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期之论宋明理学

不过在讨论章太炎后期的宋明理学观点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其前期对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看法。其实前期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较为典型而笼统地论及儒学的文章有《论诸子学》：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⁶⁾

孔子思想对于中国最大的影响，莫过于汉武帝以后“定一尊”，而到了明代则又推崇朱子超过了孔子，后来就引起了王阳明的“起而相抗”，因为朱子的影响太大，故阳明的抗争也就不得不打着“朱子晚年定论”的旗帜。章太炎特别反对的，其实就是汉代、明代的两次“定一尊”，因为尊孔、尊朱，方才导致了后世的思想趋于“调和”与“附会”，这也就是所谓的“汗漫”，也即漫无标准，混淆失真，这是比“支离”更为严重的问题。简而言之，不但孔子被“定一尊”是“祸本”，明清时期的朱子被推崇太过更是“祸本”，即便有王阳明、孙奇逢的奋起，也无力挽回思想学说的汗漫之病。这些看法虽然有所偏激，但也有其价值所在。

章太炎发表于1910年的讲演录《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则是另一以批判色彩来看待宋明理学的重要文章。此时的章太炎与陈寅恪等人不同，他对于宋代的文化整体评价不高，比如他说考据、经世二派时说：

宋朝人分做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人，像沈括、陆佃、吴曾、陆游、洪适、洪迈都是。王应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见得大体，在六艺里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人，像苏轼、王安石、陈亮、陈傅良、叶适、马端临都是。陈、马还算着实，其余不过长许多浮夸的习气，在历史既没有真见，在当时也没有实用。

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司马光也还懂得书学。……像宋祁、刘放、刘奉世、曾巩又是长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后学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学家。⁽⁷⁾

考据一派中对王应麟评价最高，但还是以为他“不能见得大体”，原因是“六艺”也即经学上没有成就；经世一派陈亮、马端临比较实在，其他的都有“浮夸的习气”，而关键则是对于历史没有真见、对当时没有实用。史学则司马光评价不错，则是因为他懂得书学，校勘则宋祁等有功后学，又认为他们不能成就为小学家而有不足。由此可知，章太炎评论学术的底线为经史、小学，如不通经史、小学则考据、经世二学也不能真正做好，故而还是站在古文经学家的立场上。评论理学家则说：

一派是专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学家了。比那两家，总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话，其余比魏、晋、宋、齐、梁、陈的学者，也将就攀得上。

大概宋朝人还算没有偏胜，只为不懂得礼，所以大体比不上魏、晋几朝。……宋朝的理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也从不见有守礼的事，只是有一个杨简……⁽⁸⁾

对于宋代的理学家，评价比考据、经世二派稍高，则是因为以章太炎在佛学、玄学立场来看，他们“将就攀得上”魏晋，但在懂礼、守礼上又是“大体比不上”魏晋，礼学上的糊涂、缪妄，其实也是从古文经学来看得出的结论，其中只有一个杨简例外。此外，章太炎许可宋儒还因为佛学：“宋儒是看过佛书了，固然有许多人谤佛，也有许多人直用佛书的话，没有讳饰。本来宋儒的学说，是从禅宗脱化。”⁽⁹⁾能够从佛学中脱出的二程、朱子、陆九渊，也是他所欣赏的；邵雍也是因为近道而远佛，故被认为是“鬼家”了。再说明代，章太炎说：

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没有了。……到明末顾炎武，就渐渐成个气候。⁽¹⁰⁾

对整个明朝理学的评价比宋朝又低了许多，因为没有蛟龙只有泥鳅（鲵），也即除了王阳明（守仁），其他都是“袭宋儒的唾余”，原因则还是考据、小学的功夫没有，直到顾炎武方才入得其法眼。

此外，《訄书》重订本中也有论及宋明理学的，《学蛊》中对于欧阳修、苏轼有较多的批判，而对于程、朱则多有维护：

宋之余烈，蛊民之学者，程、朱亡咎焉，欧阳修、苏轼其孟也。……夫程、朱虽未竟竘眇，犹审己求是，夸不若修。

世言尊君卑臣，小忠为教，至程、朱始甚，此则未是。……吾不谓程、朱绝无瑕疵，然即小忠为教一言，其祸首亦非程、朱也。⁽¹¹⁾

综合来看，则章太炎认为宋代士风的责任在于欧阳修与苏轼，程、朱因为能够“审己求是”，故而并未蛊惑士人，即便是后人争议较多的“尊君卑臣，小忠为教”，程、朱虽然逃不了干系，但其祸首“亦非程、朱”，这显然有着维护之意。然而《訄书》重订本之《王学》，却对王阳明的评价比较低：

王守仁南昌、桶冈之功，职其才气过人，而不本于学术。……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¹²⁾

王阳明的“学”只有“致良知”为其自得，其他如“知行合一”都是采自程颐等前人，还有其南昌、桶冈的事功，也与其学术无关，只是才气过人而已。

另有《思乡原》一文则虽也肯定洛、闽诸师对于唐代以来“风纪陵迟”以及“言亦愈庄，辞亦愈不得诚”之风，有着“塞其流溢”之力，但还是说程颐、杨时、李侗、朱熹等“可谓乡原之秀，中行则未也”，因为他们“谨敕寡过，事君以诚”而不能化奸佻，至于王阳明则“又益巧，足以取世资”。⁽¹³⁾故而可知其对程、朱、王等都只有部分的肯定。

前期的章太炎，对于宋明理学论断并不多，且比较杂乱，不同文献的指向也不一致，总的来说则是以经史考据、小学，以及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儒学，特别反对调和附会的汗漫学风，故而对以“朱子晚年定论”调和朱陆的王阳明评价不高；而程、朱、陆等人能够吸收佛学而转出儒家的心性之学，使得宋代理学攀得上魏晋玄学，故而特别对程、朱有所维护，然亦评价不高，还对朱子被定于一尊多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