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秦史官与《周易》

在先秦，史官与《周易》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精通《周易》、执掌《周易》，并且，根据《周易》来占筮论事，预测历史前途。研究先秦时期史官的执掌及其活动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史学的产生和以后史学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先秦时期史官职责与《易》筮时尚

我国现知最早的文字是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而在那时的甲骨文中已有“史”字（甲5536、拾7·6、后下20·10等），对这个字，一般的解释为手持簿书的人，亦即史官，可见，我国古代的史官一职在商代中后期就出现了。

从史官的出现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承担着怎样的职责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先秦史官的职责广泛而复杂，并非“记言”、“记事”两词所能涵盖的。据《周礼》等先秦文献，涉及“史”的职官相当多，当时有“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左史”、“右史”、“侍史”、“大史令”、“守藏史”、“董史大史”等十几种。[24]有的仅是官职名称，有一部分执掌与后来通常说的史官一致。分析先秦资料，可知当时史官的职责有：1.记言记事，2.卜筮祭祀，3.掌天文历法，4.保管文献档案，5.草拟诏令等。对以上职责进行归纳，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人事方面，二是宗教方面。以往，人们比较注重并强调史官在记言记事等人事方面的职责。其实，在先秦，史官执掌常与宗教方面有关，先秦史官的宗教职责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其最原始的职责。

史官的出现，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从某种角度来说，甲骨文是当时宗教活动的产物。在殷商时期，统治者深信“帝”、上天支配人事，因此，殷商君王大至军国要事，小至生病，旅行、打猎等，都要禀告并请示“上帝”。在占卜活动中，史官是重要参与者，并且，他还要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成了甲骨文。因这种文字主要为占卜的记录，故又被称为“卜辞”。参加并记录占卜活动，是先秦史官的最初职责。

除占卜外，先秦史官还兼掌祭祀，如：“丁酉史其告（于）南室？”[25]“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嚣享焉。”[26]

在先秦，往往是史祝、史巫并称，如：“祝史陈信于鬼神。”[27]“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28]“用史巫，纷若，吉！”[29]

再稽之以《周礼》，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与执事卜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大祭祀，鸣铃以应”、“占人，掌占龟……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郑玄注：谓既卜筮，史必书其命龟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礼神之币之而合藏焉）、“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则执明水火以号祝”、“司巫，掌群巫之政令……祭祀，则共主及道布及蒩馆”。可知，第一，宗教方面的工作是史官的重要职责；第二，先秦史官与占人、卜人、祝、巫等共同参与宗教活动，关系较为密切，这就是先秦文献常将他们相提并称的原因。

史官的宗教职能自殷商至春秋时期都显得非常的突出，但从具体方式上看，随着时代的不同，又有所变化，其变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易》筮的兴起。

在殷商时期，龟卜是用以判断吉凶、预测未来的主要手段，占筮也是求告上天、预断吉凶的方式之一，但相比之下，龟卜之盛有已出土的15万片甲骨卜辞作铁证，而记载其他占测方法的资料却微乎其微。这一时期，龟卜成为各种占测方式中的最常用方式。西周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

《易》筮的渐兴，有其深刻的原因。朱伯崑先生认为，从殷人的龟卜到周人的占筮，反映了我国奴隶制时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过程。殷部族的祖先长期从事渔牧业生产，所以殷统治者将龟甲和兽骨作为向天神卜问吉凶的工具。而周部族是以农业生产起家的，其迷信蓍草，实际上出于对农作物的崇拜。（《易学哲学史》）生产力的发展是由畜牧业向农业迈进的，《易》筮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与农业相关的《易》筮方式对代表畜牧业生产水平的龟卜方式的挑战。《易》筮之兴，又与当时人们观念的某些变化有关。龟卜的钻龟取象，其裂纹是在烧灼后自然形成的，且一旦形成就不可改变，卜者即此可断吉凶，被人称为“鬼谋”，而《易》筮就不一样了，卦成之后，要经过筮者对卦象的种种分析，乃至逻辑上的推衍，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其间有较多的人为的因素，故又被称为“人谋”。西周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信心增强了，人神观念也起了变化，人的因素上升，神的地位相对下降，作为“人谋”的《易》筮之兴，与此是相一致的。

西周之后，《易》经开始流行，《易》筮渐兴，至春秋时期，占卜方式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易》筮已成为基本上可与龟卜平分秋色的占测方式。在当时，人们据《易》筮占吉凶，预测未来，或引《易》议事论物，评判是非，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据《国语》、《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可知，在春秋时期，人们以《易》占筮及据《易》议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娶妻、嫁女、生子、死人、立君、夺国、致仕、出兵、作战、求医、判断事物等方面。这些材料，分别出自鲁国、晋国、卫国、秦国、齐国、郑国、陈国、魏国、赵国及周。据《易》筮占或议论的人物有史官、卜人、国君、政客、军官等。从材料之多、涉及内容之丰富、地域之广泛以及据《易》筮、论者成分之复杂，都可知当时《周易》及《易》筮流行的盛况。

在《周易》及《易》筮的流行中，先秦史官是其中最活跃的分子，充当了主要的角色。在这方面，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国语·晋语》、《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僖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襄公二十五年、昭公七年、昭公二十九年、昭公三十二年等。在历史上有记载的以《易》占筮论事的各种人物中，史官的人数是最多的。并且，当时还出现了“筮史”这样的名称，这就更清楚地表明了史官与《易》筮的特殊关系。先秦史官与《周易》及《易》筮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是因为，宗教方面的职能是先秦史官的传统，这本身就要求史官通《易》占筮，以履行其职责；史官又是掌握和保存典籍的文化人，精通并能运用《周易》来占筮议事，应是其基本职能；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又要求史官对历史前途进行预测，因而，据《易》占筮预测就成为他们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

（二）《周易》的变化观与先秦史官对历史前途的预测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预测及议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体现出变化发展的思想，而这个思想主要是受《周易》的影响。

首先，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等。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文解字》引《秘书》：“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这是从字形来释“易”，“易”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化也。

《易·系辞》：“生生之谓易”，生生，即变化无穷的意思。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30]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31]程颐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易之为书，尽变化之道也。”[32]朱熹说：“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33]

这些对于《周易》名称及其意蕴的阐释，是古代文字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理学家们基于对《周易》的深刻认识而得出的正确论断。

其次，从《易》经文的变化思想来看。

1.爻与卦的组合变化

《易经》的爻只有两种，即阳爻和阴爻，分别以符号“”、“”来表示。以三根爻任意上下排列组合，就生成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事物，这八卦又被称为八经卦。将这八经卦中的相同或不同的两卦任意上下排列，共可得64卦，这64卦被称为别卦，分别代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这里有两点思想要引起注意：其一，阴、阳的组合变化可化生成万事万物；其二，无论是经卦还是别卦，只要其中任一爻发生了变化，事物的性质就要随之起变化。例如：乾卦（）上爻变成阴爻，即成（），是为兑卦；中爻变成阴爻，即成“”，是为离卦；下爻变成阴爻，即成“”，是为巽卦。其他卦的变化亦同此理。

2.爻位的变化与事物的变化

在《易经》的64卦中，每卦处于不同的爻位时，事物的性质也要随之起变化，兹以乾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处于乾卦的第一爻位时，其爻辞为：“初九，潜龙，勿用”[34]，朱熹的解释是：“潜藏也，龙，阳物也，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处于乾卦的第二爻位时，其爻辞为：“九二，见龙在田，利用大人。”[35]朱熹解释说：“刚健中正，出潜离隐，泽及与物，物所利用。”处于乾卦的第三爻位时，其爻辞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36]朱熹解释说：“九，阳爻，三，阳位，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体刚健，有能乾乾惕厉之象……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处于乾卦第四爻位时，其爻辞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37]朱熹解释说：“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则无咎也。”处于乾卦第五爻位时，其爻辞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38]朱熹解释说：“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当处于乾卦第六爻位亦即最上位时，其爻辞为：“上九，亢龙有悔。”[39]朱熹解释说：“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阳，极于上，动必有悔。”可见，即使是在同一卦中，当爻位发生了变化时，事物的性质、特点等都会跟着发生变化，因而处事策略也应随之调整。

3.从64卦的排列来看

《周易》的64卦依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顺序排列[40]，这种顺序，反映出《周易》变化的思想。例如，据《序卦》解释睽、蹇、解、损、益、夬的顺序：“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说明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不止的。从变化的方向来看，有的是向前发展，有的则是向反面转化，将“未济”列在64卦之末，也是寓意深刻的，说明事物的发展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而是处于一个开放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再次，从易传的变化思想来看。易传是人们对易经的注解、论述，分为10篇，故又称为“十翼”，它们是：《象》（上、下）、《彖》（上、下）、《文言》（上、下）、《系辞》（上、下）及《序卦》和《杂卦》。易传阐释、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易经的变化思想。

1.阐叙易经的变化思想：“爻者，言乎变者也。”[41]“十有八变而成卦。”[42]“变化者，进退之象也。”[43]

2.叙自然之变化：“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44]“一阖一辟谓之变。”[45]“变通莫大于四时。”[46]

3.论社会之变化：“通变之谓事。”[47]“通其变，使民不倦。”[48]“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49]

《周易》的变化思想给予先秦史官以深刻的影响，他们常以《周易》的变化观，《易》的变化观来对事物进行分析。兹举两例析之。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

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50]

史墨在与赵简子的对话中，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点，这是一个史学家在俯瞰了历史长河，并受《周易》变化观启发后所得出的精辟结论。特别须引起注意的是，史墨在论述历史变化之道时，专门引用了《周易》中《大壮》的卦象作为其论据。《大壮》卦由乾、震两卦组成，乾为天为君，震为雷为臣，按一般人的想法，应是天在雷之上，君在臣之上，而大壮卦的图像却恰恰相反，是震卦在乾卦之上，君与臣的位置也因此变化、颠倒了。史墨认为，这种变化是“天之道也”，不真正领会《周易》变化观的精髓是无法作出这样深刻的论断的。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陈子得政。

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从表面上看，这些结论是周史占筮的结果，其实，周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周易》关于事物变化的原理去推测，就得出这些结论。

综上可知，《周易》的变化思想非常的丰富，它是《周易》的一个突出特点。《周易》的变化观予先秦史官以深刻的影响，他们在预测历史发展前途时，往往根据“先人事而后说卦”的原则，即对历史和现实有了了解，在此基础上，运用《周易》的变化观对事物的未来进行推断，知道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易》筮，有时竟能基本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前途的奥秘。

（三）先秦史官以《易》占筮的局限性

先秦史官以《易》占筮，一方面，他们有时能以《周易》的变化观作为指导来预测历史发展前途，较好地把握社会历史盛衰变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以《易》占筮又表现出其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以《易》占筮，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是错误的，以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事，从根本上来说不能不是牵强附会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都是笼罩在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虽然可能言而有中，但臆测的预言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次，先秦史官的以《易》占筮，从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1.在占筮之后，往往依据符合自己意愿的方面解释

以蓍而筮，结果出来后，根据什么来解释，有较大的灵活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易》要讲下列八项，即本卦卦象、之卦卦象、本卦卦名、之卦卦名、本卦卦辞、之卦卦辞、本卦变爻爻辞、之卦变爻爻辞。然而，在每次占筮时，绝不会八项内容都讲，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据《左传》：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51]

筮占而遇《困》之《大过》，若据之卦《大过》的卦象，是上兑下巽，兑为少女为妻，巽为风，两者组合，是风陨妻的凶象，又，据《困》卦《六三》的爻卦，也是“入于其宫，不见其妻”的凶兆。但史官不谈之卦卦象，无论本卦变爻爻辞，而仅依据本卦卦象来解释。《困》卦是上兑下坎，依《说卦》：“兑为少女，坎为中男”，少女是妻，中男是夫，呈夫妻相配之象，自然为“吉”。

又据《左传·襄公九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

筮占而得《艮》之《随》，可从多方面来进行解释，可据本卦《艮》、之卦《随》的卦象来释之，也可依这两卦的卦辞来解释。《艮》卦的卦辞是：“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随》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还可以根据八卦或之卦的卦名来释卦，《艮》卦卦名之义为“止也”，即如山岳般静止不动，《随》卦卦名之义为“无故也”，无故，即没有故处，当然要走出故处，必须出走，与《艮》的“止”相反。史官采取的是以之卦卦名之义来释卦的方式，因而得出“君必速出”的推论。

占筮的结果，可以依据多方面来对它进行解释，而各方面的结论往往又不一样，占筮者于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来作论断，可见，其客观性、正确性都是大有问题的。

2.牵强附会的解释

这里，再以《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材料为例：

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此例中，“物莫能两大”及变化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具体解说中，仔细推敲，就可发现许多是生拉硬扯的。如“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观，有观看、察看等意思，可观前、观后，也可左观、右观，为什么一定要解释成观将来，并附会成子孙后代呢？又如：“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风行土上，若是春风，可滋润万物，若是狂风，会摧残草木，它既可吹到海角天涯，也可在附近小范围的地域中回旋，非得把风行土上解释成将在异国执政，的确是显得太为勉强了。

综上所述，先秦史官与《周易》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运用《周易》的变化观对历史前途进行预测，有时能得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先秦史官以《易》占筮，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其唯心的、牵强附会的成分是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我们重视《易》中的富有辩证因素的历史变化观，史官的解释有局限性，但也表明他们关心社稷民生、关心历史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