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笔者于2001年至2005年在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完成的博士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主要研究的论题是黑格尔《逻辑学》第一卷（即存在逻辑）中的“真无限”概念。博士论文的英文原稿从2003年底开始陆续写就。现在，很高兴这个研究工作可以通过汉语的方式进入自己民族的学术思想世界。这使它获得了另外一种敞开的方向和实现反思自由的可能条件。关于研究内容的具体介绍将留待这本著作的导论部分。在下面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将试图解释这本著作在汉语世界中出现的缘由。

自从2006年底到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以来，我以前的导师赵敦华先生多次建议我把博士论文翻译出版。但我一直认为要对这本论文进行修改后再出版。虽然曾经多次进行修改的努力，可是每每开始，就立即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博士论文完成后三年来的研究和教学，令我已经不再能够满意原来的工作结果。这个不满当然涉及论文中个别具体论证的不充分。然而，更加令自己不满的是其中对论证性分析重构研究方法的运用程度。这样，任何对于具体论证内容的完善都无法满足我对自己早期工作的批评。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所期待的修改实际上意味着对于这本论文内容的重新书写，其结果将只能是另一本研究著作的出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考虑，我最终决定把论文的本来面貌从英文翻译成汉语，以飨国内读者。当然这个最终决定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下面所要看到的六点主要理由。

1．虽然自己在论文中个别论证不充分以及研究方法不娴熟，但是通过博士四年中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我获得了关于人的理性自由本性的基本哲学洞见。在我看来，从康德的哲学思考开始，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人的理性的自由不是神性创造者的自由，而只能是自我约束的理性自由。至今，我对于这个看似悖论性命题的肯定仍未尝动摇过。正是由于对此基本洞见的坚持，我愿意把自己早期的研究工作引入汉语学界，从而寻求新的批评和进一步反思的可能。

2．除了康德哲学，德国古典唯心论、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在汉语学界早已被拉下了原先拥有的宝座。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20世纪出现的现象学、分析哲学以及其他哲学思潮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笔者在北大文科实验班读本科的时候，就曾听说过汉语学界在80年代初提出“告别黑格尔，回到康德”的要求。近年来，康德哲学主要著作多种汉译本的出现似乎也在明确地回应着这个长久以来的要求。然而，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的发展则呈现了另外一番景象，并与汉语学界的哲学研究进程构成了鲜明的比照。在德语世界，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了大规模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版全集的编纂工作。这为德语世界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基础。在英语世界，从70年代以来，黑格尔哲学的复兴就已经不再成为问题。而且，更加有趣的是，在国际学界，康德哲学的研究进程总是与黑格尔哲学研究进程彼此相伴。与这样的国际学术背景相比照，汉语学界于80年代初提出的“告别黑格尔，回归康德”的要求显得格外异常。在此，我无意探寻这个所谓的“告别”与“回归”的理由。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汉语学界对于黑格尔哲学乃至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未能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术进展中汲取必要的研究和反思资源。今天，汉语学界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仍然薄弱。这本博士论文的翻译出版或许可以为汉语学界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带来些许新的要素。在本书中，我将试图证明黑格尔哲学的思考本质只有在回归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才有被理解的可能。换言之，通过极端化发展康德哲学所带来的哥白尼式革命，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既构成了对于康德哲学体系的批评，也构成了对于康德哲学精神的忠诚。在这个意义上，将康德与黑格尔截然对立的做法是无法得到辩护的。

3．很长时间以来，汉语学界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偏重他的早期和未成熟作品《精神现象学》。这个偏向当然有其内在的理由。毕竟这部哲学作品包含着黑格尔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广泛和深入的哲学反思。与此相对，黑格尔哲学的成熟作品《逻辑学》则既显得枯燥又缺乏被思考的可能。而且，更糟糕的是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在这里发明了一套不同于传统逻辑思考法则的辩证-思辨思考方式。这样，人们或者把黑格尔的辩证-思辨思考方式批评为一种没有论证和概念严格性巫术，或者把它赞誉为一种可以表达宇宙和人生本相运动的伟大洞察。的确，对于初次接触黑格尔哲学思考的读者而言，这样两种可能的直接印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是，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工作性质理解成是狭义上的逻辑学。如果我们不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是对于所谓的新逻辑法则的发明创造，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地对待黑格尔的逻辑科学呢？通过这项博士研究，笔者试图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思考给出一种可能的重新界定。简言之，黑格尔的辩证-思辨思考方式是理性通过纳入怀疑论的挑战而形成的对于自身思考的证明性监控。黑格尔《逻辑学》中概念运动的表面特征首先基于这个理性思考的自我批判特征。从这个角度，很难理解黑格尔可以创造一套异于人类基本形式思考的另外一套形式推理模型。

4．黑格尔是否定之否定理论的始作俑者。但是，迄今我们还未曾看到汉语学界对这个复杂理论作出过认真的反思。在这项研究中，读者们将会发现，黑格尔在《逻辑学》的论证中深深地依赖这个关于否定的理论。然而，与汉语学界中通行理解相异，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需要在否定的自我关联中被解释。正是通过否定的直接性自我关联，否定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人类理性思考自由的基础模型。在这个意义上，否定之否定与我们所期待的世界奥秘和人生智慧毫无关系。不仅如此，作为自我关联的否定，自由思考的理性或者哲学在本性上拒绝任何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狂妄和独断命题。在康德思想传统中，哲学只能谦卑地作为科学（Wissenschaft）为思考活动自身而存在。

5．在进行整个博士研究期间，笔者日益意识到费希特哲学在后康德哲学论证“星群”中具有的支配性位置。事实上，像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所有后康德哲学的反思必须建立自身与费希特哲学的理性位置与距离。因此，在这份博士论文中，我特地用一章的内容来分析重构费希特哲学在《全部知识学基础》一书中的基本命题。从而展现他在康德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中的论证性枢纽作用。事实上，离开费希特对于基础自我意识论题所做的规定性反思，后康德哲学被称为唯心论的根本理由很难被真正理解。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为汉语学界中仍然单薄的费希特研究提供应有的支持和贡献。

6．最后，这本博士论文翻译出版还包含着一个偶然性的和历史性的原因。哲学与艺术和文学同样具有塑造一个民族性格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个功能的一致性不应该导致它们在学科本性上的混同。与文学和艺术相区别，哲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特征。正是这样的科学本性使得它得以在大学中获得自己的学科机制并被教授。然而，同样有别于其他学科，哲学的命运在于它本性所规定的无限开放性。这个开放性不仅是指科学研究的进程而言，而且是就相同论题所获得结论的多重性而言。哲学在要求每一个具体研究结果确定性的同时强调自身被质疑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本性的无限开放性可以被等同为始终不断地进行怀疑性反思的可能。哲学反思的自由基础从本质上拒绝把哲学的生命僵化在一种自我封闭的教条体系之中。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思考是完成了的和不可再被推进的。无论康德、费希特还是黑格尔，他们无一例外地秉持着这样的理性反思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寻求一个终结版研究成果的要求是虚妄的。不仅如此，哲学反思自由的无限开放性无法脱离理性共同体中个体间的批评和对话。毋庸置疑，这本博士论文承载着笔者与不同导师各自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之间的理性对话。正是通过这样的对话，这份论文才获得了它今天的这个模样。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这本博士论文的翻译出版正是对这场曾经的理性对话的纪念与感谢。

出于对上述六个基本命题的坚持，笔者试图把博士论文的原貌通过完整的翻译呈现给汉语读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论文内容丝毫没有变动。为了语言流畅的目的，笔者对行文表述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另外，笔者删除了一些离汉语学术语境过于迂远的学究式脚注。最后，笔者还修改了一些当时仓促写成的命题和论证，以便其中的基本思考可以变得更加明确。无论如何，这个文本是译文。在对自己的哲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笔者感受到了语言间几乎无法跨越的距离。今天让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说汉语还仍是一个远远的期待。经过修改后的文本还可能存在着不少表述问题，恳请读者原谅。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笔者还想要对一些机构和个体的支持表示感谢。首先我要感谢鲁汶大学在与北京大学签署的双边交流协议下慷慨为我提供的博士奖学金。没有这份奖学金的资助，我永远没有机会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鲁汶大学进行学习，更不用说完成这项博士研究。另外，回国后博士论文中有关费希特与黑格尔关系部分的翻译和修改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最后，博士论文中有关康德部分翻译和修改得到了“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JJD720040）的资助，谨此致谢。

另外，这项研究工作不仅基于我自己四年中的哲学工作和回国后的研究，而且也受益于很多个体的无私帮助。在此，我首先要感谢自己博士研究工作期间的几位重要导师。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William Desmond教授。没有他的建议，我对黑格尔的阅读就根本不会开始。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副导师Lu de Vos教授。感谢他对我的黑格尔研究在研究文献方面的建议。再次，我要感谢我的另一位副导师Martin Moors教授。是他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精彩讲解把我引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中。另外，我要对德国哈勒大学哲学系Jürgen Stolzenberg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对我的研究论题和工作方法所进行的极富引导性的帮助。没有这些导师的帮助，这项博士研究将会是另外一个模样。除此之外，我要感谢我以前的导师赵敦华教授，还有尚新建教授对我博士论文翻译的鼓励。当然，我本人对书中的所有的错误和缺陷负责。

我于2006年底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要感谢北大哲学系，特别是外国哲学教研室的各位老师和学长对我的研究和生活所给予的关心和支持。另外，我要感谢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父母和其他亲人对我所选择的哲学生活给予的宽容和鼓励。还有，我要感谢妻子易凡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我的理解，还有儿子同同友善的烦扰。

最后，但不是最少的，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田炜女士出色的编辑工作，她的努力使这本著作的语言增色很多。

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2008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