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王向远

郭雪妮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据说她的祖辈也是老西安。她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之后，考到北京师范大学，跟我攻读中日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放弃了在京津地区就业的机会，又回到西安的母校就职。她是有着浓重的西安自豪感与故乡眷恋的人。我们师生在聚会聊天中，经常会谈到各自的家乡，当然也少不了谈到西安。当然，跟雪妮谈论西安，并不仅仅是轻松的闲聊，那时西安已经成为她所要研究的对象，因为在她入学之前，我就给她了出好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日本文学与西安》。

《日本文学与西安》这个题目，是我那几年设计的“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系列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之一。除了西安之外，那时还有大连、北京、天津、哈尔滨、延安等中国都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分别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付诸研究，或已完成研究。我觉得《日本文学与西安》由雪妮来写最合适，或者不妨说，这个题目就是为她量身定制的。

按我的设想，《日本文学与西安》这个研究题目，是要梳理从古至今日本文学中的西安主题、西安题材、西安背景和西安想象，揭示西安之于日本文学的特殊价值与特殊作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呈现中日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从“东方学”建构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揭示古代的“亚洲精神共同体”以及“亚洲审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机制。在我看来，包括东亚、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地区各民族在内的“亚洲精神共同体”，早在中国的唐代就已经初步形成，而唐朝的都城长安，无疑在古典时期的“亚洲精神共同体”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如果说汉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主要依靠的是文功武略，那么唐朝则显示出更多的文化包容力和感召力，它将亚洲的宗教哲学、文化艺术融为一炉，给周边诸国诸民族——当然也给极东地区的日本人，以极大的文化吸引与审美魅惑。对日本人来说，除了遣唐使的“渡唐”，更有精神上的“渡唐”，长安成为不少日本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例如平安朝后期的长篇物语《浜松中纳言物语》，写主人公源中纳言梦见亡父投胎于长安，转生为“唐朝第三皇子”，于是下决心渡唐一看究竟。可见即使到了十一世纪，唐长安城尽管已经随着唐帝国的灭亡而消失，但长安依然是日本人特别是贵族精英阶层的精神原乡，也是日本人审美建构的依托、文学想象的异国乌托邦。

像“日本文学与西安”这样一个有重大价值的课题，迄今我未见日本人有系统的研究。中国人义不容辞，应该来做，而且研究中可以体现中国人的文化优势与文化立场，而由郭雪妮来做，也可谓天时地利人也和。但是她也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学生，她的日语学习起步较晚，掌握不够，于是她拼命补这个短板。博一时，郭雪妮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日语强化班里，每天八小时封闭式强化训练，坚持一年有半；博二时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去日本留学。为了研究日本人如何“从长安到日本”，她也“从长安到日本”，跟随日本著名都城史学家妹尾达彦教授学习，于文学之外，又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博士毕业后，又继续进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深造，其间数次赴日访学。如此频繁来往于中日两国、跨越于文史之间，学术视野自然随之开阔。

对日本文学史上有关西安的文本进行搜集查阅的过程中，郭雪妮发现这方面的材料相当丰富，假如按当初设想，做从古到今的贯通研究，时间精力都不够，最后与我商量决定，先做古代部分，至于中世至现当代部分，留待以后再说。于是，《日本文学与西安》中的“西安”，就改为“长安”。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实际上，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西安与洛阳两个中国的古都，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经常作为中国及中华文明的象征，材料保存最为丰富。郭雪妮只就这一时段的“日本文学与长安”的研究，就写出了近三十万字。这个篇幅，无论是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抑或作为一部著作，都已经足够厚重。出书之前，她已经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分量的、言之有物的论文作为前期成果，最终出书时，定题为《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

按我的理解，所谓“都城空间”，或曰“都市空间”，是以特殊空间为单位的研究取材方法；所谓“文学考古”，是表明文学研究借鉴考古学的方法，重在史料的发掘与呈现。同时，“考古”一词，可以暗示所研究的时段是古代。全书大体上以日本平安王朝时代日本文学的长安书写为研究对象，涉及汉诗、和歌、物语、日记等多种文学样式，也延伸至绘卷图像、口承说话、僧侣传记等多种杂体文献。起码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或者说是在中文语境下，许多史料是初次呈现，因此具有“考古”的效应。

现在，《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就要付梓了；当初日本人“从日本到长安”，是来学习唐朝的文化，如今郭雪妮再“从长安到日本”，是做关于日本文学与长安的“文学考古”研究。这既是开创性的学术研究，也是在继续着自古及今中日文化的交流。我坚信，这样的研究，不仅是一种系统的知识建构，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学术研究，为东亚精神共同体、东亚审美共同体，所做的一种确认、一份贡献。

2020年2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