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为毛泽东访苏“打前站”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了吸取苏联建设的经验，获得新中国建设工业化的必要援助，中共中央领导人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就提上了日程。但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如愿。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团去苏联访问，斯大林六次会见刘少奇，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而为毛泽东出访作好准备。

毛泽东访苏因故一再推迟

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打算。据有资料说，1947年毛泽东就曾向斯大林提出过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以便当面向斯大林请教建国经验，并赴东欧考察新建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斯大林于当年6月15日复电说：“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23]

不久，因战事紧张，毛泽东不得不推迟对苏联的访问。7月1日，斯大林复电：“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又因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24]

1948年3月，留在陕北指挥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了便于指挥全国各大战场，东渡黄河经山西进入河北，4月13日，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到城南庄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的动议，经与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决定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机关到西柏坡与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毛泽东留在城南庄作访苏的准备。于是，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斯大林去电报，说明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图，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是否同意毛泽东去莫斯科同他会见，商议两党、两国有关事宜。4月22日捷列宾向联共中央报告：“4月22日傍晚，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告知：5月初毛泽东要到莫斯科去，出于保密，将不到朱德和刘少奇那里去……他们请求以我的名义向您询问这件事……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近日要到刘少奇那里去。请您迅速做出指示，因为他们预计5月4～5日动身。”[25]

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我决定提前去苏联”。陪同前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陈云。“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26]

4月29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27]

然而，5月10日，斯大林又来电称：“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仪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28]

这样，毛泽东的苏联之行就暂时搁置起来。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在谈有关调停国共和谈问题的同时，斯大林表示：“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29]1月17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明确表示：“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我们非常欢迎您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30]

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31]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作了三天会谈。但是，米高扬一来就表示，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据师哲回忆：

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32]

可见，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必须直接同斯大林会谈。

1949年6月刘少奇率团访苏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具体事宜已提上日程。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6月下旬访苏。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南海作了长谈，就将要同斯大林会谈的问题作最后的准备。此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1）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性质、任务，它的发展和前景，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状况、特点、历史经验，尤其是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和实践经验等；（2）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和它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尤其是对殖民地、附属国的影响，它对世界革命应负的义务和希望得到的国际声援等；（3）最迫切、最关键是的问题是要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通过他们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33]

6月21日，刘少奇率团出发，团员有高岗、王稼祥，随行的有戈宝权、邓力群。代表团从大连乘飞机，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抵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然后经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于26日到达莫斯科。[34]代表团被安排在莫斯科城内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联共中央招待所。

中共代表团是斯大林的客人，所以只有斯大林才有权同代表团谈实质性的问题。代表团访苏期间，斯大林六次会见刘少奇，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28日，斯大林邀请刘少奇等全体成员到他的夏令别墅会见。参加会见的苏方领导人有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刘少奇专门代表毛泽东向斯大林致意问候，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要刘少奇代他向毛泽东表示问候。此后，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一行，双方边吃边谈，十分自然融洽，宴会持续近四个小时。

随后，刘少奇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中苏关系四个问题，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作了介绍。在中苏关系部分，报告提到如何处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口驻兵、蒙古独立等问题，并认为中苏两党关系、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的巩固，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报告最后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35]

7月11日晚10时，斯大林邀请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举行会谈。苏共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及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

斯大林在会谈开始时首先说明，这次会谈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同时向中共代表团说明，因为代表团的报告涉及战争和军事部分的问题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斯大林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他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然后他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以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业与美国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说：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你们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地继续下去。

斯大林赞同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和有关外交方针。他询问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强调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通过要求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来同他们作斗争。可以先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作买卖，再谈外交承认的问题。

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你们。”关于中苏条约，他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斯大林认为，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36]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37]

双方会谈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联方面由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

斯大林最后说：现在还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或说明。

刘少奇把事先准备的问题提了出来：有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国际局势的发展前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及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希望听取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对这些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会谈中，斯大林还谈到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合作的重要性。他说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这当然代替不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他曾提出过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意见，表示了歉意。

斯大林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

刘少奇回答说：“没有。”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他带歉意地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确实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38]斯大林选在毛泽东来莫斯科以前，向中国作自我批评，显然对增强相互信任是有利的，也为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营造了良好的气氛。

经过几次会谈，双方就中苏建交、毛泽东访苏时间、苏联向新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

刘少奇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再次应斯大林的邀请到他居住的孔策沃别墅，作临别会见。师哲回忆说，这个别墅很大，庭院中有高大青翠的林木，有花园、菜园、果园、鱼池、溪流、小型运动场（主要有滚木球、攻木城等）。斯大林亲自引刘少奇游览全园景色，特别参观了他自己在园里种植的番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斯大林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工作人员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39]

在圆满完成了中央和毛泽东交代的各项任务以后，刘少奇一行于8月14日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在此之前，高岗已先期回国，王稼祥则留在莫斯科为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作准备。

刘少奇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王光美回忆说：“从主席处回来，少奇很高兴，对我说：‘受表扬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