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治理方式的不断颠覆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政府管理开始出现巨大变革。政务微博、微信的出现，智慧城市的建设都在要求政府在管理好现实社会的同时也要密切注意网络舆情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互联网不仅仅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这种便利对应的管理层面也会不断受到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反映在政府之上就是政府管理理念、组织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互联网的发展为政府的管理带来一定便利的同时也在慢慢改变着社会的发展结构。原本金字塔型的社会组织形态慢慢转化成为更加宽松的扁平化的组织形态。政府的管理理念也由原来的管理式思维转化成为服务型思维。网络虚拟型政府组织形态适应互联网社会发展，线上线下两个政府相互扶助。互联网的出现慢慢拉近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原本的沟通鸿沟开始逐渐消弭，信息的披露逐渐透明化，群众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政府的管理。互联网的出现影响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对于政府管理来说，对于互联网一定要能够正确对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是政府与群众沟通的一种媒介方式，可以随时帮助政府组织拉近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在使用互联网时一定要注意不仅仅将其作为宣传推广的手段，还需要注意其背后的思维理念。政府管理的核心并不是互联网，也不是信息，而是政府组织自身对信息的管理。因此，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当时刻牢记自身的管理使命。

一、自下而上的颠覆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政府管理领域也出现了巨大的变革。互联网在为政府提供新手段、新办法的同时，也从思维方式、行为态度和管理理念上影响着政府人员。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政府的角色逐渐转变成为管理者，协调者、分析者和组织者。相应的服务理念也在日益深化，政府的职能逐渐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在这个过程之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公民参与管理的机会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多种思想文化的大量存在和权力结构的扁平化发展，政府越来越成为公共性的服务机构。而“民主理念、法治理念、公平理念、科学理念、责任理念、服务理念、效能理念、系统理念、创新理念、安全理念”等新兴的管理理念也逐步为政府官员所接受并实行。

受之前封建社会残留的影响而形成的金字塔型的社会治理结构，信息大多为上层所垄断，普通群众与上层政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等带来的是地位上的差别。由此，普通群众和政府之间存在一道隐形的信息鸿沟。这个鸿沟成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阻碍，不仅造成了政府管理上的不便，还间接影响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逐渐渗透进入政府的管理层面，为政府提供新的管理方式的同时，政府官员的管理理念都在随着互联网的介入而发生着改变。这样的理念变化带来的是政府工作透明度、政府行政效率和政府管理理念的变化。这种政府管理理念的变化将会缓解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让民主能够进一步深入群众的心中。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政府的管理职能将逐步隐形化，群众的自我管理意识逐渐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逐步加强，政府和群众之间的隐形鸿沟将会因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而趋于消弭。

从古至今，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社会治理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工作。并且，在很多时候，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统治阶级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因此，很多时候，社会治理的变化的外力都是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外力。当自下而上的外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变才可能开始，这个时候，真正的社会转型就会发生。

互联网对社会治理的影响现阶段仍旧处于自下而上的影响部分。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改变有目共睹。然而，政府在观察互联网带来的影响时，并不会完全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改变自身的治理方式。但是，政府不能够完全无视互联网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不改变核心思维观念的前提下改变相应的形式，适应自下而上的互联网热潮。

很多政府网站、社交账号并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治理产生影响，甚至很多这些所谓的互联网治理都是“僵尸行为”。但其实，政府能够顺应潮流做出这些措施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其对互联网发展的重视。但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并不足以撼动政府当前治理的核心理念。不过，这并不说明互联网对社会治理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人们通过另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在默默参与社会的管理。而这种改变会在无形中慢慢对社会治理产生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公众参与方式的变化

现有的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包括选举投票、反映社情民意、重大事项社会公示、社会听证会、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等等。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虽然看起来多样，但很大程度上没有覆盖到所有群众，且这些传统方式并没有引起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在这样的参与方式之下，公民的自主性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这些参与方式的灵活性不够，偏于程式化，虽然有利于政府层面的管理，但是对于公民的自由表达有所阻碍。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大爆炸为公众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人们借助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能够直接与政府管理层对话，更加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方式更加能够激起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让公民自觉担负起“主人翁”的责任意识。而政府部门也能够通过这些社交软件与公民直接进行网络交流，获取最为直接的民心民意。微博中火热的反腐、打拐事件的出现意味着公民正在这场互联网信息大潮中主动参与到对这个社会和自身生活的监督管理之中。

互联网催生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我国民主发展的进程。民主发展的基础是公民自主参与到国家、社会的治理之中。而政府能够为这种自主性的参与提供相应的引导与服务。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公民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已经开始参与社会的治理，而政府在这样的转变中依旧坚守管理职能不变，由此带来的可能是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会不断加速这种不信任。当这种不信任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府的职能转变将会被迫进行，而由此带来的是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互联网虽然为公民参与政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加强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其带来的巨大信息量打破了一般群众对政府管理阶层的传统权威崇拜心理。这样的发展看似为政府的管理带来了便利，群众更加容易理解政府的管理行为，但其中隐藏的是政府管理角色和管理思维的转变。因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民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并没有完全发挥。此时政府发挥的管理职能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公民也会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来方便自己的生活。但是，一旦公民开始接受更多的信息，自主参与政治的意识增强之后，对于政府的管理职能开始要求改变。这个时候，政府需要从服务的角度来引导公民这种自主参与的意识，协助政府的治理，而政府从挡在前面的管理者转变为在背后推动的服务者。这种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管理阶段思维观念的变化，更多的是需要政府能够稳定地转换自身角色。

2012年8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车祸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被网友称为“微笑局长”并引发声讨。随后，杨达才在各种公开场合佩戴的名表成为网友的“鉴定”对象，被网友估价逾30万元。舆论压力之下，杨达才参与“微访谈”，解释出处，但被认为是在撒谎。之后，杨达才的眼镜、皮带、西服都被一一“鉴定”，并被网友质疑财产来源。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表哥”事件。

从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民众在网络上发挥了自身的监督和督促作用，且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都在网民的监督之下进行。整个事件的透明程度在之前前所未见。在这个反腐案件的处理过程中网民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主力，政府反而只是事件最后的处理者。原本政府自身的监督机制在这里似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公民管理监督的自主性完全被发挥出来，政府成为服务的一方。在以后的管理之中，这样的类似事件可能并不会少见。而针对这种公民自主的网络监察活动，政府应当从互联网的角度来应对，而不是被动地去处理每一个事件。政府只有主动应对，才能在之后的治理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互联网的力量，而不至于被其束缚。

三、管理组织的机制改革

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渗透也在改变社会机构的管理机制。就以政府管理机构来看，目前从国家到地方，每一个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甚至是微博、微信的公众号。而政府很多事务的办理也都通过网络的方式予以解决，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社会机构的网络化程度将会不断加强，原本只是现实管理方式附属的网络管理机构正在慢慢加重自身的重量，甚至于会慢慢取代现实管理方式，成为社会机构管理方式的主体。这种管理机制的变革正在慢慢地形成。不仅仅是针对政府机构，企业、家庭、个人的管理都会慢慢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变得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甚至虚拟的管理方式在日后会成为常态，虚拟也会慢慢变为一种现实的管理，传统的现实管理方式则会慢慢被改变。

这种社会机构管制机制的改革也是推动民主发展进程的重要表现。互联网影响下的管理机制改革事实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我调整，即管理层自身认识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由此开始改变自己的管理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自我调整与上述自下而上的民众推动调整的结合带来的是管理层对互联网时代变化的适应调整。这种适应调整并不会是非常激烈的变化，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以非常稳定的方式慢慢过渡。

这种管理机制的变革在现今并没有完全显现，而是以个别管理方式创新的模式在慢慢影响传统的管理方式。随着管理机制的变革，人们的管理理念也会随之而改变。互联网自由、开放、万物互联的理念也会慢慢充实进入人们的管理理念之中，而理念的进一步变化将会促进管理机制变革的加速。管理方式的变革慢慢影响的将是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则是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此时，互联网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才真正显现出来。

2015年4月13日上午，上海市政府与腾讯公司在沪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推动上海“互联网+”产业发展、提升智慧城市服务水平、营造创新创业良好环境，加快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步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协议中提到，双方将以“互联网+”解决方案为抓手，依托上海市相关产业基础和政策资源，结合腾讯公司在网络社交、创业基地、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

之前3月底，微信的“城市服务”入口正式落沪，上海成为华东地区首个接入这一服务的城市。所有上海市民通过微信，即可享受查询天气预报、支付生活账单、预约护照办理、进行违章查询等14项便民服务。微信“城市服务”在上海上线一周，服务人次近100万，在14项服务中，“挂号、电子违法、驾照非法计分、天气预报、电费缴纳”占据排行榜前五位。

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求的不仅仅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智慧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城市服务的智慧化。正如案例中所提到的，微信“城市服务”入驻上海，正是政府在城市管理机制上所做的一项重要的民生管理改革。城市市民的生活处处都与政府的管理分不开。在微信入驻之前，交通、缴费这些最基本的管理都是遵循传统的管理方式，即办理人到相应的地点去办理相应的业务。而在微信入驻之后，这些实地管理将全部转化成网络上的虚拟管理。这种虚拟管理的实行将会引起实际管理机制的改革，例如以虚拟管理为主，现实管理转向线下服务，帮助完善虚拟服务等。这种变化将会在上海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慢慢实现。

四、“官”“民”关系的变化

社会治理本身是一个自上而下层级式的结构。在互联网的影响下，社会治理的层级结构开始慢慢弱化。公民有了更多的自我参政的意识、途径，而管理层也因为虚拟网络世界与实体世界的融合越来越紧密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在这样的变化之中，管理层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在互联网发展影响之前，管理层和公民之间的互动较少，两者间的关系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前提下，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较慢，对于身边政治生活所代表的含义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热情都还没有被激发出来。管理层的管理基本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当互联网逐渐渗入，公民参与政治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并变得强烈。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在逐渐变多，且最为重要的是，在传统的参与方式之中，公民与管理层直接沟通的机会并不多，而现在借助于微博、微信等社交账号，公民可以做到直接与管理层对话。由此可见，公民借助互联网的帮助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管理阶段对社会的管理中去。

在这样的变化之下，社会管理层原来使用的管理方式在互联网时代需要积极更新。民众通过互联网来参与社会管理，这就意味着社会管理层需要顺应这种方式做出相应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管理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管理层自身结构机制的变化。当公民和管理层两者都开始慢慢进行量变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慢慢产生变化，即民众由原来的被管理者慢慢开始转变成自我管理者，并对政府层的管理提出相应的管理意见，协助政府的管理。

就像现在很多政府官员会开通微博，在微博上与网民们平等交流，答疑解惑，政府机构也会在微博上建立自己的公众号，与网民进行交流。正如微博中非常著名一个官方微博主：江宁公安在线。该微博是南京公安局江宁分局的官方微博。这个微博并不像一般的政府机构的微博那样是僵尸博。该微博被网民亲切地称为“江宁婆婆”。许多网民都会就自己不确定的相关的犯罪流言向该博主求证，该博主也会对网民的疑问给予解答，并就一些法律常识予以普及。同时，该微博主还会通过非常幽默的语言针对一些热点事件用长微博的形式来说明，比如今年7月份微博上关于云南毒蘑菇的热点话题。该博主的微博语言诙谐幽默，积极关注热点事件来传播相关法律知识，符合互联网的传播特征，因而能够获得很多的人气。而网民在与该博主的互动中也不会像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公安局的严谨和公事公办，而是感受到了一种如邻家婆婆絮絮叨叨关心你身边的生活的温暖。这样的沟通方式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对于公安局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由此可见，互联网带来的这种“官”“民”关系的变化本质上改变的是公民一直积累的对管理层，尤其是对一些政府机构的不了解。而这些不良影响的积累也是基于媒体的传播。因为很多时候民众关注的都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政府的处理态度。从这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上，民众能够看到政府的行动迅速。但是在重大事件中，公民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政府以一种保护的姿态出现。这就会在公民中产生一种对政府的畏惧心理，再加上对政府机构的不了解，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比较疏远，从而为两者之间的沟通带来隔阂。一旦政府介入互联网，并以互联网的方式来和公民进行沟通，那么，公民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就会逐渐消除，公民对于政府不再是畏惧的心理，而是将其作为能够帮助自身的朋友。正如上文的江宁在线的官方微博一样，在网络上改变了公安局平常带给人的令人畏惧的印象，变得平易近人。

这种“官”“民”关系的变化其实也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平等观念的影响。人们在与管理层相处中，公民逐渐苏醒的自我意识要求管理层在进行管理活动的时候转变自身的服务态度，从而获得相应的良好的体验。这也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一种预兆：管理层即政府的管理逐渐倾向于更加亲民的方式，看似弱化管理的强制力，但实际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这种管理的强制力更加隐蔽有力。

五、民主建设进程的推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视等传统媒介与代议民主的发展相契合，互联网的发展激发了人们对深度民主和直接民主的需求。互联网自身所具有的平等性、开放性对于我国民主建设进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互联网是一种具有高度开放性、虚拟性、平等性、交互性、共享性和离散性的传播工具，具备这些性质的传播工具能够打破信息的桎梏，将信息快速有效地传递给人们。与此同时，这样的传播工具也大大提升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效率，简化了部分政治程序的繁琐性，丰富了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有利于加快民主进程建设、提升民主品质。互联网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某种契合性带来的是国家民主表现形式的变化和建设进程的加快。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对政治生活的逐渐渗透与应用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公民参与度的变化、管理机制的改革、官民关系的变化等，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对我国民主建设的推进。互联网对我国民主进程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所具有的连接和无边界的特定决定了其强大的信息收集、存储、传递和处理的能力。因此，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由此带来的是各种垄断信息被打破。政府对于信息的掌控能力被逐渐削弱，拓展了公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所以说，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内在精神影响了民主建设格局的形成，在海量开放信息共存的同时，政府对于信息的掌控由显性转为隐形，控制的方式不再以被动强制为主，而是以更为强大的主动控制为主。

第二，互联网时代，信息变得更加公开透明，推动了民主发展的进程。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代议民主制度下，政府对信息的垄断都会引起政府运作的暗箱操作，使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变得遥不可及。但在网络社会，大量信息在互联网上的充分流动，已经把我们带入了自媒体或者说超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权发布信息、过滤信息和选择信息。于是，互联网上海量、共享的信息格局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信息传输渠道，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传输渠道，政府官员和民众、上层和下层获取信息的范围、数量以及时差上的区别在不断地缩小，公众与政府官员几乎能同时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政府官员丧失了昔日垄断信息从而垄断决策权、管理权的优势。同时，广大群众获取大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信息的机会的增多，也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互联网正将我们带入信息共享的新时代。

第三，互联网平等、自由的内核本身就与民主精神相契合。互联网时代开放、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是公民自主参与政治生活、发展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开放的互联网络超越了等级上的中央控制和范围上的封闭界限，任何拥有网络设备以及连网的用户都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投票、发表看法和参与讨论，网络上的政治参与活动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平等性，因此，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与人之间职业、性别、财富等差异被消除，地位上真正做到了平等。英国学者诺顿曾经说过，互联网“可以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名普通人变成一名出版商，现场记者、倡议者、组织者、学生或教师……你可以用它组织一场运动，做一笔交易，协调一场政治斗争，为你的艺术作品、政治演说或宗教说教找一位听众，同一个与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讨论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者你可以让来访者亲自主持它，就像对自己的领地一样”。只有在平等、开放的社会里，民主的精神和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才能被激发和创造出来。

第四，互联网的连接性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便利，拓宽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渠道。互联网上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的互动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具备的充分的信息沟通与反馈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主就是允许公民获得有关国家或个人发展的所有信息（个人隐私除外），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参与和监督，并要求政府给予回应和反馈。借助于互联网，人们掌握信息的主动性增加，在与政府的交流上地位逐渐趋于平等。互联网的交互性也减少了政府与民众信息沟通的层级，跨越层级的交流与沟通成为可能，这减少了传统的信息沟通中的层级障碍而产生的信息失真和信息延误甚至丢失的问题。互联网的交互性使得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沟通情景的实现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