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我国会计的国家化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连绵延续从未中断。我国的会计史也源远流长，且不论原始社会“刻记记数”“结绳记事”以反映农耕和渔猎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置了专门负责会计工作的司会官职，与专门负责财物保管的小宰明确分工。封建制度时期，中国也创造出了灿烂的会计文明。郭道扬先生等（2022）从封建制度背景下的财计一体视角，提出其治理的立足点在于：①以“量入为出”财政原则作为国计理财之纲和“官厅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根本原则。②建立中央财政经济集权体制下的财计组织部门。一方面，从赋役征派出发，将这个组织系统从中央下伸到地方，即以郡、县两级为中层，把这个行政组织一直扩展至乡、里、保、甲，最终落实到农户，以实现对钱粮的征纳与力役的征派；另一方面，各级行政和财计组织部门，除自下而上核算与呈报财政收入之外，还同时逐级核算与呈报财政支出，通过逐步编制、逐级审核、逐级报送，最终在中央财计部门汇总统编，形成进呈皇帝的奏销报告。③建立财计法律制度，并予以监督执行，保障国家财政经济处于有序状态。④“官厅会计”部门统一应用中式簿记或中式会计方法以及由这些方法组合而成的方法体系。

近现代以来，受到工商业引入与发展的影响，为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向何处去的问题，本质上是保存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和冲突（赵友良，1996）。这一时期涌现出了除潘序伦、徐永祚两位赫赫有名的会计学者外，以顾准、张心澄、谢霖、谢允庄等为代表的一批会计精英。他们在中西两种记账方法的优劣、以现金收付为基础、关于横写与直写、关于账簿分割、关于四柱结算法、关于簿记改革的最终目标等方面开展学术讨论，碰撞会计思想，会计学术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特别是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他亲手创建了集事务所、学校、出版社“三位一体”的事业，明确主张“没有信用，也就没有会计”，在中国的会计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一名杰出的会计学者，安绍芸先生担任财政部首任会计制度处处长，1950年，会计制度处改称会计制度司（现称会计司）。1951年4月，安绍芸先生又成为第一任司长，主持设计一系列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其后著名会计学家、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奠基人”的杨纪琬先生在会计司前后工作四十年。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历时近五年。1979年，安绍芸先生建议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得到财政部批准，并筹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担任第一任会长。1991年，安绍芸先生被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入《中国当代名人录》，1990年编入《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和《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由于他对新中国会计制度和会计理论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1991年荣获国务院为发展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任财政部会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被称为“新中国会计界公认的一代名师”，为中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建设，会计理论、会计教育和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此外，彼时还涌现了娄尔行、阎达五、葛家澍、余绪缨、郭复初等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会计、财务名家，为新中国会计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事业道路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当今会计发展来看，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制度与法律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现实管理机制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冯淑萍（2003）曾指出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还有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运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将是巨大的。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极大的包容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有一个传统沿袭问题，中国会计文化是中国文化对会计影响、渗透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会计特征必然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王开田，2006）。美国会计学家F.D.乔伊（Choi）和G.G.米勒（Mueller）（1992）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绝对的规模使得她不大可能被外界所支配，会计也不例外。纵观中华文化影响会计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化的会计具有四个鲜明特征：一是突出会计参与经营管理的职能；二是强调会计理财思想和会计法制观念；三是不断追求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努力提高核算技术；四是制度建设具有突出的集体主义倾向（王开田，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