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南宋浙学的研究现状

早在7000多年前就已建立起足以与黄河流域的文明相媲美的灿烂的史前文明的浙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杰出的文化贡献。无论是先秦还是汉唐，浙江的经济文化一直在稳步发展，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更是进入了空前的繁荣状态，并因此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大思想家和影响巨大的学说或学派，如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和天台宗、事功主义、阳明学派、浙东史学等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浙江历史上在哲学、思想文化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浙江这一特定的地域及相关的人文背景是紧密关联的，不能不带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和面貌，是一种具有自己的丰富生动、超凡卓绝的内涵的“浙学”。从思想学术史上揭示这种具有地域文化属性的浙学的精神传统及区域人文社会的内在关联性，梳理出其内部演进的思想谱系和价值意蕴，探寻其在当代延续伸展的生长点和可行路径等，当是一件具有多方面意义和价值的工作。南宋浙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虽然以往的有关研究对此做了很重要的资料积累、某些学术思想史梳理和概括，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我们有必要通过厘清若干思想学术史上的是非和模糊之处，探求南宋浙学独特的思想内涵、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挖掘出南宋浙学及整个浙学中所蕴含的根本性的“本土性问题”及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揭示其所具有的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和价值。

以往人们对“浙学”概念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局限于主要指南宋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事功之学或清代以黄宗羲、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却还不是一个能包括南宋事功之学和清代浙东学派的统一性概念，更不是一个能够涵盖整个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性概念。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把原有的“浙学”概念加以改造扩展，使之成为一个不仅能包括南宋事功之学和清代浙东史学的统一性概念，而且是一个能够涵盖整个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性概念，即浙江自古以来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影响巨大的学说或学派，上溯古越文化、下迄浙东学派，都应属于“浙学”的范围。显然，这是一个广义的“浙学”概念。这样，准确地说，南宋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就可以不再简单地被称为“浙学”或浙东学派，而应该称之为南宋浙学。南宋浙学既是传统浙学的延续和创新，更是传统浙学的主体，体现着一种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浙学范型。

南宋浙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历史上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的《宋元学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到近现代学者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1932年）等，都对此做了很重要的资料积累、某些学术思想史梳理和概括。不过，国内学界真正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是从20世纪下半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开始的。随着对宋明理学、浙东学派、浙江思想文化史及若干相关个案研究的展开和一些重要原著资料的整理出版，本议题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如早期王凤贤等著的《浙东学派研究》、周梦江著的《叶适与永嘉学派》《叶适评传》、方如金等著的《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潘富恩著的《吕祖谦思想初探》《吕祖谦评传》、董平等著的《陈亮评传》等，近期年轻学人王宇著的《道行天地——南宋浙东学派论》、陆敏珍著的《宋代永嘉学派的建构》等，近年出版的大型《南宋史研究丛书》《阳明学研究丛书》等研究专著，整理出版的《叶适集》《陈亮集》《陈傅良集》《薛季宣集》《周行己集》《吕祖谦全集》《王阳明全集》《黄宗羲全集》（含《宋元学案》四册）等一大批重要的原著、原始资料及《浙江文丛》《金华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书》等各地方文献丛书的陆续整理出版，召开的数十个浙东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叶适及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陈亮国际学术研讨会、浙学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等大型浙学学术会议，编辑出版的《论浙东学术》《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浙学研究集萃》《浙学研究论集》《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论集》等多部专题论文集，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浙江文献集成等大型文献整理和研究工程的连续推进等。这些学术研究活动和成果有力地深化了南宋浙学及整个浙江文化的研究，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与此同时，本课题研究也受到了港台及国外学者的重视，他们也出版、发表了一些重要论著。如美国学者田浩教授所著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不但深入细致地研究了陈亮思想的内涵和特质，而且开创了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界重视对非主流思想家的研究以至使其渐成主流研究的学术风气。[11]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虽然历年来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版、发表了不少专著、论文等，但是这方面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偏颇，即个案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较少；地方性的各自研究较多，宏观性的统一研究较少；阐述性研究较多，以问题为中心的突破性研究较少。即使多达50卷的《南宋史研究丛书》中，也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南宋浙学的学术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特别是学术界对南宋浙学的形成、理论来源、思想归属、演变机制、总体脉络、思想特质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仍然较为欠缺，也存在较多的歧见，如绝大多数学者都把南宋浙学看作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在浙江的传承、发展，以一种传统的泛儒学中心主义的观念或以朱陆为中心的学术史观来看待、描述南宋浙学的形成和演变及其思想归属等问题，表现了一种学术思想史观上的局限性。

此外，就南宋浙学对整个浙学传统和浙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它对当代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直到近些年随着浙江及国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而日益受到重视，凸显其研究的重要价值的。目前已有不少学者特别是浙江省内的学者开始进行有关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陈立旭等著《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从传统到现代化——浙江模式的文化社会学阐释》，何福清主编《纵论浙江》，张仁寿、史晋川、陆立军等学者对温州模式、台州模式、义乌模式、浙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等的一系列研究等，都对浙江区域文化资源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浙江历史上的事功之学与当代浙江人较突出的讲求实效、自主创新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讨，为本课题研究做了重要的积累。另外，韦伯命题、新制度学派、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儒家文化与东亚工业化研究、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一般性理论研究成果也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和广阔的思想视野。当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如大部分研究偏重于各个内容的直接叙述比较，有简单化、雷同化之嫌，单篇的论文较多，专门性、综合性的学术专著较少；也缺乏从一定的理论系统和分析框架入手来深入系统地研究地域、环境、思想家的大传统与民间的观念民俗等的小传统、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模式、互动机制、传递转化演进路径等问题。尤其是需要通过厘清若干思想学术史上的许多是非和模糊之处，探求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挖掘出南宋浙学及整个浙学中所蕴含的根本性的“本土性问题”及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突破性地揭示其所具有的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和价值。显然，这种研究对于探讨在目前日益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特别是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精神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以及对探索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本土化途径等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