至公元5世纪，属早期游牧人时代（塞人、乌孙、匈奴）。
4.随之的中世纪早期，即6到8世纪，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游牧人开始定居，还出现了农业村落，随后这些村落向城市转化，并向大都市发展。
5. 9到13世纪初，游牧向定居转化的紧张过程、都市化过程也日益加剧，进而出现了大片的城市生活区。
6.蒙古人征服的后果是，定居和城市文明遭到了严重破坏甚至是倒退。特别是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初这段时间里，城市遭到了灭顶之灾。
7.随后的时代，以日特苏地区的居民为例，他们又转向了畜牧业和游牧生活。不过农业定居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中世纪晚期，即哈萨克人出现的15到19世纪。191
循着这个发展历程来看日特苏，我们应该注意到，畜牧业经济，包括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业，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8—公元8世纪，而在15到18世纪又是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也就是说，畜牧经济曾经历过长达14个世纪以上的繁荣。此经济形态也长期作为当地居民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基础，并占据绝对的强势地位。
不过从考古学家对每一处具体地点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个发展历程要更复杂一些，也更能表现出历史真实。
研究者们非常注意游牧生活起源和演进的复杂性，这是由地理环境、社会因素以及生态学状况等诸多条件来决定的。192
研究大家С. И.鲁金科的推论可谓非常有意思，他对欧亚地区居民大规模且迅速地由定居生活转向游牧生活产生了怀疑。
纯粹的游牧人处于不停运动的状态中，而这属于很罕见的例外现象。尽管畜牧业在某种程度上较之定居、农业，要占据很大的优势，但按照鲁金科的观点，这主要是由诸多地理因素决定的。他的结论有意思之处在于，游牧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特权，用以表明畜牧业的繁荣，其特点则在于有着数量巨大的畜群，其中主要是绵羊和马。
这位学者的观点是建立在具体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而这些考古材料来自于其所发掘的阿尔泰地区的塞人（斯基泰人）墓地，这些墓地证实了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塞人也具有定居性的特征，且这种特征贯穿于塞人生活的各个时期之中。193
而据К. А.阿奇舍夫的研究，关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起源，他同样也强调，七河地区的塞人和乌孙人并非仅仅是游牧人。194至于咸海沿岸地区的塞人，后来取代了他们的康居人和其他部族也同样有居民点和城市，并在建筑知识上有很深的造诣，且在建筑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还能修建非常复杂的灌溉系统。195
毫无疑问，自然环境和气候波动会对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实际上，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该主题的现实性，由于具有地区性和全球性特点的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强，也与日俱增。不久前，统一的世界体系（自然—社会）的两个分系统被认为已开始形同陌路。而与庸俗的唯物主义相关的，则是共性的绝对化，似乎所有其他的因素都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甚至在地理学中，经济地理方向与物理地理方向都无法合并到一起。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到的，不久前还禁止将自然规律性与社会规律性混为一谈。因此自然地理工作者从不可避免且笼统的批评中看到了灵丹妙药。
危言耸听的“地理决定论”对科学思想产生了禁锢，并迫使学者们挖掘出了对各种力量对比关系的分析，这些力量是指在自然—社会系统中起作用的力量。196
不过此问题中的漏洞很早以来就开始弥补了，此漏洞对Б. В.安德里阿诺夫和Н. Н.切波克萨洛夫的工作也有所促进。在此二人的研究成果中，他们对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此概念揭示了社会与地理环境互动的历史过程。
近些年来，关于人与自然的这些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开始得到积极而深入的研究，例如自然环境改变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最后是被人类改变的自然环境对社会的影响。197
作为这些影响的具体例证，可以更加确信能解决关于人口迁徙的问题，特别是针对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的部族西迁与游牧居民数量暴增、牧场的供不应求乃至牧场质量下降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观点所持的怀疑态度。科学界并未掌握这些关于第四纪时期所出现的危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非无关紧要，其与一些地理因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因素中，首要的就是自东向西牧场的载畜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一部分游牧人就从那些位于中央亚细亚地区的载畜量较低的干旱草原和半沙漠地带迁往欧亚大陆东部水草丰美的草原地带。
当然，这些迁徙活动与进攻侵略型的迁徙活动还是有区别的，后者是由某种社会因素而引发的。西欧地区逃过了蒙古—鞑靼人发动的可怕战争，因为那里没有草原地带。在抵达多瑙河流域之后，蒙古—鞑靼人就如同往昔的匈奴人一样，未能继续向西前进，这里的景观风貌与这些人之前所在的环境可谓大相径庭，而在他们适应了当地的新环境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改变了自己所从事的经济类型。198
在东欧的草原地带，那些外来的游牧族群将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如吉普恰克人、克里木鞑靼人、加告兹人）。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地理因素或是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条件。而且地理因素对人类生活而言，不仅仅是不可分割的生活条件，还会不断地在时空中变换。199
在前工业社会中，人类完全或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自然环境，也正是自然环境决定了经济类型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越是在古代，在对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时，越应考虑到地理因素。正是种种自然条件决定了发生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上的向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业过渡，同时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促使畜牧业保持鲜活和不断发展，直至新时代。而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决定东方早期农业社会发展的因素还有两个，即位于河谷或是山麓地带。
近来在某些研究论文中，“智力圈”这一概念和术语得到了普及，而最早提及此概念的则是В. И.维尔纳德斯基。200这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替代了“地理环境”这一术语。智力圈，按照В. И.维尔纳德斯基的说法，指的就是地球生物圈，其一直受到人类社会的改变，还成为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特别是在近一两万年间。
由于日特苏遗址东北部的自然条件，蒙古人取代了原先居住在这里的农业居民，并转而经营畜牧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得到文献材料和考古资料的证实。201
对人类历史的认识，有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即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与自然环境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而并非仅仅是对大自然的资料和能源进行利用。
因此就对Р. И.阿波里尼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兴趣。在他的《从巴尔喀什湖沿岸的荒漠草原到汗腾格里雪峰顶》一文中，非常细致入微地反映出了七河地区的特征。作者这样写道：“根据这里的气候、植物和土壤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生命地带，而其中起着决定因素的乃是地理地貌，还有与之相匹配的农业经济条件。”202依据此结论，这位学者将这处生命地带进行了如下划分：
1.艾蒿类草原地带。此地带又可分为两种，即纯粹的艾蒿草原和禾本科植物荒漠草原。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发展农业只能依靠人工灌溉。不过在一些较为平坦的黄土缓坡和较浅的谷地，可能会种植旱地农作物。草原带的主要用途在于繁育小型有角类牲畜和骆驼。这里的畜牧业可能存在着一种固定的循环使用的牧场，且大多数牧场具有季节性的特点，但这些牧场冬季基本上不会被使用。
2.禾本科植物草原地带。包括艾蒿类植物与禾本科植物混合的草原和禾本科植物草原。在这种地带具有灌溉能力的条件下，能种植所有的谷类作物，还能发展菜园经济，并创造出与这些经济相适应的技术文明。旱作农业在这种地带分布得很广泛。生长着禾本科植物的草原是用来饲养大型有角类牲畜的牧场。到了冬季，此类牧场（与艾蒿类草原地带不同）由于恒久性且覆盖着很厚的积雪，因而还能发挥不小的作用。可能在这种草原还存在着割晒干草的情况，特别是在宽阔的谷地和小河两岸地区。
3.长着各种杂草的草原地带主要分布于海拔较高的山麓地区。适中的气候条件、丰沛的降雨量和温暖的夏季，这一切都非常适合农业（无论是人工灌溉农业，还是旱作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而这种生荒地对于各种动物而言，也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但这里的冬牧场则因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而很难被利用。
4.森林或是草地，又可分为两种，即混合林带和针叶林带。在这样的环境下，仅有夏季三个月适宜放牧牲畜。
5.高山与冰川地带。其中高山草地在夏季可用作牧场，所提供的饲料主要用于小型的有角类牲畜，这类牧场每年能使用的时间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
根据以上划分的自然条件可以看出，日特苏地区以季节性的牧场为主。即冬牧场为草原地带，而夏牧场则为高山草地。除此之外，山麓地带也可能被用来割晒干草以发展畜牧业。
山麓地带（长着各种杂草的草原地带）对于发展畜牧业和农业都是条件俱佳之所在。就农业而言，这里既有人工灌溉农业，也有旱作农业。那种以禾本科植物为主的草原地带可能也能发展农业，但必须得在人工灌溉的条件下。
在一个区域内，分布着不同类型的牧场可以对具有游牧性质的畜牧业、具有放牧性质的畜牧业和家居畜牧业的发展都起到促进作用。而在山麓和河谷地带，土壤湿润且肥沃，这样就非常适合农业的产生与发展，进而还有可能形成农业与畜牧业长期并存的状态。
К. А.阿奇舍夫注意到了七河地区的生态特点，并对哈萨克斯坦干旱地区的游牧生活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
把哈萨克斯坦东部及东南部放在一起，阿氏将这一大片地区分为了夏季高山畜牧业与旱作农业相结合、半游牧与半定居相结合的两大类地区。因为冬、夏两类牧场之间的距离并不远，这样那些游牧人就很有可能在宿营地居住较长的时间，进而他们就存在着向定居生活转化，即经营农业的可能性，甚至在中世纪时还会出现大量城市，并走向都市化。203
目前，用传统的眼光来审视七河地区的古代居民，即塞人和乌孙，仅仅认为他们是游牧人，其依据是位于阿拉木图以东200公里的阿克塔斯乌孙越冬遗址（图1）的发掘成果，还有位于克特梅尼套山和中央天山南坡上的此类遗址的发掘成果。在对这些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用于居住的和具有经济功能的建筑物，还有露天的畜栏，以及能证明存在农业的证据，即青铜镰刀、石锄、磨盘，而最重要的则当属灌溉的痕迹。因而可以确认，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沟渠，即由山间小溪改造而成的运河的帮助下，能对那些受到较长时间日照的坡地进行灌溉。204
稍早一些，以从别斯沙迪尔塞人墓地中发掘出来的材料为基础，К. А.阿奇舍夫注意到，根据塞人丧葬类建筑的特点，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在使用固定的房屋了。而且阿氏还注意到，居住在七河地区的塞人，在较为寒冷的季节会居住在那些长期固定的越冬居所中。205
这些关于七河地区早期游牧人定居的材料和结论使我们了解到，游牧人也会经营农业，而此观点当属一个创新。与之相对立的则是В.В.巴尔托里德于19世纪末提出的观点。他依据中国史料的记载，认为像乌孙这样的“行国”，要寻其房屋遗址，那是没有意义的。206
就目前而言，七河地区的塞人和乌孙存在着定居和农业已成为一种共识。于是在经过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后，发现数量不菲的、属于塞人和乌孙的定居遗址就成为可能，而从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来看，又可以证实他们确实经营着农业。
下面对几处这样的遗址的特点进行总结。
图1 阿克塔斯乌孙越冬遗址第四层文化层呈现的住宅和具有经济功能的建筑遗迹
1.石墙；2.填充物；3.磨盘；4.镰刀。
萨雷托加伊（恰伦）遗址：位于阿拉木图以东200公里处，地处河右岸的台地上。目前仅有部分保存了下来。在很长的时间内，湍急的水流从不太高的山坡上将这处遗址的文化层冲刷到河里。
位于此地段的河滩地是由河流冲积物堆积而成的，呈圆锥形，其包含物主要是黄沙土，且还被很多古代的小河流冲刷过。这处河滩地的宽度在1.5到2公里之间。恰伦河干流的河床沿着左岸分布，在左岸能看到一些中等规模的塞人冢墓。这些冢墓的高在4到6米之间，直径在30到40米之间。在干流河床的两岸，则是散落着很多石块的草原，这里的草原生长的主要是梭梭属和柽柳属类植物。
而在右岸地区，则发现了一处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在一些椭圆形、圆形和方形的高地上发现了庄园的残迹，而且这些高地上还有大量的石制品。至于遗址本身则沿河床分布，南北向，长约2到2.5公里。这处遗址是目前在七河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处遗址。
目前已能确认的是，在台地的某些地段能看到很多堆积在一起的石制劳动工具，主要有磨盘、锄头、杵，但几乎从未发现过陶片和骨头。对此现象的解释应当是，被水流冲走的都是较轻的遗物，而那些较重的则都遗留在了地表。因此在对台地的较高处进行发掘时，会发现大量石制劳动工具堆积在一起的情况。正如前面所推测的，这些地段带有文化层。我们发掘了一个边长为2米的正方形探方，从发掘结果来看，这里的文化层厚度在20到25厘米之间。在所出土的陶片中，往往能发现动物的骨头。
进而我们可以确认，出土这些石制劳动工具的地段当属住宅类遗迹。但住宅的具体结构目前还无法弄清，不过就已收集的遗物材料而言，已能为我们提供古代居民的经济和陶器生产的信息（图2）。
就陶器而言，其差别不仅在于用途，还体现在质量上。有很大一批陶片乃是烧制火候很低且器壁很厚的陶器残片，这些陶器的器形有罐、杯和钵。这些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此外也发现了少量的薄壁陶器残片，其表面还涂有釉。从制法上来看，薄壁陶器为手制；从器形上来看， 为放在支架上的钵和壶。至于颜色，多为浅黄色和红色。
鍑形器基本上都没有狭长的颈部，侈口、鼓腹，口径在20厘米左右，横耳。还有两种类型的陶罐，一种为直颈，口部略侈，口沿截面为圆形；另一种为没有颈部，口沿截面呈椭圆形。陶杯为半球状腹，口沿较厚。陶壶器壁较薄，烧制精良，器表为红色，颈部较宽。
图2 萨雷托加伊（恰伦）遗址中出土的陶器
与这些陶器类似的陶器也曾见于乌孙时期的遗址中，这其中就包括了位于七河地区的阿克塔斯遗址。
总的来看，位于恰伦河畔的这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的时代为公元前1千纪末至公元1千纪初。
因这处遗址在目前所知的七河地区发现的所有遗址中面积最大，且远远大于其他遗址，所以它大概是一处当时的行政管理和手工业中心。
在台地上的那些现代运河旁边还有古代灌溉设施的遗迹。而已发现的大量遗物，如磨盘、杵和石锄（图3）则能表明，当时的居民在积极地经营着农业。其中石锄较之以前时代的同类工具还是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石锄都不太大（长、宽分别为10厘米和7厘米），其在制作加工时使用了磨具，磨具侧面带有两道沟槽。而青铜时代和塞人时期的石锄上部则均无用于固定的沟槽。至于磨盘，也是类型各异：有的较窄，且带有磨损痕迹；有的较宽，呈舟状；也有较直的。磨盘所用的石料也多种多样。还有杵，一般都不太大，系用河卵石制成，偶有较大的，则是用细粒结构砂岩石来制造。207
奥谢尔巴伊1号遗址：位于阿拉木图州的克根地区，阿勒嘎巴斯村西南3公里处。在这里恰伦河从一个狭窄的峡谷中流出，进而形成了一个宽度在5到6公里的谷地，该谷地还与下一个峡谷连接在一起。目前在这一地段发现了好几处遗址。
奥谢尔巴伊1号遗址地处河边高台地的上部。很久以前这处台地是很平坦的，但后来遭到多条溪流的冲刷。其中的一条将台地冲出了一道很深的冲沟，进而将遗址分为了两部分。这样遗址的一部分就沿着坡地向下坍塌，而剩余的部分则位于冲沟以外。在台地地表和冲沟外面均发现了方形的围墙。而在遗址中则采集到了很多陶片。这里发现的一处住宅由两排石块围成，石块的形状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在住宅的中央处发现了由两排大石块组成的遗迹现象。
图3 萨雷托加伊（恰伦）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工具
1994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为90平方米。
1号住宅位于奥谢尔巴伊遗址的中央处，其平面形状呈方形，系用大块和中等尺寸的石块构建而成。这些石块埋入土中，且排列得很整齐。这处住宅长9米，宽6.6米，西北—东南向，其又被一堵墙分为两个房间，偏西的那间长6.6米，宽4米；偏东的那间长6.6米，宽5米。在进行考古发掘时，首先下挖了0.5米，这样就将遗址表层的草根土层清理干净了。随后又发掘了20到50厘米，在偏西那间房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个致密的石砌物，在这间房的南部则出土了石磨盘的残余，而在这间房的中央，发现的是一些陶片和数量可观的骨头。在偏东的那间房深约10到30厘米处的西北角也出土了陶片。
磨盘是由椭圆形且经过滚碾的石块制成的，残存部分长42厘米，宽21厘米。其用于研磨谷物的部分经过磨光处理。还有两件用砾石制成的工具，它们应该是磨棒。
从陶片中可以分辨出来的器形有壶、罐、鍑和碗。其中鍑和碗的口沿略向内收，而壶和罐的口沿则向外侈。此外在鍑耳上还有凸起。罐的颈部不高，且非常均匀地过渡到鼓起的腹部。另外还发现了一些带有扣环状系的陶器残片，这些陶器为圜底，还带有布制的模子的痕迹。总的来看，该遗址中出土的陶片的质料都非常纯净，所含的沙土成分很少，且陶片表面还经过精心的熨平处理。这些陶片与阿克塔斯遗址中出土的陶片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陶器制造技术的角度来推断，奥谢尔巴伊遗址的时代属乌孙时期。
该遗址所在地的自然条件使当地居民既可从事畜牧业，又可经营农业。这可以从现今当地居民的经济形态中得到反映：这里属宽广的谷地，现在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马铃薯和大麦，而在台地的高处，则用来放牧牲畜。208
阿米尔萨伊遗址：发现于天山中央处。与之共存的还有复杂的灌溉系统遗迹，即主运河河道和支流沟渠，占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该遗址的时代被断定为公元前1千纪前期。209
拉哈特遗址：这是一组遗址（图4），位于拉哈特村附近2公里的范围内，即塔尔加尔与伊塞克两市之间，也即伊塞克墓地以南3公里处。
这组遗址所在的地段事先应经过精心的设计，其中央部分为高地。中央高地为锥体状的小丘，小丘的斜坡部分经过了人工处理，小丘上还有壕沟和丘陵状的系统，以及大量人工修建的沟壕和围墙。也正是因为这些壕沟和围墙，才使这处遗址的中央部分成为一处堡垒。
下面就说说中央部分的特点。
其位于拉哈特村的东部边缘上方、塔斯姆伦河的右岸，沿着东部边缘地带有一条通往奥尔曼峡谷（索勒达特裂缝）的道路，这里能看到一组塞人—乌孙时期的遗址。
遗址的中央部分为梯形小丘，其高于第一个高台地约10米，而较之中央部分以北的平坦草原，则高出了50米之多。梯形小丘上面有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其长径为85米，短径为55米。小丘四周环绕着壕沟，这些壕沟带有很明显的人工整修痕迹。至于壕沟，同样也能看到对泥土进行加工的痕迹，而加工之目的则在于使泥土变成一个有效的城防工事系统。在中央小丘的地表及其附近区域，包括塔斯姆伦河峡谷在内，都采集到了陶片，从器形上来看，其中既有塞人—乌孙时期的典型陶器，也有中世纪的鍑、壶和大罐。
此外，在中央小丘的地表还发现了两块凹地，其形状分别为椭圆形和方形，均为住宅的残迹。我们在这里布的探方为边长2米的正方形，其中一个就位于一处住宅残迹内，由此也弄清了厚度约70厘米的文化层的情况，文化层中的包含物主要有灰烬、骨头和陶片。
从陶片来看，可以认为该遗址存在的时间很长。其中第一个阶段当属早期铁器时代。更准确地说，属于塞人和乌孙贵族建立城市避难所和独具特色的大本营的时代。
图4 拉哈特遗址平面图
及至中世纪，该遗址的功能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是一处避难所。210
总的来看，这处遗址称得上是一种考古遗迹的全新类型，即带有防御设施的城市避难所，多位于外伊犁的阿拉套的高岗坡地上。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几处遗址均位于山区地带的话，那么谢列克塔斯遗址（图5）则位于平坦的草原地带。这处遗址位于阿拉木图西北200公里处的一条干涸的河流岸边。在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前，在其地表发现了大量的陶片和骨头，还有一些凸起的石块，它们围成了椭圆形和圆形。此外还发现了六道围墙，在围墙上布了一道长2米、宽1米的探沟，方向为南北向，发掘深度为1米。根据出土的瓷片可以断定，这处住宅的时代为19世纪后期，属哈萨克人居民点的一部分。而在地表发现的那些时代较为古老的陶片则是由啮齿类动物从原先的文化层中拖拽出来的。
图5 谢列克塔斯遗址平面图
要弄清早期铁器时代住宅的情况，就要继续进行发掘。而发掘结果表明，该时期住宅的残迹位于哈萨克人的住宅地面以下50到70厘米处，且目前只是进行了部分揭露。
基本的发掘工作集中在平坦的遗址地表上，这里没有发现能反映建筑结构的遗迹，但发现了集中堆放在一起的陶片。发掘区长14米，宽12米。
在深约35到40厘米处，发现了一处时代较早的住宅遗迹，其由大石块堆砌而成，形成了两间椭圆形的房间。其中一间深入地下85厘米，为半地穴式结构。房间内的地面用小石子来铺砌。此外在地面上还采集到了大量的乌孙时期的陶片。在这些陶片中，有些为较薄的素面灰陶，其中有些是颈部和口沿。偏西的一间面积较大，其长、宽分别为9米和7米，应是用作卧室，里面发现了灰斑、木炭和动物的骨头。此外还在这间房屋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些磨制得很好的骨针。另一间房面积稍小，为正方形，边长5米，大概它是一间起辅助作用的附属房间，并具有经济方面的功能。房间内发现了石堆，但未发现炉灶。
根据这处遗址出土陶器的特点，可以确定其年代为公元1千纪初。
在古代遗址与现代哈萨克人的居住点之间的悬崖上，还发现了岩画。岩画中的鍑和鹿的形象均具有野兽风格，这也就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指明了这些岩画的年代。
为了更精准地确定这处遗址的年代，还把这里发现的骨头和含碳酸盐的矿物送到了核物理顺磁性共振实验室进行分析，所得出的测年结果是4世纪前后。
在河流旁边及与河床毗邻的地带还发现了几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公元前1千纪末至公元1千纪初，草原地带的牧民也在青铜时代居址的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居住点。有时在那些塞人—乌孙时期的居址中，还会发现修建时代较晚的住宅，即宿营地。211
对塞人和乌孙时期的居址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始自1994年，当时哈萨克斯坦与美国组织了联合考古队，对塔尔加尔地区进行了调查。
本次联合考古的主要目的是对塔尔加尔这个小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发展进行研究，时间上则是从塞人时代到中世纪（公元前7—公元14世纪），还一直延续到新时代（19—20世纪初）。在此次调查活动中，重建当时的自然气候条件以及日特苏地区居民的经济和文化活动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在研究任务中，还包括了对塔尔加尔这个小区域内的新考古对象进行调查，对一些居址进行考古发掘。众多学者集中力量对地层学方面的研究和建筑遗迹进行了诠释，此外还分析了陶器材料以及文化学方面的相关问题。除了传统考古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外，还对那些被焚烧过的种子进行了植物学方面的分析，也对植物的孢子和花粉进行了微量分析，进而将当时的植被与现代的植被进行了对比；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灌溉遗迹进行了地貌学方面的研究；还进行了动物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最后运用放射性碳元素测年法得出了一些绝对年代。
联合考古队选取了位于阿拉木图东北24公里处的图如萨伊居址作为长期研究对象。该遗址地处一条干涸的沟谷的左岸，其顶部宽15到20米，底部宽7到10米。
从遗址的地表来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外部特征，如住宅或是防御性的建筑遗迹。此处文化层的分布范围长约100米、宽约90米，且沿着沟谷的岸边延伸。
沟谷的右岸已被开垦为耕地，因而与左岸一样，遗迹遭到了部分破坏。保存下来的遗迹部分宽度为30到35米，且被两条冲沟所切割，冲沟延伸的方向为西北—东南向，与沟谷的岸边平行，冲沟的宽度为2到5米，深1.5到2米。
不知在何时，由11座冢墓组成的墓地与这处居址的南部边缘地带连接在了一起，这些冢墓呈西北—东南向排列。且其封冢的底部均带有石圈，封冢的直径在12到40米之间，高度在1到4米之间。1980—1981年间，这处墓地在当地进行的一场农业开荒活动中被破坏。考古学家Б. Н.努尔姆汉别托夫对其中两座冢墓的残迹进行了考察研究。而在绝大多数封冢下面的方形墓圹中，其侧壁都带有由云杉木棍组成的立面，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圆柱状的小骨珠、几个金扣饰，其中后者还带有菱形和正方形装饰纹样，也有类似盘羊角形象的扣饰。这些遗物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4至前3世纪。
1992—1993年间，在该遗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活动，发掘的总面积达216平方米。发掘结果表明，图如萨伊居址的文化层厚度在0.5到1.1米之间，文化层中的包含物主要有陶片、兽骨和木炭。这些包含物分布于四层文化层中，这四层文化层的时代是与该居址被使用的四个时期相对应的。在发掘过程中，还揭露出了居址中没有住宅和其他建筑物的地段。该遗址的时代大约为公元前4至前2世纪。212
1994—1996年间，该遗址的发掘工作继续进行。此次发掘获得了不少关于遗址地层堆积和平面布局的新资料。这期间发掘揭露的面积为76平方米。共发现了7个灰坑，还有一些建筑物残迹。遗物方面，出土有陶片、石器等。此外还进行了古植物学、动物考古、地貌学和土壤学方面的研究。213
1996年，再次对图如萨伊居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40平方米。
第一层（厚度在0到20厘米之间）的遗物很少，仅在一块正方形区域（深约10—18厘米）发现了一些陶片，其中可辨识出来的器形是大陶罐和鍑，这两种器物的器壁均较厚，此外还发现了器耳、口沿等部位。在发掘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部分时（深约12—25厘米），发现了一些中等规模（直径在20厘米左右）的圆形花岗岩石块，它们主要集中在XII—Д发掘区的西部，另外在XI—Г、XI—Д发掘区也有发现。由此可以看出，至少有两个石碾位于这一层平面上。
在发掘XIII—Г与XIII—Д这两处发掘区之间的部分时，在深约28厘米处发现了石碾的残块。其残存下来的尺寸为长18厘米，宽15厘米，厚7—8厘米。
在XI—В发掘区的北部，清理出了一处灶的遗迹。其实这处发掘区的北部在1995年时就曾进行过发掘，灶集中在一处呈透镜状的灰烬堆积中，灰烬层的厚度达4厘米，灶所处的深度为30厘米，其平面为圆形，直径为44厘米。在灰烬层中还发现了一些炉渣。作为燃料，当时所使用的是水果类的树木，此外还发现了黍的颗粒。
第二层发现的遗物分布范围比较广，其中在XXII—Г发掘区的北部、XII—Г发掘区的南部和XIII—Д发掘区的西部均发现了清晰的文化层，该文化层的厚度在28—34厘米之间。在该层出土的遗物中，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于XI—Д发掘区的球状铜器（残）和发现于XII—В、XIII—Г发掘区的矿渣。
古代地面的位置在XI—В发掘区中看得很清楚，这里出土了一件大陶罐。其所处的位置深约35厘米，同时也是XII—В发掘区的北部。这件大陶罐直径为40厘米，高70厘米。从陶罐中发现的土里含有黍的颗粒，对黍颗粒所做的古植物分析表明，有小麦，但无法确定其是野生的，还是粮食作物。
第三层出土的遗物分布得较为均匀，而相对集中的地点有以下几处：XII—В发掘区的西南部（深约42—50厘米）、XI—Г发掘区的西部（深约40—47厘米）和XI—Д发掘区的西部（深约44—50厘米）。在本层发现的遗物（陶器、兽骨等）中，需要注意的是一块砺石，其出土于XI—Д发掘区深约55厘米处。这块砺石为透镜状，直径4厘米，宽1.8到2厘米，厚0.5到0.8厘米。
在XII—Д发掘区的东部边缘深约60和63厘米处出土了鍑的残片，而在该发掘区的西北角处发现了两个石碾。在石碾下面深约60—63厘米处有两件体型较大的鍑（残）。
在XI—Д发掘区发现了一处由生土堆积而成的小丘，可能是当时填埋坑穴时形成的。小丘从深约56厘米处开始并向下延伸，直至该发掘区的南部。而在该发掘区西北角深约53厘米处，则发现了一个由石块组成的堆砌物。
在XII—Д发掘区发现了一堆兽骨，可能是骆驼。
在XIII—Г发掘区发现的一文化层表面经过了夯实处理。表面由混合物构成，里面的包含物有大石块、马骨、碎煤屑和陶片，这层文化层所在的深度在60到70厘米之间。
在对XII—В发掘区进行发掘时，在东南角深约57—63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炉灶的斑点。斑点呈不太规则的椭圆形，长50厘米，宽25厘米。里面的灰烬经碳元素测年法测定的年代为公元前400年至前380年之间。
在XI—В和XI—Г这两个发掘区中均清理出了一个由小石块（砾石）形成的石堆，其长、宽、高分别为160厘米、40厘米、7到10厘米，东西向。
1996年发掘的区域，还发现了10个方形的大坑。
根据碳元素测年法的结果来看，图如萨伊居址的时代范围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叶。
从坑穴、炉灶和陶器中能提取出古代植物的样本。而用浮选法得到的植物种子和木炭随后被送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验室进行研究。绝大多数粮食发现于文化层和牲畜的粪便中，粮食基本上属小麦，也有少量大麦和黍。
众所周知，小麦多被用作食物，而大麦则多用作家畜的饲料。小麦、大麦和黍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图如萨伊居址而言，表明当时存在着能获得重复收成的方式：首先，在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前，会种植小麦和大麦；及至夏末，还会从经过灌溉的田地中收获黍类作物。目前所获得的农业文明资料组成如下：小麦占69%，黍类作物44%，大麦35%，葡萄8%、核桃8%。
对图如萨伊居址的土壤所做的孢粉分析让我们看到了有趣的结果。正如众所周知的，孢粉分析能够分辨出极微小的、单细胞的和多细胞的植物，而这些植物就能用来作为我们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自然—气候条件的证据。对17份样品进行了分析，其中有6份以单细胞草本类植物为主，可能是野生的草本类植物，样品采自于遗址周边地区。而多细胞的草本类植物残余则多是小麦类作物。此结论是建立在对样品中包含的所有植物种子的百分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而这些植物种子则是通过浮选法选出的。
所获得的最有趣资料是，发现了稻米及稻壳的残余。而所看到的杂草，则是出自于稻穗残余中。这样看来，如果当时的图如萨伊能够种植水稻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灌溉系统。А. М.罗泽尼的研究结果则与Н. Ф.米列尔在三年的时间里发现的遗物稍有差异：А. М.罗泽尼提到了稻穗、稻米、几种大麦类植物，而Н. Ф.米列尔提出，在所收集的粮食作物中，大麦所占的比例为35%。
这种差异性的产生有两个原因：首先，受样品的数量所限，所以测试结果就可能会产生偏差；其次，是植物保存状况的差异性，而植物又受到所使用的古代植物分析技术的限制。这样所获得的结果就是：首先，可以证实小麦还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其次，黍和大麦属于占次要地位的粮食作物。
这两大类粮食作物在图如萨伊大概以两种体系存在，即旱作农业和灌溉农业。古植物学的研究结果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依据：当时图如萨伊的居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有：畜牧业，所使用的草场为图如萨伊周边的平坦草地；灌溉农业，主要是在早春和夏季种植的小麦和大麦，此外或许在炎热的夏季还能种植水稻。
在发掘图如萨伊居址时获得了一大批动物考古学资料，1996年经统计共有3845块骨头。这其中约有20%具有基因方面的特点。就数量而言，绵羊骨占49%，鹿骨占31%，马骨为13%，还有2%的狗骨。这批材料同样也很有意思，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根据绵羊牙龈与牙齿之间的结石残余来确定屠宰牲畜的时间。在对8个样品进行分析后可以确定，绵羊都是在夏季被宰杀的。这可能表明，驱赶着羊群的牧人们是在晚夏时节居于此地的（从位于高山上的夏牧场往海拔较低的牧场迁徙）。根据初步的结论，图如萨伊的居民以从事畜牧业为主，至少是有季节性的基础的。包括羊群、大型有角牲畜群和马群在内的各种畜群，大概是在晚春和初夏时节被放牧于草原之上的，随后牧人会驱赶着它们迁往夏牧场，及至冬季，又会驱赶着这些畜群返回到位于草原地带的牧场。
对图如萨伊居址所做的地貌学研究是由Б.科克博士来完成的。他从24В号坑的东壁剖面上提取了7份土样，从27А号坑的南壁剖面上提取了8份土样，还从8号坑的西壁剖面上提取了11份土样。通过化学手段对这些土样进行了分析，还辅之以对黏土、软泥和沙土中各种成分颗粒含量的统计方法，而这些手段对复原铁器时代图如萨伊地区的气候条件是必需的。科克博士还提取了两份未被扰动过的土样，其来自于建筑材料（大概是泥砖），为了弄清这些建筑材料的结构特点，他进行了放射性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科克博士在图如萨伊附近地区也提取了土样，用以检验下面的假设：图如萨伊的居民曾经营过灌溉农业。214
考古学家按照塔尔加尔规划开始对索尔达特裂隙地带（奥尔曼）进行考古调查。该地位于塔尔加尔市以东7公里处。这里属河谷地带，海拔高度在1300到1600米之间。外伊犁的阿拉套山脉的支脉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着这片河谷地带，还有很多山间小溪对谷地形成了切割。从这里采集的新石器时代工具来看，人类很早就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了。而在早期铁器时代，这里还可能是一处塞人文化的中心，证据则是别萨伽什窖藏中发现的遗物。215
田野考古工作的结果是，弄清了谷地西南部的陶片分布特点，并绘制了分布图，此外还发现了两处新的塞人时期居址，即奥尔曼1号和2号居址。
奥尔曼1号居址：位于谷地南部、奥尔曼村以东2公里处。目前这里已被完全开垦成了农田。根据文化层出口处的面积来判断，这处居址的面积不小于4000平方米，且该居址沿着两段已干涸的沟谷分布。陶片最集中的出土地位于居址右岸部分的中央处，这里布了五个探方，每个探方长2米、宽1米，其目的是弄清文化层的厚度和当地的地貌学特点。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这处居址上层的文化层厚度在25到30厘米之间，这部分文化层已遭到破坏，且在某些地段，此厚度即为整个文化层的厚度。而在2号和3号探方中，在深达40至60厘米处也发现了陶片。除了陶片以外，该居址还出土了其他遗物，如石碾、石杵等。而就陶片而言，其时代属早期铁器时代。
横贯奥尔曼1号居址的一条干涸的沟谷，其北部宽在3到4米之间，深约2米。这条沟谷引起了Б.科克教授的极大兴趣，他认为其原先应是一条用于灌溉的沟渠。
在索尔达特裂隙地带的地形图上，还标注有几条这样的沟谷，其水源来自山间小溪。目前要确定这几条沟谷的功能还是很困难的，大概它们属于中世纪，但或许早在早期铁器时代就已开始发挥其功能。
奥尔曼2号居址：位于奥尔曼1号居址以西1公里处，在该居址我们布了一个探方。从这里发现的陶片来看，与奥尔曼1号居址中出土的陶器很相近。目前能确认的是，奥尔曼2号居址曾经被用于集约化的农业活动，该居址目前被开垦的深度达60厘米，因此事实上这处居址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在奥尔曼1号和2号这种类型的遗址所在的冲积高地上，冲积层往往会很厚，这样用肉眼观察和研究会很困难。只有当这些考古遗迹被破坏时，如现代进行的经济生产类活动，才有可能在地表发现遗物。而在地表所看到的诸多考古遗迹，均已遭到了侵蚀。至于冲积层中发现的大量石块，原先很可能是用作建筑材料的。
我们同样对茨加尼卡8号居址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该居址位于潘费洛夫镇南部边缘地带的茨加尼卡河东南岸边，即阿拉木图以东20公里处。这处居址由窑洞和用于储藏的窖穴组成。居址长约100米（东北—西南），其年代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而对该居址的断代是建立在五个放射性碳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的。这五个数据来自于美国佛罗里达的别特·卡尔·格伊波勒斯实验室。由此也就确定了茨加尼卡8号居址存在的绝对年代为距今2390±70到2130±40年之间（95%的可能性），即公元前775年到公元前370年之间和公元前350—300年到公元前220到50年之间。不过就与图如萨伊居址中出土的陶片组群较为类似这点而言，如果图如萨伊居址存在的时代为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的话，那么茨加尼卡8号居址存在的时代或许还要更早一些。
正如众所周知的，就日特苏地区而言，塞人文化早期阶段的具体年代被确定的基础来自于那些在比热发现的马具类遗物（马衔、马镳、动物形图案和节约），当然还有来自于特克里的匕首，其时代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初。216
目前发现的一处时代较早的窖藏则能完全证实上述放射性碳元素分析结果的准确性。这些成果对于弄清该地区塞人文化发展进程和塞人文明的经济特点，即该文明是建立在农牧并举的基础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对茨加尼卡8号居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一批住宅遗迹。
1号窑洞遗迹的绝大部分已被茨加尼卡河破坏，目前保存下来的部分长2.2米、宽1.32米、深0.35米。这处住宅属于茨加尼卡8号居址使用时期的较晚阶段。与这处住宅具有联系的还有一个用于储藏的窖穴，其直径70厘米、深60厘米。
2号窑洞遗迹平面呈圆形，直径4.2米，深度在0.7到1米之间。窑洞地面还用黏土来涂抹。
3号窑洞遗迹平面呈方形，其南北长约6米，东西宽在2.8到3.7米之间，深度在0.6到1米之间。经过观察后发现，整个地面可分为三层。此外在地面上还发现了两个柱洞，其直径在30到40厘米之间，深度在70到88厘米之间，柱洞口还用石块围砌，在坑底有一些磨光的石块，它们是用于支撑房屋立柱的础石，原先所建的房屋很可能是平顶的。位置较低的两处地面，即1号和2号地面分别深1.4米和1.9米，这两处地面之间的住宅面积也较大，其长度为6.6米，宽度为3.2米。住宅的走廊位于窑洞北部，其南北长86厘米，东西宽60厘米，走廊的墙高在60到70厘米之间。在较低的地面同样也发现了两个用于放置础石的柱洞，这两个柱洞深度在50到60厘米之间，直径在35到40厘米之间。与位于较高地面上的那两个柱洞一样，这两个柱洞的洞口处也用石块进行了围砌。
3号窑洞遗迹由两个房间组成。
4号窑洞遗迹位于3号窑洞遗迹以南，其平面呈椭圆形，长短径分别为3米和3.6米。其地面位于深约28到32厘米处，在地面中央有一个用于放置础石的柱洞，小坑直径40厘米，深30—35厘米。
通过对取自发掘对象的样品所做的放射性碳元素分析，得出了茨加尼卡8号居址的下列生活场景：
1.3号窑洞遗迹：位于3а和3б两处地面之间的灰烬层要低于现代地表约110厘米，其年代为距今2900±70年（公元前775—前370）。
2.1号窖穴开口于第八层，深度在310到330厘米之间，其年代为距今2300±80年（公元前740—前535）。
3.13号窖穴的底部低于现代地表约250厘米，其年代为距今2130±40年（公元前350—前300）。
4.2号窑洞遗迹的地面低于地表120厘米，其年代为距今2130±40年（公元前385—前100）。
5.编号为Б—10的正方形遗迹低于现代地表50厘米，其年代为距今2190±80年（公元前400—前40）。
这样看来，茨加尼卡8号居址使用的时间很长，即从早期塞人时代直到乌孙时代。对采自该居址的29个样品所做的生物形态学分析是由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А.郭里耶夫来完成的。
在该居址的3号窑洞遗迹的2号地面上发现了一些植物颗粒，后被确定为大麦。此外还在3号窑洞遗迹中发现了一些麦壳，而在这处遗迹深约135厘米处则发现了草席的痕迹，草席是由芦苇和其他植物共同编织而成的。
在13号坑中深约98到103厘米处，发现了一些植物的花粉。这就可以说明，这处居址曾在夏季被使用过。
来自德国欧亚考古研究所的Н.别涅金博士对茨加尼卡8号居址中发现的畜类骨头进行了研究，其组成比例如下：绵羊和山羊占46%，牛占16%，马占3%。此外还有两块骆驼的骨头、两块驴骨和六块犬骨。至于野生动物，则主要是鹿和兔。217
这样看来，茨加尼卡8号居址的时代要略早于图如萨伊居址。而就塔尔加尔地区而言，目前已发现的塞人—乌孙时期遗址的数量已超过了20个。这也就证实了塞人—乌孙时期定居人口分布得已很稠密，他们均居住在固定的村落中。这些居民以经营农业为主，他们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和黍类，其农业形式既有旱作农业，也有人工灌溉农业。此外这些居民还从事家庭畜牧业，并会利用山中的夏季牧场。在图如萨伊居址中曾发现过建于地上的房屋，而在茨加尼卡8号居址中，则有两种类型的窑洞：方形的和椭圆形的。正如研究结果所确定的，它们均属于固定的住宅，且当时的居民一年四季都居住在里面。218
“大阿拉木图”区域在塞人和乌孙时期就是一个定居的中心，直至现代城市的诞生。
这里发现过几处遗址和一处神庙遗迹。
布塔克塔遗址：位于科克托别山脉的斜坡上，遗址所在区域有一座电视塔。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叠压在青铜时代住宅的地基之上，且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和石堆遗迹，此外还出土了很多陶片和动物的骨头。
在发掘该遗址时，出土遗物数量最多的有两块区域，分别位于东北部和西南部，这两处的两个灰坑中均堆积了大量的陶片，灰坑的深度达到了50厘米。此外该遗址的北部看上去应当是住宅，这里还发现了由大量小石块组成的圆形石堆。石堆直径为60厘米，在清理石堆时发现了羊骨和陶片。而在这一层平面上的遗址西部和东南角处，则发现了石杵和石碾。在该遗址上层文化层的大量石制品残块中，我们见到了石碾、石杵、磨光器、磨碎器等。还发现了一些骨器，如距骨和护身符，从其形态来看，它们是马鹿角上的凸起和猛兽的獠牙。
从该遗址出土的陶片来看，能辨识出来的器形有壶、带系的鍑、罐和钵。而从陶片上的纹饰来看，那些饰有波折纹的陶器具有同时期中亚地区陶器的特点。体型最大的一件陶器出自灰坑，宽颈、圜底、呈鍑状，且带有系。这件陶器所处的位置不在住宅范围内，而是位于一个直径50厘米、高60厘米的石堆中。由此我们推测，它是一个烤炉，用于烧烤食物。在家畜的骨头中，以牛羊居多，很少能看到马骨。219
就七河地区发现的同类遗物而言，与布塔克塔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最为相似的当属图尔根2号遗址和奥谢尔巴伊遗址中发现的陶器。220此外伊犁河流域221和外伊犁的阿拉套山地222的塞人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类似陶器则能确定布塔克塔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千纪后期。
1984年发现并部分发掘了一处时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遗址，该遗址位于哈萨克电视艺术学校以南的一处高地上，即季米梁兹耶夫大街与阿里法拉比路之间的地方。2004年发掘工作继续进行。所发掘出的遗物有石碾、磨碎器、陶器、纺轮和动物骨头。此外在这处遗址的下层文化层中还发现了灶的遗迹。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牧并举（他们饲养的牲畜品种有马、牛、羊和骆驼）。而为了保护畜群还需要养狗。关于经营农业的证据则是数量众多的石碾。223
巴洛勒达伊1号遗址：该遗址位于杰列尼卡尔河右岸的台地上，其四个方向的长度分别为：北部112米，南部280米，东部600米，西部600米。目前很多墓上建筑物都保存完好。在这里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是陶片，其中包括：厚壁陶器的腹部残片，陶片厚度为16毫米，其断口处为黑褐色；夹杂有碎黏土和碎石的陶质较好的陶片；略有内凹的圜底陶器口沿；表面有磨光痕迹的陶片，断口处为浅褐色；夹杂有碎石英的陶片；用作炊具的鍑的腹部残片；断口处朝外的一面为灰黑色、朝里的一面为黑褐色的陶片；受烧制时温度的影响，呈现出彩色特征的陶片；夹杂有碎黏土和碎石的陶质较差的陶片，其表面有烟炱痕迹。
该遗址的年代初步确定为早期铁器时代至中世纪早期。
巴洛勒达伊2号遗址：该遗址位于高地的西南边缘处，这里还集中分布着巴洛勒达伊墓地。高地的西部有一处人工开凿的池塘。对该遗址所做的微地形学研究显示，其处于沙丘地貌中，沙丘的西界就在池塘边上。稍早一些，这里还分布有几个小的湖泊。而在高地的东部边缘地带，以前曾有过一条小河，其水源来自于春季的冰雪融水。
该遗址所在的区域内房屋分布得非常密集，目前这里已经铺设了自来水管网。而在铺设管网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遗物和窑洞遗迹。其中遗物所处的深度不一，为30到80厘米之间。遗物包括陶片、骨头、铁矿渣和铸铁鍑的残件。而陶片可复原出来的器形为鍑，黑褐色，且陶片中夹杂有碎石英。还发现了浅褐色的鍑的口沿残片，系用捏塑法制造而成，在靠近腹部处还有烟炱的痕迹。这些陶片属塞人—乌孙时期。
叶谢尼塔伊遗址：位于特基斯布拉克河与叶谢尼塔伊河之间的高地上，其海拔高度为1080米。早些时候，这处高地曾被开垦为苹果园，随后与周围的土地连为一体。目前这处遗址的大部分已被建筑垃圾所填平，这样原先的文化地貌就被彻底改变了。因此考古发掘工作只能在遗址的周边地带进行（图6）。
第一发掘区为一个边长10米的正方形区域，其位于遗址南部，且未被建筑垃圾所占压，这里靠近坡地。发掘结果表明，上层的草根土为灰黑色，非常致密，呈大块的团状，该层的厚度能达到0.5米。在该层中发现了大量没有上釉的陶片，能辨识出的部位有口沿、底部、系，但更多的是陶器的两侧部分。与这些中世纪的陶片共存的还有乌孙时期的陶片。
图6 叶谢尼塔伊遗址全貌
草根土层的下面为较硬的且具有黏土结构的塌陷层，在这一层中发现了两件楼船状的石碾的下半部，还有祭台和一座儿童的墓葬。第一件石碾发现于深约0.4米、距发掘区西南角4米处。这件石碾呈凹陷状，用于磨制粮食的表面为三角形，且磨制得非常光滑。石碾的长、宽、厚分别为0.46、0.42、0.3米。与这件石碾一起被发现的还有来自三件陶器的残片，其中有两件陶罐，一件陶瓮。这三件陶器的残片在石碾的北面呈一字排开。距石碾最近的是中等尺寸的陶罐残片，能看出其为直口，在这件陶片附近还发现了陶罐的腹部和口沿残片。距石碾距离居中的是一件直口圜底小罐，这件陶器已被打碎，仅发现了一些残片。距石碾最远的则是陶瓮，其保存状况很差，仅剩近底处，其呈垂直状竖立，可能原先就是被埋入地下的。另一件石碾发现于发掘区的东南角附近，深度约为50厘米。其用于磨制粮食的工作面内凹，且非常光滑。其保存下来的部分为正方形，边长30厘米，厚11厘米。在这件石碾的北部还清理出土了一件被打碎的陶器碎片。
祭台（图7）发现于距现代地表深约0.5米处，其发现地距发掘区东北角0.4米。祭台为石制，形状不太匀称，未发现加工过的痕迹。其较为平整的那面朝上，而位于边缘的削尖部分则朝东。还有八块大小和形制各不相同的鹅卵石分别从前面和侧面将祭台围了起来。
前面提到的这些遗物的摆放位置，可证实遗物所在的这一层面是住宅中存放粮食的那层。而墙体遗迹也较为引人注目，因为其底色较浅。至于房址中的堆积物，则为黑色的泥土。在少量的几个地点，还能看到泥砖的痕迹。不过想要将墙体和堆积物区分开，已经是不可能了。就墙体的密度而言，从发掘结果来看是相同的。
那座儿童墓葬位于发掘区的东部，深约0.6米，墓葬所在的层位属乌孙时期，保存状况较差。儿童的尸骨方向为头西（西北）脚东，未发现墓圹痕迹。
图7 叶谢尼塔伊遗址中发现的祭台
为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后来继续在原先发掘区的东南方向发掘，并形成了一个长10米、宽5米的探沟。这样发掘区的长度就达到了15米，宽度为10米，即发掘区的总面积为150平方米。
在表层的草根土中发现了陶片、石碾残块。而在探沟东部的一角则出土了一件陶瓮的底部。就住宅而言，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内部装饰的组成，均无从考证。还发现了几个灰坑，其中一个或许是墓圹。这些灰坑都不太深，平面呈圆形。其中靠近探沟南部一角的一个灰坑直径为1.3米，深0.2米，坑内充斥着致密的灰烬堆积，里面还夹杂有家畜的骨头，主要是牛骨。另一个灰坑位于探沟的东南角处，其距探沟的南部边缘为1.6米。此灰坑的一部分处于发掘区以外。灰坑直径为1米，在距地表深约0.7米处发现了它，灰坑的深度为0.25米。坑内的堆积物为黑色，里面还发现了几件中世纪的陶器。第三个灰坑平面亦为圆形，其位于探沟的东北角处，距探沟的东部边缘为4米。其直径为0.95米，发现于距地表深约0.75米处，灰坑的深度为0.35米。在此灰坑的坑内堆积物中发现了中世纪的陶片和动物的骨头。第四个灰坑位于探沟的西南角处，距探沟的南部边缘为3米。此灰坑的一部分处于发掘区以外。灰坑位于距地表深约0.65米处，灰坑直径为1.35米，清理深度为0.6米，在深约0.38米处发现了一个方形的遗迹，其为西北—东南向，长1.3米，宽0.8米，很像一座带有侧室的墓葬的前室部分。其中侧室大部分位于发掘区以外，因此未予以揭露。灰坑内的堆积物为灰黑色的土，且较为疏松。土中所包含的陶片和骨头数量并不多。
在该发掘区的北部一角还发掘了一个边长为2米的正方形探方，发掘深度为1.6米，生土层距地表约1.3米。
第二发掘区长5米，宽4米，位于第一发掘区以西50米处，这里距高地的边缘要更近一些。发掘区的方向为正方向，即东西向长5米，南北向宽4米。西南角处要低于地表约0.2米。上层的草根土层厚约0.2米，为灰黑色。在这一层中出土了大量小陶片，此外还有石器的残块，很可能是石碾。
本发掘区的发掘范围仅限于西部，即长4米、宽2米的范围。在距地表深约0.5米处，发现了黄土层，这一层的土质较之上层的草根土层要更为致密一些。黄土层再往下则是略带白色的黄土层，在这一层中，发现了两座穆斯林的墓葬。
两次发掘都集中在高地的北部，并更靠近边缘处。这里没有被填埋的地段的宽度在10—15米之间，该地段被推土机推平过，在推土机推过时，发现了厚约0.5米的文化层。而形成的小丘中包含着大量的陶片和骨头。
第三发掘区长5米，宽4米，即南北向长5米。在地表发现了灶的遗迹，其位于发掘区的北部边缘附近，距北部边缘0.3米，距东部边缘1.4米。这里发现了两道平行分布的红砖建筑，其中北部保留下来两块，南部仅保留下来一块。两者的间距为0.35米。北部边缘长0.4米，宽1.5米，高0.08米。南部边缘保存状况较差，长0.25米，宽0.15米，高0.05米。南北边缘之间有一个灰坑，坑内堆积较为致密，未发现灶坑和烟道的遗迹。
在南部边缘附近距西南角1.2米、深约0.5米处，发现了一个祭台。其为一块菱形的大石块，边长0.45米。表面很平坦，而在祭台南面的尖锐的末端有一个突起物。祭台是用七块大小不一且形状也各不相同的鹅卵石来围砌的。
在距该发掘区东部边缘0.5米，距东南角1.4米、深约0.25米处，发现了一个坑口。此坑为椭圆形，长轴为1米，短轴为0.8米，深0.15米。坑内的堆积物有灰烬、陶片和动物骨头。
第四发掘区位于第三发掘区以南10米处。这里没有被推土机平整过。相互连接的砾石带从三个方向围住了这里。第四发掘区为一边长4米的正方形，方向为正方向。该发掘区最上层的草根土厚约0.5米，土色为灰黑色，土质非常致密，且这一层中还包含有中世纪的陶片。
在草根土层下面清理出了一些属于半成品的塌陷物，而在本发掘区的中央，则是大量的烤炉侧壁残留物。侧壁内侧饰有波浪状的线条纹。烤炉所在的位置已无法确定。在该发掘区的东北角处还出土了一件双耳罐（残）。
在发掘过程中，还曾尝试弄清侧壁的结构，但致密的泥土和模糊的轮廓使这种希冀无法实现。本发掘区的发掘深度达到了1米。
第五发掘区揭露的是一处遗迹的南部，该发掘区为边长4米的正方形。表层的草根土层为灰黑色，质地坚硬，里面包含有大量的陶片。这些陶片的时代非常杂乱，既有塞人—乌孙时期的，也有中世纪的。从器形上来看，则有罐、杯、瓮和鍑。本发掘区还出土了一些鹅卵石和炉渣。经过观察后发现，鹅卵石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它们在发掘区的南部边缘呈一条直线。可能是用来作为某种垫板的基础的，而且与其有联系的某种建筑结构也颇为复杂。有一块石块应为石碾的一部分，石块上还发现了二次使用的痕迹。这层草根土层的厚度在0.4到0.5米之间。
炉灶遗迹的深度在0.5米左右，其保存状况较差，仅能分辨出经过焚烧的侧壁和地面。灶的形制已无法复原，从经过焚烧的地面来看，长为0.35米，宽为0.3米。在距发掘区东南角1米处，还发现了直径0.25米的圆形烟道痕迹。
发掘工作在本发掘区的西部继续推进。在深约0.9米处发现了一处方形的坑口，坑的方向为西北—东南向，其长为1.06米，宽0.65米。此坑的西南部分是从本发掘区的西部边缘延伸出去的。坑的深度为0.2米，坑内还出土了一块陶器侧壁的残片。
第十发掘区位于高地的西部。最初发掘的探方为边长2米的正方形，方向为正方向。在草根土层下面深约0.15到0.2米处发现了一处呈南北向分布的石砌遗迹。随着对这处遗迹的揭露，发掘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最终发掘的面积为98平方米（长14米、宽7米）。石砌遗迹为圆圈状。沿着其外部边缘有一排较大的鹅卵石。还有一条宽度在0.9到1米的碎石带，其从内部将一排中等大小的鹅卵石带包围了起来，这条鹅卵石带修筑得非常精心。整个石砌遗迹的宽度在1.7到1.8米之间，遗迹延伸的距离在15米左右。其北部一直被揭露至建筑垃圾堆积处，而南部有5米的范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以残缺不全的形式保留了下来。此外还弄清了一座封冢的结构，其位于石砌遗迹南部以东2.5米处，封冢系由中等大小的石块所组成的堆积物。其底部长5.5米，宽2.5米。可能最初整个封冢的表面都覆盖着石块。而想要继续对这座冢墓进行发掘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其大部分已被建筑垃圾所掩埋。
在叶谢尼塔伊遗址所在的范围内，还布了三个探方，它们均为正方形，有的边长为2.5米，有的边长为2米，方向均为正方向。
其中8号探方位于该遗址的东部，11号和12号探方位于该遗址的中央。这三个探方所发掘的深度均达到了1米。探方内的堆积状况大体一致。其中草根土层非常致密，里面包含有大量的陶片。陶片上均未上釉，能看出器形的有罐、瓮。而骨头发现的并不多，其中8号探方发现了一块带有两个穿孔的骨头。而在8号和11号探方深约0.5米处还发现了大量堆放杂乱的石块。
叶谢尼塔伊神庙遗迹（图8）：在叶谢尼塔伊遗址内，还对一处神庙遗迹和一处人为处理过的广场进行了发掘，它们均修建在沟谷的斜坡上，这条沟谷从叶谢尼塔伊遗址一直向一条名为特里斯布拉克的小河方向延伸。
图8 叶谢尼塔伊神庙遗迹
这处神庙遗迹位于叶谢尼塔伊遗址的西北部，在遗迹中布下了两个探方：6号和7号探方。神庙所在的小丘呈椭圆形，西北—东南向，高约20米。在小丘和叶谢尼塔伊遗址之间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堤坝。堤坝的一部分已被建筑垃圾所填埋。堤坝高约10米，其最高处宽约2米。距小丘越近，这处堤坝就越低，且逐渐变宽，还有一条宽阔的坡道通往小丘。
这两个探方所在的高地面积为450平方米。
6号探方位于神庙的遗迹东南部，距小丘的边缘2米，为一边长4米的正方形，方向为正方向。发掘前，这里的地表生长着茂盛的青草。草根土层较为疏松，厚度为0.4米，土色为灰黑色，接近纯黑色。在这一层中发现了几块陶片。
草根土层下面是略带白色的黄土层，非常致密。在深约0.5米、距探方西北角0.35米和东南角0.6米处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坑口。此坑长1.8米，宽1.4米，深0.9米。坑内的堆积物为灰色的泥土，里面夹杂有陶片和动物骨头，其中陶片属乌孙时期。
随后又沿着探方的西南角继续进行发掘，发掘面积为4平方米。这条探沟发掘的深度为1.6米，沟内的泥土为略带白色的黄土层。
7号探方为一边长2米的正方形，其位于顶部中央。探方内的草根土层为黑色，较为疏松，厚度为0.4米。草根土层下面的那一层土质较为致密，土色为灰色。在这一层中，即深约0.85米处发现了穆斯林的墓葬。
继续的发掘面积为4平方米，发掘深度为1.2米，发现了略带白色的黄土层。
9号和9a号探方位于一块形状为菱形的地面。为了在那条从叶谢尼塔伊遗址向特里斯布拉克河方向延伸的沟谷的北坡上进行建设，需要将这条沟谷切断。这样一个广场的一半就楔入了斜坡中。在这两个探方中并未发现文化层。草根土层下面是致密的黄土层。
通过在高地的这些考古发掘工作，可证实这里文化层的厚度为1.3米，而文化层所处的遗址的存在年代则属于两个时期。其中上层的年代为11到13世纪之间，下层的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当时这里形成了一处属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点。
在小阿勒马金尼克河畔有一处神庙遗址。这处遗址具有很鲜明的日特苏文化的特点，主要物证是一组塞人—乌孙时期的青铜艺术品（桌子、灯和鍑）。通常这些偶然发现的遗物所包含的信息量并不大。有一件尚属全新的遗物，这是一件青铜灯，灯上带有骑手和公牛的形象。这件遗物发现于一处被毁坏的窑洞建筑，该建筑位于小阿勒马金尼克河的左岸，窑洞所在的区域是一处圆形的广场，其深度为0.4米，总面积约为130平方米。神庙建在一个黏土平台上，黏土内夹杂着篝火的痕迹和大量的家畜骨骼，此外还发现了陶片、用于涂抹颜色的页岩石片等。其中绝大多数陶片与巴克特里亚北部地区的遗址和墓地中出土的古典时期陶片很相似。224
而对陶器材料进行分析后，可以确定其时代属塞人和乌孙时期。
将前面所说的内容进行一下概括总结，可得出如下结论：就日特苏这类遗址而言，可看出塞人和乌孙的经济是建立在各种类型的畜牧业的基础上的，即固定牧场、放牧和游牧等多种形式，当然也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即旱作农业和灌溉农业。
在为数众多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中，既有窑洞式建筑的遗址，也有属于固定住宅的遗址，还有带有发达手工业的大型遗址。位于恰伦河流域的萨雷托加伊（恰伦）遗址就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它可能是城市类型居民点的遗址，当时这处居民点履行着行政、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职能。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新发现的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的，而此结论也是游牧人国家是否存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据。
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部族联盟，即带有原始国家性的联合体，抑或是组织健全的国家？有一批学者认为，就游牧社会的发展而言，从原始形态到中世纪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过程，更是一个从原始公社制度走向封建关系的过程。
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从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古代、中世纪和新时代的游牧人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225
还有一批学者则认为，早期（即公元前1千纪）的游牧社会不具有国家性，而中世纪的游牧社会才具有了国家性质。226此外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塞人和乌孙已具有了国家的性质。227另有一些研究者则否认游牧人国家的存在，他们将游牧人的社会结构视为部落联盟，即具有短期性、暂时性的特点，而不具有国家性的特点。228
这就能弄清楚了：既然前面所说的那些民族的特点之一是游牧，那么“游牧生活”这一术语就能被确定为属于这种特点的经济，即其基本的生产性经济为全年牧放牲畜的粗放型畜牧业，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有大量的居民来驱赶牲畜。而关于游牧人国家的问题是与游牧人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体制的确定具有密切联系的。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晰的，不能孤立地来对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历史发展进程以外，还应当关注游牧民族与定居农业文明、城市文明之间的互动。正如前面所注意到的，有的已被确定的事实对于认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实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例外，定居和农业成分总是会与在一个统一民族共同体框架中的游牧经济相伴随。229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界限曾经是非常模糊的，而后者始终是潜在的定居人群，他们在一些确定的条件下，或是巧合的机缘下会转变为以定居生活方式为主的居民。当然也存在相反的转变过程，但就整体而言，在欧亚地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无论是随着地域的变化，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定居、农业和都市化为主的地域均有扩大的趋势。可能更准确地说，这就是文献记载中所言的草原文明代替了游牧文明，因为前者所包含的内容要更加宽泛。
С. А.普列特涅娃从动态变化角度对游牧社会的形成进行研究后，确定了游牧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呈现出的总趋势是从游牧向城市过渡，从部族联盟向国家过渡。并且此发展过程不受年代、地域和民族的制约，而是由农业和畜牧业基础的确立来决定，即社会分化，手工业和商业的产生，民族共性的形成，强力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普及，统一的祭礼、宗教、叙事文学和文字。230
近年来，通过分析历史发展过程，对一些概念基础的更新和完善过程进行了延展，而关于社会系统类型全新理论的形成，则对于克服在评价游牧社会中的年代分歧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目前所认为的文明发展进程，更多的是要关注游牧文明和游牧人在密切的相互联系中所表现出的国家性的相关问题。
Г.查伊勒德总结出了古代农业文明的十个特征，这其中就包括了国家和城市。通常文明都是与某一种国家结构相适应的。其他一些研究者在确定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些原则。231А. И.马尔德诺夫提出了草原文明的定义，其基本特征包括有宏伟的国家建筑、居民点和文字等。232
以前面所言为根据，可以得出如下的推论：在与确定国家性相关的种种问题中，城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城市还能在社会结构、经济和文化中体现出它的作用。
新材料能证实塞人和乌孙之中存在着定居生活，这也就表明这些民族具有国家性的论断是正确的。
西突厥汗国、突骑施汗国和葛逻禄汗国的居民点和城市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丝绸之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七河地区的变迁，是由游牧贵族的大本营变换而造成的，这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很快这些城市就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上述这些国家的辖境中，城市和草原向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因而将这些国家称之为游牧国家是不准确的。
苏亚波、纳瓦科特、库兰、塔拉兹、伊斯皮札波、奥特拉尔和沙弗加尔，文献中最早提到的这些地名，从时代上来看，为6到7世纪初。这些地方是当时国家的中心、手工业和商业的聚集地、大型宫殿和寺庙建筑的所在地，以及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些地方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共性是，均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不过还应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城市的各项功能中，有一个其实是与农村相区别的，即城市具有剩余产品集中和再分配的功能。233还应注意到的一点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城市不仅与农村呈现出了对立的态势，而且还与农村一起，与草原形成了对立的态势。城市与农村是各种功能集中所在之地，当然这些功能是相对于游牧草原地带而言。如果说纯粹的农业区域的概念即剩余产品集中所在地，并衍生出各种税收，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于农业地租和富余的产品，其中后者是由于城乡之间不等价的商贸活动形成的，那么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城市中所汇聚的剩余产品则来自于草原。由此看来，不仅是定居人群需要城市，草原居民和草原地区的统治者也需要城市，因为在城市中他们有可能保存大量的珍宝，此外占据了城市还具有稳定国家政治秩序的功能。
关于定居的过程不仅可以由历史文献材料来证实——这些材料反映了突厥人—葛逻禄人、奥古兹人、基马克人和吉普恰克人城市的特点，还可以从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实——这些考古材料与七河地区东北部城市文明的形成具有联系；此外托尔特库里也得到了全面普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房屋出现了新的类型，而在伊犁河谷的一些庭院中，还出现了附带有帐篷的房屋；最后要值得一提的是，游牧人所使用的陶器。234
这样看来，这些汗国都是突厥人建立的国家，它们均创造性地在自己的文化中将定居传统和游牧传统进行了融合。而喀喇汗王朝在统治中亚河中地带时，又将这种融合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13至15世纪初，即蒙古人入侵之后，城市出现了逐渐规范化的现象，随后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的城市生活呈现出了上升的态势。
不过在一些地区，城市文化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这里和中亚地区一样，城市文化出现了复兴；在七河地区东北部，这里的城市文化在13世纪末被摧毁；而在七河地区西南部，城市文化在14至15世纪上半叶被摧毁。
东西方之间国际商路的变换对哈萨克斯坦南部众多城市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古代的定居传统在保存定居和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而马苏德—别克的货币改革则对发展当地的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235在蒙古统治的13至14世纪，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城市与游牧大本营即王庭的两元制得到了确立。这可以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两元制中得到反映，而当时的国家将两种经济类型，即定居和游牧，结合在了一起。
七河地区城市文明的灭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就政治统治而言，该地区被分割成了三部分，分别是朮赤（七河地区北部）、察合台（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南部）和窝阔台（七河地区东北部）三人的乌鲁斯。这样大批游牧民众就随之迁徙到了七河地区，他们在乌鲁斯政权的纵容下，与当地的市民和农民之间充满了敌意。而在那些游牧贵族的利益中，若要获得更多的牧场，就要攫取已被文明浸染的土地，这些土地很早就已被辟为农田、菜园和果园。
还有一些原因也需要指出，如内讧、伊犁河流域缺乏古代农业传统以及整个七河地区的城市生活对丝绸之路上国际商队贸易的依赖，其中丝绸之路在13至15世纪之间陷入了低潮期。236
但此地的定居生活和农业还是一直保持到了日特苏并入俄罗斯之前。七河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哈萨克人居民点。237
最后的结果是，城市文化在13世纪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统治七河地区的蒙古国家也衰落下去了。
16至17世纪，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封建割据活动可谓愈演愈烈，内讧战争仍在持续，众多城市变成了废墟，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经济陷入了萧条。
城市的处境在很多方面都有赖于哈萨克汗国的状况，而此时所兴起的大量城市在很多方面均与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乃至汗国本身密切相关。
还需要注意的是，哈萨克汗国与舍伊巴尼德为了争夺锡尔河流域众多城市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为这些城市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心，更是手工业、商业、农业经济和文化汇聚之地。
这些中心是在没有残酷禁锢的状态下形成的，即便没有哈萨克汗国，亦会形成松散的部族联盟。
对奥特拉尔和土耳其斯坦所做的考古研究表明，16至18世纪这些地区的居民数量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了哈萨克人，他们为手工匠人，从事着金属器、陶瓷器、玻璃器和骨角器的生产。当时在奥特拉尔、土耳其斯坦和辛格纳克均能制造金属货币，这也表明了当地商业的繁荣。
而在中央亚细亚地区、俄罗斯和中国的诸多城市中发现的金属货币，则证实了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国际贸易联系。
城市也是意识形态（或思想）中心，艾哈迈德·亚萨乌伊的墓地就位于土耳其斯坦。这处墓地是东方穆斯林心目中的一处圣地，其形成于哈萨克汗国时期，并在萨乌拉尼统治时期一跃成为伊斯兰教的教育中心。
从阿布赉汗写给奥伦堡总督И. А.列伊尼斯多尔普的信中所描述的内容能看出上文中所介绍的独特例证，这封信的年代为1778年。信中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能成为哈萨克汗国的大汗，是因为阻断了拒绝帕迪沙陛下庇护的逃亡卡尔马克（卡尔梅克）人的道路，凯萨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全族跨上战马，所有我们哈萨克乌赤—阿拉赤（“三百”）帐的名流、显贵和汗王，我们的城市和草原边陲（黑体字为原作者所加），以及土耳其斯坦的名流全都同意推举我成为众汗之汗。”238
这样看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中世纪，畜牧业和农业、城市和草原之间的互动，以及城市的发展水平都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也表明了日特苏和哈萨克斯坦地区所具有的国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