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论宋明理学
——以程朱陆王之辨为中心的检视

张天杰

章太炎一生的治学，始于古文经学，转而佛学、西学，再以道家之庄学融会贯通，而建构其独特的“齐物”哲学。至于儒学，则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方才渐渐由批判转而部分接受，晚年倡导读经读史，所谓“粹然儒宗”，有一个逐步重新评价儒学的过程。对于宋明理学的认识，也不例外。这也就是其所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¹⁾其前期“转俗成真”，至《齐物论释》而止；后期“回真向俗”，虽不废小学之类，然重点则转向儒家经史，从而重新评判宋明诸儒。

首先可以看一下章太炎的两次学术自述。在1914年的《自述学术次第》之中说：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²⁾

此时正是他重新认识儒学的开始阶段，经过了一番《齐物论》新释之后，章太炎认为佛法虽然很高明，但不适用于政治社会，故而需要重新解释老庄玄学；也需要“兼许宋儒”，即使与佛法相比则“邈焉不相逮矣”。他主要还是从老庄玄学的角度来看宋儒之学，则认为二程还不错，而朱熹、陆九渊则依旧多不可取；而二程可取之处还在于“下宜民物”，也即可应用于政治社会，如结合清代戴震的新思想则可到达“在夷、惠之间”，也就是说宋儒之学中当加入伯夷、柳下惠之节操。

到了1916年，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重新叙述“思想迁变之迹”，概括而言则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于程朱、陆王有不同的态度：其一，“少时治经”，“继阅佛藏”，此阶段则以为“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其二，等到“释齐物”“玩爻象”，开启“以庄证孔”的阶段，尚依旧认为“程、朱、陆、王诸儒，终未足以厌望”；其三，也当是学术的成熟阶段，即被袁世凯禁锢两年之间，“重绎庄书”，“操齐物以解纷”，然后方才认为“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伯仲”，“主静、主敬，皆足澄心”。章太炎说：

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伯仲。今若窥其内心，通其名相，虽不见全象，而谓其所见之非象，则过矣。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欲当为理，宜于宰世，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³⁾

深研佛学与《齐物论》之后的章太炎，方能做到“割制大理，莫不孙顺”，也就可以更好地评说与应用宋明理学了，认为程朱、陆王其实与王弼、蔡谟等魏晋玄学家，也处于伯仲之间，但就名相而言，则还是在“见全象”与“所见之非象”之间，尚不能得其真，然而皆为有用之学。进一步来看，儒学有好玄谈的，也有好实事求是的，有主静也有主敬，都可以实现“澄心”，都可以实现外在的“利物”与内在的“遣忧”，那么可以让程朱、陆王“各从其志”。“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则是说汉宋之争，也是没有什么必要多纠结的，其实这也是其一生的态度。

此外，还有马叙伦自传中的一段可以作为参照。1915年下半年，马叙伦在北京大学任教，此时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一开始只有朱希祖可以进去看望，后来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以及马叙伦等都可以进去，马叙伦便提到章太炎此时刚开始用功于理学：

他是九流三教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⁴⁾

故再结合章太炎的两篇自述，则可知章太炎在其自身的哲学建构完成之后，具体时间就是在1914年前后，方才重新钻研宋明理学，并对程朱、陆王之异同等问题，都作了较多的辨析，从而形成其重构儒学的新理念。⁽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