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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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古代巴克特里亚史概略

伟大而富饶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平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有着广阔的地平线,与山脉和沙漠形成鲜明对比。在两者中间,它代表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与古典世界、印度世界和中华世界比邻而存。它东至喜马拉雅(Himalayas)山麓,西到土库曼沙漠(Turkmenia desert),向北自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延伸至阿姆河(Amu Darya)中游,再往前,直到希萨尔山(Hissar),将它与索格底亚那(Sogdiana)分开。(1)

若想到达此地,对任何人来说,均非易事。就像每一块应许之地一样,它必须努力争取。但是,那些大功告成的人都知道,在历经艰辛之后,你便会看到一片绿谷,通往一望无际的平原,从那里总能望见高山。除非有人想从克什米尔、印度或中国,经由帕米尔山脉,穿过奥克苏斯河(the Oxus)上游流域,夺取巴克特里亚,否则,只有三条路可走:要么像亚历山大那样,翻越世界上最高的关隘——兴都库什山关隘(3000—4000米高),要么像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和帖木儿(Tamerlane)等北方征服者那样,穿过希萨尔山脉(其山峰高达4000—6000米)的“铁门关”(Iron Gates)。或者,从木鹿(Merv,梅尔夫),穿过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 desert),沿着它的大动脉奥克苏斯河而上。

巴克特里亚的绿洲,在古代便以农牧资源丰富而闻名。其炎热的气候和厚厚的黄土导致这里形成了一片天然草原(dasht),春天绿意盎然,夏天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但无论人们是否费心灌溉,除橄榄树外,所有作物在那里都长势良好,年年丰收。

它是波斯帝国阿黑门尼王朝的一个重要的总督辖区,首府是著名的巴克特拉城(Bactra),该行省便是以首府的名字命名的。它是强大的希腊—马其顿王国的一个发源地,印度的征服者。两个世纪后,它的名称变为吐火罗斯坦(Tokharestan),即中国和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之间神秘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之腹地。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巴克特里亚代表已知世界的极限,位于波斯帝国的东部,是文明的极限。薛西斯大军中一支陌生而又给人深刻印象的队伍就是来自此地。为了征服这个偏远难及的国家,亚历山大不得不在此地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他遇到了罗克珊娜(Roxane),将她变成了自己的王后。巴克特里亚位于中亚腹地,素有“千城”之国、“富有的巴克特里亚”之称,著名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Graeco-Bactrian Kingdom)便建立于此,其后与中国、帕提亚和罗马帝国并立于世的贵霜帝国也诞生于此。再后来,它沦为萨珊波斯帝国(Sasanian Empire)的附庸,事实上从当地的历史中消失了。由于巴克特拉、铁尔梅兹(Termez)及其他众多城市的富有招致了诸多草原民族不断入侵,虽然它对倭马亚王朝(Ummayad dynasty)和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进行了长期的抵抗,但最终还是被阿拉伯帝国所吞并,因此,它的命运跌宕起伏,通常是黑暗的,有时是辉煌的。不过,蒙古人灾难性的入侵,对它来说是致命的,即使帖木儿中兴曾使其恢复些往日光辉。

尽管难以到达,但巴克特里亚也是欧亚大草原、索格底亚那和印度世界之间的交通枢纽,穿越喜马拉雅群山、连接伊朗和中国的东西大通道都在此交汇。“此地主要是农牧区,西部没有固定的边界,安全总是难以保证,它是自然赐与的过境和交流之地。”(2)

如今,谁能相信现在分属于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古代巴克特里亚曾是古代世界多元文明汇聚的中心之一?印欧语(伊朗语、希腊语)、阿尔泰语(突厥语、蒙古语)和闪米特语(阿拉伯语),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在此邂逅、碰撞与融合,各种各样的文字(阿拉姆语、伊朗语、希腊语、印度语和阿拉伯语)曾在此地使用。这也是一个宗教蓬勃发展的地带,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希腊的多神教和印度的佛教(Buddhism),摩尼教、犹太教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在这里共存并相互影响。阿拉伯大征服之后,巴克特里亚变成了伊斯兰教的思想中心之一,出现了哈吉姆·铁尔梅兹(Hakim Termezi,意即“铁尔梅兹的圣人”,逊尼派法学家)、苏菲派(Sufism)等。

纵观它的兴衰史,巴克特里亚在新文化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巴克特里亚艺术”的摇篮,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以及后来伊朗的阿黑门尼王朝和草原艺术的共同影响,它也是“希腊—伊朗融合”的希腊化艺术的发源地。贵霜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一种特殊的佛教艺术在这里发展形成。最后,这里还出现了中亚伊斯兰建筑和装饰艺术的主要中心。

一、巴克特里亚的出现与鼎盛

最早的文明

自公元前三千年代起,青金石贸易便使巴克特里亚经土库曼尼亚(Turkmenia)与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发生联系,向南则与塞斯坦(Seistan)、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和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接触。灌溉农业突然出现,在巴克特里亚东部(绍图盖,Shortugai)、奥克苏斯河三角洲北端(法鲁卡巴德与达什利,Farukabad,Dashli)和希拉巴德河(Shirabad Darya/Cherabad Daria)流域(萨帕利与贾库坦,Sapalli,Djarkutan)导致了最早的一批定居点的出现。一般认为,这种现象应归因于大河流域(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影响,因为这些地区早已发明了这些灌溉技术。

公元前两千年代末,这个文明消失,继之而起的是一个融游牧和定居农业为一体的社会,其中骑士贵族阶层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社会都在一位居住于大城市巴克特拉/扎瑞亚斯帕(Bactra/Zariaspa)的君主的管辖之下。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阿维斯塔》(Avesta)创作完成,圣书将保护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之功归到巴克特里亚的一位君主名下。有几位作家提及某个“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n Kingdom),但是,对于这个说法,以及亚述国王尼努斯(Ninus)及其妻子塞米拉米丝(Semiramis)在公元前8世纪征服巴克特里亚的传说,许多人并不认可。

阿黑门尼王朝时期

公元前545—前540年,居鲁士一世(Cyrus I)将巴克特里亚并入波斯帝国,巴克特里亚由阿黑门尼家族的王室成员统治。在大流士的贝希斯敦(Behistoun)铭文中,它是23个行省中的一个。在《苏萨文献》(Charters of Susa)中,巴克特里亚人每年要提供黄金。在希罗多德的《历史》(3.9.3)中,它属于第十二个总督辖区,每年缴纳360塔兰特(约1吨)白银的贡赋。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和苏萨(Susa)的浅浮雕上,巴克特里亚人是牵着双峰骆驼,携带着珍贵器皿的形象。

在米底战争(Median Wars)(3)期间,巴克特里亚人是波斯大帝军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462年,巴克特里亚起兵反抗。公元前4世纪,正是一位巴克特里亚人领导了“行省总督起义”(revolt of the Satraps)。巴克特里亚就像波斯帝国的西伯利亚荒原,是一块殖民区域,波斯大帝为从昔兰尼加(Cyrenaica)或爱奥尼亚(Ionia)迁徙而来的非本地人建立了殖民地。为了对抗亚历山大的军队,巴克特里亚动员了大约三万名骑兵,他们来自强大的贵族阶层。巴克特里亚总督贝苏斯(Bessos)正是依靠这些骑兵的支持篡夺了波斯王位。

在亚历山大到来之际,该地区已经高度发达,拥有巴克特里亚、奥尔诺斯(Aornos,今塔什库尔干,Tashkurgan,或阿尔廷·迪利亚尔·德佩,Altyn Diliar Depe)或德拉普萨卡(Drapsaca,今昆都士,Kunduz)等几个重要城市以及强大领主控制的岩垒要塞。这些情况得到了考古研究的证实,研究表明,在巴克特里亚东部和北部以及奥克苏斯河以北的十余个绿洲中,存在着庞大的灌溉渠系统,以及众多大小不一的城镇。

因此,对巴克特里亚来说,阿黑门尼王朝时期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得益于灌溉农业在克孜勒·特佩(Kyzyl Tepe)和塔拉什坎·特佩(Talashkan Tepe)等小型区域首府周边的扩展。该地的定居程度似乎比游牧仍占主导地位的索格底亚那地区要强得多。这一时期的建筑明显受到波斯帝国阿黑门尼王朝的影响,但在金属浮雕、金器和银器加工工艺上,仍可看到草原传统的强烈印记,如著名的“阿姆河宝藏”(Oxus treasure)。

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

马其顿军队对该地区的入侵,以及亚历山大为征服巴克特里亚尤其是索格底亚那而不得不进行的战争,长达三个年头之久(前329—前327年)。它一开始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贝苏斯在撤出奥克苏斯以北之前实施焦土政策,导致巴克特里亚不战而降,贵族背叛并撤到其原领地。但是,不久后爆发的叛乱,以及索格底亚那人(Sogdians)领导并有游牧民族和某些巴克特里亚贵族参与的游击战,招致亚历山大的残酷镇压,镇压的高潮是“地狱纵队”(infernal columns)(4)组织屠杀了十万多居民。除首府外,所有城市都被摧毁,绿洲也被遗弃。

亚历山大随后建立了十几个军事殖民地。他命令赫菲斯提昂(Hephaestion)在这些新定居点安置改编后的士兵,并带走三万名人质以确保当地贵族的忠诚。

在亚历山大继业者的统治下,巴克特里亚通过大量移民希腊人或希腊化人口得以重建,并通过灌溉工程的大力修建得到了发展。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是希腊统治该地区的心脏。在狄奥多托斯一世(Diodotus I)、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os I)和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等著名君主的领导下,它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其国力之强大,甚至抵抗住了帕提亚人和企图重新征服它的塞琉古王朝,还将其边界从索格底亚那扩展到印度西北部。

在此期间,巴克特里亚地域扩大,最重要的是,在巴克特里亚东部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创建了一座新都。随后,出现了卡拉埃扎尔(Kala e Zal)和沙赫里瑙(Shahr i Nao)等大城市以及第伯尔金·特佩(Dil’berjine Tepe)和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e Tepe)等较小的城市。在铁尔梅兹和坎培尔·特佩(Kampyr Tepe),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还建立了军事定居点,以控制河流和要塞,从而保卫达尔班特(Derbent)山口附近的佩昂库尔干(Payon kurgan)等边境点。只有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圣地在阿黑门尼王朝基础上继续发展,而哈伊塔巴德·特佩(Khaytabad Tepe)和贾达夫拉·特佩(Djandavlat Tepe)则是从灰烬中重生。

尽管与地中海世界逐渐疏离,巴克特里亚仍然是活跃的希腊化中心之一,有“阿里亚(Ariana)的明珠”(阿波罗多鲁斯语(5))之称。新占领者发展了城市文明并在这些城市强行推广他们的防御技术和文字。希腊艺术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建筑装饰、雕塑和钱币等方面,其中一些堪称杰作。同时,希腊人也知道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建筑和灌溉技术,并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当地传统,以及草原或印度的传统,特别是在宗教领域。

游牧民族统治时期(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末)

公元前2世纪中叶,因内斗而势衰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迫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放弃了巴克特里亚本土,撤到他们已经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的印度西北部。他们的撤离给这些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到来腾出了空间。这些游牧民族先是扎营而居,积累起类似“黄金之丘”(Tillia Tepe)(6)的宝藏,然后逐渐转为定居。这导致小型设防定居点的激增,以至于斯特拉波和查士丁(Justin)说“巴克特里亚是千城之国”。事实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的不安定因素,某些灌溉区因此被遗弃。

公元前128—前126年,中国使节张骞抵达原来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故地。他后来这样描述“妫水”(奥克苏斯河)以南的大夏(巴克特里亚本土):“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今费尔干纳)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7)

贵霜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

上述情况随着月氏五部征服巴克特里亚而告终。五部中的贵霜部征服其他部落后建国,定都卡尔恰扬(Khalchayan)或达尔弗津·特佩。王朝创立者将其权力扩展到兴都库什山脉。他的继任者将王国边界扩展到印度、旁遮普,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国王是迦腻色伽(Kanishka,约公元127—150年),他的王家寺庙位于昆都士以东山脚下的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遗址。

这一时期城镇化获得较大发展。旧的希腊军事定居点变成了城市(铁尔梅兹、达尔弗津·特佩、坎培尔·特佩),新的定居点建立起来,如扎尔·特佩(Zar Tepe)、哈伊拉巴德·特佩(Khairabad Tepe),农业灌溉使得奥克苏斯河谷以及希萨尔、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的高谷地带得以开垦。至此,巴克特里亚的殖民、发展过程才全部完成。

贵霜帝国对外大开国门(公元107年向罗马派遣使节),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铁尔梅兹和巴克特拉似乎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位于帝国中心的巴克特里亚成为印度佛教传播的主要场所,其中巴克特拉、铁尔梅兹(卡拉·特佩)、达尔弗津·特佩(那里也有一个湿婆教派寺庙)或阿尔塔姆(Ayrtam)是最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正是在这里,希腊遗产与草原和伊朗传统相融合,形成了贵霜王朝艺术和希腊—佛教艺术。前者以鲜明的正面石板雕为特色,后者具有强烈的自由生活气息,以各种形式(片岩雕或彩绘泥塑)繁荣于从印度西北部到希萨尔山的广大地区,并催生了依据阿波罗形象构想的典型佛像。

二、河中地区(Transoxania)和呼罗珊(Khorassan)之间的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

古代后期(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

公元242年,萨珊王朝战胜贵霜王朝,巴克特里亚成为萨珊王朝的保护国,这段稳定和繁荣的时期戛然而止。国势衰弱的巴克特里亚无法抵抗来自草原新民族的入侵,这些新民族定居下来并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先是寄多罗人(Kidarites,月氏?),然后是匈尼特人(Chionites,阿拉泰语族群),最后是嚈哒人/白匈奴(Ephtalites/Hiong Nou)。

公元4世纪,巴克特里亚之名逐渐湮没无闻,这片地区改称为吐火罗斯坦(名称来源于其主体民族)。在嚈哒人统治下,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多数城市衰落或消失。进入中世纪(the Middle Ages)后,吐火罗斯坦被分为若干小公国。它们有查干尼安(Chaganian/Chaghaniyan)、(8)科巴迪安(Kobadian)、库塔尔(Kuttal)、铁尔梅兹、巴克特里亚、昆都士、巴达赫尚(Badakhshan)等。军事贵族“德克汉”(dehkhans)在高高的台地上建造城堡,例如,在卡菲尔卡拉(Kafir Kala)、雅万(Yavan)或基科巴查(Key Kobad Chah),或巴拉里克·特佩(Balalyk Tepe)和奎雍库尔干(Kuyov kurgan)等,这些城堡饰有华丽绘画和雕塑,其风格与印度息息相关。当中国取经人玄奘(Hsuen Tsang)于630年造访该地时,佛教依然很繁荣,寺庙众多,例如,在阿加纳·特佩(Adjina Tepe)的一座寺庙,那里塑造了一尊巨大的涅槃姿态的卧佛像,与巴米扬(Bamiyan)的那些大佛非常相似。

569年,萨珊王朝与突厥人结盟,重新确立了对吐火罗斯坦的统治,然后,大约在625年,吐火罗斯坦落入一股新势力——西突厥汗国(Turkish Kaganate)之手,后者迅速衰落,但仍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

阿拉伯征服者刚刚灭亡了萨珊帝国后便攻打吐火罗斯坦,后者抵抗了很长一段时间。早在653年,阿拉伯人就在有五万伊拉克人(Iraqis)居住的木鹿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他们从木鹿发动了几次远征,最终在738年建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这标志着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寿终正寝。

附录

古代巴克特里亚的边界

古代史料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以及不了解这一地区的作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和阿里安(Arrian)认为,奥克苏斯河“跨越巴克特里亚”,而索格底亚那的南部边界位于奥克苏斯河以北很远的地方,可能在希萨尔山脉的某个地方。这种说法遭到了斯特拉波、普林尼(Pliny)和托勒密(Caudius Ptolemy)的反对,他们认为奥克苏斯河是巴克特里亚的北部边界,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经常混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总督辖区的位置,给人以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印象。

事实上,在古代,河流很少形成边界,真正的边界是山脉和沙漠。考古遗迹证明,奥克苏斯河两岸的文明和文化高度统一。

巴克特里亚的研究史

对巴克特里亚的最早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中叶。长期以来,巴克特里亚研究完全依赖书面资料(希腊罗马文献和中国文献)以及遗留下来的丰富而引人注目的钱币材料,尤其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统治者发行的钱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遗址的发掘才开启。由于古代巴克特里亚的奥克苏斯河以南地区现在属于阿富汗,而奥克苏斯河以北地区属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项研究是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已经高度开发的北部地区(运河、道路、电气化和灌溉有时会破坏某些遗址),已经确定并发掘了大量考古遗址。而在阿富汗,直到现在,只有大城市有道路可通(在1978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前,阿富汗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那些保存很好的古代遗迹,可以说几乎尚未开发。不幸的是,内战对许多考古遗址已经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些遗址遭到严重洗劫,事实上,许多珍贵的钱币和雕塑已流入黑市。

在南部地区,成立于1922年的法国驻阿富汗考古队在巴克特里亚经历了一些挫折后,将其精力集中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几个佛教或伊斯兰遗址上(巴米扬、贝格拉姆等)。从1960年代起,两个主要遗址被法国考古队发现:贵霜王朝的苏尔赫·科塔尔圣所和希腊式城市阿伊·哈努姆,在巴克特里亚北部和西部进行考古发掘的苏联团队则发现了几个青铜时代的遗址、一座位于第伯尔金·特佩的古城,和具有非凡宝藏的“黄金之丘”。

奥克苏斯河以北的考古研究于1926—1928年在铁尔梅兹和阿尔塔姆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苏联)科学院的创建以及与主要工作相关的勘探的开展和发掘投入资金的成倍增加,考古研究获得强大的推动。遗憾的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取得的成果,均以俄文发表,在冷战背景下很难获得,因而在西方鲜为人知,现在才开始公布。直到最近,学者们在出版相关书籍或文章时才能使用双方的研究成果。

好在自1988年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该国的开放和稳定有利于这项活动的开展。联合考古队已经成立,这加强了乌兹别克斯坦研究人员与日本(达尔弗津·特佩和卡拉·特佩)、法国(铁尔梅兹和苏尔汉河)和德国(贾库坦,Djarkutan)考古队的联系。联合出版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这将有可能弥补(以前的)延误,并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巴克特里亚对文明的贡献。

(皮埃尔·勒里什撰 孙艳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