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迈向天堂的政治

在转型的危机中，做一个温和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像许多上了年纪的运动健将一样，他们因为害怕晚节不保而变得保守起来。同时，他们开始变得过于小心翼翼，更关心自己的举止是不是值得尊敬，自己的言论是不是值得信赖，并竭力规避一切可能的批评。因此，他们逐渐接受并且不断内化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和反对福利国家社会制度道德观背后的功利主义思维。他们尚未意识到回应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必要性。

每次巨变都由一个新兴的主要阶级领导，以满足该阶级的诉求，并实现其愿望。在21世纪早期的当下，巨变仍在继续，而不稳定的无产者就是这个新兴的领导阶级，尽管它正在形成之中，十分脆弱，而且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

不稳定的无产者所期待和需要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伟大价值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将当下碎片化的阶级和全球化市场经济所主导的三级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才能更好地把握上述三个价值在当今社会的真正含义。

首先，进步人士必须将自由重新提上议程。在20世纪，社会民主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在自由的问题上屈兵于政治权利，这使得关于自由的讨论完全以个人为前提。此外，现代进步分子还忽视了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伟大哲学思想家，包括马克思、波兰尼和阿伦特都强调，自由从本质上来说具有联系性（因此，应该从集体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来解读自由。——译者注）。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关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不受非自主选择控制的限制）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追求自己所认为的美好生活的自由）的阐释，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自由的基础。但是有道德基础的自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相似的身份认同、博爱以及基于联系的互惠互利都是这种自由的必要组成。达尔文也指出，社会团结水平最高的群体最可能得到发展。^[12]在他看来，要达到平等的自由，就一定要限制“优胜者”（winners）的自由，这与罗尔斯提出的“平等的自由需要一个共享的关于什么是公平的信念”的观点，不谋而合。

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有效的关于自由的概念必须强调联系，强调它的集体性基础，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便是：考虑到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恐惧、诉求和愿望，要达成“天堂的政治”的愿景，我们需要提倡怎样的联系呢？

提出这个问题是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之一。然而，我们需要的联系不仅是要为人们提供保障、建构集体认同、促进社会流动，确保职业自由；而且还必须赋予不稳定的无产者以话语权和能动性。换句话说，这种联系必须让不稳定的无产者，在面对那些和他们存在各种关系的个人或者机构的时候，拥有协商的资本。这些个人或者机构包括他们的雇主、中介、同行、政府及其相关组织。一旦确认联系性（或集体性）是自由的基础，那么不稳定的无产者在需要通过集体机制与国家官僚机构进行协商的问题上与其他群体并无二致。只有政府改革从业资格认证，建立合作协商机制（collaborative bargaining，强调职业共同体内部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群和不稳定的无产者之间的协商），才能解决职业共同体脆弱性的问题。

充分的自由还需要基本的保障，保障人们有能力生存下去，这对于每个人都能理性地做出决定极其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力去商品化的相关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人是能力和人性的总和，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如果必须或希望生活在市场机制之外并非完全不可能。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须要将劳动完全商品化，让劳动关系变得透明，让工资完全反映劳动力价格，这一点乍看上去很矛盾。为了获得职业自由，劳动和“工作”必须被认为是工具性的，因此劳动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所必需的，不是一种目的。真正的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工资应该与人们付出的劳动时间的实际价值相一致。因此，所有不以工资形式出现的、与劳动相关的福利应该被取消，它们是不平等和导致人们失去保障的主要来源，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当然，这些福利对于人们来说是重要和必需的，但它们应该以全民享有的形式出现，而不仅仅成为少数白领领薪阶级的特权。

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作为劳动力集合中的个体则必须经历商品化。不稳定的无产者能够就他们付出多少和什么样的劳动与资方进行议价，真正做到有权对资方说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倡将基本收入纳入所有合法居民、公民和居民（失权者）的权利范围。

首先，我们需要处理平等的问题。所有分配正义的理论都指向关键性要素的平等分配。每次巨变都伴随着争夺该时代生产系统中的关键性要素而展开，其方向则由在争夺这些关键性要素过程中产生的多数阶级引导。封建时代，关键性要素是土地和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关键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成为利润和工资的那部分收入；在今天的全球三级社会结构中，关键性要素变得更加无形，包括知识、时间、高质量的空间（公地）、证券和金融资本——所有这些要素的分配都非常不公平，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利益。

这给我们带来诸多挑战，但同时也启发我们从策略的层面思考“职业公民权”（occupational citizenship）这个概念。所谓职业公民权，意指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参与方式之外，一系列工作和发展个人能力的方式。当然，关于公民权概念的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议。在本文中，笔者强调公民权是个人权利和身份的宪法基础。权利是全民的、不可分割的，因此毫无疑问应该是平等的。它与“有无资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是基于特定的地位或行为的。^[13]

职业公民权的概念旨在推动如下的愿景，即每个个体拥有平等的权利，完全自由地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这里的“职业”指的不仅是一个专业或一种技能，它是人们用时间和能力来完成自身发展所必需的所有活动的总和。在理想的状态下，这包括多重的身份认同和对自己的时间如何进行分配和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业”的概念意味着强调工作（具有使用价值）和劳动（具有交换及工具价值）之间的差异性，并给予所有工作以同等的受尊重程度。

认识到工作和劳动之间的差异性非常重要，因为在非劳动性的工作中，存在大量繁衍和再生产的活动。在我们面对当代生存性危机的时候，这些活动在生态意义上是重要的，但在主流经济理性中却是缺失的。非劳动性的工作暗含着再生产和节约资源的取向（如护理工作），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消耗资源，后者是劳动的逻辑。^[14]

笔者在其他的著述中也强调，这样的“职业”概念还意味着厘清休闲与玩乐及放松之间的重要差异。古希腊哲学概念“休闲”（schole）包含两层含义，即用来学习的时间和用来参与公共或政治生活的时间。“职业”的逻辑给同样重要的“反思”（reflection）、“不作为”（inaction）等行为留出空间，但这在经济主义及劳动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一种“闲散”，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更是一种过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懒惰（aergia）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是必需的。但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劳动的人就没有任何贡献”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他们被认为没有资格接受社会或经济的支持，甚至没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然，现代经济需要劳动。但是政策好坏的评估标准应该在于它是否给予非劳动性的工作、非消费性的休闲活动，以及不以恢复劳动者劳动体力为目的的放松形式真正的尊重。换一种说法，对于劳动力最大化的征用，或让尽可能多的个体变成劳动力的做法，并没有天然的正确性。那些以侵占休闲时间和排挤其他形式的工作为代价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力的政策，其本质上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

我们应当在上述“职业公民权”的框架下思考不稳定的无产者的问题。当下，不稳定的无产者是失权者，因为他们缺乏社会中其他特权群体拥有的权利。他们缺乏保障，缺少能动性，缺失发声的能力。

关于职业公民权的讨论必须从策略的层面确保不稳定的无产者能够进行“休闲”意义上的非劳动性的工作和休闲，并通过宪法的形式予以保障。这就敦促我们思考时间的政治问题。当下，典型的不稳定的无产者相对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从事非劳动性工作的时间要多得多。对于不稳定的无产者而言，忽视非劳动性的工作是一个普遍的阶级问题。

因此，全球巨变和政府危机的解决需要对三个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即基于联系的自由（强调能动性和参与性）、核心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平等的基础），以及职业自由（更看重工作和休闲的价值，而非劳动的价值）。全球化危机的不断加深倒逼一种新的、进步性的职业策略的形成，并要求这种策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否则，不稳定的无产者和不断萎缩的核心工人阶级将会陷入失控的境地。

这个进步性策略的一部分是对基本收入的保障。遏制并扭转收入不公的滋长，提供职业自由发展的基础，在全球三级社会结构中重新分配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这些对于改善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境况并不是万能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不稳定的无产者在愈加缺乏社会保障和不断被异化的境况下，变得更为不安、愤怒、暴戾，甚至是沉沦。基本收入应该是发放给个人的，对个人行为模式不设置限制条件，而且它应该以全民的、平等的、货币的形式进行发放，而不是以受使用方式限制的食品券（如美国的SNAP项目发放的食品券。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美国补充营养协助计划。——译者注）或优惠券的形式发放。

本文不会就学者关于基本收入的普遍性的反对意见进行展开和辩驳，笔者已经在其他地方对此问题做过专门的回应，这些回应集中收录在“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卷帙浩繁的出版物中。^[15]笔者希望在本文讨论的是基本收入对不稳定的无产者建构职业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基本收入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全球化危机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即审议式民主的式微（审议式民主，一种民主的形式，强调讨论和辩论的重要性，以帮助确定公共利益。——译者注）。

前面提到关键性要素的概念，让我们在这个语境下思考基本收入的问题。今天，人们的经济安全程度是悬殊的。相比更加富足的群体，不稳定的无产者面临着更大的震荡、风险、危害和不确定性，但他们缺乏有效的方法与之相抗衡。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为不稳定的无产者提供经济安全保障，这种保障属于事前保障，而不是事后通过补偿性机制进行补救（即事后保障）。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彻底明晰谁该为不稳定的无产者缺乏经济保障而负责。

事前保障强调宪法意义上的全民保障。保障的问题是一个权利的问题，但是对谁给予基本保障和对谁不予以基本保障的问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在经济上，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安全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它将代替那些传统上被寄予厚望、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的其他福利。这是我们在制度设计阶段就要注意的方面，但其实并不难做到。^[16]

第二个关键性要素是时间。基本收入在这方面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有莫大的帮助。不稳定的无产者都是被商品化的劳动力，因此为了避免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必须遵从市场的规则，所以往往缺乏有效的能动性。基本收入有利于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同时意味着不稳定的无产者议价能力的提高，以及在极端情况下具有拒绝从事被剥削性和被压迫性工作的能力。事前的基本保障，无论多么基础，都将给那些雇用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资方带来压力，促使他们为劳动者提供更具吸引力、更能体现他们尊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以各种方式提出过相类似的建议，即基本收入是服膺于高效的市场经济的精神的。我们应该坚持劳动被彻底地商品化，以透明的货币工资形式对劳动力进行补偿，而不是以不透明、非货币的形式补偿他们，后者的目标往往是隐匿的和不明确的。

基本收入使不稳定的无产者对自己的时间有着更强的掌控力。虽然仅仅有基本收入是不够的，但这有助于改善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基本生存境况。基本收入将推动他们完成从劳动到工作的相对转向，同时也是对抗如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17]等具有家长制做派的自由主义者的一种重要武器。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人们现在面临信息过载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一定程度地“引导”来敦促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同时指出，上述过程需要在一开始就强化“自动参与”的机制，并根据专家的意见决定什么是最好的选择。这意味着人们如果退出这种机制的话，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付出高昂的代价。

“引导”成为目前公共政策中的一种普遍趋势。但是这种“引导”的前提或出发点往往是可疑的，它们往往具有家长制和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之所以犯这么多低级的错误，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花费在筛选证据上，同时我们也缺乏获取专家建议的资源。

不稳定的无产者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基本收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够确保不稳定的无产者抽出时间进行审慎的思考，这对他们有效地应对将他们置于困境之中的政府和盘根错节的官僚体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收入可以增强对个人的经济保障。我们还需要让人们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以达到建设审议式民主的目的。加速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非劳动性的工作和非消费性的休闲活动持续锐减。比如在美国，过去几十年人们的休闲时间在不断下降。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公共政治参与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人们不仅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因对政治没有足够的了解而认为自己不适合参与政治。

简而言之，所有人都需要有足够的休闲时间来进行审慎的思考，这对于正在出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阶级来说更为重要。这里我们需要一个历史的视角。早期美国共和党人指出，投票权应该限制在财产所有者之间，因为他们是唯一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复杂的政治进程中去的群体。类似的，托克维尔论述道，一个国家的智力进步，依赖于人们不工作但却能够生活得很好的自如（ease）。^[18]虽然他的著述被广泛引用，但却很少有人仔细地研读过。

极其重要的一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者投入时间，理解政治过程，同时也需要有特定的机制来对上述两个条件予以保障。这是构成“治善”社会的必要条件，古希腊人在这方面早已理解得十分透彻。但在现代商品社会，不稳定的无产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系统地了解政治议程，更不用说花费时间来开展长时间的政治活动了，参与这些活动都被认为是自寻烦恼。这就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情感主义的靶子，成为那些意图利用他们无知的人的靶子，成为民粹主义者推销政治议程的靶子，成为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人物自我推销的靶子，最终的结果则是社会的“去政治化”。不稳定的无产者喜欢什么样的话语，不管是“变革”，是“更少的政府干预”，还是“更低的税率”，这些话语就会被不遗余力地推销给他们。

政治的商品化和去政治化的趋势是紧密相连的。所谓去政治化趋势衡量的是普通人投入政治活动的时间、投票的倾向、对相关议题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这些议题的兴趣程度。在21世纪早期，从比例上看，非常少的人参与到主流的政党之中。在英国，1950年11个成年人中有1人是某个政党的党员；到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90个成年人中只有1人。同时，政治已经由政治服务公司包办，它们专攻“巧用身体语言”、巧妙截取采访或演讲的“录音片段”等灰色艺术。选举的输赢不断依赖于商业技巧和所谓的有为青年之间的博弈。

因此，我们再次提议一个小的应对方法，即建立一个按月发放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制度。全民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作为人们的“休闲基金”，领取它的唯一条件就是接受者需要签署一份声明，做出道义上的承诺，即自申领之日起，申领人将具体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包括在全国性的或是当地的选举中进行投票，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公开讨论政治议题的公共集会等。

我们不能强迫人们接受我们的建议，也不能惩罚那些不接受的人，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道德说服和民事责任的倡导上。然而，这种道义上的承诺对推进审议式民主的建设有积极的效果，同时也是应对不断商品化的市场经济最为适合的武器。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制度有其先例可循。早在公元前403年的雅典，所有公民因参与政治生活而得到了一笔经费。发放“休闲奖金”（Schole grants，或称“稳定与参与奖金”）是对此可贵传统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