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中国在过渡期内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

人均收入迅速而持续的增长是一种现代现象。经济历史学家（如安格斯·麦迪森）（2001）的研究表明，18世纪之前西方的人均年收入增长仅为每年平均0.05%，在19世纪跃升到了1%左右，而到了20世纪则达到了2%左右。这就意味着欧洲的人均收入在18世纪前需要1400年才能翻一番，在19世纪则需要70年，之后则仅需要35年。

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任何经济体内任何时候维持持续增长的基础（林2012b）。西方近代以来增长的急剧飙升其原因就是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的产生主要是来自于工匠和农民的日常生产经验。工业革命之后，基于经验的创新越来越被现场试验所取代，之后，则是在实验室中通过科学实验进行[林1995；兰德斯（Landes）1998]。这种转变加速了技术创新的速度，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的到来，有助于19—20世纪收入增长出现了急剧加速[库兹涅茨（Kuznets）1966]。

工业革命不仅加快了技术创新的速度，也改变了工业、经济、和社会的结构。18世纪之前，每一个经济体都是农耕经济；85%或更多的劳动力都在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为家庭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增长的加速伴随着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而制造业又逐渐从一开始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转移到了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最后，服务业开始主导经济。伴随着产业结构变化的是生产规模、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市场范围和风险的增大。要发掘由新技术与产业所释放的潜力并降低交易成本和分散风险，就需要进行创新以及改善经济体的硬件基础设施，如电力和路网，及其软件基础设施。软件基础设施包括信仰、法律框架、金融机构和教育系统等元素[刘易斯（Lewis）1954；库兹涅茨1966；诺斯（North）1981；林2011]。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1949年开始其现代化建设，在追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换方面具有潜在的后发优势[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世界银行2008]。在先进的高收入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求在研发方面有高昂的风险投资，因为其技术和产业是居于全球前沿的。此外，发挥新技术和产业的潜力所需要的制度创新，往往是以昂贵的试错、路径依赖、演进的过程开始的[费和拉尼斯（Ranis）1997]。相比之下，处于追赶过程中的落后国家能够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借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产业和制度。所以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利用技术、产业、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就能够以数倍于高输入国家的年增长率实现数十年的增长，之后缩小与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有13个经济体在长达2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了7%或更高的年均增长。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为首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发现，这13个经济体中的5个具有共同特征，而第一个特征就是利用后发优势潜力的能力。按委员会的话说，这13个经济体：“进口世界不知道的东西并出口世界想要的东西”（世界银行，2008，第22页）。

邓小平于1979年启动了过渡期后，中国通过采用开放战略以及开始挖掘这种潜力（进口世界不知道的东西并出口世界想要的东西），成为了13个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贸易依存度的急剧增加都表明了这一点。而在1979年，初级产品和加工过的初级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75%，工业制成品所占的份额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了95%。此外，中国出口产品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简单的玩具、纺织品和其他廉价产品升级为21世纪的高附加值和技术先进的机械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对后发优势的开发已使中国通过减少创新成本、产业升级以及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成为了世界工厂并实现了非凡的经济增长（林，20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