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第一节 英语世界《楚辞》传播概况
一 中西古代频繁的文化交流
（一）中西古代文化交流活动
大凡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其得以滋长的土壤，也就是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同样，《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离不开中华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对异域文化的态度。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楚辞》国外传播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
中华民族自古就不是一个封闭自大的民族，而是一个开放的有世界胸怀的民族。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忽视与外域文化进行交流和互补，而且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互相促进。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已经存在。根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种陶制的裸体小雕像，与西方的维纳斯雕像极为相似，从中可以推测中西可能很早就有过文化交流活动。[1]另外，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痕迹，如《穆天子传》中有关于周穆王向西王母进酒的故事，西王母被描绘成一个人形豹尾的模样，这与西方的狮身人面兽有异曲同工之处。[2]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可以确定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正是强大的波斯帝国统治时期，波斯帝国地跨亚、欧、非，它向西的势力范围达到中亚及印度河流域的西北部。正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建立起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纽带。
中国与西方有史可查的文化交流始于秦汉时期。这时，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国力强盛为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了条件。据有史可考的资料，中国与欧洲的交流至少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1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腊语的埃及商人写了一部《红海回航记》，有关于秦国的记载。[3]汉武帝时期，为了联系月氏国夹击北匈奴，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虽未能达到目标，却从此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之路，中国与西域的文化交流也开始真正拉开了序幕。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丝绸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往中亚、西亚诸国，“丝绸之路”也成为闻名世界的商路。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自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一直没有停止过。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中西文化交流并没有因此停止。这个时期的东罗马帝国非常看重与中国的丝绸贸易，极力开辟新的商路，绕开当时仍然有一定影响的波斯帝国，另外开辟了一条通往中国的商路。这样一来，比汉时反而增加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商品可以远达至印度、波斯湾及地中海沿岸。到唐代，中国国土空前广阔，国力空前强盛，唐朝向西的势力范围已达中亚，与西方文化交流也因此出现第二次高潮。唐朝在继续频繁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诸国交流的同时，积极开辟和利用海路交通。大概在8世纪，唐朝设立专门管理海上运输的机构——市舶司，当时广州和扬州是两个重要的通商口岸，与东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交流异常频繁，中西文化交流盛极一时。当时帝都长安，住着来自欧亚各国的侨民，成为古代世界的大都会。宋朝偏安一隅，西有西夏，北有辽国，陆路交通非常困难，因此，海路交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宋廷在广州、杭州、泉州、温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管理海上贸易。[4]这个时期，中国的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阿拉伯国家，同时带去了指南针和印刷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袤的朝代，蒙古军队先后进行了三次西征，建立起地跨亚、欧、非的帝国，势力远达里海、黑海和埃及一带。这样，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变得异常便利。元代不仅保持与西方各国陆路的贸易交往，同时极重视海上贸易往来，先后在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当时和中国有政治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一百多处，从波斯湾到广州、泉州的海路极为繁忙。[5]在元代以前，中国人心中的“西方”还是指中亚、西亚及北非地区，中国与欧洲的交流也大都是间接的。到了元代，中国与西欧各国的直接交流才真正开始，罗马教廷和法国都先后派使臣来中国，中国也派出使臣扫马出使西方各国，先后访问了法国、英国和罗马，大大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的了解和交流。由于元代与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1289年罗马教廷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并于1294年获得准许在大都（今北京）传教。元代与欧洲交流最有影响的事件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17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回去后写了《马可·波罗行纪》一书，记述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初期，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南亚、东南亚、西亚、东非，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末清初，西方与中国的交流受到限制，特别是陆路，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基本被封锁。当时深受《马可·波罗行纪》吸引的欧洲人急于到达传说中天堂般的中国和印度，因此，致力于开辟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新航道。149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绕过非洲好望角，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此一条从欧洲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航线被开辟出来了，中西之间的交流也重新焕发出生机。
中国与西方的这些文化交流虽然以丝绸和瓷器等生活用品为主，但是那些高雅文化如绘画和文学也有交流，为日后中国文学走入西方世界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文学的西播
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自然促进了中外文学的交流，文学交流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印度的文学交流很早，有些学者认为，早在战国时代，印度文学可能就已经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因为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天问》中提到月中有兔的事情，而月中有兔子的传说起源于印度。[6]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交流也比较早，早在唐代，伟大的阿拉伯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就已零散地传到中国，而且《一千零一夜》中也有受中国文学影响的痕迹。[7]
但在近代中国以来，“西方”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人讲的“西方”，指的欧洲各国及美国，印度和阿拉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的西方，但不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因此，现在讲到中西文学交流时一般也是指中国与欧美各国的文学交流。
中国文学的西播很早就应该已经进行，不过，由于缺乏确凿的资料，只能做出一些猜测。如有学者认为，欧洲13世纪产生的十四行诗可能受唐朝大诗人李白《月下独酌》的影响。[8]虽然这只是种猜测，但可以肯定，中国文学很早就传入了欧洲。
不过，在明末清初以来，随着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中学西播逐渐堂而皇之地登上历史舞台。明代中叶，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跟随武装的殖民者来到了南洋一带，试图叩开中国的国门。他们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明代末年登上了中国的国土。接着，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碰撞。不过，明末海禁甚严，而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因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大受限制，并且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差甚远，因而传教士以布道为目的文学活动，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尊崇的仁道，博大精深的文学典籍引起这些传教士的兴趣。1590年，中国文学作品《明心宝鉴》首先在菲律宾被译成西班牙语，这是中国文学作品译为西文的开端。[9]随后，意大利学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用拉丁语翻译了儒经《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10]为中学西播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他与罗明坚一起奉命东来传教，于1582年到达澳门。经过几年的学习，他精通了汉语，并于1593年，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法兰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也为中学西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独自把《五经》译成了拉丁文。其他早期传播中学的还有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葡萄牙人郭纳爵（Inacio da Costa,1599—1666），比利时人柏应理（1622—1692），前两人合作翻译了《大学》和《论语》，柏应理则编辑了《汉学拉译》。[11]
经过利玛窦等先驱者的辛勤耕耘，为后来西播的中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后法国开始充当西播汉学的领头羊。从17世纪末叶法国传教士来华开始，汉学西播开始呈现新的面貌。法国路易十四（1638—1715）时期，法王派遣六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布道。正是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向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结合西方宗教对中国的《诗经》《易经》等典籍进行阐释，传入欧洲后，影响广泛。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1663—1741），马若瑟（Joseph Henri M.de Premare,1666—1735）等也醉心于阐释《诗经》《易经》。马氏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向法国王室寄回了多种中国诗歌、小说和元曲选集，还翻译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从而引起欧洲关于“中国悲剧”问题的讨论，这部杂剧也因其悲剧因素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它的改编而风靡欧洲。[12]法国对中学的西播促进了欧洲汉学的发展，一些没有到过中国的学者如杜赫德（J.B.du Halde,1674—1743），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弗雷莱（Nicolas Frefet,1688—1749），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借助这些翻译的资料也开始从事汉学研究。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初，法国编辑了《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通信集》和《中国杂纂》，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与法国相比，德国汉学家在国内受到冷落，而英国的汉学家更是寥若晨星，但是他们从法国的译著中了解中学，并把这些中学从法文译成本国文字。因此，在法国汉学的影响下，德国、英国的汉学也开始拉开序幕，中学从此开始逐渐进入英语世界。
为中学进入英语世界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1729—1811），他通过第二手资料了解和研究中国，中国知识非常渊博，1761年11月，他编译英文版《好逑传》并在伦敦出版。后来他还编辑了《中国诗文杂著》。另一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6）也醉心于汉学学习，他曾打算翻译《论语》和《诗经》，但最终未能如愿。18世纪末19世纪初懂汉语的英国人几乎没有，在1792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英国国内竟找不到口译人才。不过这件事倒是导致了英国汉学的产生，跟马戛尔尼出使的副使汤斯东的年仅12岁的儿子小汤斯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从那时开始学习汉语，他后来翻译了《大清律历》，并向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捐赠了3000册中文图书，并著有《中国丛书》，为汉学在英国的发展做出了出贡献，被奉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19世纪初为中学英播做出贡献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英国驻香港总督戴维斯（Sir J.F.Davis,1785—1890），前者编写了《华英字典》，后者翻译多种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好逑传》和《汉宫秋》，这些译作对欧洲有一定的影响。[14]这些早期英国汉学家的努力，为日后中国文学大量进入英语世界创造了条件，也为《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一）晚清、民国期间英语世界《楚辞》的传播
楚辞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一种文体，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很早就开始在国外传播。由于地域关系，《楚辞》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为最早，据史料记载，《楚辞》在唐朝时代就开始传入日本，在日本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敕编汉籍目录，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有六种。而《楚辞》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则一般认为在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期，随着《文选》的传播而传入的。
与《楚辞》在亚洲的传播相比，《楚辞》在西方的传播则相对较晚，直到十八九世纪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最早翻译《楚辞》作品的欧洲人是奥地利东方学家斐慈迈尔（August Pfizmaier,1808—1887），他于1852年发表了《离骚与九歌》; 1870年，法国汉学家德理文（Le Marquis d' Hervey de Saint Denys,1822—1892）翻译了《离骚》。这些翻译虽然是一鳞半爪，但是开始了《楚辞》在欧洲传播的历程，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大门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被打开，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特别是1842年中国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从此它成为中国文化向英语世界传播的一个窗口。《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是始于鸦片战争后不久。第一个用英语翻译并介绍《楚辞》作品的是英国当时驻清朝的一个外交官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庄延龄出身贫民家庭，没接受过多少的正规教育。经过一系列个人努力，他1869年通过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取得了来华的资格。同年，他远涉重洋，来到北京并在英国公使馆任公使馆翻译生。后来，他历任天津、大沽、汉口、九江、广州、福州罗星塔、镇江、重庆、温州、海口及韩国的仁川、釜山、首尔等地英国领事馆翻译、助理领事、代领事、领事等职，直到1894年退休返回英国。庄延龄在这25年（1869—1894）中，除三次返英、一次离职自费考察东南亚、近三年的韩国领事工作和两年的缅甸外交工作之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度过。1896年，庄延龄任利物浦大学教授（Reader）,1901年兼任维多利亚曼彻斯特大学首席汉文教授，此后直到去世，一直潜心汉学研究。庄延龄是个汉学功底非常深厚的汉学家，研究领域涉及非常广泛，包括方言、宗教、文学、历史、民族、对外关系，等等。其实，他的主要成就并不是对《楚辞》的译介，但是他是第一个用英语翻译《楚辞》作品的英国人，因此他的翻译具有开创意义。他于1879年在当时《中国评论》（China Reuiew）第7期第309—314页发表题为“The Sadness of Separation or Li Sao”的文章，全文翻译了屈原的著名诗作《离骚》。[15]
第二个对《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做出贡献的是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1867年，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远涉重洋，来到陌生的东方，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他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国领事馆翻译、助理领事、代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返英，前后历时25年，除5度返英休假之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度过。1897年，翟理斯全票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此后35年时间（1932年翟理斯请辞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翟理斯在教学之余，潜心汉学。1935年于剑桥家中病逝。翟理斯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四大类。1883年，翟理斯自费印刷了一本《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这本书中，翟理斯翻译了不同时期中国著名散文作家的优雅的散文片断，所有翻译均为首次翻译。1884年，翟理斯通过他的朋友伯纳德·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1819—1899）出版这本书。这部译作中包括屈原三篇作品《卜居》（Consulting the Oracle）《渔父》（The Fisherman's Reply）《山鬼》（The Genius of the Mountain）。[16]1923年，《古文选珍》第二版出版。第二版《古文选珍》是在修订、增补第一版的《古文选珍》和《古今诗选》的基础上完成的。新版的《古文选珍》分为两卷：散文卷和诗歌卷。在这两个作品集里都有屈原作品的英译。1901年，翟理斯编辑出版英文版《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这部书由出版社D.Appleton and Company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发行，[17]在1923年和1927年，这部书又再版发行，在英语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另外，这部译著还于1973年在日本出版。在书中，他特别提到了《离骚》《渔父》和《山鬼》，译文完全采用1884年的翻译。
英语世界第三位翻译并介绍《楚辞》作品的是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理雅各是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英华书院校长，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理雅各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汉学界的诺贝尔奖儒莲奖的第一位获得者。1895年，他发表文章《〈离骚〉及其作者》（Li Sao Poem and its Author），此文由于篇幅较长，因此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刊》（The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分三期出版。第一部分“作者”（The Author）专门对屈原生平进行介绍，对屈原所处的时代概况也叙述翔实；第二部分“诗歌”（The Poem）专门对《离骚》整首诗进行介绍和评价；第三部分“中文文本和译文”（The Chinese Text and its Tranlations）则是对《离骚》的英译。理雅各这篇译作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研究视野比较广阔，不过这也导致他的论述过程中有跑题过远的缺点，如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论述。当然，他对屈原的介绍是详尽的，几乎将《史记》中关于屈原的记述全文进行了翻译。在第二部分，理雅各把《离骚》分成14个部分进行介绍，对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有所论述，如他把前6个诗节24行划为第一部分，并评论这部分是作者对自己身世的介绍。第三部分译文，与庄译和翟译相比，理雅各的译文犹如行云流水，对原文有很好地理解，因而他的译文比较忠实。总之，与庄、翟相比，理雅各对《楚辞》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说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楚辞》在英语世界接受已大大加强。
第四个英译楚辞作品的汉学家是阿瑟·韦利，1916年，他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由伦敦的 Lowe Bros出版社出版，里面有屈原的《国殇》（Battle）英译；[18]1918年他出版了《中国诗一百七十首》（One Hundred and Seuenty Chinese Poems），其中英译了《九歌》中的《国殇》（Battle）。[19]1919年他又出版了《中国诗选续集》（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其中包括《大招》（Great Summons）的英译。[20]1946年，韦利再次出版了《中国诗选》,《国殇》和《大招》都包括在内，《国殇》有较大的修改。
以上四人均为英语世界著名的汉学家，在国内和国际都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的翻译和介绍为《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后来翻译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本，影响极为重大和深远。
继四人之后，又不断有汉学家从事楚辞的英译工作。有个德国学者叶乃度（Eduard Erkes）在1914年把《招魂》译成德文，到1923年又把《大招》译成英文。[21]1939年，他在荷兰《通报》（T'oung Pao）第2辑第35卷第185页至第210页上发表《古代中国的死神》（The God of Death in Ancient China）一文，这篇文章中有他英译的《大司命》和《少司命》两篇楚辞作品。[22]
1928年，德国汉学家鲍润生（F.X.Biallas）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59期第231—253页上面用英语发表题为《屈原的生平和诗歌》（K'ü Yüan,His Life and Poems）的文章，其中包括他英译的《东皇太一》《山鬼》《天问》前12行，以及《惜诵》《卜居》《渔父》三篇。[23]
1929年，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侨，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文庆（Lim Boon Keng），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离骚：一首罹忧的挽歌》（The Li Sao: an Elegy of Encountering Sorrow）一书，全文翻译了《离骚》。[24]这个译本受到当时汉学家的重视，有四位著名学者给它作序，其中包括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1947年，罗伯特·潘恩（Robert Payne）和西南联大师生合译《白驹集》（The White Pony: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Poetry），闻一多先生参加了这次翻译活动，这本诗集包括屈原的《九歌》《涉江》《离骚》等几篇英译。[25]这个集子受到楚辞研究专家霍克斯（Hawkes）的高度赞扬，认为是仅次于韦利的最好英译本。
（二）新中国成立后《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国家四分五裂，各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政治上的不统一，经济上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为低下，在上海租界出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政治上分崩离析的分裂状态，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西方列强利用其强势的军事、政治优势，对中国进行大肆文化殖民，使中华文化处于西方文化的阴影之下。因此，当时中国文化界普遍有一种文化自卑情结，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思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化的传播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外国汉学家来进行，而本国学者鲜有问津。而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翻译和传播，往往不是出于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目的，而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且大部分汉学家都怀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对东方文学抱有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会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基于以上原因，新中国成立前的英语世界《楚辞》传播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其一，传播者多为传教士或外交官，他们有良好的汉语基础，能很方便地接触了各种中国文学作品；其二，《楚辞》的传播非常零碎，没有较完整的《楚辞》作品翻译，基本上都是选译《离骚》或者比较短小的《楚辞》作品。这种现象表明《楚辞》在英语汉学家中并没有多大地位，像汉学大师理雅各，花了大量的时间全文翻译儒家四书五经，但是对于《楚辞》只翻译了《离骚》。其三大部分译作都是在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出版，影响的范围有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迅速提高，中华文化在世人的眼中也一下变得高大起来，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向国外推介屈原，《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楚辞》作品的系统翻译和介绍，虽然外国汉学家继续充当主力军，但国内的学者也开始自觉地参与到这一事业中来。
1.新中国成立后英语世界重要的《楚辞》出版物
1955年，阿瑟·韦利在伦敦通过乔治·艾伦出版社出版了《九歌：中国古代的巫术研究》（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nism in Ancient China）。此书翻译了《九歌》的11篇作品，成为第一个全文翻译《九歌》的英国汉学家。[26]
1959年是《楚辞》传播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楚辞研究专家大卫·霍克斯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了他的《楚辞》研究扛鼎之作《楚辞：南方之歌》（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这部书在《楚辞》传播史上可以说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因为它是第一部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的英文全译本，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楚辞章句》英文全译本。而且他的译文很有特色，把深奥难懂的《楚辞》作品翻译得生动活泼，文句优美，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很符合英国读者的胃口，与杨宪益严肃古朴的翻译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虽说他的翻译在形式上与《楚辞》风格出入较大，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62年，伯顿·沃兹编著的《早期中国文学》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书中对《楚辞》和屈原都有介绍，并翻译了《离骚》中的部分句子。它的介绍比较通俗浅显，易于被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和接受。[27]
1963年，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在《亚洲专刊》（Asia Major）杂志第10卷上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楚辞〉骚体诗的韵律》（The Prosody of the Sao Poems in the Ch'u Tz'u）。
1966年，华裔美籍学者柳无忌编著《中国文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在美国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此书以标题“屈原——中国诗歌之父”对屈原及楚辞文学进行了介绍。重点介绍了屈原的作品《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和《天问》。[28]
由于政治原因，在1966—1976年这十年间，中国的文化生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几乎处于一种停顿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复苏，特别是与西方各国重新建立友好关系，《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才重新活跃起来。
1971年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之间的僵局冰释雪融，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歧视偏见也有所缓解。这种关系的改善给文化界也带来生机。1974年，由西里尔·白奇（Cyril Birch）编写的《中国文学体裁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里面选录了大卫·霍克斯撰写的《女神的追求》（The Quest of the Goddess），这篇文章中附有霍克斯对《湘君》的全文翻译以及《离骚》部分英译。[29]
1975年，纽约出版了柳无忌等编译的《葵晔集》，其中选译了《离骚》《湘君》《大司命》《哀郢》和《橘颂》五篇楚辞作品。[30]这部翻译集是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罗郁正与时任印第安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的柳无忌先生合作编撰，介绍中国民族两千多年来的诗词，出版后在美国书评界引起轰动，不到半年即印行17000册，不久即被列为美国“每月读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副选本。美国书评界权威报刊《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专刊于当年12月21日在首页刊出勃朗大学大卫·拉铁摩教授撰写的长篇书评，称该书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葵晔集》收录了从《诗经》到当代共145位诗人的800多首诗词曲作品，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而独特。从1976年开始，美国多家大专院校采用此书作为讲授中国文学的课本。《葵晔集》分别于1975年、1983年、1990年、1998年多次由纽约的双日出版社（Doubleday）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25年不间断地出版。这部书为传播楚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0年，劳伦斯·斯奈德出版他的《楚辞》研究专著《楚地狂人》（A Madman of Ch'u）。此书正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绪论（Introduction）；离骚：神话的古典基础（Encountering Sorrow: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Myth）；特立独行者：忠与谏的传统（A Minority of One: Traditions of Loyalty and Dissent）；中华民国的人和超人（Man and Superman in Republican China）；夏天的仪式：民间传统中的屈原（Rites of Summer: Chu Yuan in the Folk Tradition）；知识分子阶层的风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屈原（A Touch of Class: Chu Yua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31]此书考察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对屈原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屈原对中国文学、中国历代文人和中国民间风俗的影响，是一部全面考察屈原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书籍。
1984年，伯顿·沃兹出版译著《13世纪前的中国文学》（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该书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32]这本书的第二章专门介绍《楚辞》，作者综合了英语世界对《楚辞》的认识，认为《楚辞》作为中国南方文化的产物与作为北方文化产物的《诗经》有很大区别，《楚辞》由于深受南方巫术文化的影响，因而言辞更为热烈，意象更为丰富，而《诗经》则更为清醒和实在。作者以《九歌》和《离骚》为例，论述了楚辞体文学的特点。最后，作者翻译了《云中君》（The Lord Among the Clouds）《河伯》（Lord of the Riuer）《山鬼》（The Mountain Spirit）《国殇》（Those Who Died for Their Country）以及《离骚》（Encountering Sorrow），译文简洁、通俗而富有韵律，既顾及英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又顾及到对中国文化的正确传达，达到了很高的翻译水平。
1985年，大卫·霍克斯著的《南方之歌》（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of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在英国由企鹅图书出版公司（Penguin Books）出版，[33]与1955年的版本相比，这个版本内容更丰富，不仅包括了王逸《楚辞章句》中所有作品的英译，后面还附上了详细的注解，以帮助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因此，这个版本既更有学理性，又更通俗易懂，可以说雅俗共赏，对传播《楚辞》无疑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5年，杰佛瑞·沃特斯（Geoffrey Waters）出版专著《楚国挽歌三首：〈楚辞〉传统诠释导论》（Three Elegies of Ch'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u Tz'u）。[34]此书对《楚辞》的创作背景有详细的介绍，但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分别用直译（Metaphrastic Traslation）和意译（Paraphrastic Translation）翻译了《东皇太一》《云中君》和《湘君》三篇作品，并翻译了中国古代四大楚辞注家王逸、五臣、洪兴祖和朱熹对这三篇作品的注释，并且最后给出作者自己的注释。这部书是英语世界地位仅次于霍克斯《南方之歌》的楚辞研究专著，对英语世界的楚辞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1986年，史蒂芬·菲尔德在美国出版专著《天问：关于起源的中国作品》（Tian Wen: A Chinese Book of Origins）。[35]此书把《天问》分为“天文”“地理”和“人文”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翻译，译文比较浅显易懂，便于英语世界接受这部最为晦涩的楚辞作品。不过，译文过于平淡，使译文完全丧失了原文的风格和韵味。此书还有一个特点是译文后面附有一些注释，这些注释基本都是来自中国古代一些注家，大都是些具有强烈中国本土性的术语。这些注释极大便利了英语国家读者理解《天问》，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1988年，台湾学者王靖献出版《从礼仪到寓言：七篇论述早期中国诗歌的文章》（From Ritual to Allegory: Seuen Essay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36]，此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后两篇文章《象征》（Symbol）和《寓言》（Allegory），重点探讨了楚辞作品中引类譬喻的问题。
1990年，拉尔夫·克洛泽尔（Ralph Croizier）在刊物《澳大利亚中国事务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24期上发表屈原研究论文《屈原与画家：后毛泽东时代的古代符号与现代政治》（Qu Yuan and the Artists: Ancient Symbols and Modern Politics in the Post-Mao Era）。[37]此文回顾了历代中国画家笔下的屈原形象，以及各个画家通过对屈原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倾向。
1996年，保尔·克罗尔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发表楚辞研究论文《远游》（Far Roaming）。[38]这篇论文讨论了《远游》作者问题，并分析它的“游仙”主题及与道家思想的联系，最后还给出了译文和详细的注释，是英语世界研究《远游》最为全面和深刻的论文。
1997年，美国学者叶维廉出版专著《中国诗歌：主要风格和文体汇集》（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39]书中简要介绍了《楚辞》和屈原并翻译了《哀郢》。
1999年，马克·爱德华·路易斯（Mark Edward Lewis）撰写的《早期中国的创作和经典》（The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40]在第四章“书写自己”（Writing the Self）第四节“作品集和作者”（Anthology and Authorship）部分用较长的篇幅介绍了屈原的作品和作者自己的一些观点。
2000年，安德烈·利维（Andre Levy）撰写的《古代经典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Ancient and Classical）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41]，里面有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论述。
2001年，由沃尔夫冈·库宾（Wofgang Kubin）编写的《痛苦的符号：中国伤感文学探索》（Symbols of Anguish: In Search of Melancholy in China）在德国出版。[42]此书收录的两篇文章对屈原和楚辞都有所提到，一篇题为《解开丝结：中西伤感的解剖》（The Disentangling of the Silk--knot: A Chinese-Western“Anatomy of Melancholy”），里面对屈原做了简单介绍并有《哀郢》的部分英译；另一篇是芭芭拉·亨德日什克（Barbara Hendrischke）写的题为《道家的悲与欢》（Joy and Sadness in Daoism），里面选录了霍克斯翻译的《远游》的部分英译。虽然选录的楚辞作品只是片段，然而由于是在德国出版的，对于楚辞在德国的传播和影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002年，大卫·克奈其格斯（David R.Knechtges）出版专著《早期中国的宫廷文化和文学》（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这本书主要是探讨汉赋，而作为辞赋之祖的屈原及其作品自然进入了作者的视野。书中虽然没有直接探讨楚辞作品，但是，对大量和楚辞相关的一些著作和作家做了注释，如东方朔的《七谏》，朱熹的《楚辞通释》。这些注释客观上促进了《楚辞》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43]
2002年，刘绍铭（John Minford）和闵福德（Joseph S.M.Lau）联合编辑的《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由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书的第五章是专门介绍《楚辞》的，这章由大卫·霍克斯作序，收录了由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离骚》（On Encountering Trouble）和《九歌》（The Nine Songs）的11首诗。[44]
2003年，雷切尔·梅（Rachel May）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为纪念大卫·霍克斯而合编的《石兄颂寿集》，里面收录了两篇与楚辞相关的论文，一篇是《屈原〈九歌〉的六设置》（Six Settings of the Nine Songs by Qu Yuan），此文选取了《九歌》中的《湘夫人》并配上乐曲，可以说是英语世界首次把楚辞作品与音乐联系起来；另一篇是迈克·娄（Michael Loewe）的《河伯冯夷和李冰》（He Bo Count of the River,Feng Yi and Li Bing）。[45]
201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出版专著《早期希腊和中国的作者和文化身份：文学流通模式》（Authorship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Early Greece and China: Patterns of Literary Circulation），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第一章“希腊和中国的清晰诗学观：分歧与交汇”（Explicit Poetics in Greece and China: Points of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有对屈原和楚辞的论述。在这部书中，他提到了《楚辞》（Chuci）《渔父》（Yufu）屈原（Qu Yuan）和《离骚》（Encountering Sorrow）。[46]
2010年，由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编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里面有关于屈原及《楚辞》作品的介绍，介绍充分吸收了中国近代《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述比较详细和深入，非常接近中国学界对《楚辞》的认识。这说明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碰撞，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已经走出了文化歧视的樊篱，对异质文化开始持包容和尊重的态度。[47]
2.学位论文
笔者通过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美各主要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发现与《楚辞》和屈原密切相关的英文博士论文有三篇，英语国家学者用汉语写成的与《楚辞》相关的博士论文有三篇。
1955年，大卫·霍克斯完成博士论文《关于楚辞的创作时间和作者问题》（On the Problem of Date and Authorship in Ch'u Tz'u）。此文翻译了《楚辞章句》中的所有作品，并对一些作品的创作时间和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还配上了详细的英文注释。这篇论文后来经过少许修改，于1959年以书名《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的一部诗集》（Ch'u Tz'u,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正式出版，后又经过修订，于1985年再次出版。[48]
1982年，康万尔大学盖来尔·沃克（Galal Walker）完成博士论文《〈楚辞〉研究》（Toward a Formal History of Chu ci）。[49]此论文分为五章，对楚辞的历史，楚辞作品的作者问题都有所研究；论文的重点内容是对楚辞中的重复模式（Patterns of Repetition），包括主题、题材、意象、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它们是如何继承传统，又是如何影响后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楚辞韵律的研究。这些研究虽说不是开创性的，但是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颖的观点，丰富了英语世界楚辞的研究。
1992年，程晨晨（Tseng Chen-chen）在华盛顿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历史神话诗学：屈原的诗歌和遗产》（Mythopoesis historicized: Qu Yuan's Poetry and its legacy）。作者运用后现代的互文性理论、影响诗学、女性主义批评和神话学方法，深入挖掘了屈原《离骚》中的神话题材，并探讨这些神话因素对陶潜《读〈山海经〉十三首》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创作的影响。[50]
3.国内的《楚辞》译著
1953年，国内英语专家杨宪益和其英国夫人戴乃迭通过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他们合译的《屈原作品集》（Li Sao and Other Poems of Qu Yuan），里面选译的都是屈原的作品，包括《离骚》（Li Sao or The Lament）,《九歌》（The Odes）,《九章》（The Elegies）,《卜居》（The Soothsayer）,《渔父》（The Fisherman）,《招魂》（Requiem）和《天问》（The Riddles）。[51]这个英译《楚辞》作品集可以说是当时比较完备的，它出版后，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对《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4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许渊冲翻译出版了《楚辞》（Poetry of the South）。在中英文前言中，他简要回顾了《楚辞》的翻译史。该书英译了大部分楚辞作品，包括《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大招》《招魂》和宋玉的《九辩》。译文通俗易懂，而且对原文的把握和处理都比较好，并用“oh”来翻译“兮”，可以说独具特色。[52]
1996年1月，由中国著名学者孙大雨先生翻译的《屈原诗选》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53]这本页码将近600页的译注，反映了作者用功精勤，中文英文功底扎实。与其他英译本相比，这译本有明显的特色，就是作者自己用英文作序，阐述了从三皇五帝到屈原之世的中国历史概况，后面还附有前言的中文译文，可谓煞费苦心，既顾及用英语向世界传播楚辞文化，又顾及中国读者。此译本受到当时学界的高度赞扬。陶莉为此在《中国图书评论》1997年第3期撰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读〈屈原诗选英译〉》，对孙先生的译本给予极高的评价。“从屈原生活的年代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不乏著书研究屈原诗韵者，可对于诗体学和音步的分析，孙大雨先生走在了世人的前面。也正是他的这一独到之处，使得其译本独具魅力”。[54]孙大雨的译本2007年9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图书装订更为精美，收到良好的社会影响。
2006年，卓振英教授翻译出版英译《楚辞》（The Verse of Chu）。此书是大中华文库工程中一本古典英译，大中华文库是中国为了推介中华文化而启动的重大工程。卓教授不辱使命，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2006年付梓。此书由总序、前言、正文组成，这些部分均由中英文构成，前言部分评价了楚辞的地位，回顾了楚辞在英语世界译介过程，结构很紧凑。此书翻译了大部分楚辞作品，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和《九辩》等。[55]虽然翻译存在不少错误，但还是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翻译成果的，译文比较精美，既有古朴的风格，又不陷于死板。
4.其他与《楚辞》相关的学术性论文
英语世界《楚辞》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翻译、文学史、学术专著以及以《楚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这也是外国读者能直接阅读和了解《楚辞》文学的主要方式。当然，虽然语言媒介不同和文化差异，外国读者无法领略到《楚辞》文学体现的一些意境以及中国文字所体现出来的美感，但至少可以使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情况。《楚辞》文学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是通过一些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性论文、学术专著和一些相关的书评。有些学术性论文虽然不直接研究《楚辞》，但是对《楚辞》或者屈原会有所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有传播《楚辞》文化的作用。
1954年，詹姆斯·罗伯特·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7卷第1期的《陶潜赋》（The Fu of T'ao Ch'ien），引用《离骚》诗句达到18次，并也多处引用宋玉的作品。[56]
1962年，李祁（Li Chi）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24卷的《中国文学中隐士观念的变化》（The Changing Concept of the Recluse in Chinese Literature），引用《楚辞》作品《招隐士》两次。[57]
1983年，习泽宗发表于《艾西斯》（Isis）第72卷第3期的《中国天文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1949—1979，文中提到屈原两次。[58]
1983年，理查德·约翰·李恩（Richard John Lynn）发表于《中国文学：文章、论文、评论》（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uiews）（CLEAR）第5卷第1期上的《中国诗学的天资学习观：严羽和其后的诗歌传统》（The Talent Learning Polarity in Chinese Poetics: Yan Yu and the Later Tradition），屈原出现两次。[59]
1988年，大卫·R.麦克克罗（David R.McCraw）发表于《中国文学：文章、论文、评论》第10卷第1期的文章《追寻梧桐的踪迹：中国文学中的梧桐》（Along the Wutong Trail: The Paulownia in Chinese Poetry）。[60]文章提到屈原一次。
1989年，詹姆斯·M.哈格特（James M Hargett）发表于《通报》第2辑第75卷的文章《再弹古琴：中国早期和中世纪文学中的鸾鸟》（Playing Second Fiddle: The Luan-Bird in Early and Medieual Chinese Literature）。[61]文章提到屈原一次。
1990年，大卫·W.潘克尼尔（David W Pankernier）发表于《美国东方学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的《“文人的失意”再思考：伤悼亦或信念？》（“The Scholar's Frustration”Reconsidered: Melancholia or Credo?），文中屈原出现八次。[62]
1990年，伯莱·虞（Pauline Yu）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第50卷第1期的《中国早期诗歌集和诗歌经典》（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文章中提到屈原四次。[63]
1991年，理查德·凡·格拉（Richard Von Glahn）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第51卷第2期的文章《财富的魅力：江南社会史中的五通神》（The Enchantment of Wealth: The God Wuto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Jiangnan）。[64]文章提到屈原一次。
1993年，查尔斯·旷（Charles Kwong）发表于《中国文学：文章、论文、评论》第16卷的文章《中国田园诗中的田园世界》[The Rural World of Chinese“Farmstead Poetry”（Tianyuan Shi）: How Far Is It Pastoral?]。[65]文中提及屈原一次。
1994年，王跃进（Eugene Yuejin Wang）发表于《艺术公报》（The Art Bullitin）第76卷第3期的《镜子，死亡和修辞：读东汉青铜艺术品》（Mirror,Death,and Rhetoric: Reading Later Han Chinese Bronze Artifacts）,[66]文中提到屈原25次。
1994年，C.M Lai和 Pan Yue 联合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期刊》第114卷第3期的文章《潘岳作品中的哀悼艺术》（The Art of Lamentation in the Works of Pan Yue:“Mourning the Eternally Departed”）。[67]文中提到屈原一次。
1997年，Ronald Egan于1997年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第57卷第一期的文章《音乐与悲伤之争：论中国中世纪琴的观念变化》（The Controversy Over Music and“Sadness”and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Qin in Middle Period China）,[68]屈原出现两次。
1999年，大卫·撒伯格（David Shaberg）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第59卷第2期的《中国早期的歌曲和历史想像》（Song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China）[69]，文中屈原（Qu Yuan）一词出现28次。
马丁·科恩（Martin Kern）于2003年发表于《哈佛亚洲学刊》第63卷第2期的《西方美学与“赋”的起源》（Western Aesthetics and the Genesis of“Fu”）,[70]文章中对屈原、宋玉、唐勒等战国时的辞赋家都有提及。
马丁·科恩（Martin Kern）于2003年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期刊》第123卷第2期的《“司马相如传记”与司马迁〈史记〉中“赋”的问题》（The“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and the Question of the Fu in Sima Qian´s Shiji）。[71]文章中提到屈原29次，屈原六次。
2004年，由Martin Kern和Robert E.Hegel合著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发表在《中国文学：文章、论文、评论》第26期上，文章中提到屈原四次。[72]
2004年，贾金华（Jia Jinhua）发表于《中国文学：文章、论文、评论》第26卷的文章《中国早期文本中“赋”的阐释：从诗的形式到诗歌技巧和体裁》（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fu”in Early Chinese Texts:From Poetic Form to Poetic Technique and Literary Genre），屈原出现两次。[73]
格洛里亚·戴维斯（Gloria Davies）2008年发表于《密歇根评论季刊》（Michigan Quarterly Reuiew）第47卷第2期的《道德情感和中国思想》（Moral Emotions and Chinese Thought）。此文章是一篇屈原专论文章，文章从温家宝总理2006年访问欧洲前夕引用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导言，对屈原生平及思想进行了介绍。[74]
路易斯·孙德拉拉加（Louise Sundararajan）2009年发表于《情感评论》（Emotion Reuiew）第1卷第1期的《疯癫与卑劣：伊阿古遇上屈原》（Mad,Bad and Beyond: Iago meets Qu Yuan）。把屈原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卑劣人物伊阿古放在一起，文章视角独特。[75]
2010年，泽伯·拉夫特（Zeb Raft）发表于《通报》第96期的《文人学士诗歌的发轫：中国公元1世纪诗歌四首》（The Beginning of Literati Poetry: Four Poems from First-century BCE China），文章中 Qu Yuan一词出现7次。[76]
2010年，肖东岳年发表于《国际幽默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or Research）第23卷第3期《中国幽默研究：历史评论，经验发现和批评反思》（Exploration of Chinese humor: Historical review,empiri cal findings,and critical reflections）。[77]文章提到《楚辞》三次，屈原两次。
学术论文虽然只在学术圈和精英知识分子中流通，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社会的启蒙、知识的传播主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来完成。精英知识分子对《楚辞》文学的研究、了解和态度，就反映了英语国家对楚辞文学的了解和态度。从这一层面来说，学术论文对传播楚辞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5.书评
评论性文章构成英语世界楚辞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评论性文章主要是指那些针对英语世界《楚辞》或屈原研究的作品的评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伯顿·沃兹对阿瑟·韦利的《九歌：中国古代的巫术研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篇评论文章1956年发表于《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16卷第1期上。康奈尔大学的哈罗德·沙迪克对大卫·霍克斯的专著《楚辞：南方之歌》进行评论，这篇评论1959年发表于《亚洲研究学刊》第19卷第1期第77页至第79页上；剑桥大学的T.H.巴雷特（T.H.Barrett）对杰弗里·沃特的楚辞专著《楚国的三首哀歌：楚辞传统阐释导言》进行高度的评价，这篇评论1987年发表于《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21卷第1期第195—198页。另外，华盛顿大学的威廉·鲍尔兹（William G.Boltz）也对这部专著给予了肯定，他的评论1987年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46卷第1期第138—140页。
6.英语期刊对屈原研究论文的译介
1969年，美国刊物《当代中国思潮》（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在美国成立，由M.E.Sharpe公司负责出版，专门翻译当前中国有影响的学术作品，特别是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在这些文章中，有不少是与屈原相关的。其中1995年第26卷第4期尤为值得一提，这期刊物翻译了一系列的关于《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论文。以下对这些文章进行简单介绍。
1995年，《当代中国思潮》的编辑Michael Schoenhal以“编辑引言”（Editor's Introduction）为题，对屈原进行了介绍，发表于该杂志当年第26卷第4期第3—4页上。发表于这一期的与《楚辞》相关的论文还有《生活的艰辛和不幸》（The Hardship and Misfortunes of Life）;《一个凡人提出的天文问题》（Heauenly Questions Posed by a Human）;《关于帝国理想的疑虑》（Doubts about the Imperial Ideal）;《屈原为什么自杀》（Why did Qu Yuan Commit Suicide）是一篇专门研究屈原自杀过程的论文。《〈天问〉和永恒之间》（Between“Heauenly Questions”and Eternity）（第78—91页）;《屈原对他的信念的背叛》（Qu Yuan's Betrayal of His Beliefs）第62—69页。这些文章的问世，对推动楚辞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英语世界《楚辞》其他传播方式
除了译介和学术性研究，楚辞在英语世界也以其他的方式传播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融入英语世界，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频繁，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1.报刊传播
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报纸以其发行量大，传播广，读者群体庞大的特点迅速成为楚辞传播的重要方式。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英文版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中国日报》是中国国家英文日报，创刊于1981年，《中国日报》发行量日均30万份，其中约1/3在海外发行，读者遍及15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日报》是国内外高端人士首选的中国英文媒体，是唯一有效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是国内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会刊最多的媒体，被全球读者誉为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公信力的英文媒体，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正是这样一份有影响的英文报纸，在传播楚辞文化方面有重要贡献。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来临时，它都不失时机地借此宣传中华文化，以粽子或赛龙舟为专题向国外介绍这一重要节日，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屈原，同时让世界特别是英语国家更好地了解楚辞文化。下面将简单介绍近年该报刊对楚辞文化的介绍情况。
2003年8月20日，一篇题为“屈原重新兴起”的文章出现在《中国日报》上，介绍了屈原纪念馆将迁址的事情，并简单介绍了屈原生平和作品。[78]
2004年5月，《中国日报》以《多多关注文化遗产》为题介绍了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并提到屈原。[79]
2004年6月，《中国日报》刊载文章《必须珍爱的遗产》，文章介绍了端午节及中国吃粽子的传统，并讲述了粽子与屈原的联系。[80]该日的报纸上还登载了另一篇介绍屈原的文章《龙舟节活动的不断推广》。[81]
2005年6月，《中国日报》刊载《饺子依然美味，节日丧失韵味》一文。文章介绍了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呼吁社会不要忘掉端午节的来历，不要忘掉爱国诗人屈原。[82]
从《中国日报》登载的这些文章来看，每年的6月，也就是中国的端午节来临之际，《中国日报》都会对端午节、龙舟节和屈原介绍一番，这已经成为向外推介楚辞文化，让世界了解《楚辞》和屈原的一个良好平台。
2.海外华人华侨的传播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他们或移民海外，或到海外学习旅游，其中大部分都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为目的地。这个庞大的群体给世界各国带去了中国文化，《楚辞》文化得到了更好地传播。
在美国，由于华人的增多，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和传统纪念活动“赛龙舟”逐渐为美国普通民众所熟知。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参加中国等地举行的龙舟赛，美国人逐步了解了这一活动。时至今日，中国的传统运动赛龙舟已经悄悄渗入了部分美国人的运动习惯，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流行体育娱乐项目之一。美国龙舟协会负责人透露，从旧金山、纽约到沿密西西比河周围的很多地方，都有人专门组建了龙舟队，目前共有400多支。同样，在英国，端午节和赛龙舟也逐渐走入了部分民众的生活。英国曼彻斯特华人团体在2012年6月24日组织进行了第一届端午节龙舟街道比赛，参赛者在唐人街使用龙舟道具，进行赛跑，还举办了粽子品尝、舞狮等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举行，大大促进了英语世界对楚辞文化的了解。
3.楚辞、屈原研究学会、机构
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大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在会议上，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为了世界和平的胜利和人民文化的大繁荣》（For the Victory of World Peace and a Flourishing People's Culture）的讲话，在大会上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事迹和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并说屈原的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宝贵遗产，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当时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题为《纪念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介绍了屈原出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生平事迹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指出屈原对中国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把中国文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创作了影响深远的新题材——楚辞体，对汉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两个报告对屈原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官方正式向国外推出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屈原的开端。
1985年6月，经中宣部科技局备案批准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屈原学会”。1992年，这个学会又经民政部审核重新登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秘书处挂靠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从2000年开始，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秘书处挂靠在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屈原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年会。学会办有会刊《中国楚辞学刊》，每年出版一至二辑。
中国屈原学会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十数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传播楚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 结语
从1879年汉学家庄延龄翻译《离骚》开始，西方汉学家开始陆陆续续地对《楚辞》进行介绍和研究，像翟理斯、理雅各、韦利等都为《楚辞》传播做出了贡献。在早期的传播中，以翟理斯的影响较大，庄延龄虽然是《楚辞》英译第一人，但是他的译文缺乏背景介绍，这样很难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兴趣。翟理斯的《中国文学珍选》由于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简单介绍，而且书中翻译和介绍了中国古代很多优秀文学作品，故在英语世界很受欢迎，多次重版，对《楚辞》传播起到很大推动。理雅各的《楚辞》介绍和翻译，虽然背景介绍较他之前的两位学者都要详细，但由于发表在学术期刊《中国评论》上，期刊的性质影响了其传播的广度，只有少数对汉学感兴趣的学者能从中获得教益。韦利的《一百七十首中国诗》，同样有缺乏背景知识介绍的缺憾，而且选译的《大招》本身也是极为晦涩难懂的文本。新加坡华裔的学者林文庆的《离骚：一首罹忧的挽歌》则主要在中国大陆出版，读者群也比较有限。为《楚辞》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由于他多年专门从事《楚辞》研究，加上深厚的中文功底，对《楚辞》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其他汉学家所不可比拟。他的《楚辞：南方之歌》自出版之后，在英语世界大受欢迎，英语世界很多学者在撰写与《楚辞》相关的论著时，往往直接从霍克斯的作品中获取信息。1980年后，《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学术论文和专著为主。沃特斯、施耐德、克罗尔、克洛泽尔、陈世骧、王靖献、海陶玮等不仅传播了《楚辞》文化，而且他们的研究也丰富了楚辞学。各种与《楚辞》相关的英文书评、报刊虽然比较庞杂而难以梳理，然而它们对《楚辞》的传播不可忽视，由于它们有通俗的特点，它们对《楚辞》的传播往往超过严肃的译作论著，能更好地影响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