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问题导向与叙述框架
日常史如何书写？方便参考的蓝本有两种：一种是社会生活通论。撇开那些地方志式的仅作各种简单列举的著作外，[18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含有明显主题意识的生活叙述，如20世纪初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乡村生活》，按道路、商店、戏剧、学堂、教育、宗教、市场、经济、家庭、社会结构、人生礼仪和社会角色等诸多乡村生活要素，组成了“不同性质又不太连贯而且相当不精致的章节”，给想要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展示了“关于中国实际生活现象”[185]。比明恩溥的著作“精致”一些的，如差不多同时期的一位中国人——陈季同的《中国的自画像》，其轮廓也是由家庭、宗教、哲学、婚姻、社会阶层、语言、教育、慈善、诗歌和娱乐等方面构成的，但其旨在说明中国文化的“优越”之处。[186]另一种是人类学的“族群志”，或称“田野工作志”。这是人类学的成果展现方式。族群志尽管多种形式多样，[187]但其基本“套路”是相近的，即对特定共同体生活要素进行阐释，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概化。[188]这些要素，或者是“连贯叙述”中的各种生活面相，如林耀华《金翼》所展示的贫困、官司、居所、教育、节日、农业系统、商业贸易、求学、分家、土匪、家族、地方政治和交通等；[189]或者是“生活周期族群志”中围绕生命仪式的生活要素，如米德（Margaret Mead）《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教育、家户、同龄人、性关系、舞蹈、信仰、人格和生命周期等；或者是“社会系统构建”中的生活体系要素，[190]如布朗（A.R.R-Brown）《安达曼岛人》中的社会组织、仪式、信仰、传说、技术文化和语言等。[191]
以上两类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日常史与其他任何“有思想”的著作一样，应该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如果说主题的存在更多地跟书写技术相连，那么，确定何种主题，则与前沿理论相关。纵观整个学术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表明，“在考察和选择中，在没有理论指导下对所谓的事实的收集几乎没有价值可言”[192]。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在撰写《江村经济》时，“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缺少理论：
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则在这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是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193]
与某个确定主题相联系的史学理论更是这样：源自基于史料的史实经验的归纳。就日常史来说，即为往昔日常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194]。从具体研究中笔者发现，体现本课题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则为“两个世界”。
所谓“两个世界”，具体地说，即乡民生活小世界与外部文明大世界。前者体现为实际的生活共同体，后者体现为抽象的观念共同体；前者主要由底层民众主导，后者主要由权力—知识阶层主宰。[195]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隔阂，又不乏关联的方式，但对于生活于近代的乡民来说，这样的两个世界他们必须同时面对。近代江南乡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无法置身于文明大世界之外。晚清以降，从近代军事力量的炫耀，到机器工业技术的引进，而整体世界观念的渗透，而西洋生活方式的模仿，凡百近代文明的要素逐渐被知识—权力阶层所认识、理解甚至接受，由此衍成一个与传统的天下“王朝一统”不同的文明大世界意识，一个世界整体观念。虽说它以抽象的观念形态出现，也仅仅局限于较小的社会圈子中，而与普通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隔离，然而，经由知识—权力社会的中介、相应的舆论压力和国家政策的施行，文明大世界就会缓慢而坚定地作用于民众生活的小世界。乡民们基本上不会去确认其所属的时代，但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近代，并受到文明大世界的左右。
文明大世界的出现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近代世界的一体化，它必然作用于传统小世界。当两个世界相遇时，彼此的错愕、误解和冲突在所难免，当然也存在着沟通，哪怕这种沟通是被迫的。关键的问题是，日常逻辑自然应该在日常世界里理解。这正是本书的研究价值所在：立足于乡民生活小世界，发现两个世界的存在，认识两个世界的关联方式，揭示两个世界连接的意义。
以上两类著作的聚焦点也引发了我们的反思。以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是就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编撰式问答，还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生活要素聚焦？很明显，如果采取前者，涉及的生活要素显得非常齐全，颇似通论，但讨论难以深入；如果是后者，对某个要素的讨论可能非常深入，但由于某些要素的缺失，难见生活全貌。鉴于此，我们的考虑是，尽可能顾及乡民生活的多重要素及其嬗变，同时将这些要素与某些中心问题的深度讨论勾连起来。这就是问题导向下的乡民生活史书写。
这一思路与欧洲日常史研究颇多相像。在欧洲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方面，位于奥地利克雷姆斯市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科学研究所”是“最重要的机构”。据格茨介绍，该研究所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对于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考察，接着着重于日常史理论，接下来提出了大量问题，对“日常”进行了广泛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格茨在回顾这一研究历程时说，“概述的阶段已经结束了，取代编撰日常生活史的是研究日常生活史，以及满足于有目的的理论要求的细节研究”[196]。在格茨看来，如果是研究而非编撰日常生活史，则应当采取问题导向的叙述框架。
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中，我们首先对江南乡民进行时空的定位，以便确认乡民日常生活的性质和基本单元，接着从生计、生活境遇、人际关系、婚姻、休闲和民众观念诸面相进行横向的细部考察，而乡民生活的改进则偏重于纵向轨迹的勾勒，最后从研究方法的角度重点对社会史的另类史料和思维方式问题进行专门思考。以上这些方面可以说囊括了近代江南乡民日常史的基本要素。所谓基本要素，固然意味着这是日常史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含义在于，我们的研究涉及乡民日常史的主要问题，换言之，这些方面直面既往日常史研究的一些矛盾。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史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作为长时段的生活要素，自然生态和物质生活方式构成江南乡民生活的根基，据此我们在《江南乡民的时空坐落》一章（第二章）中发现了中观、类型和共同体三个层次的江南乡村世界，这一发现要求我们重视过去常被忽略的乡土江南的某些类型，特别是特定类型中的生活共同体。以村妇生活为专题的研究表明，近代江南乡民实际生息于特定共同体之中。这是乡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它们是存在于近代文明大世界并受其影响的一个个传统小世界。具体的影响广度、速度和程度将在以下各部分的考察中渐次展现。
近代江南乡民的生计方式及其生命力与其劳作性质息息相关。在第三章《近代性劳作与生计》中，我们以两种视角关注乡民生计：一种是侧重于劳作主体的近代性女红。这是地方传统女红纵向濡化与近代世界市场横向渗透相结合的产物，并作为关键性要素，与其他各种劳作形式相互依存，稳定着家庭经济结构的基本样态。在村妇，既已形成的经济结构或制度环境常常被视作毋庸考虑的自然事实，她们的常态行为，总是表现为源于日常生计驱动的对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应时而对，从这一意义上说，村落女红其实是村妇在经营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比之于片面强调外在结构和环境对个体（村妇）制约的同情式批判而言，社会史更需要置身于共同体生活的同情式理解。另一种是侧重于劳作内容的特种劳作。攸关共同体经济命脉的特种劳作能够以旺盛的生命力长久地在近代江南乡村存在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广阔的外部市场体系，其所产生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生动演绎了近代中国乡村所谓“内发型”发展道路的实际过程。
第四章《日常境遇：以村妇为中心》涉及乡民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问题。乡民，尤其是村妇，既已被归于社会最底层，在公共领域便几乎“没有”地位可言，而在家庭和共同体中，“没有”地位的她们则“有了”地位。对她们构成真实影响的毋宁是这样的地位，是为日常地位。以民国时期苏州轿妇为案例的考察表明，在影响日常地位的诸多变量中，所谓声望，不是抽象的体现一般社会价值观的社会承认，而是特定共同体中体现“妇道”的村妇名声；所谓财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量，而是村妇兼任多种劳作而获得的家庭收入；而特权，不是一般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控制或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是主要在家庭关系中村妇决定自身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或称为人格。与外在的名声和收入相比，对村妇的日常地位来说，内在的人格定位是决定性的。另外一个案例关于江南乡村女巫。在崇尚进化、科学的近代世界里，她们的行迹时常引起精英阶层的评议而多被否定，不断遭遇政权的取缔又总是屡禁不止。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尤其是江南村妇积极崇奉女巫，女巫由此获得的境遇与在政权—精英那里迥然有别。完全不同的境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各别逻辑。
第五章《乡土共同体关系》致力于揭示共同体关系的性状与特征。近代徽州仁里花朝会所表现的共同体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显示，已经进入近代的江南乡民基本上还处于前近代社会，而与外部文明大世界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尤其在周边的山村江南。在空间维度上，共同体关系体现了明显的地方性。从蒋梦麟曾经的日常江南共同体铺陈开去，我们发现，乡土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常态的日常空间，此间人们通过时常的直接互动而彼此熟识，形成属于一方的群体关系及其生活经验，或称为“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关系的地方特质还体现为当地人话语的表达：话语权属于当地民众，观念折射出浓重的环境底色，历史的情境在日常表达的过程中显现。不同的生活群体对于乡土共同体关系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作为租佃关系的一方，生活于苏州东乡的佃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下，撕破平素温厚的面纱，对强横逼租的催甲发起攻击，并衍为集合行为。在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共同体状态，无论是日常维持，还是一时变故，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催甲）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共同体的时空观和道义观。与佃农的日常意识不同，社会精英关于租佃关系的阶级意识源自对抽象社会结构的理性剖析，是为租佃关系的非日常认识。这样的认识既难以改变佃农的生活选择及其日常逻辑，也不能排斥社会史学者对农民生活世界的关注。
乡民婚姻生活与所在地方的俗例密切相关。第六章《婚姻生活与乡里环境》从婚姻的缔结（抢亲）和变故（孀居）两个重要环节说明俗例的生成与运行。俗例是习惯法的民间—地方性表达。作为婚约俗例的一部分，抢亲现象频繁发生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倘若立足于民间—地方世界，构成抢亲存在的民间和官府等环境要素，能够得到合理的认识；在历史的长时段里探寻，不仅抢亲发生的经济结构、消费观念和社会风气等要件，而且俗例显现的特定形态（抢亲），都可以得到比较贴切的解释。在江南乡村，冲喜、嫁殇、早婚（包括童养媳）和媒妁等诸多地方风习历久相沿，人为助成了孀妇现象。孀居一旦发生，家族、乡邻和地方权力等乡里群体或自行其是，或彼此奥援，或相互牵制，共同作用于乡居孀妇，构成其日常生活的基本环境。这一复杂的生活环境隐含着内在的日常机制：以夫族为主体的家族，常常漠视孀妇权益，随意介入她们的生活；乡邻虽能感受寡居生活的艰辛，却总是囿于节操观念，对孀妇闲话聒噪；乡里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族和乡邻的干预，却难以减轻孀妇的痛苦，更无法阻止因为自身的蛀蚀而对孀妇造成的伤害。江南孀妇的乡居环境是近代中国的地方—日常面相。
江南乡间休闲常常伴随着教化，第七章《乡间休闲及其教化》即以此作为论题，主要关注庙会、戏文和茶馆三种休闲生活方式。庙会应和着乡土岁时节奏，从年度周期、岁时节令和特定时段等侧面，体现着共同体休闲节律。庙会休闲以多样而富有特色的活动有助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单调而刻板的印象。与祠庙一样，茶馆以休闲功能为主，又含有社会教化意味，是颇具江南特色的乡村公众空间。在江南民间戏文的整体场景中，风格独到的庙会戏文是确定民间戏文与乡村教化关系的有利揳入点。游移于神圣—凡俗系谱之间的庙会戏文，依其典型性可分别为“神圣戏文”和“凡俗戏文”。由自然压力、仪式象征和戏文符号相互演生促成的神圣戏文，激活起共同体感性的力量，就在这“内在的自然”过程中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共同体教化权威（主要是乡绅），借助理性的力量，赋予庙会戏文以神圣性而导向教化，这是“外在的自觉”的产物。凡俗戏文更多地体现出与一般民间戏文的共性：一方面是在乡绅主导下的大传统（包括民族—国家观念）的传输，另一方面是地方小传统的彰显。充溢着吴地腔韵的苏州评弹深入水乡共同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近代江南乡民的知识、观念、信仰乃至审美世界，显示了特定时代对特殊群体的教化样态：就教化内容看，评弹教化在近代文化日益光大的时代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性；以教化方式论，评弹艺人凭借独到的技艺，在休闲氛围中陶冶乡民的思想，同时将乡谈、乡闻和乡情等地方元素纳入书路，从而使乡民在感知生活的同时，亦能感知评弹所展现的他者世界及其艺人的思想导向；从教化机制观察，评弹艺人的教化通过共同体的舆论互动，经过乡民能动的思想周转，最终内化为其生活意识。
民众观念藏诸实际生活过程中，第八章《乡民观念的表达与存续》循迹进入乡民日常世界，从民间生活实态揭示观念的表达与存续机理。以江苏宜兴梁祝故事的流布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梁祝故事的流布支撑着民众观念的表达。作为历史素材的梁祝故事不仅仅是传说，还包括文献和实迹。故事中的实迹（依附点）凸显了民众观念的地方特性，固定故事口传者及其地方生活空间成了说明民众观念的关键途径；通过传说与地方文献的比勘，民众观念的历史脉络隐约可见；普通民众将历史素材杂烩为一体，在梁祝故事的流布中，消解着日常生活的负面状态，表达着他们的生活追求与活着的意义，从而与精英阶层表达思想的方式区别开来。与精英思想的文本呈现不同，民众观念依日常生活而得存续。在近代浙江上虞，曹家堡周边乡民呈现孝义观念的“曹娥文化”颇具典型性，借此扩展，可以揭示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机理：从存活方式看，民众观念在口传和仪式等社会互动过程中自然呈现；以思想资源言，民众观念主要以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上层意识形态为取资对象，而这种意识形态常常被转换为民众时常接触、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版本；就社会基础论，类如孝义的民众观念颇为契合底层民众构建地方生活秩序的逻辑。社会互动、日常版本和地方生活过程的有机结合，构成近代以降民众观念存续的独特机理，体现了传统中国民众观念存续的一般性状，为民众观念史探究昭示了别样路径。
与以上各章（第二至八章）的横向考察不同，第九章集中关注乡民生活的变迁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民国乡村改进运动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两个社会团体置身于江南乡村，肆力改进乡村生活。在徐公桥共同体（江苏昆山）职教社戛戛独辟一条“教育救国”的日常路径。就实践主体而言，以客卿自居的乡村工作者认定，在徐公桥改进试验中，乡间领袖的倚重、地方干部的训练以及乡民的动员固然是他们应尽的社会责任，但共同体的成功自治端赖当地人自动自主的改进，所谓主位角色的扮演。从方式方法上说，作为“富教合一”主义的日常实践，以生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在徐公桥改进试验中居于枢纽地位，具体呈现了“富”与“教”之间辩证而统一的关系。由生活理想来看，怀抱传统桃源梦想的知识人在时世洗礼中，科学导引，古今合璧，为徐公桥设计出具有近代生活气息的小康世界。在苏州近郊唯亭山，秉持社会福音理念的苏州青年会，以其特殊的旨趣和行事创新面对社会福音与乡民文化之间的异质关系，诠释了乡村改进的青年会式，并以此明显区别于其他乡村改进模式。青年会服务者不仅以自身的人格力量开启了乡民文化之门，亦将基督人格灌注于全部改进事业当中，以期奠定乡村改进的基石。青年会服务者着意培育朝气蓬勃的乡里领袖作为乡村改进的先锋，不仅显示了青年会运动生机勃勃的主体和主题，亦寄寓了青年会对未来社会的期望。青年会服务者以宽容之爱驱动乡村改进，不仅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信任与了解，亦且使地方传统获得了时代更生。西方社会福音与乡土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调适贯穿整个生活改进过程。所有这些在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并不因其社会改良性质而丧失特殊历史价值。
本书除了对江南生活实态进行历史考察外，更期望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与日常生活史相关的社会史理论及其方法问题，以体现我们贯穿于实际研究中的理论关怀。第十章《日常史的凭据》关注的社会史史料问题不妨视为研究法，而第十一章《日常史的整体思维》所揭示的社会史特征则更多地源自理论思考。
在传统史学看来，本书所使用的史料显得有些另类。这里重点讨论三种另类史料：一是歌谣。吴越歌谣以民间—民众—乡村—地方—日常的黏着性可以成为乡民生活的凭据，但歌谣首先依循艺术理路：聚焦实际生活，着意渲染情感，凸显主要特征。对歌谣的史料学考量，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二是（漫）画（记事）文。包括漫画在内的图像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社会史素材？以丰子恺写实漫画及其记事文字为对象的考察可以发现：作为往昔社会生活的存留方式和认识理念，画文以其独特的艺术话语，展现了一个时代日常角色在共同体网络中的互动和流动场景，并让历史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宣示了蕴含于底层—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史意义，贡献了作者自己的观念。通过艺术话语的历史转换，所有这些画文、场景、声音、意义和观念，便构成了重要的社会史素材。三是故土记事。知识人既富在乡的经验，又经离乡后的历练，在20世纪以降的现代性追求中回望故土，留下了堪作社会史文献的故土记事。江南记事所关怀的底层社会，所触及的风土经验，所关照的日常共同体都是社会史特别倾心的生活面相。基于不同的价值观，知识人在对江南底层社会的现代性关怀中着意凸显某种生活状貌；依凭早期积累的日常经验，知识人深度理会江南风土世界的隐秘逻辑；通过对基本生活单元的特别关注，知识人在纵横交错的全盘视野中观照江南日常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历史情境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作为一手生成的社会史文献，江南知识人的清末民国故土记事以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区别于传统时代的文人浪漫书写，不仅在生活素材、历史解释和思维方式等方法层面，更在史实、史料与史家的关系等理论层面，对社会史书写贡献良多。
整体思维是社会史最突出的徽识。整体性何谓？言人人殊；但一个明显的趋向是，社会史总是围绕着完善“历史的结构”书写而展开。与传统史学对制度性要素的倾斜性关注不同，社会史更重视日常生活要素，并将两者相提并论，视为建构社会结构的基础。在社会结构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者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联系，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以“理性的指示”。
日常史的整体性重在说明历史维度之间的关系。在史学视野中，历史由诸多维度共同刻画，主体（人物）、时间、空间、行为（事件）是几个基本维度。事实上，每一维度都体现为一种谱系，比如时段的长短便构成时间谱系。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考察者常常偏向某一历史维度谱系中的一端，而忽略另一端。茅盾以《中国的一日》留下的“一日史”，实际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时间维度极端，随之，其他历史维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物维度由社会精英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庞杂的个体行为构成无数的社会角色；事件维度由重大社会现象变成了日常生活，由重复的琐事敷演为碌碌的生活影像；空间维度由抽象的全盘世界变成了具象的生活共同体，通过芸芸众生的人际关系呈示出鲜活的历史情境。“一日史”所凸显的历史维度谱系之间，桴鼓相应，以鲜明的平民史观，区别于传统的精英史观，构成史观维度谱系。历史维度谱系的所有端绪合成整体的社会史。整体史需要加强历史维度谱系内部的牵连，克服碎片化倾向，在世界视野中观照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考察边缘角色，在特定时代中确定日常事件的意义。
日常史在历史维度上向民众—日常—共同体方向的着意倾斜，使其在研究对象上与人类学更接近了，而以分析底层共同体结构—功能见长的功能学派人类学更具借鉴价值。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是所谓田野工作法。在人类学视野里，田野首先意味着空间，对于其空间特征的揭示，有助于培养历史学家的疏离感和想象力，认识不同共同体类型对于地域社会完整性的意义，从而在空间维度上将概念中国转换成地域中国。田野其次意味着地方。人类学特别重视地方“小事”及其存在环境的价值，并将之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加以理解，所有这些，与社会史的整体性追求暗合，启发我们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传统史学专注的中心事件和日常史关注的地方事件的不同价值。田野还意味着缩影。人类学对于困境中的“社会缩影论”的省思，重新梳理了小地方与大社会关系，不但使共同体研究获得了理论支撑，也明晰了从地域中国到全盘中国的具体考察路径。
在跨学科对话中，社会学和文艺学的想象力拓展了日常史研究的视野，但史学的借鉴旨在解决学科问题，只有坚持史学本位，才不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迷失自我。
[1]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 [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冷凤彩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61页。
[3]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阿根廷]石保罗：《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4]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有“问题的提起”作为问题意识的说明，而赵世瑜教授在《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中以附着英文说明的方式将历史叙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集中展示。参见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5] [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人类学与历史》，《论社会人类学》，第46页。
[6] 郎加明：《创新的奥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7] 房寿高、吴星：《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上海教育科研》2006年第1期。
[8]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阿根廷]石保罗：《历史学十二讲》，第77页。
[9] 黄炎培：《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0期。
[10]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7页。
[11]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12] [英]霍布斯鲍姆：《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45页。
[13] 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后记。
[14] 钱乘旦：《E.P.汤普逊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见[英]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94页。
[15]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阿根廷]石保罗：《历史学十二讲》，第72—73页。
[16]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7页。
[17]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阿根廷]石保罗：《历史学十二讲》，第68页。
[18]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19] 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5页。
[20]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第1—2页、“绪论”第2页。
[21] [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22] [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23] [德]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第1—2页。
[24] 金斯堡另一本也被称为微观史学经典的著作是《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中译本由朱歌姝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25]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26]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27]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页。
[28]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7页。
[29]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页。按，国内亦有将Le Roy Ladurie译作勒·罗瓦·拉杜里或勒鲁瓦·拉迪里。
[30] 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1]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第Ⅰ册，李群等译，三环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封三页、封底页。
[32]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第Ⅰ册，第6—7页。
[33] 钱乘旦：《E.P.汤普逊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见[英]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989页。
[34] [英]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前言”第1—4页。
[35] 钱乘旦：《E.P.汤普逊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见[英]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995—997页。
[36] 也正是侧重于阶级形成的文化因素分析，而“缺乏对结构的足够注意”，而使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饱受批评。见[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37] [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80页。
[38] 三本著作都有中译本：《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由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由革和、张广翔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暗藏的物质文化宝藏》，张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
[39]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40] 参见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41] 参见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42] 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43] 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44] 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
[45]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46] [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2、6—7、186—187页。
[47]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48] 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第102—103页。
[49] [奥地利]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50] 何林、李晓元：《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许茨〈社会实在问题〉初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51] [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52]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6—117页。
[5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54] 国内外学界有时将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称为“历史人类学”。无论从事实本身，还是从语词结构上说，“历史人类学”的表述都欠准确。英国学者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中说，将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称作‘人类学历史’（antropological history）也许更合适一些”；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在《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中引马克·奥热的话称，“历史人类学”这个称谓更具迷惑性，相比之下，“人类学历史”（die antropologische historie）这个称谓“听起来倒是更为合适些。”尽管两人都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个表述不恰当，但他们仍然在使用它；只是伯克在另外一本著作《文化史的风景》（丰华琴、刘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中使用了“人类学的历史学”的标题。
[55] 雅各布·坦纳称，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就尝试着朝历史人类学方向扩充结构史学，而这一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布洛赫在1924年出版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堪称实践这一建议的第一本典范之作”。在后来数十年中，年鉴学派提出的结构、心态、长时段和时代错置等概念和构想，都“显示出它们跟一种人类学传统拥有种种接触点”。见[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第53—58页。
[56]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57] [英]彼得·伯克：《文化史的风景》，第218页。
[58]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34—35页。伯克特别提及，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些史学家关注人类学，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他为了写作《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而专门学习了当时的人类学，对日常生活的符号进行过研究，从中获得了有关的知识。见[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46页。
[59] 一般认为，作为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标志的，是1989年美国学者林·亨特（Lynn Hunt）主编出版的《新文化史》。见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4页。
[60]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45—50页。
[61]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62]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38—41页；[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第62、64—65页。
[63]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162页。
[64]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65]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第306页。
[66] [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吴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67]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页。
[68]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50页。
[69] [英]霍布斯鲍姆：《论历史》，第309—310页。
[70] 到底哪些历史事件属于日常生活史应当关注的事件？这跟人们对日常生活外延的容纳倾向有很大关系，一般说来，衣食住行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有的也包括休闲、娱乐、消费甚至风俗习惯等。参见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引言”第1页。
[71]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8页。
[72] [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73]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305页。
[74] [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序”第2页。
[75]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86页。
[76] [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总序”第8页。
[77] 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78] [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第80页。
[79]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80] 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81] 徐桂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82] 具体的论述参见第十章第三节“乡村文献的生成：故土记事”。
[83] [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84]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162页。
[85] 姜进：《总序》，见[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8页。
[86]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导论”第6—7页。
[87]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2、67页。
[88]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88—189页。
[89] [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9页。
[90] 尽管在唯物史观经典理论家那里，“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明确内涵只有两项：生活资料的占有与消费；生命的繁衍。但沿此思路追索，在更原始、更纯粹的意义上，“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自然内含了“防范肉体的意外灭没或缺损”，或不妨正向表达为求生，即追求“活着”的本能。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之出发点便是“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德国的滕尼斯（Tonnies）从社会学的角度更明确地析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外延。在《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3页）中，他指出，在人的意志中，存在着天生的对某些事物或某些活动的乐趣，可称为“普通的、动物本能的本性”；这种意志可以“用三重属性来理解：A.作为一般求生的意志，即肯定促进生命和否定妨碍生命的活动或感觉；B.作为要求饮食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或感觉的意志；C.作为要求繁衍后代的意志”。在这里，滕尼斯将“求生”在与“饮食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和“繁衍”的对比中，专门提出来，丰富了日常生活史在生命史学方面的基本论题。
[91] 李建民：《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自序。
[92] 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3日。
[93]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4]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68、3页。
[95] 姜进：《总序》，见[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5页。
[96]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第4页。
[97]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53页。
[98] [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251页。
[99]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00]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101] [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第16页。
[102] 参见小田《人类学方法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103] [英]J.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肖朗译，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104]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4页。
[105] [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见[法]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9页。
[106] [英]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第114页。
[107]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53页。
[108] [德]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81—87页。据该书第81页：德国乡村（如在上黑森地区）的反犹主义思潮活跃于19世纪80年代，而1890年以后就消失了。
[109]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19页。
[110] [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序”第3—4页。
[111] [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序”第1—2页。
[112] [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11页。
[113] [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51页。
[114] 王铭铭：《“格尔兹文化论丛”译序》，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译序”第11页。
[115]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第17—18页。
[116] [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73页。
[117]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34页。
[118] [英]马凌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剑波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16—17页。
[119]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页。
[120] 如樊树志在《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428页）中涉及费孝通对民间信仰的考察，小田在《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中涉及费孝通在开弦弓调查过的“航船制度”，冯贤亮著《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和吴宏岐、郝红暖的《费孝通城乡社会研究的历史地理学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则从“历史地理学视野”采集了费孝通著作中的资料。
[121] 如，刘悦笛《儒家政治哲学当中的“情之本体”——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冬之卷），乐黛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及其对世界可能的贡献》（《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刘瑜《从费孝通的乡土理论看〈白鹿原〉的乡土特性》（《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和苏力《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等。
[122] [英]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9—131页。
[123] 相关论文的篇目，在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回顾及相关问题》（第1—43页）中有比较详细的列举，兹不赘。
[124]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第6页。
[125]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0页。
[126]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27页。
[127] 程洪：《资本主义与长江三角洲的乡村市场（1920—1940）》，王晴佳、陈兼主编：《中西历史论辩集——留美历史学者学术文汇》，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28] 张佩国：《近代江南农家生计与家庭再生产》，《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129] 柳平生、葛金芳：《近代江南农村“过密化”问题的微观分析和统计验证》，《浙江学刊》2011年第5期。
[130]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1页。
[131] 分别参见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28—1937）》，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复旦学报》2001年第5期；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王翔《近代中国传统丝绸业转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见范金民、胡阿祥主编《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
[132]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第131—132页。
[133] 戴鞍钢：《晚清上海农村社会的变动》，《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10期；戴鞍钢的其他相关论文主要有：《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租界与晚清上海农村》，《学术月刊》2002年第5期；《近代外来文明的地方性回应——以上海城乡为中心》，见梅新林、王嘉良《江南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专辑》，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近代江南农副业的嬗变——基于地方志等文献的考察》，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7期，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134] 参见小田《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135] 王加华：《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契合——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事活动与乡村娱乐》，《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136] 王加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类型划分及其结构关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
[137] 鸿鹰：《乡村妇女的特性》，《现代妇女》1944年第3卷第2、3期；金文观：《谈谈乡村妇女的卫生问题》，《锄声》1935年第1卷第7期；霞飞：《救济农村妇女之我见》，《新东方》1940年第1卷第2期；宝珊：《乡村妇女与建设》，《新建设》1935年第3卷第4期；邱盛铎：《被忽视的农村妇女问题》，《妇女共鸣》1938年第8卷第3、4期；金秀：《中国农村妇女生活》，《妇女生活》1936年第3卷第6期；石敬一：《农村妇婴卫生问题及刍议》，《新妇女月刊》1941年第1卷第6期；谊：《农村妇女问题》，《妇女共鸣》1935年第4卷第1期；林缵春：《中国农村妇女问题》，《农声汇刊》1934年第1期。
[138] 郑永福、吕美颐：《妇女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2页。
[139] 郑永福等：《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37页。
[140] 郑永福、罗苏文等：《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28页。
[141] 郑永福、吕美颐：《妇女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142] 李伯重对村妇劳作问题进行了充分关注。尽管其关注的重点时段在近代以前（19世纪50年代以前），但他常常以晚清—民国的例证进行反推，结论也自然地延伸至近代，从而与我们的论题颇多交集。
[143] 参见吴承明《论男耕女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1981年第1辑。
[144]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3、288、313—314页。
[145] 王加华：《分工与耦合——近代江南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季节性分工与协作》，《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46]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6、310页。
[147]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148] 王仲：《明清江南农业劳动中妇女的角色、地位》，《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149] 张佩国：《近代江南农家生计与家庭再生产》，《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150]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151] 张佩国：《近代江南农家生计与家庭再生产》，《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152] 陈晓燕：《近代江南农村工业化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
[153] 参见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77页。
[154] 唐力行：《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力行：《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55] 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156] 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57] 参见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入门》，第180页。井上“后来”的研究，被收入[日]井上彻《中国的宗族和国家礼制——从宗法主义角度所作的分析》，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158]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59] 汪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0] 王卫平：《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161]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162] 系列论文后以“近世经济变迁的曲线”为题，收入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163] 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164] 董笑寒：《晚清江浙地区侈婚现象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65] 宋立中：《清末民初江南婚姻礼俗嬗变探因》，《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66] 宋立中：《婚嫁论财与婚姻礼俗变迁——以明中叶到清代的江南为中心》，见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版。
[167] 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到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7页。
[168] 田峰：《近代江南婚嫁论财风及其负面影响》，《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69] 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第九章，中华书局2005年版。
[170]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9—260页。
[171] 参见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2]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3] 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百家出版社1995年版。
[174]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第270页。
[175] 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0页。
[176] 朱琳：《昆曲与江南社会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177] 朱海滨：《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78] [日]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族与戏剧》，钱杭、任余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译本序”第3页。
[179] 英国学者格雷戈尔·本顿（Gregor Benton）在《道德经济与中国革命》（冯崇义译）中，将道德经济学理论归纳成如下要点：农民是理性的，他们将安全视为第一要求，他们的行为模式总是趋向于：逃避风险；随时都愿意与地主或国家当局确立分成地租或赋税，即使比固定地租或固定赋税更高也在所不惜，因为分成租税会使农民们在荒年好过一些；他们很乐于与乡亲们进行交易，以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且，当他们的生活环境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恶化时，他们就会动员起来去恢复往日的权力。见江沛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魏宏运先生七十华诞之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4页。
[180] 陈江：《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18页。
[181] 张佩国：《近代江南农家生计与家庭再生产》，《中国农史》2002年第3期。
[182] 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183]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第38页。
[184] 比较“经典”的列举内容有体育、卫生、教育、文学、艺术、风俗、宗教、文物和人物等。
[185] [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牛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86] 陈季同：《中国人的自画像》，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7] 据英国人类学家的意见，族群志的主要形式有：（1）连贯叙述——这种叙述通常详细而冗长，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一个整体，而不是以分散的话题形式出现；（2）生活周期族群志——以人从幼年到老年的发展为框架，借助人生中的每个阶段来组织社会生活、仪式以及表现信仰；（3）社会系统构建——根据环境、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及亲属仪式和信仰等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来组织材料，特别是以社会的变迁作为总结。见梅瑞·威·戴维斯、皮埃罗《视读人类学》，张丽红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188] [美]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汪丽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189]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
[190] [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91] [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92] [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冷凤彩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6页。
[193] 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94]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95] 对于“两个世界”的分别，我们从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Redfield）那里受到启发。在《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5页）中，芮德菲尔德指出，如果我们想去深刻理解农民文化，必须先承认一个前提，即“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结合近代世界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大小传统的创造主体既不是完全按社会群体进行划分的，也不存在思考水平上的性质差异。
[196] [德]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中文版序”第5页。按，斜体字体“编撰”和“研究”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