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舒鸿体育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舒鸿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社会动荡，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社会的变革也开始影响那一代青年，他们开始走出农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开始接受世界风雨的洗礼。这样一个时代中，必定会出现许多有思想的青年，舒鸿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体育教育家。

一、体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西方体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大门被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列强入侵的同时，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和新的技术也一起被带进中国。与此同时，一些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学说和文化教育的风潮。觉醒的国人选择体育作为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因为体育运动在近代西方崛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体育运动能达到强国目的，而且这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体育先驱们通过对西方体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发现近代体育的最初作用，就是“体育将要承担的是复兴种族、解救民族危机的重任”。研究发现，在这个时期，西方体育已经形成了被称为“近代欧洲体育的三大基石”的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运动。

19世纪初，在泛爱主义教育和裴斯泰洛奇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经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德国著名体操家，1778—1852）及其学生的倡导，以器械体操为中心的、重视爱国主义和意志教育的德国体操体系形成了。雅恩认为，体操是增强体力和增进健康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他认为体操可以唤起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也能把民众培养成为有坚强意志力的“男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体育实践的逐渐深入，雅恩将德国的体操理论逐渐上升到了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国家主义体育思想的高度，最初的富国强兵的体育思想慢慢演变成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这种体操在洋务运动后期被我国引进，一般被称作“兵士体操”或“西洋兵操”，目的是通过体操的练习，实现国家的崛起。

瑞典体操的奠基人比尔·亨利克·林（1776—1839）是一个体育家、文学家和诗人。他提出了另一种理论：体操必须符合人体各器官的运动法则，训练身体的各器官，帮助人们达到强身健体的最终目的。因而，从一开始，瑞典体操便比重视培养意志力的德式体操更侧重于健身性，更符合人体发展的科学规律。比尔·亨利克·林所倡导的体操分为四类：教育体操、医疗体操、兵士体操和健美体操。由于德国体操更强调体育的社会功能，更强调集体性和纪律性，而瑞典体操侧重于完善和发掘人体的优美性能，使用的器械也更为多样化，因而从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讲，瑞典体操更加科学合理。19世纪后半期，瑞典体操传遍欧洲各国，也传到了日本。1903年后，中国也通过留学生从日本引进了瑞典体操，并开始在中国进行传播和推广。

户外运动兴起的背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由于产业经济飞速发展，在原来的工人队伍中，产生了一批管理者，他们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阶层。虽然他们的收入比普通人高，但他们要承受双重压力：一是工人对他们代表老板阶层的不满而带来的压力；二是老板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工作要求而带来的压力。结果造成这些工人贵族身心疲劳，趁着节假日纷纷离开城市和工作岗位，有的回到乡下，有的躲到原野。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他们找到了放松身心的方法，又找回了工作和生活的激情。于是，他们相互传播这种缓解身心疲劳的方法，户外运动由此渐渐兴起并流行。相比前两种运动，户外运动是最迟传入中国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具备相应的条件，所以户外运动当时并没有获得普遍推广。

近代欧洲体育运动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在思想上得到进一步的开放，身体素质也得到了强化；通过将体育训练运用于军事训练，欧洲各国的军事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加强。从欧洲发展过程来看，体育是促进欧洲各国发展的催化剂，也是欧洲各国军事实力增强的转化器。欧洲各国在体育发展上的成功，也成为中国人学习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二）国内近代体育发展的社会背景

清朝的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国力下降，民不聊生；列强的入侵，使国家民族危机加剧，封建统治摇摇欲坠，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变革之路，希望通过变革为封建统治找到一条出路。他们把变革的核心集中到教育之中，认为只有从教育入手，才能彻底摆脱目前的困境。

清朝的教育变革的导火索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历时8个多月的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耻辱，而且导致了西方列强后来迅速在中国强占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妄图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民族危机，也彻底暴露出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国力的孱弱。此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拉开序幕。虽然维新运动以百日短命而终结，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颁布变法诏书，宣布实行“新政”。此次变法对我国的教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切实推动了我国的教育改革。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建扩武备学堂，改书院为学堂。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体系。在学校体育方面，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均需开设体育课程，课程称为“体操科”，并对课程的教学时数、教学目标、教授内容、场地设施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小学堂每周3学时，中学堂每周2学时，大学堂每周3学时。在教授内容上：小学一年级主要安排“有益之运动及游戏”，从二年级开始，兼习“普通体操”；到了中学阶段，主要有“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杆、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确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使近代体育在中国学校得以普遍开展，获得了法律支撑。由于当时的体育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兵式体操的训练，强调“强兵”思想，因此，晚清学校的体操科教学，具有明显的“军国民主义”倾向。如1906年在《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要求所有学校的教育“必寓军国民主义”。1911年4月，各省教育部联合做了一个关于“军国民教育主义”的决定：奏请特颁御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通饬高等小学及与之同等以上之学堂，一律注重兵式体操；各学堂均应厉行关于军国民教育主义之训练，并设运动部，以教员之长于体育者为部长，监督学生之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深感辛亥革命后，教育思想及方法俱有所改变，清末所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合乎帝制，而不适于共和，自不能满足国人的要求”。因此，于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但是在体育方面，“军国民主义”体育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如要求高等小学以上学校，应注重兵式体操。

1912年4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阐述了他对军国民教育的认识。他认为：“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舛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在这里，蔡元培显然已经认识到了军国民教育的问题，但是由于时势所迫，不得不继续采用它。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最后确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这种军国民教育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曾有着广泛的市场。特别是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成为全国上下掀起大规模爱国主义运动的催化剂。人们在开展爱国运动之余不忘提出要加强军国民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活动，希冀实行全国皆兵，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军国民教育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潮。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在《新青年》的感召下，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一大批影响巨大的人物开始对军国民教育以及学校体育中的兵式体操等进行重新思考，对近代体育进行重新认识与解读。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对于军国民体育对学生身心的严重摧残，毛泽东在此提出了严肃的批判。1917年6月，恽代英在《青年进步》杂志上发表《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当时学校体育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军国民体育”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施行军国民体育，其结果就是学生“究其对于强健身体之关系，毫不知晓，终无异于军队之从鞭笞教令中得来学问者而已”。至此，军国民教育思潮开始逐渐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后，各种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那个时期也是各种体育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想激烈交锋。经过实践的洗礼，正确的、科学的体育思想日渐形成，并开始积极作用于我国的体育教学实践。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学校的体育开始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虽然学校仍然开设体操科，但是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已经开始出现田径、球类等近代体育项目。此后数十年，我国在学习与借鉴西方体育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近代体育制度，学校体育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将体育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确定了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体育教育方针。1949年10月26—27日，在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的健康利益服务。”1952年毛主席发表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给全国体育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对于马约翰、吴蕴瑞等一些知名体育教授而言，似乎“看到了新中国体育运动的光明远大前程”。毛泽东的题词，把增强人民大众的体质作为重点，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体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59年4月18日，新的体育方针正式出台：“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

二、宁波、上海地域体育文化的影响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环境、民俗风情、政治经济，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并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的一种文化，具有独特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宁波与上海地区因地处沿海、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属中国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宁波、上海两地位列当时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经济上借助通商之利而成为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上因为对外开放，众多西方文化通过宁波、上海而进入中国，宁波和上海成为中西文化的交融点和中国近代文化的发源地，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冲突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个性特色的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促进了宁波和上海两地文化、经济的发展。而文化、经济的发展则培育了一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这一批人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核心力量。

纵观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史，西方体育的传入大部分是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开始的，然后才向内地发展并辐射全国。所以宁波、上海两地因地理环境的原因，成为近代体育的发源地，体育文化也是宁波和上海两地地域文化的主要特色。在这种体育文化的氛围下，孕育了一批近代中国体育的先行者，他们在宁波和上海两地创建了近代中国体育史上众多的创举，促进了近代体育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

（一）近代宁波地域体育文化及其影响

宁波古时称为鄞县，到近代才称为宁波。宁波素有喜文习武的风俗，文化传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著名的文化武术之乡。

据《宁波市志》记载，宁波历史上最早的书院是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象山县令杨弘于县城西北蓬莱山麓栖霞观内设的蓬莱书院。书院主讲儒学经典，有学田作经费。

宋代是宁波书院大发展时期。北宋“庆历五先生”包括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等都曾设立书院，讲授经史。较有名的有楼郁的正议楼公讲舍、由宋神宗赐额的王说的桃源书院等。南宋明州“淳熙四先生”（又称甬上四先生）舒磷、沈焕、杨简、袁燮继承陆九渊学说，与高闶等形成四明学派，聚集明州，设院讲学。较有名的有竹洲三先生书院、杨文元公书院、城南书院等。

明清两代，姚江文化和浙东文化在宁波学术史上大放异彩，其中以王阳明和黄宗羲为代表，他们在各地书院设课讲学。明代较有名的书院有中天阁、姚江书院、镜川书院等，清时有甬上证人书院、月湖书院、育才书院等。

清末光绪年间，还出现了如孝闻街上的三一书院、江北岸外滩的华英斐迪学堂和江东张斌桥附近的华美书院等由外国传教士在甬城创办的书院。

自唐以来，宁波史上出现的书院有名可稽查者达100多座，为省内授书讲学中心之一。时至今日，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天阁（王阳明讲学处）、甬上证人书院（白云庄）、育英书院、金山书院和球山书院碑记及砷石遗物等。尤以王阳明讲学处和甬上证人书院最为有名。

宁波这些文化大家兴办教育的风气，不仅孕育了宁波深厚的文化氛围，更培育了一批批文化大家，使宁波成为当时文化传播发展的中心，形成了宁波崇尚教育、崇尚文化的风气。

宁波体育活动历史悠久，春秋时即有划船、舞龙活动的记载。宋代，鄞县知县王安石所办县学中，辟有射圃。清代，射、棋列入府学，射箭活动已具有群众性。宁波地处沿海，民风强悍，素有习武之风，是中国武术运动的发祥地之一。在明末清初的浙东一带，武术内家拳和外家拳盛行，涌现了像鄞县张松溪、王征南和余姚黄百家等一批内家拳高手；外家拳高手则有慈溪的边澄等人。同时宁波也是明代戚继光对抗侵略者的重要战场，宁波人为了保家卫国而人人练武，形成了良好的健身传统。1976年在鄞县出土的战国铜钺上就有“羽人竞渡”纹饰，勾画了越人水乡运动的图景。这充分说明在古时的宁波，传统体育已经相当发达和盛行。民间对传统体育的认识也较为普及，所以练武强身也是宁波人的共识。

1844年宁波开埠后，西方近代体育开始传入。最早传播西方体育的是在宁波的外国人，他们为了丰富业余生活，而将西方体育带到中国。后来，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各地纷纷举办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中除了开展各式教育以外，还将体育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加以传播，从而引领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世纪末，近代体育运动首先在各类学校开展起来。1876年，英国人霍约瑟教士抵鄞，任三一书院监院，又聘硕儒谢苇林为教习。自霍约瑟监院后，学生日众，校舍亦有扩充，课程除原有国文、圣经外，增设算学、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可以说三一书院是宁波最早开设体操课程的书院。自此以后，各地的体育活动慢慢发展起来。1886年，由外国人控制的浙海关耗银100两修建了宁波第一个网球场。1897年，华英斐迪学堂首开体操科。1904年，宁波中学堂也设体操科，皆以兵式体操为主。

学校体育的发展也带动了运动比赛的开展。1906年，宁波府在江东大校场（今江东演武巷）举行首届运动会，府属5个县学堂参加比赛，项目有跑步、竞走、撑竿跳高、跳远、铁球、体操、文娱、军体等47个。由宁波青年会主办的各类运动竞赛也纷纷举行。篮球比赛、排球比赛、足球比赛和网球比赛每年举办，成为各级学校学生竞相参加的体育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体育在宁波的传播和发展，也形成了宁波深厚的体育文化氛围。

同时，为了强身健体、保家卫国，宁波的先贤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推动体育教育，举办学校，倡导强身健体的理念。如杨贤江、陈谦夫等人在教育中将体育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宣传教育，也推动了近代体育的发展。如1912年，沈贤芳、陈训正在宁波创办《武风鼓吹》旬刊，宣传强国先强民，把体育与民族救亡结合起来。同时，革命党人成立上海尚武会宁波分会，宣扬尚武精神，使体育强身观念渐入人心。

近代宁波不仅孕育了一大批先贤传播文化、开展教育，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济济。从宁波走出的有体育活动家王正廷，体育教育家舒鸿、江良规、沈嗣良，运动员周余愚、楼文敖等一批影响近代中国体育发展进程的著名人士。

宁波这片文化深厚的土地，不仅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而且受到了先进文化的熏陶。很多宁波人从小既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养成了诚实守信、勤奋好学的行为习惯；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形成了兼收并蓄、中西结合的理念，更能接受先进的文化。宁波优良的传统体育风气，培养了宁波人坚毅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独特的地理环境培养出了一批宁波人成为教育家、体育家，促进了宁波的体育、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宁波这种浓厚的地域文化被称为“甬派文化”。

宁波是舒鸿的故乡，是舒家传承的根，舒家在宁波受到了良好的地域文化的熏陶，养成了重教重文的优良传统。当舒家带着这种良好的文化传统，到一个机会更多、地域文化更有特色的上海时，海派文化又成为舒鸿体育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近代上海地域体育文化及其影响

明代的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业中心，商业经济日趋发达。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海关。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但在古代，上海因建县较迟，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发展也相对较慢。上海地处沿海，资源相对较少，到明代后，因海运兴起，商业才开始发展，而在中国的古代是重文不重商的。同时，上海在体育文化发展方面与其他地区一样，仅局限于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诸如在武术、棋类、射箭、龙舟等中国传统体育活动领域中发展。所以，古代的上海，由于文化、经济、地理、环境、商业等因素，发展过程缓慢，文化底蕴相对薄弱，但商业因地理因素却慢慢发展起来。在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因《南京条约》而被迫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却因此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机遇。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人蜂拥而至。据统计，至1910年，来上海定居的外侨人数达13000多名，涉及的国籍近30个，行业涉及政界、工商界、学界、文化出版界、教育医学界等。当他们在中国的国土上享受各种特权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文化生活带到了这块土地上。在外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过程中，上海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多元化文化，这就是被我们称为“海派文化”的上海文化。上海居民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和娱乐的多元化。带有西方文化内涵的“近代体育”也随着外国侨民一批又一批地涌入，自然地融入了他们居住和生活的这块土地。

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其独特的路径。既不像近代体育在欧洲的形成那样，是内发性的，受到了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也不像近代体育在日本那样，伴随着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在产生了能够使西方近代体育得以普及、深入传播的条件后发展。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是在中国积极寻找一种救亡图存的途径的主观需要，和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客观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排斥、调和、吸纳的过程。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成为西方近代体育最早传入我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发源地之一。

在中国最早开展的田径、游泳、跳水、足球、乒乓球等竞技项目也是最先传入上海，并通过上海向内地发展和传播的。体育竞赛是近代体育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开展体育竞赛的城市之一。189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办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191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倡导组织了第一届“中华民国”全运会。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育运动在上海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经上海向全国各地传播。1915—1927年，上海承办了三届远东运动会，1935—1948年承办了两届“中华民国”运动会。近代体育项目的传入和体育比赛的举行，使体育在上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竞赛等形式在上海各层面纷纷开展，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核心。

所以，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上海形成了以“开放、包容、融合”为特色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海派文化是发源于沪地的区域性文化，其风格主要表现为善于吸收新事物，不因袭守旧，不受制于权威和传统观念的制约，易于和异域异质文化交流融汇。”海派文化的形成为上海近代体育的发展和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形成了上海近代体育发展浓厚的氛围，成为培育近代体育发展的土壤。

近代体育得以在上海快速发展和传播，主要得益于下列因素。

其一，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的城市，得益于对外开放，上海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成为中西文化融合较快、较好的城市。

其二，上海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最早被迫向西方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城市。西方文化由此纷纷进入中国，在经历了排斥、吸纳和融合的过程后，上海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并成为上海这个城市发展的精神之魂。

其三，西方文化的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和禁制，使上海以更加宽广、更加深远的视野审视自己的文化，在冲突、矛盾的过程中形成了“海派文化”的精神，走出了一条“排斥、吸纳和融合”的文化发展之路。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向整个世界张开胸怀，吸收西方文明，吸取各国先进思想和各种价值观念的开放度、公开度和辐射度。

在近代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培养和造就了大量优秀的体育人才。王正廷、舒鸿、沈嗣良等人的体育之路都是从上海起步并走向全国的。

宁波、上海是中国近代发展最快的城市，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甬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近代体育发展的深厚土壤和良好氛围，培育了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优秀人才。舒鸿从宁波走出，在上海发展，两地的体育文化培养了舒鸿良好的文化基础和体育基础，为舒鸿今后在体育道路上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近代宁波人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

中国人的奥运征程，从来都不是只有鲜花和欢笑。中国人的奥运征程，是从困苦中奋发图强，从苦难中艰辛崛起的自强历程。众多中国体育人中的先行者，通过他们自强不息的努力，见证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从无到有的进程。他们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拓荒者，为中国参加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推广呕心沥血，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一大批体育运动先驱的不懈努力，中国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在实现奥运梦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梦。

在实现中国人百年奥运梦想的过程中，宁波人曾为此做出重大的贡献：第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曾带领短跑名将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沈嗣良；奥运史上首位篮球决赛中国籍裁判舒鸿；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华体育代表团助理教练江良规；竞走运动员周余愚；跑进第十四届奥运会的我国第一个聋哑运动员楼文敖；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林匹克勋章的女性——张彩珍；为北京申奥成功做出重要贡献的魏纪中、楼大鹏。这一个个宁波人在体育路上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奥运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他们是近代中国体育的坚强支柱，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初，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在闭关锁国、封建落后、民族传统体育日渐式微的晚清王朝，能迅速地被中国人所接受，与王正廷、张伯苓、舒鸿等一代中国体育人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最早了解奥林匹克运动是通过媒体报道开始的。1900年，在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首先报道了在法国召开的第二届奥运会的消息。1903年，在邱实编的《政艺丛书》中记录了外务部的一道奏折，是提请清政府派人去参加第三届奥运会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表达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意愿。而到了1905年，当时的《万国公报》对第三届奥运会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天津的张伯苓是最早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中国人。1908年，张伯苓在当时的天津第六届校际运动会上，以墙报的形式，用发问的方式，提出了参与奥运会的设想。天津的校际运动会由当时天津的13个学校参加比赛，参赛选手146人，吸引了众多人前来观看。这次运动会没有值得记载的体育成绩，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中国奥运史的起点。在当时田径比赛场边上的墙上，贴出了三幅醒目的大字标语：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队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平来举行奥运会？

同年的《天津青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竞技体育》，再次重申了以上三个问题。可以说这场特殊的运动会，就是中国人奥运梦想的开始！

紧接着，张伯苓在天津学界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以《雅典奥运会》为主题的演讲。至此，中国人正式对外表明：奥运大家庭，中国人来了。1907年在中国奥运史上是一个特殊年份，标志着近代中国有记录的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始。因而在中国体育史上，1907年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元年。

从1908年开始，近代中国体育人就积极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1908年，张伯苓考察了英国伦敦的第四届奥运会；1910年，近代中国有了第一个体育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1912年，王正廷与世界奥林匹克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等一起组织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13年召开了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会后，向国际奥委会通报了远东运动会的情况，以及中国积极筹办和参加远东运动会主要人员的情况，从而使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发生了最早的联系。国际奥委会曾正式通知中国准备参加将在1916年举行的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会议，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未能实现。1920年，国际奥委会致电远东运动会组委会，承认了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远东体协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1921年在上海举行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国际奥委会派日本委员加纳五郎出席并代表致辞。1922年，国际奥委会经过多次考察，决定选一位中国籍的委员以加强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和远东的联系。因在中国宣传倡导体育运动、积极参加组织远东运动会，和在远东体协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正廷被国际奥委会所认可，成为首位中国籍奥委会委员，也走入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行列。因此，1922年是中国人正式走进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开始。

1922年起，中国开始实质性参加奥林匹克运动。1924年，中国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选派宋如海为代表，观摩了荷兰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成为会员，由王正廷担任中国奥委会主席，负责中国区的事务，中国运动员也取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更紧密了，也开始更认真、更积极地推广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更积极地参加国际奥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至此，西方体育在中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实践，中国人对近代体育，对奥林匹克运动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经过以王正廷、张伯苓等为代表的前辈们不懈的努力，中国人终于实现了派运动员、派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梦想。

1932年，历经艰难曲折的中国人，终于第一次派出代表队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中国人第一次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从此真正走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我们的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实现了。还记得在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办后，当年《天津青年》杂志曾载文介绍奥林匹克运动并重申“奥运三问”。当北京奥运会开幕时，“奥运三问”已经全部实现，梦想全部变成现实。

（一）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号子白，奉化金溪乡税务场村（今属西坞街道）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191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王正廷是1919年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在对外交涉中，他忠于职守，在会上舌战群雄，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并主张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拒签《凡尔赛和约》。王正廷历任鲁案善后督办、中俄交涉督办、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驻美大使等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还曾任上海宁波同乡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会长等职，对家乡公益事业非常热心，先后倡议建筑鄞奉公路，捐资开办务本小学，资助鄞奉公益医院、奉化孤儿院、育婴堂、中正图书馆等。著有《王正廷博士演讲集》。

王正廷十分热心体育事业，曾在全国性体育组织及筹备国内、国际重要竞赛中担任要职。他参加了自1913年开始的历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筹备和召开工作，是远东体协的发起人、历届远东运动会的赞助人。1915年第二届、1921年第五届和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均在上海举行，这对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正廷作为当时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担任了第二届、第五届、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为中国体育走向亚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0年，国际奥委会承认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

1922年，王正廷当选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自此中国便与国际奥委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是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互相认可和接受的重要里程碑。1924年，王正廷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后任主席董事，该会在推动中国体育竞赛活动开展、组织参加国际体育活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国际奥委会于1931年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从此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32年7月8日，正值中国运动员刘长春离沪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王正廷到上海新关码头进行授旗典礼，并致辞：“我国此次派君参加奥运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之中。”

刘长春肃立行礼接旗后，庄严答道：“我此次出席奥运会，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1936年和1948年，王正廷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先后率团参加第十一届和第十四届奥运会。1949年定居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正廷是我国近代体育的早期领袖之一，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贡献卓著，因而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二）第十届奥运会中国队领队——沈嗣良

1932年7月30日，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举行。全国体协因经费问题原想仅派总干事沈嗣良一人前往出席会议、观礼，本不打算派选手参加。而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组织，为了骗取世界各国的承认，竟然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刘长春、于希渭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此事震惊国内体坛，举国一片哗然。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刘长春是远东运动会和中国男子100米跑纪录保持者，他不被威胁和利诱所动，毅然决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良心之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马牛？”明确地表明了他决不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立场。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全国体协将计就计，决定让刘长春、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当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慷慨解囊8000银圆，给全国体协以热心资助。而于希渭因日方阻挠破坏，未能成行。

中国代表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写下了中国体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刘长春亦作为我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而留名于中国奥运会史。带领这位短跑名将参加奥运会的领队沈嗣良（1896—1967）是鄞县人，曾在宁波三一书院（今宁波三中）就读。其父沈载琛是该校第一任教习，长期执教并主校。1918年，沈载琛当选为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的第一个华人主教。沈嗣良于1919年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管理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应聘为圣约翰大学教务长兼体育部主任。次年发起筹设全部由中国人组成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沈嗣良曾担任过该会董事、名誉主任干事、总干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人自己组织体育赛事并自己管理体育运动由此开始。这位著名体育活动家为开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工作，竭尽全力，四处奔走，征得上海大地产商、优游体育会创办人程贻泽的慷慨资助，以1万两白银买下中华棒球场地面建筑物，收回洋人在该棒球场的使用权而闻名。他曾发起创办华东运动器具有限公司，主持筹建了上海江湾体育场，还担任过上海足球联合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25年，沈嗣良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还与王正廷、张伯苓等人筹办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1936年，他作为总干事，与总领队王正廷一起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1941年，沈嗣良在上海任圣约翰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去美国定居，1967年病逝。著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史略》《中国的国际体育》《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报告》《远东运动会的报告》等书。

（三）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华体育代表团助理教练——江良规

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正式开幕的第十一届奥运会，第一次开创了现代奥运会传递奥林匹克火炬的传统，约有3000人参加了将火炬从希腊的奥林匹亚山传递到体育场的仪式。这届运动会还首次在电视中播出比赛，约有20万观众在柏林各处的闭路电视中观看了奥运会比赛。为迎接柏林奥运会，1935年，全国体协就开始选拔和训练运动员。中国共派出69名运动员组成中华体育代表团去柏林，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几个大项的比赛。

江良规先生（1914—1967），祖籍奉化，出生在鄞县鄞江桥。7岁时因其母逝，由时任定海女中校长的大姐江姗英照料，先后求学于定海女中附小、杭州蕙兰中学（即今杭州第二中学）、上海昌世中学和吴淞水产学校（上海水产大学前身）。他在中央大学体育系求学时任越野赛跑队队长，率队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江南八大学越野赛跑荣获冠军，在运动场上初露头角。1934年毕业后，任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次年10月，在新落成的上海市江湾体育场举行的第六届“中华民国”全运会中，江良规任全运会男子篮球赛裁判员，由他训练的上海女篮荣获冠军。江良规后去德国留学，毕业于柏林体育研究院并获德国体育教师合格证书；1938年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曾创设音乐专修科。他训练的学院篮球队获湖南全省运动会冠军。而后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兼总务长、体育系系主任，一度兼任江津国立体育专科学校校长。1945年任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组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教授会主席。

1936年，江良规先生作为中华体育代表团助理教练参加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

1947年初，江良规先生任中国运动员遴选委员会成员和篮球遴选委员会主任，负责选拔和训练选手事宜。次年作为领队率中国篮球队赴伦敦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同年还任第七届全运会裁判组长兼大会总裁判。曾担任过上海市体育协进会理事，正中书局董事会秘书、总经理等职。

江良规先生无论在体育的学术领域还是实务方面，都有相当高的地位和贡献。其所著的《体育原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初版）是反映其体育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他强调“体育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的教育”，提出的体育定义包括了体育的内容、实施方法和教育目的，具体为：“体育是教育，以经过选择组织的大肌肉活动为方法，以特有的场地设备为环境，以有机体固有的身心需要为依据，使个人在实践力行中，使体格获得完美的发展，行为加以理性的控制，动机能有正当的满足，动作富于和谐的协调，进而扩展经验范围，提高适应能力，改变行为方式，传递固有文化，一方面繁荣生活，一方面发扬生命意义。”他所提的“体育即教育”概念成为其后相当长时间里体育学界的共识。江先生还著有《体育场》《德意志体育概况》《新体育原理》《体育学原理新论》《篮球》《篮球指引》和《体育行政》，译有《女子游泳训练法》《田径训练图解》《足球裁判法》《劳工康乐活动》《运动生理学》等书。

（四）中国走进奥运第一人——周余愚

提起王军霞，人人皆知这位著名的“马家军”人物。但早在20世纪的中国，已有一人率先“走”向世界，他就是周余愚。周余愚青少年时代就在上海马路上练竞走，19岁时他立下誓言：“余愚立下移山志，苦练十年进奥运。”经过不懈地奋斗，他终于在28岁时参加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50千米竞走比赛，成为最早走进奥运会的中国人之一。

周余愚（1908—1994），原名周钦良，鄞县人，曾在上海和安小学、上海中学就读，后就职于太古洋行。他自幼喜爱田径运动，尤喜练长跑，后又热衷于竞走。周余愚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田径运动员，是中国竞走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曾在上海“万国竞走赛”中多次获个人第一，在体育界有“神行太保”的美称。

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参赛的运动员有310名，其中中国200名，日本20名，菲律宾90名。7岁的周余愚与和安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被选中参加开幕式的团体操表演。每当看到有中国运动员出场比赛，坐在场边当观众的周余愚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并扯着嗓子高喊“加油”。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所有项目的比赛，并获得团体和足球、排球、游泳冠军。这次运动会给周余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激发他从一个体育爱好者变成体育参与者。从此他每天都坚持在马路上跑步，不久即能做到跑四五条街道也面不改色，而后还是个孩子的周余愚居然能与成年人一起参加越野比赛了。1927年，周余愚与长跑名将陈虚舟等组建虹口田径队（因训练地点位于上海虹口公园而得名），并任副队长。次年在一次民众运动会上，该田径队获第一。周余愚不仅积极组织参加训练活动，而且经常参加比赛。1930年4月举行的苏沪越野长跑比赛行程有90千米，周余愚连续长跑9小时依然气定神闲，荣获亚军！

上海是中国竞走运动的发端地，“万国竞走赛”始于1904年。周余愚小时候在街头跑步时，总看到有一群外国人在路边快速摆动双臂，步伐紧凑，“匆忙”地行走，经询问后他才知悉这叫竞走，并开始对其产生兴趣。通过刻苦练习，他在上海竞走界开始小有名气，并参加了中华竞走队。在1928年12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的“万国竞走赛”中，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200余名，其中20名是中国选手。选手要从上海石门二路出发，经南京西路、万航渡路、长宁路、哈密路、虹桥路、上海交大、衡山路、复兴中路、陕西南路、威海卫路，到终点跑马厅（今人民广场）的大看台，比赛全程约27.9千米。周余愚越走越快，以2小时37分24秒的优异成绩第一个到达终点，成为这个传统比赛上的第一个中国冠军，并创造了新纪录。由周余愚、张造寸、石金生、吴淼康组成的中华队也一举夺得团体桂冠。当年周余愚只有20岁。1930年，上海中华竞走会成立，承担了开拓上海竞走运动的重担，周余愚是该会的发起人和中坚力量，他们组队参加“万国竞走赛”，多次获得个人和团体冠军。他们还倡导并举办了13英里（约合21千米）竞走比赛和女子竞走赛。在他们的积极组织倡导下，竞走逐渐成为沪上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赛事，竞走也列入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的体育项目。

193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知上海中华竞走会，委托其负责选拔队员参加于1936年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竞走比赛。周余愚因成绩突出，当仁不让地入选奥运会代表团。这对立志“苦练十年进奥运”的周余愚来说，不但梦想成真且“提前”完成任务。在奥运会练习场上，将参加50千米竞走比赛的周余愚与荣获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四枚金牌的美国选手欧文斯相遇，欧文斯说道：“我参加了100米比赛，我们二人，一个是奥运会中最长距离比赛的选手，一个是最短距离比赛的选手，真是最长与最短的有趣组合。”可惜正式参赛时，周余愚因此前一路舟车劳顿、水土不服，再加上当时柏林的竞走比赛路线中有许多坡道，而周余愚在上海从未进行过坡道训练，故最终以5小时25分12秒的成绩获第23名。

1949年后，周余愚先在上海港务局工作，后借调至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筹备组，1968年退休。1994年2月，王军霞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权威田径大奖——杰西·欧文斯奖的中国人，与欧文斯有一面之缘的周余愚为此曾激动得彻夜难眠。当年5月16日，周余愚病逝于上海。

（五）跑进奥运会的第一个聋哑人——楼文敖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起人顾拜旦曾在第十一届奥运会上致辞：“奥运会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加；生活的本质不是征服（索取），而是奋斗。”正是凭着参与热情和奋斗精神，镇海籍的聋哑人楼文敖作为当时国内长跑纪录创造者，1948年去伦敦参加了第十四届奥运会，是我国跑进奥运会的第一个聋哑运动员。

楼文敖是宁波镇海贵驷沙河头楼家人，出生于上海，其父是愚园路岐山村（今江苏路）的清洁工，家境清寒。3岁那年，他因病变成了哑巴，后来耳朵也聋了。1943年前后，楼文敖（当时24岁）好奇地跟在一批青年后面练长跑，被长跑队伍中一位热心体育运动的小商人王有富发现。不久王有富成了楼文敖的启蒙教练，热心地带着他到虹口公园田径场一起训练。楼文敖是聋哑人，虽与人交流有诸多不便，但他有一股“憨劲”，肯吃苦耐劳且有惊人的耐力。楼文敖练习长跑，不管寒暑从不间断，每天清晨便起身到附近的中山公园跑道上练习，若遇大雨就在家里水门汀上跳跳蹦蹦，一刻不停。经过短时间的勤学苦练，他的长跑成绩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46年6月，他随益社田径队赴南京与中央大学进行对抗赛，以32分56秒4的成绩破万米全国纪录（34分1秒）。在1947年上海市运动会上，他以32分38秒的成绩打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运动员保持的32分42秒6的万米亚洲纪录。不久后在福建莆田、江苏南京，又先后以31分56秒和31分27秒的好成绩再创万米个人最高纪录。1948年，他和另一位长跑名将王正林去美国参加波士顿长跑赛，楼文敖不负众望，一举夺魁。接着在5月份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运会上，楼文敖作为上海体育界的代表人物，被组委会选为开幕式火炬接力手中的最后一棒，在万众瞩目下跑进了主会场。比赛中他一人独得五千米（16分8秒）和一万米（31分47秒）两块金牌，并打破五千米跑全国纪录。1948年5月12日《申报》报道《八万观众看万米压轴戏‘哑将’楼文敖一路领先》，并配发“万米决赛起点”“第一名楼文敖到达终点”“楼文敖与第二名刘景琨握手”三张照片。当时人们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媒体称其为：“今日中国田径界最出色的一个人”。楼文敖的长跑一度称雄上海体坛，练就的飞毛腿保持着1949年前我国田径五千米、一万米最高纪录。他超人的毅力给全国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假如当时就有残疾人奥林匹克比赛的话，他很可能会成为世界冠军。1948年的《宁波日报》《时事公报》曾以《加州万米长跑楼文敖获第一》《长跑家楼文敖满誉归来》《楼文敖又破纪录》等为题加以报道。

1948年，我国由王正廷担任代表团总领队，派出33名男运动员到伦敦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作为国内长跑项目无人可以替代的顶尖运动员，楼文敖原定参加奥运会五千米和一万米两项比赛，后又临时被安排再参加马拉松比赛。7月31日，楼文敖第一次穿上钉鞋跑一万米，按照他平时在国内的比赛成绩，应该能得一枚奖牌。可惜比赛中一颗铁钉穿破鞋底，使他脚底磨起血泡且破裂，一双钉鞋让“飞毛腿”在奥运会上发挥失常，他虽坚持跑完全程，但名列第十七。次日他又参加五千米比赛，与世界名将扎托匹克同分在第二组，在12人中位列第七名。8月8日，马拉松长跑比赛正式开始，从未经过马拉松训练的楼文敖穿着胶皮平底跑鞋一上跑道就拼命跑，许多运动员频频向为自己加油的马拉松爱好者致意，而他只是偶尔挥动一下拳头，口中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哑哑”声。许多外国人惊奇地喊出声：“天哪！那个中国人是个哑巴！”开始他跑在队伍的最前面，在跑到两千米路段时仍然处于第二名，但没多久脚上就磨起了血泡，接着开始流血，其足迹过处血迹斑斑，疼痛钻心使他实在跑不动了，最后晕倒在道旁，被抬上了救护车，楼文敖也由此遗憾地离开奥运会赛场。

除去上文中提及的体育名人外，还有不少宁波籍体育工作者，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林匹克勋章的女性——张彩珍，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元老——魏纪中，北京申奥功勋人物——楼大鹏等，都是当时中国体育最杰出的领导者，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实践者，他们为发展和推进中国的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在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宁波人以其勤劳、智慧、拼搏的精神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开创者。他们不仅是体育的推广者、宣传者，还是体育的实践者，更是体育的教育者。正是由于他们的身体力行，把体育思想和理论在全国推广实施，近代中国体育才有了较好的发展，也为我们现代的体育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宁波人和宁波这座城市，不仅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