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双重文化认同”成因探析
李永 顾晓莉[3]
双重文化认同，简单地说，是指在多种族的社会中，移民及其后裔既有对祖籍民族文化特性的保留，又有对移居地国家主流文化认可的趋向。“二战”前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有着双重文化认同的内涵，具体是指“二战”前美国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在强势的美国文化与弱势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其实质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寻找与确认，即通过美国社会环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过程，同时也是寻找自我和反思自我的过程。
自1850年以来，华南民众因淘金、修筑铁路等原因大量移民美国，其中加州旧金山是华人移民最主要的居住地。从代际上来说，“二战”前的华人主要分为两类：老移民和土生华人。“二战”以前，受排华法的影响，女性移民较少，土生华人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占在美华人的52%。其中，第一代土生华人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代土生华人出生于1910年以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土生华人进入青年时期，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他们成为中美文化的“边缘人”，无论早先的第一代土生华人，还是日后的第二代土生华人，他们都在寻找自己文化的根基。这些土生华人在成长过程中通过“选择性同化”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双重文化认同。
一 中美文化形态对教育活动的导向性影响
“二战”前华人青年双重文化认同的根源在于中美两种文化形态对教育活动产生的导向性影响。众所周知，文化传递机制与教育模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受此影响，中美两种教育文化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限制移民时期，在美国华人社会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对立与缓慢的融合，借用“三喻文化”理论，有助于说明“二战”前华人社会在文化形态和教育活动上的复杂性。
（一）对立与融合——美国华人社会的文化形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4]中提出了“三喻文化”的概念，包括“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同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及其传递机制。简言之，后喻文化代表孩子主要向他们的祖辈学习；同喻文化代表孩子主要向他们的同辈群体学习；前喻文化代表成年人要向他们的孩子学习。[5]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体系庞大，内容繁多，但强调稳定、贬抑变化是其统摄整体的主线。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后喻文化社会。在后喻文化社会中，那种保持终身的绝对文化认同意识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新环境中或者说在移民社会中将成为一种文化的负担，就如同美国社会的华人老移民一样。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现代交通、通信和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具备前喻文化结构的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其中首推美国。
米德还指出，同喻文化具有过渡性的社会特征，而移民社会是同喻文化的典型。“二战”前美国华人社会既有后喻文化（唐人街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又受到前喻文化（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到缓慢呈现的同喻文化中文化吸收、文化融合的特质。
虽然华人社会在不断变迁，但是移民社会文化形态的本质并未改变，亦如多年以后华人学者许烺光所言：“我在一种不崇尚变化的文化里出生长大，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几乎是可以预测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于其中的则是另一种文化：它提倡变化，认为变化即是进步，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不可能一成不变。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存在两种对立的文化相互碰撞、影响，这个人就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他在文化的边缘行走，感受共同的存在。”[6]
（二）美国华人社会“后喻型”教育与“前喻型”教育的交锋
基于“后喻型”文化特质，中国传统教育有着明显的封闭性，集中表现为形成了一套师授学承的教育模式。尊重权威的教育传统也被华人社会严格遵守，无论是教导生活方式还是学习文化典籍。
在唐人街华人家庭中，父亲具有更大的权威，他一般是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当华人子女进入学校学习以后，家长和学校都会教导学生尊重老师，因为教师被视为知识的权威，同时也具有绝对的道德权威。在中文教育中，特别是早期的私塾教育，与国内私塾教育相仿，教育的形式无非是写字、背诵典籍和作文。“中国私塾深化了学生们在学龄前就得到的经验，这与现代美国学校试图发展孩子们在家庭中形成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它们也是儒家经典强调的美德。美国孩子在家里学习如何基于个人偏好做事。”[7]
“前喻型”文化结构赋予美国教育“开放性”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截然相反，美国式教育是反权威的，再加上美国人性格中本来就有强调成就的特性，共同造就了崇尚竞争、不断向上的社会氛围。19世纪末的教育改革中，美国通过公立学校教育极力向移民子女灌输美国精神，即使在排华影响下唐人街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绝，华人子女还是接受了一定年限的公立学校教育，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
比如，中国传统家庭中，家长的权威地位取决于家庭中绝对的经济地位。这也是后喻文化存在的重要前提。“由于片面强调孩子对长辈的义务和责任，中国的孩子缺少经济、社会关系甚至人格上的独立性。”[8]但对于唐人街华人家庭来说，子女通过公立学校很快掌握了英语这一语言技能。不仅如此，这些缺乏英语技能的华人父母为与白人做生意，通常依赖子女口头交流、翻译文件，于是华人子女开始涉足家庭经济事务，成为父母生活与商业上的引导者，这已是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挑战。
总之，由于早期华人社会中美两种文化对立的态势，所以在土生华人诞生之初，就成为两种文化的涵化对象，处于“生不由己”或“身不由己”的两难处境。成长中更是中美两种文化，尤其是学校教育塑造的对象。随着心智日渐成熟，在认同形成期，他们开始成为两种文化沟通的文化中介，成为中美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的引领者。
二 中美二元学校教育对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
一般来说，文化认同反映某一个体对其族群、民族或文化群体的态度特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教育通常被认为是发展或者转换文化认同的强有力工具。“二战”前华人通过教育活动既认同本民族文化，同时也吸收移居国文化，这是华人教育与文化认同的基本关系。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是学生构建他们族群和种族认同的重要场所。
（一）中文学校教育对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
家庭是教育开展的先决条件，但是在早期华人社会中妇女和孩子非常稀少，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女性移民，另一方面在于1882年排华法及随后的法案限制华人妇女入境，导致华人性别比例悬殊，人口增长缓慢。19世纪80年代，美国华人男女性别比高于20∶1。[9]1890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7∶1。[10]1910—1930年，男女性别比例从14∶1跌落到了4∶1。[11]
另外，通过合法或非法地利用1906年旧金山地震引发火灾毁坏了移民记录而带来的“移民空额”的方式，部分华人获取了美国国籍。此后华人家庭数量开始增多，土生华人开始涌现，20世纪20年代以后，本土出生的华人占美国华人总人口的比例从30%增长到了50%以上。[12]这也标志着华人家庭中分裂的经济功能（男性赴美国）和教育功能（女性留华南）开始走向完整。
在非异族通婚的华人家庭中，华人妇女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和传播者。[13]虽然生活在美国，她们仍然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习俗，不仅在家庭的饮食起居等方面保持传统，对子女也极力运用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
从民族学范畴来说，本族语是一个民族领域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体或者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从语言教学的功能来说，传统文化教育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中文教育，而幼年习得的语言通常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自然工具。
从社会环境来看，早期中文学校教育受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双重影响。中文学校的产生，一方面是华人传承传统文化、寄托爱国之情的一种集体诉求，是华人应对认同危机、对抗隔离教育政策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来自国内对海外华人教育的重视。[14]自1908年清末内阁侍读梁庆桂赴北美兴学以后，华人社区的兴学活动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官方支持。
第一代、第二代土生华人几乎都有公立学校放学后去中文学校学习的经历。中文学校为年青一代学习中国文化基础知识创造了条件。“我在波特兰接受美国公立学校教育，读完三年中学。我又在晚上和星期六半天上中文学校。我觉得中文学校是很值得上的，我在那里受益匪浅。”[15]华人父母的这一举措并非因地域而有所变化，即使在遥远的南非，为“保持华人性”唯有把孩子送入当地华文学校。1918年至1955年华人人口超过一百的几乎每个城镇都建有华人学校，共12所，成功率因校而异。[16]
从华人社会和华人父母的角度来说，依托中文学习推进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维系了子女与祖国的感情联系，另一方面强化了子女的民族意识，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还是较为满意的，但是这种局面仅限于移民早期和20世纪初。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生华人就开始倾向于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父母的威权至上、重男轻女、孝顺父母、祭奠祖先，甚至节俭的生活方式，都让这些成长在美国的华人第二代感到不满，为第一代移民的举止感到困窘。[17]随着年龄的增长，华人青年甚至认为家庭是他们在文化上完全西化的第一道屏障。对于老一代移民而言，他们可能为华人家庭、中文学校和唐人街社会都没有能让华人后代保持更多的中国文化传统而黯然神伤，但是从文化融合的普遍规律来看，放弃自身部分文化是融入主流社会的必经环节。
（二）公立学校教育对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
20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为了应对大量东南欧新移民及子女的大量涌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对新移民的教育和加快新移民的美国化进程。公立学校则承担起了“改造”移民儿童的主要任务。公立学校促进移民子女美国化的核心是学习英语。因为只有掌握了语言，才能通过课程讲授美国历史文化、灌输美国价值观念。所以公立学校中英语处于“独霸”地位。《华女阿五》的作者黄玉雪在访谈中提到，她六岁（即1928年）开始上美国人办的学校，开始讲英语。其自传体小说提及：“学校老师周小姐是一个中国女士，个子很小，穿着外国衣服，讲一口外国语——英语，尽管必要时她可以用中文解释。然而，她不让学生使用已经习惯的语言，这使他们灰心丧气。”[18]
语言是文化认定中最为重要的指数之一。就美国华人而言，第一代乡音未改，以中文为主要语言；第二代使用英语者增多，中文逐渐退守；第三代时英语成为日常与阅读语言，中文实用意义降低，文化象征性日益增强。[19]根据人口普查数字，1920年有10020名超过10岁的华人不会说英语。而1910年和1900年相应数字分别为28370名和33498名。[20]很明显，不会讲英语的华人人数在减少。
公立学校常常让移民子女心中充满了“一切非美国的东西都是劣等的”观念，学校在教学中对移民的母语和传统文化采取忽略或贬损的态度。黄玉雪说，她的英语词汇比她的广东方言中的词汇更复杂，而她的广东话只是口头语。同时，在《华女阿五》中，黄玉雪也多次提到了她对于父辈文化的质疑甚至是反抗，包括为自己争取大学教育的权利，反对无条件顺从，反抗包办婚姻以及争取职业自由等。由此可见，以语言为载体，华人子女开始接受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并开始质疑父辈的信仰和文化。
另外，华人父母无意识中也对子女的“美国化”起了某种促进作用。尽管华人父母仍然保持着中国情结，但他们对待美国教育的态度是非常开放和民主的。[21]比如，经常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支持孩子学习各门科目，甚至鼓励他们学习西洋乐器、参加社会活动。聪明好学的华人子弟，为了“取悦”父母，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断努力。这就导致他们花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从而疏远了父辈所珍视的文化传统。当然，由于受到排华政策和隔离教育政策影响，也不能夸大美国学校的力量。比如，尽管许多华人孩子在学校积极参与节日庆典活动，但是中国农历新年仍然是旧金山唐人街最受欢迎的节日。根据学校的报道，为了准备农历新年，这一周很多华人学生都没有到学校上课。[22]
同化的文化维度意味一个族群采取别的族群的文化特征——语言、宗教、饮食等。这一过程被一些学者称为文化适应。几乎总是弱势群体学习支配群体的文化特征。[23]虽然华人父母和中文学校对华人子女进行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但是进入公立学校以后，在美国式教育影响下，子女不仅熟练掌握了英语，还充当其文化中介，帮助自己的父母实现美国文化的反向社会化（Reverse Socialization），这一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自身文化认同的转向。
三 种族歧视与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转向
（一）校园内种族歧视对土生华人的影响
首先，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对华人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加奈儿·施林根·巴洛（Janelle Schlimgen Barlow）指出1900—1910年的世界史教材中，华人被描述成懦弱的、傲慢的，而且对于西方的传教士、西方国家以及改革抱有敌视的态度。这些教科书在表现出对中国文化好奇的同时，又公开谴责中国陈旧的社会发展道路。[24]
其次，教师对华人学生有歧视。尽管公立学校里大部分老师很友善，但总会有一些带歧视观念的老师。例如，艾丝特·黄（Esher Wong）就遇到过法语老师对她的歧视。有一次，黄在进行了较为精彩的课文朗读以后等待老师的回应，而老师却停了一下，认真地看着她。最后，老师说：“很好，你读得非常正确，但是我就是不喜欢你。你来自一个曾玷污了传教士的低劣民族。”[25]
除此以外，华人学生也成为白人父母攻击和歧视的对象。1905年，华盛顿初级中学的白人学生家长向学校抱怨，认为4名华人学生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因为他们都取得了高分，并远远超过了其他同学。为平息家长的抱怨，学校将4名华人男孩置于教室的四角进行了第二次考试，但是他们还是获得了全班的最高分。最后，白人父母继续向教育委员会投诉，教育委员会默许了白人家长的要求，将4名华人学生转出了该校。[26]
然而，对于华人子女来说，最主要的伤害来自同辈群体，即白人学生的歧视。吴康宁认为同辈群体对学生个体的影响具有“高参照性”,[27]这是因为学生更容易接受同辈群体所树立的行为准则。雷洁琼曾指出，在初中阶段，种族意识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上还很淡薄，白人学生通常对他们的华人同学很友善。到了高中阶段，白人学生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越来越明显地把华人学生视为另类，而且年级越高，种族意识越强烈。到了大学阶段，白人学生排斥华人的情形就更严重了，各种同学会均不接纳华人学生，因此也没有机会当选学生社团的领导。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歧视华人学生，反映了白人学生受到家庭、社会等其他成员态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从众心理。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学校教育试图或已经改变了华人学生内在的文化认同，但是从未改变种族歧视的外在校园环境。所以，归根结底，种族因素才是根本动因。
（二）校园外就业歧视对土生华人的影响
除了校园歧视，走出校门的华人青年还要面对一种更加痛苦的现实：就业歧视。由于肤色，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帮助他们在美国社会找到一份专业工作。《父亲和他的光荣后代》的作者刘裔昌，出生于华商家庭，早年就读于马克汉姆文法学校。据他回忆，当时的一位老师引导学生们相信，美国是个机会均等的国度，每个人都可以积极投身政治，只要有能力，就一定会成功。[28]受老师的影响，刘裔昌做起了总统梦，他告诉父亲“我热爱美国”，但是他对唐人街“十分陌生”。中学期间，刘裔昌首次在唐人街以外寻找暑期工作却不可得，甚至常常连面试机会都没有，而他的白人同学都能找到工作。这一事件促使他意识到，虽然他在语言等方面已经美国化，但是因为相貌原因导致他仍无法摆脱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经过若干挫折之后，他终于明白，不管他多么美国化，华人外表将使他无法在美国社会享受平等待遇。
同一时期雷洁琼的研究认为，因为华人属于黄色人种，所以几乎她所有的被采访者都相信白人雇主对华人抱有偏见，只有美国白人不愿从事的个别行业例外。[29]在20世纪30年代，有九成左右的华人青年主要从事服务业。
就业歧视的困境不仅剥夺了土生华人的工作机会，还迫使华人青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出路。很多土生华人进行了“补课”，他们认真地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且准备回中国寻找就业机会。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刘裔昌开始意识到保留“中国根”的重要性，他重新学习了中文，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产生了兴趣，更重要的是这影响到他后来从事的工作，直到他成为所在研究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20世纪30年代华人社会所倡导的“去西方”（Go to West）、“去中国”（Go to China）的反向移民运动并没有彻底地进行下去。“二战”之前以及“二战”中，中美关系的改善促使很多土生华人从中国返回了美国，而且在1940年至“二战”全面爆发之间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些土生华人为了舒适的生活也回到了美国。[30]
由此可见，一方面，华人青年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在成年后对中国的文化、族裔身份有了不同程度的回归，并且随着自身的成熟而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土生华人的美国公民身份以及同化教育，使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把自己的职业发展定位在了美国，把自己的根扎在了美国。
无论选择返回中国还是继续留在美国，华人意识的增强使他们对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中国成为华人青年构建文化认同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来源时，他们重新融进了祖先的文化中，在情感和文化理念上向父母靠近，并获得了更多的归属感，他们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形成了对自己身份的新认知：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美国华人。
四 美国华人从移植、冲突到融合的文化认同趋势
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至少受到来自中国、美国以及美国华人自身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种因素所占的比重不同。但就主要趋势而言，20世纪之前的早期华人移民深受旅居观念影响和美国社会排华法的限制，基于后喻文化的超强稳定性，老移民通过对美国社会环境的本能适应，对自身原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自然传承，在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与其华南家乡相差不大。
在居住形式上，老一代华人移民沿袭传统的家庭——家族观念，主要群居于唐人街，这是早期移民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居住模式。对华人移民来说，也是一种抵制外界排华暴力的自我保护机制。这一时期的美国华人处于早期移民的“家族、地域——方言群”认同时期，但他们对自己的宗族、家乡及清王朝的效忠难脱传统上种族观念和皇朝观念，更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国民或公民等观念。只是共同应对排华的命运，促使各埠华人在族群意识上日渐产生整体上的华人族群观念和认同，开始跨越宗族与地域的界限而逐步走向联合。
在华人的同化问题上，中国文化传统和华人的宗亲观念影响了“二战”前华人的融合进程，因而表现出了历时性的滞后。比如，“妻儿的人质性质”要求每个侨民负起经济责任并最终返回家乡，这种模式迟滞了同化进程。[31]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社会因素对华人的制约。
首先，由于女性缺乏，华人未能普遍建立稳定的家庭从而进入第二代，因而未能仿效其他移民群体相似的同化道路前进。其他族裔的移民可能因天主教信仰而受新教徒歧视，但从未受移民法的排斥，家庭的稳固使他们看到美国是一个可以寻找机会、结婚并生子的国家，而华人的路径却因移民限制、种族歧视而大不相同，即他们想在这个侨居的国家（美国）找寻自己的位置而不可得。其次，种族歧视阻碍了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密切接触，导致华人成为一个相对孤立的族群。这些男性移民主要定居在唐人街。那里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可以与华人同伴一起生活，同时避免了主流白人社区对居民的种族歧视。移民群体在就业、社交、文化活动和紧急资金援助等方面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机制。[32]最后，许多老华人无法获得公民身份，从而处于合法的边缘。根据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移民是边缘人，他们是脱离了原来的文化，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建立一种新身份的人。他们不了解所移居社会的内部机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主流的社会群体之外。老一代华人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合法公民身份，不被美国主流社会承认，只有居住权，没有公民权，因此身处合法的边缘。
20世纪以来，土生华人数量不断增多，在40年代占到在美华人的半数。土生华人与父母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引发了家庭中的代际冲突，这也是中美文化冲突在家庭中的缩影。家庭冲突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一方的顺从或者是双方的“共生”，华人父母开始认识到美国文化且承认它的存在，部分华人子女也开始重新认识和接受中国文化。不可否认的是，在消解代际冲突的过程中，华人父母日益理解子女的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即使他们并不打算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参照，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朝着美国文化靠近。
土生华人生而具有美国国籍，因此他们开始对美国产生初步的政治认同，他们开始积极向美国政府争取与自身相关的政治权益。同时，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政治运动，也引起了一些土生华人的积极关注，特别是在“二战”中，土生华人支持抗日战争并尽其所能宣传、筹捐或是直接参战，表现出对中华民族的强烈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土生华人对美国政治认同的消失。今天，在理解、尊重华人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同时，我们要看到美国华人有强烈的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浓郁的乡情和亲情意识。[33]
总之，“二战”时期，华人群体关于“华人”或“中国人”的整体观念上的华人文化认同的构建，始于华人对美国社会环境适应所做出的选择，其总体趋势是从对立、冲突到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不适、痛苦是暂时的，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与适应，华人的认同问题必然会走向相对和谐的发展道路。
五 “二战”前土生华人“美国华人”新认同的建构
土生华人“美国华人”身份的建构是先解构后重构的过程。新认同的建构不是对既有认同的彻底否定而构筑起一种新的认同。人类文化认同的新构建是在原有认同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因素的注入，进而使人们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新的认同而获得的。这种新的因素既可能产生于文化的内部，也可能来自文化的外部。[34]给土生华人文化认同带来新变化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异文化的传播——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具有前喻文化特征的美国文化在向后喻文化熏陶下的土生华人传播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价值冲突要比传统文化内部的冲突更为激烈，因为中美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土生华人的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传统非常深厚，他们成长在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熏陶的华人家庭中，但是由于他们远离中国，并且有着中美两种复杂的教育经历，因此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其父母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如果不是主流社会持续不变的种族歧视，土生华人的文化认同可能就此完全转向。
陈素贞（Sucheng Chan）认为亚裔美国人在适应美国社会的过程中经受了双重认同的问题：他们既是移民又是少数民族。作为移民，他们很多人遇到和欧洲移民一样的困扰，但是与欧洲移民有着显著不同的是，他们不是白种人。由于肤色不同，因而被视为始终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永远的外国人”[35]。
许多“二战”前在美出生的土生华人“开始为自己的外表以及由父母传授和自身在华人社区生长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感到耻辱；对自身的厌恶以及被美国白人社会接受成为他们强烈的渴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对母语文化的排斥以及对白人价值观念的追求，以求将自己彻底地美国化”[36]。“他们的父母曾多次告诫他们就业歧视的存在，但直到他们真正离开自己的民族社区，进入到外面的世界开始工作时才体会到，种族歧视的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开始矛盾地期盼中国能够成为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最好地方”[37]。非常有趣的是，土生华人返回中国的行为又成了一种新的“旅居”。由于就业歧视和唐人街有限的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子女，在20世纪30年代有的人选择了返回中国。但是他们很难适应父母故乡的生活，随后又回到了美国。
深受同化教育政策影响的土生华人，一方面他们要反对父母的保守文化传统，而作为华人群体的一员，土生华人深感20世纪50年代排华所导致的外在社会的沉重阻碍和限制。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曾提出了“创造性调适”（Creative Adjustment）与积极地实现拥有不可回避的“双重身份认同”（Double Identity）。但是，当时学界对此问题还没有太多的关注，雷洁琼曾认为当时土生华人的困惑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失范。
说到底，土生华人的困惑是双重身份的困惑。土生华人个体可能感到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美国大社会也不完全属于华人族群，成了吴景超先生所描述的社会“边缘人”。他们被拖向新社会的文化但又在文化上、心理上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38]这是因为土生华人既不能被中国社会，也不能被美国社会全盘接受。悬浮于两种文化之间并非易事，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暗自努力，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取舍，下定决心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一个美国华人的世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认同——一个美国华人的新认同，而“这个世界”“这种认同”，是他们的华人父母与白人同伴所无法全部理解的。一个加州土生华人这样表达了他的生活观：“我要从中国和美国生活方式中选取最好的部分，作为我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喜欢吃中国饭，但在准备中国饭时我将把在学校学到的营养学原理运用其中。”[39]又如南非华人，他们同样展现出选择性的涵化过程：选择和保留某些文化实践，对他们进行调整和重释以适应基督信仰和南非情景。[40]
六 结语
土生华人“美国华人”新认同的建构过程不仅是解构与建构的过程，还是离异与回归的过程。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也是文化史动态研究带有永恒魅力的重要课题。[41]
离异首先表现为华人子女向美国文化的学习与趋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这是旧金山华人子女的一种天然倾向，因为他们生于美国、长于美国，而且在当时美国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符合历史潮流。回归则主要表现为美国华人社会有意识地延续传统文化，构建华人群体的族群意识，以避免被美国社会文化同化。本文中的回归集中指向华人子女受到社会歧视等阻力后所产生的一种理智回归，它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而且这也几乎是所有土生华人文化认同的普遍经历。虽然离异与回归发生在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但文化根源却来自跨太平洋的华南社会与美国社会。
总之，“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既不是盲目抄袭族裔之外的美国文化价值体系，又不是简单继承族裔之内的华夏文化价值体系，而是兼容并包，体现了华人的开拓与创新，但是对于这种新认同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