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形声
1．概念
与会意一样，形声造字法也是在象形、指事的基础上创造新字的方法，由形旁（以事为名）和声旁（取譬而成）两部分组成。形旁也叫义符，表示形声字本义所属的意义范畴；声旁也叫音符，代表读音。例如，“柏”字以“木”作形旁，表示这是一种树木，而“白”表示它的读音。
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史上首次也是终于找到的一个堪称完美、有序的造字法。后人往往通过这一造字法中“形声相益”的精髓孳乳繁衍，大量快速地造字。弥足珍贵的是，一些形声字不但具备了上述所言“形声相益”的特点，同时还沉淀了深厚的道德观念、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等。例如，人若失去理智会变成内“心”情感的“奴”隶，这个字就是“怒”；人若“心（忄）”中有“鬼”会仰天俯地感到羞惭，这个字即为“愧”。这种造字动机，反映出先民对心性、情理的基本看法，隐含深奥的哲理和人生价值取向。还有“忍”字，本是一把锋利的刀（刃）放在“心”上或刺向“心”脏。能克制、忍耐或从容制止，需要胆量，更要有智慧。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处世观，也是儒家所倡导的修养和能力。“能忍则安”“小不忍则乱大谋”便充分肯定了“忍”的作用。因此，文人墨客常在自己的书房等处挂上一个“忍”字，以警醒鞭策自己。
凌士欣先生的“忍”字意书。作品在布势上打破了书法习惯性的结体方法，“刃”下的那颗“心”几乎横向穿透整个字幅，好像对读它的人说：意境全在“心”中。
2．种类和示例
一般有八类：①左形右声，如“昭”“河”；②右形左声，如“飘”“颔”；③上形下声，如“宵”“岗”；④下形上声，如“膏”“赏”；⑤内形外声，如“问”“辩”；⑥外形内声，如“固”“阁”“匡”；⑦形占一角，如“载”“颖”；⑧声占一角，如“旗”“徒”。这八类基本形式，前六类可概括为左右、上下、内外三种关系，其中左形右声占多数，上形下声较常见。
形声字的形旁有时是一些字的简省，而声旁如上所述有时兼有表意功能。许慎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故《说文》从造字的角度，还将形声字的构成分为省形、省声、亦声三种特殊的类型，阅读时要掌握这个常识。省形，就是将形旁原有的某一部分省去，一般用“从某省、某声”作解说公式。例如，“弑”的左边是形旁，实为繁体字“殺”省去了右半边的“殳（shū）”。《说文》释为“臣殺君也。从殺省、式声”。省声，就是将声旁原有的某一部分省去，一般用“从某、某省声”作解说公式。例如，“犊（犢）”的右边是声旁，实为“渎（瀆，dú）”字省去了“氵（水）”。《说文》释为“牛子也。从牛、渎（瀆）省声”。亦声，就是指会意兼形声字，一般用“从某从某，某亦声”作解说公式。“从某从某”指属于会意字，“某亦声”是说其中的一个偏旁也可作声旁，所以又是形声字。如“婢”字释为“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
形声字的种类是以形旁和声旁排列的位置为标准划分的，基本没有争议。不过，有几个问题尚需注意。一是结构形式，无论一般的还是特殊的，均不允许随意改动。原因在于这些结构部件非常“调皮”，只要位置换一下，不仅全字意思大不相同，甚至可能不成字或完全变为另一个字。例如，“辣”不能写成“辢”，因“辢”现以为异体字。又如，“含”和“吟”构字部件相同，但位置不同，成了音义有别的两个字。二是有些形旁表意类属相近或相关，可通用，即所谓“义近形旁通用”。例如，《说文》说“彳”是小步，“辵（辶）”是乍行乍止（忽行忽止），“足”是人之足，三者都与脚相关，使用时往往不分彼此，常见字“遍”“逾”两字的异体就曾分别写作“徧”“踰”。三是有些音同或音近的声旁亦沾亲带故，可通用，即所谓“音同或音近声旁通用”。例如，“洪”指大水；“鸿”指大雁，两者皆有“大”义。更精彩的是，有些声旁无论在左在右、在上在下，或其他位置，还能承载一个或多个不同的字（词）义，即“声旁的本义或引申义或假借义等与该形声字相应”。例如，“氐（dǐ）”本指植物的直根，也就是主根。主根会一直扎到地底下，由此引申指至、到底、终止、低下等。以之作声旁的“柢（dǐ）”指树根，得名即源于“氐”所载的本义；“邸（dǐ）”指旧时高级官员住宅，得名则源于“氐”所载的引申义“至”。
3．主要作用
（1）从造字的角度看，形声字以象形字、指事字为基础，能按类属大批量地造字。例如，“骠”“驹”“骑”“闯”“骄”“骚”“妈”“码”等，就是以“马”为形旁或声旁而组建的纵横交错的“马家军”汉字族群。
左为陕西省博物馆藏的唐贞观年间昭陵特勒骠。右为“马（马）”的甲骨文、金文。“马”是个非常精巧的象形字。甲骨文像一匹头身足尾俱全的侧视马形。金文则突出了长脸上的聪明大眼、猎猎飞扬的鬃毛和具有很多功能的尾巴。在汉字中，以之取义的多与“马”相关，如“骠”“闯”。也有以之为声旁的，如“妈”。
（2）从识字的角度看，形声字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义，由此可“见字知音”，进而“望文猜义”，即所谓的“识字识半边，不必用先生”。例如，“戚（qī）”字的外部最初是个“戉（yuè）”。“戉”本是古代从斧演变来的一种弧形阔刃、长柄格斗兵器。后来由兵器的相邻功能转而演变成刑具或帝王及军中的仪仗之具。这一点“戉”的甲骨文和出土实物浑然一体，都体现得十分鲜明。由此不难推知，“戚”以“戉”为部件当属同类，只是甲骨文刃张开度小而内敛，两侧边缘有加饰的锯齿状沟槽。金文以后似柄的部分类化为表意部件“戈”，同时加声符“尗”，演变为从戈、尗声的形声字。那么，“戚”为什么又能当忧愁讲？很简单，这与它的“鱼贯式”“辐射式”引申相关。“戚”最初主要用来杀伐，后转行改作昭示权威的仪仗之具或武舞的道具。凡兵器动之就会有杀伤。杀伤会使人忧愁、悲伤，故“休戚相关”“休戚与共”的“戚”与“休”相对，表示忧伤。兵器要随身携带，以防范野兽的侵害或敌人的进犯，于是又假借为亲近或亲近的人，“亲戚”用的就是此解。
（3）从用字的角度看，掌握了形声字的构字原理和基本规律，能根据形旁和声旁辨析字义和字音，避免和纠正写错别字。例如，“大拇指”是五指中的第一个指头，与其他任何一个手指都能相处融洽，其地位和作用如同一家之主的母亲，所以“拇”字从手（扌）、母声，母兼表意功能，《说文》释为“将指也”，即诸指之领导。而“姆”字，《说文》说“女师也”，本指教妇女礼节文化的女教师。现今多表示受雇照顾儿童或为人料理家务的女子。由是从女、母声，母兼表意功能。由此不难推知，“拇”和“姆”的创制完全遵循了汉字造字的基本规律，形旁和声旁本身均有可解释性，倘若将“大拇指”之“拇”写成“姆”，容易让人想到女教师或保姆之类的女性，彼此身份有些错乱，而造成这种错乱的原因恰是忽视了各自形旁的意义类属。
左为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
，木柄已腐。右为“
”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甲骨文基本是实物的再现：圆刃、长柄。金文柄部类化成表示意义的部件“戈”。循此，小篆作“
”。
左为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商代玉戚。右为“戚”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戚”是古人在“
”的基础上研发的长兵器或仪仗用具。从出土文物和古文字看，它与“
”的最大区别是：刃部开度小，两侧边缘有锯齿状沟糟。
4．局限
形声字形声结合的特点打破了象形、指事、会意的诸多局限，简便易行，提高了造字对语言的适应能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力，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毫不夸张地说，汉字的逐步增多，都是由形声一类发展起来的。在《说文》中形声字约占80%，《康熙字典》中高达90%，独领风骚。
但是，形声字也有局限。其一，大部分的形旁只能表示一个字所指事物的类别，不是具体的意义。还有少数的形旁由于种种原因，所表示的类别也不那么准确。例如，“蝙蝠”本是鼠类动物，却在“虫”部。其二，有些形旁的表意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完全消失。例如，“验”本为马名，现多指查看、查考和产生预期的效果等；“玫瑰”本指美玉（玉作左边形旁时常省一点），中古以后则转指植物名。其三，由于古今字音的演变，部分声旁在现代已经不能准确地表示字音。周有光统计《新华字典》的正字，形声字有效标音率仅为39%。例如，“江”现在读“jiāng”，与“工”有不小的差别。这种情况是造成形声字读音错误的一个根源。如何破解？杨新安先生用13个字一句道破：“韵母相同（近）；声母同组，或为零声母。”“工”是诸多形声字的声旁，以之为根，首先可轻而易举地获得声母同在gkh组的“攻巩汞贡（gong）、空（kong）、红虹讧（hong）”等一串同根形声字（零声母ong音节的字没有）。如果思路再宽阔一点，还可跨越韵母ong，找到与之发音部位和发声方法接近的同类鼻韵母iong、ang、iang等，进而获得“邛（qiong）”“缸杠肛（gang）、扛（kang）”“江豇虹（jiang）、矼（qiang）、项（xiang）”等一串相邻同根形声字。杨先生的这个形声字声旁表音规律，较之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和归纳，通俗易懂，立竿见影，其外延可涵盖95%以上的形声字，不妨一试。
新疆万年前洞穴岩画上的彩绘手掌和“手”的金文、小篆。“手”是个典型的象形字，字形像一只叉开五指的手：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甚至手腕，无一不全。在汉字中，以“手（扌）”取义的大多与手、手的动作或技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