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

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远播海外，影响久远。它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后来又传入欧洲。儒学在与其所传国本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具有所传国特点的儒学。

一 儒学传入朝鲜

中国儒学思想何时传入朝鲜，确切时间无可详考。根据朝鲜古书记载，公元前2世纪前后它伴随着汉文字的导入和使用而在朝鲜得到传播。可以说，汉文字的传入带动了儒学的传入，因为汉文字包含着儒学思想。但是，朝鲜将儒学作为社会思想来输入，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的三国时期（前57～668年）。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据记载：“……立太学，教育子弟。”[17]“太学”是高句丽最初建立的儒学教育机关，它的建立意味着儒学已成为高句丽的官方思想。“太学”是属于中央的国家最高学府，主要招收特权贵族子弟，传授五经三史，以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为目的。太学还设置五经博士制度，给学习成绩优异者授予五经博士称号。除太学之外，在地方还设置了“扃堂”。扃堂是地方普通教育机关，主要招收地方的贵族子弟和一部分平民子弟进行教育。儒学符合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高句丽新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积极主动地吸收了儒学。儒学在高句丽朝廷的保护和支持下得到广泛的普及，意味着儒学被公认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百济也与高句丽一样，从其建国初期接受儒学，于公元3～4世纪建立了较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于百济近肖古王二十九年（375年）写“书记”的高兴获得了五经博士学位。从此，百济才有了文字记载。对此，古书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18]但是当时百济吸收儒学的侧重点与高句丽的汉儒经学不同。因为百济在迁都公州之前的数百年间，经常遭受近邻高句丽的武装入侵，对外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防务和统一问题。所以，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解释儒学经典上，而是将着重点放在建立国家体制和各种典章制度上，以解决国家的统一和防务问题。

新罗在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约于建国一个世纪后的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才开始接受儒学。这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与中国腹地距离甚远，无法同中国直接进行交往。另外，新罗社会历史发展与高句丽、百济相比都很缓慢。到了公元6世纪，新罗进一步扩张领土，有条件通过海路直接同中国进行交往，能够直接接受中国的思想文化。统一新罗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设立“国学”，以教授《论语》《毛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几代国王亲临“国学”听讲。据《旧唐书》（卷199上）《东夷列传》记载，唐玄宗曾称其为“君子之国”“有类中华”。新罗于圣王四年（788年）仿唐科举制度，以儒学为标准选拔人才，“国学”中供奉孔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官员都由儒者担任，儒教的政治、伦理得以贯彻和实现。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和崔致远等。

高丽儒学以朱子学传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儒学思想特点是儒、佛、道三教与本土古神道文化互融，后期儒教朱子学者以崇儒批佛为特征；前期三教互融互补，各尽其用。这在太祖王建的政治纲领《十训要》中有充分体现。他到西京（今平壤）后首兴学校，以教授儒学经典为根本。光宗时益修文教，以儒治国，中央设“国学”，地方建“乡校”，科举考试分进士科和明经科。到成宗时（982～997年）多次派儒学家到北宋国子监学习儒家经典，并于公元992年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在“国以民为本”“政在养民”儒学德治思想指导下，儒学与儒风大盛。显宗十一年（1020年）将太祖潜邸定为先圣庙，肃宗六年（1101年）在国子监内建文宣王殿，睿宗九年（1114年）亲临“国学”，献酌于先圣庙，主持讲经，开尊经讲学之风。忠烈王十六年（1290年）安珦把新刊《朱子全书》抄本带回国，并到国子监教授朱子学，以朱子学为“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从安珦、白颐正、李齐贤、李穀到李穑，儒学具有性理学与经学、修己治人与经世致用相会通的特点。李穑以天、地、人同体，理、气、心一贯和《易》《庸》《学》融合，发展为理性思辨。高丽曾以佛教为国教，性理学者郑梦周、郑道传批判佛教废弃伦常、费财损国，标榜程朱道行，履行儒教忠孝。由于郑梦周不支持易姓革命被杀，郑道传拥戴李成桂建立朝鲜朝（1392年）。郑道传确立了朝鲜朝以儒立国、治国的指导思想，其门人权近[19]为性理学开出新理路。性理学在批佛道、尊儒学中获得独立发展的地位。儒学的纲常伦理、忠孝节义、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等思想，适应了朝鲜王朝要求国家统一、社会有序、伦常有范、礼乐有规的需要，儒学发展进入高峰期，其特点为性理逻辑思辨。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成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礼乐文化的终极依据，行为举止的规范所依，公私学校的教育内容。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作为办学的资源。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由于儒学符合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又适合于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古代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就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吸取儒学，结果，儒学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 儒学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一）儒学《五经》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古代朝鲜人一接触儒学就受到《书经》《诗经》等书的影响。如高句丽太祖将王位禅让给其弟遂成时说：“天之历数在汝躬。”此话来自《书经》里舜将王位禅让给禹时说的“天之历数在汝躬……”一句，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一致。这说明高句丽太祖以《书经》中的话作为“禅让”王权的理论根据。除此之外，《周易》和《春秋》的内容也在高句丽得到传播并发挥影响。广泛反映《周易》内容的是《河图》《洛书》的阴阳思想。高句丽广开土王还受《春秋》一书的影响，开始使用“永乐”年号。

（二）对朝鲜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朝鲜三国基本模仿儒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提出了德治思想。高句丽太祖太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从此以后，高句丽历代帝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且努力把它加以实施。

朝鲜三国还将“仁”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高句丽根据“以仁为奇”，提出要“爱民”，并强调把它体现于治政之中。

完成三国统一大业的新罗文武王也曾提出减轻百姓的课税负担，免徭役，使百姓过富足平安生活的主张。这也与儒学的爱民思想相一致。

“正名”又是朝鲜三国的重要社会政治思想。统一三国的新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把儒学的“正名”思想搬到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三）对朝鲜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

古朝鲜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照搬照抄儒学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纪纲。他们以“仁”与“礼”相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为道德规范，并结合古朝鲜“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提出了子对父母尽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天义明道思想，以此将“孝道”提高到宇宙的最高原则。

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将儒学的孝道思想与祖先崇拜相结合，大兴宗庙寺院，广为利用。

（四）对朝鲜文化教育思想的影响

儒学思想中在朝鲜最先扎下根的，就是儒学的教育思想。高句丽于小兽林王二年建立了“太学”。这是朝鲜最初的儒学教育机关。到了高丽成宗年代（982～997年），太学被改编为国子监。国子监仍然以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

另外，在地方还设立私学。私学在高句丽最初阶段叫作“扃堂”，到了高丽时期，私学有了相当的发展。私学后来改名为乡校，派经学博士去讲学。

随着儒学的普及，到高丽光宗九年（958年）政府“始置科举”，并将其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科举考试以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科举制的实施促进了儒学的深入发展，并且巩固了儒学教育成果。

（五）对朝鲜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

儒学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比如，高句丽人的婚姻生活，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买卖婚姻习惯。可是，高句丽自从接受儒学思想后，意识到过去的婚姻制度不合情理，于是，他们改变旧的习惯，使之“婚姻不受礼，受礼则为羞耻”[20]。

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们普遍认为，“福贵在天”，而不在于人，从而消极地期待天的造化，而不去努力争取福贵。可是，自接受儒学思想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福贵问题除了天的因素之外，也有人为因素，并且开始出现祸福乃是人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