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舒鸿体育思想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舒鸿体育思想的形成，受当时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当然更受舒鸿自身的人生经历的影响。舒家为求变而举家搬迁，为生存而加入基督教，为发展而送子进入教会学校求学，舒鸿为了更好的发展而出国留学等一系列的举动，都深深影响着舒鸿的人生；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更是伴随着舒鸿的一生。因此可以总结归纳出社会文化对舒鸿体育思想的两部分影响：一是传统文化对舒鸿的体育思想的影响；二是西方文化对舒鸿体育思想的影响。这两者是舒鸿体育思想形成的两大基础。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极其深厚，特别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舒家是传统的农耕之家，舒高第以前的舒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安分守己，自给自足。他们遵循祖训，以耕地为生。他们勤劳、聪明，他们求实、务实。这些都是舒鸿从小耳濡目染的教育思想。长期的传统文化教育，形成了后来舒鸿体育思想中显现出的勤奋、踏实、拼搏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内涵也是其体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

舒鸿对待人生、工作和生活采取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事物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清醒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反对盲从。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其勤奋、踏实、拼搏的精神，是舒鸿能够快速西学中用，融入社会发展的基础。自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部分觉醒的中国人渐渐形成了亦中亦西的新“学”思想。舒鸿没有在东西文化冲击中迷失自己，他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点继承发扬，并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为己所用，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体育思想。所以，舒鸿传统的思想中也带有如下意识：积极的入世自觉意识；先天下之忧的忧患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这些传统思想文化对后来舒鸿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是后来舒鸿走上体育之路的文化基础。

二、大学教育的影响

大学时代是一个青年成长最为关键的时期，而且对今后的人生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舒鸿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在当时的中国是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大学，也是体育运动氛围最为浓厚的大学。经过大学的洗礼，舒鸿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选择体育作为自己今后人生的事业。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于1879年在上海创设的一所大学，也是我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创建之初名为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 1905年在美国注册后，即改称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该校不但非常重视引进关于增强体格的新观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而且在教育理念上深受校长卜舫济的影响，“将体育教育引进大学校园，圣约翰实领风气之先”。当时，圣约翰大学不惜成本，为学生提供了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体育运动设施，还于1896年增设了体育部，实施正规的体育教学，体育活动成为圣约翰大学校园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举办了以田径项目为主的第一届校内运动会，以后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举行田径运动会，开创了中国大学举办体育运动会的先河。1898年，学校体育会成立，负责开展各类体育活动，举办班级比赛。圣约翰大学中的华侨学生和外籍教员，还将许多西方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棒球、板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体操等带进校园。除了这些常见的运动外，拳击、赛船、越野跑、击剑、骑马、垒球、美式足球（橄榄球）等运动项目都在圣约翰大学蓬勃开展，各种体育团队也是层出不穷。舒鸿当年作为圣约翰大学的一分子，自然深受圣约翰大学这种体育风气的影响，而舒鸿本身也是非常酷爱体育运动的，所以舒鸿就成了圣约翰大学体育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充分认识和了解了各项体育运动项目。舒鸿特别爱好田径运动和篮球运动，也经常代表学校参加球类、田径等竞赛。通过大学体育生活的熏陶，舒鸿对近代体育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经过自身实践认为，这种体育运动形式比起传统体育项目，不仅能提高人的各项身体素质，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项非常有益于身心发展的重要的教育手段和方法。

舒鸿在课余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体育运动直接促进了舒鸿的身体健康与运动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他在学习等其他方面的进步。舒鸿在大学期间通过亲身实践，对近代体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加上圣约翰大学的浓厚体育氛围，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舒鸿。体育的种子已经慢慢在舒鸿的心中开始发芽了。

圣约翰大学倡导并实践通识教育、科学教育和体育教育并重的教育模式对舒鸿的成长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舒鸿的体育思想的形成有比较大的影响。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始终怀着理解和敬意”的人。他22岁来到中国，1947年83岁高龄时在上海去世，其间除了数度回美休假外，累计在华时间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在于把现代西方教育系统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引导中国学生进入西方世界所开拓的广大知识领域”。他对自己的教育事业充满挚爱之情，也对中国有着深深的眷恋。卜舫济始终坚持认为，教育的最重大使命在于“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他在《约翰声》（圣约翰大学学生自办刊物）撰文指出：“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教育应当以道德上之价值为其总枢。人类之兴趣愈多，则胸襟愈广，生命之博大无涯，渊深无极。如果减少其他兴趣，而使其专注于一种以求实用，其用固甚小，而人之生命且为之减窄。不学之人如蛙在井，以为世界如是已耳。学则其眼光之大小，随所学之程度而转移。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于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应当置之于后。性格之培养者，意为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而提倡职业教育者虽然并非不知道教育培养性格之职能，但是他们却聚生徒于一堂，每天讲求可以赚钱之道，那么学生忖度教育价值，怎么不以银圆铜币为本位呢？那些函授学校之广告，更是直截了当地鼓吹何科读之可以致富、何技习之可得厚薪。这些都足以动摇学生的道德心性。如果这种精神支配了学校，那么为人之道，岂不是不外乎致富吗？学校就是一个小的宇宙。学生居于其中，务使发达其天性，高尚其人格。人与人之关系，及社会上之自觉，均应勉导之。所以，圣约翰大学教育之宗旨，在于造就学生为完全国民，使之以国利民服为前提，以克己自治为本领。其意志必高，其识见必广。并使其自知人为灵性动物，凡作一事，必令灵性满意。”

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作为大学的最高使命，是卜舫济毕生持守的“大学理念”。以广博的自由教育为社会造就人才，倡导并实践通识教育、科学教育和体育教育并重的教育模式，是圣约翰大学的显著特色和传统。卜舫济在晚年回首自己在圣约翰大学50年的办学经历时曾说，他有造就人才的决心，但他所要造就的是“各个行业新的、自由的、坦直的、有思想性的、肯钻研学术的、有忠诚教育的、有崇高目的和行动的人”。舒鸿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接受了先进的文化教育，从而也深刻认识和了解了体育运动对于人的本质意义。

在圣约翰大学教育理念的培育下，在积极参加大学体育锻炼和参加各项运动的磨炼下，以及全面丰富的大学教育经历的影响下，舒鸿对教育的认识和体育教育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性的比赛中，他强烈地感受到体育所具有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振奋力。这一时期也是“军国民教育”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家站在救国救民的立场上，均提出和提倡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在当时国内的学校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舒鸿也受到了军国民体育思想和“体育救国论”的影响，立下体育报国的志愿。

先有圣约翰大学自由、开放、包容的体育教育思想影响，后有当时以爱国救国为己任的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影响，这两者对舒鸿今后从事体育工作和形成自己的体育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

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

无论是对舒家家庭，还是对舒鸿自己，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非常大。舒家在宁波时就开始了解、接触基督教。因为宁波是近代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方，舒家在宁波的江北，而江北也是宁波最早建立教堂的地方。舒家搬迁到上海后，因为生活所迫，舒家全家加入了基督教，并在教会中做事，以便改善自家的生活，也让孩子到教会学校读书。舒鸿从中学开始就读于上海明强中学、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附中。中学毕业后，舒鸿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1918—1919年，舒鸿参加青年会任干事，赴法国为华工服务。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1844年由英国人乔治·威廉创立于伦敦，是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1851年，青年会在传入美国以后，逐渐从一种单纯以宗教活动为号召的青年职工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机构。特别是在1908年以后，青年会将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位在提倡德、智、体三育的养成上，以发展完全人格。从1886年到1918年，美国通过“学生自愿到国外传教运动”，向中国派送了2500多名传教士。这导致20世纪初期，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在中国迅速兴起，也使基督教在华迅速发展。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重心之一是体育，目的是通过“德、智、体、群”四育养成青年的人格，使其成为有用之才，为社会服务。因为契合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需求和形势，所以青年会从一开始便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并成为我国近代引入西方体育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马约翰先生在其文章《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写道：“早年的体育发展实在是低水平的，或者谈不上什么水平，因为人们除了比赛时热闹一阵外，对它实在是缺乏兴趣。于是，基督教青年会来到并播下了最初的火种。”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开展的体育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约翰曾经说过：基督教青年会是活跃并热衷于现代体育的倡导者和创始者。因此，他对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有关体育方面的工作是持赞许态度的，并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推动、促进和培养了体育，而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部分要归功于基督教青年会”。而舒鸿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倡导体育的受益者。

从舒鸿的人生经历来看，基督教青年会给他提供了一个参加并学习体育运动的平台；同时也给舒鸿打开了一个了解认识近代体育的窗口，使其对近代体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对今后舒鸿的体育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四、留学经历的影响

留学是当时有志青年的一个奋斗目标，他们希望能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回来报效国家。这些留学回来的人在各行各业都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舒鸿就是当年众多留学归国学生中的一员，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为舒鸿今后体育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18年，舒鸿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经上海教会推荐赴法国青年会工作，为在法国的中华劳工服务。在青年会工作期间，他亲身领略了西方体育的魅力，对西方体育的认识也更深刻、更全面，想进一步学习先进的体育理论和方法的愿望也更强烈。一年后，舒鸿辞去了青年会工作赴美国留学，学习体育。

1919—1923年，舒鸿在美国春田学院学习体育专业，毕业后又入克拉克大学进修卫生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春田学院作为基督教青年会保荐华人进修的集中地点，是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成立于1885年。春田学院是一所培养体育专业人才的学校，我国早期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体育教练大都曾到春田学院进修学习过，获得了当时最先进的近代体育专业知识和信息。

舒鸿留学时期，也是美国体育思想大发展时期。美国体育界对体育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进行大讨论，对体育的价值功能、作用意义进行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认定——体育就是教育，体育能全面培育人，可以对人从身体到心理进行塑造。从1919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对体育政策进行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学校体育的改革，美国教育界和体育界出现了关于体育目标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多以健康为体育的主要目标，健康教育颇受重视；战后，体育的教育价值则更加引人注目。就在这一时期，美国“高等院校体育主任联谊会”曾指定一特别委员会专管拟定体育教育目标的工作。该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该报告认为“个人在其社会关系结构中的改进，较之单纯的个人价值更为重要”，还指出“游戏与运动可培养很多社会品性，力量、忍耐、自尊心与神经肌肉控制的培养，将有助于社会目标的实现”，并视体育目标重于健康教育。报告表明“体育教育的目标不仅是锻炼肌肉与确保健康”这一大胆的立场。这在教育界与负责健康工作的阶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学者指出，体育教育在于提供训练完整个人的机会，体育教育乃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体育目标应以教育目标为转移。以伍德和赫塞林顿为代表的新体育学派认为，体育在教育中的目标应包括体能、智慧、神经肌肉组织和器官功能的发展，体育在社会标准中的目标应包括培养领导才能、良好的道德习惯、理想与仪表。威廉姆斯在其所著《体育组织与管理》一书中指出：形式化的体操和体育，乃是教育中的畸形现象。他认为体育并不以获得健康和优良士兵为目标，重要的在于通过获得健康，“使心理得到鼓励与满足，并在适当的社交环境中能够从容自处”。他主张学校体育运动应作为一项教育计划，而不应将其看作是附带的表演、课余活动或学生的娱乐活动。他还建议，在实施体育的过程中，应采用区分运动能力或运动商数的科学方法；学生应以天赋的高低来编组；教师应选择儿童成长所需的活动作为器材等。

这一时期的美国体育教育思想和理念对舒鸿的影响非常巨大，特别是当时的体育教育强调身体健康，强调意志品质的培养，强调体育就是教育等教育思想，这些都被舒鸿用于后来的实践教学，并渐渐用于形成自己的体育思想。

留学生涯是舒鸿的人生转折点，他选择体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系统扎实地学习了先进的体育知识和技术，领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五、教学实践的影响

舒鸿从美国回国后，就开始在国内高校任教，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等大学任教，后到浙江大学任教长达十几年。1949年前，虽然国内的体育发展环境不容乐观，但舒鸿始终重视体育教育，并坚持亲自承担教学工作，始终站在教学的第一线，不断通过教学实践丰富完善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思想，积极探索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教学方法，多年的实践也形成了舒鸿有自己特色的体育教育理念和思想。舒鸿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期，是其体育思想的集成期。

舒鸿的教学实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称为教学实习期。回国后，舒鸿在各地大学任教，开始接触和认识体育教学，这是舒鸿将体育理论用于实践教学的时期。这一时期，舒鸿奔走于各高校之间，从普通体育教师做起，从教学一线做起，将自己所学的体育知识用于教学，慢慢成长，担负起学校体育发展的重任。

第二时期，称为教学成熟期，是指舒鸿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期。这是舒鸿在体育教学实践中成熟的时期，也是舒鸿体育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舒鸿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期，是著名教育家竺可桢任校长时期，也是浙江大学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抗战期间，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浙江大学全体师生以“教育救国、科学兴邦”为己任，以“蕲求真理、培育人才”为目标，汇聚在“求是”精神的大旗下，历经艰险，坚持办学，坚持探索，终成浙江大学的精神——务求实学，存是去非。

体育思想不仅是舒鸿体育人生的重要成果，也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竺可桢的一生中，有两项活动始终未曾间断：一项是科研，一项是体育。在竺可桢就任校长时，他以《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阐明办学宗旨，在就职演说辞中宣布“健全的体格”是大学教育的目标，是造就人才的必要条件。他认为要以运动为一种方法，完成良好的性格、道德与学问的培养，他明确“求是”为浙江大学的校训，这个校训一直传承至今。而作为竺可桢英文秘书的舒鸿，又是体育部主任，深受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的体育实践，身体力行地在浙江大学积极推行体育运动。

第三时期，称为教学发展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鸿的教育思想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全面发展的时期，也是舒鸿体育思想的集成期。这一时期，舒鸿为浙江大学和浙江体育的发展呕心沥血，奉献自己的一生。舒鸿完善了浙江大学体育教育体系，创建了浙江体育学院，完善了浙江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和浙江体育竞赛制度，培养了体育竞赛的裁判和教练队伍，提出了体育发展的理论和思想。

教学实践是舒鸿体育思想形成的转化器。舒鸿的三个教学实践时期，是舒鸿将体育理论转化为体育实践，又将经过体育实践锤炼的体育理论升华为体育理念和思想进而将其用于指导新中国的体育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