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坟时代

前方后圆巨坟

公元3世纪后半期开始，以大和（今奈良县）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国家，史称“倭国”或“大和政权”，此时出现了许多象征权威的巨大的前方后圆形坟墓。从4世纪开始，这种古坟从畿内地区遍及列岛中西部地区，显示至少在西日本地区已经出现了统一的政治联合体。

从公元3世纪末到7世纪初，规模较大的坟墓在日本列岛已到处可见，因而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古坟时代”。从古坟的形式和规模来看，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在从3世纪末到4世纪中期的早期古坟时代，古坟的形状为前方后圆形或圆形、方形等，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奈良县箸墓古坟，长达280米，随葬品多为铜镜、玉石、铁制农具等。

从4世纪中期到整个5世纪，为中期古坟时代。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区出现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其中最大的古坟为大阪府的仁德天皇陵（亦称大山陵古坟），长486米，后面的圆部直径249米，高35米，前面方部宽306米，高33米，有三重壕沟，其面积甚至超过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秦始皇陵，需要2000人连续劳动16年方可造成。由此可见，大和政权此时已经控制了西至九州、东至关东的广大地区。

另一方面，巨大古坟中的随葬品多为骑马用具和骑马作战用的武器，反映了大和政权为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制工具而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并常常参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使大和政权的军队学会了骑马作战，并将战马及武器作为战利品带回国内。朝鲜以及中国的有关史料记载了大和政权派军队参与朝鲜半岛的战争以及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例如高句丽王国的《广开土王（好太王）碑》上有“倭以辛卯年（公元391年）来渡，每破百残”的字样。中国史书《宋书·夷蛮传·倭国》也有这样的记载：顺帝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声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是否仁德天皇陵学界存在争议。

6世纪至7世纪为古坟时代晚期，这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坟群，其规模较小，而且表示身份等级的前方后圆坟消失，一般认为这与儒学以及佛教传入而带来的新统治理念有关。换句话说，包括大王在内的统治阶级可以借助儒学并通过具体的条文表示身份等级，无须利用坟墓等实物显示其权威。

大和政权

在早期古坟时代，作为统治者的贵族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截然分开，不仅其居住地点相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贵族们居住在周围有壕沟的建筑群中，除生活住宅外，还有祭祀、政务、仓库等场所，而普通民众住宅简陋，周围没有壕沟，只有栅栏，建筑群内有数个竖穴屋及平房、高架仓库、畜舍等，由数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族形成一个村落。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品多为制作较为精美的陶器，相信万物有灵，祭祀对象为山、石、河、木等自然对象。与弥生时代代表性的器物为青铜器祭祀用具不同，4世纪时的出土物多为金属武器及农具、玉石，5世纪后石制的镜、剑、玉较多。

大和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王为中心的畿内地区贵族的联合体，进入5世纪以后，形成了王位由大王家族成员继承的惯例，而且为有效管理其统治地区，逐步建立了以“氏姓制度”“部民制”“县主国造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氏”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与大和政权关系密切的氏族集团分为以地名为姓氏的家族和以服务王室的职业名为姓氏的家族，前者有葛城、平群、巨势、苏我、吉备、出云等，后者有大伴、物部、土师、中臣、膳等。氏族首领被称为“氏上”，同族成员被称为“氏人”，由“氏上”代表氏族参与各级政治。

5世纪末，大和政权按照氏族的政治地位授“姓”给“氏上”。中央级的“氏上”被授予“臣”“连”姓；协助大王统治全国的葛城、平群、苏我等“氏上”授予“臣”姓；原服务王室的大伴、物部、中臣等“氏上”授予“连”姓。同时从“臣”姓和“连”姓中各选一名担任最高行政职务，分别称“大臣”“大连”。另外，在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氏上”被授予“君”姓；一般“氏上”被授予“直”姓；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手工业氏族的“氏上”授予“造”“首”等姓。具有“姓”的“氏上”拥有占有土地、参与国政或地方行政事务的经济政治特权，是具有统治者身份的贵族。通过大王对“氏上”的授姓制度，大和政权统治体系得到了完善，大王的支配地位得到了巩固。

大和政权的王室、中央及地方贵族均有自己的土地及耕种者。王室的直辖领地称“屯仓”，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耕种者为屯仓周围服徭役的农民，他们被称为“田部”。另外，大和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还将地方贵族的一部分私有民划为中央政府的直辖民，称为“子代”“名代”部，由政府官员加以管理。各级贵族的私有地称为“田庄”，其土地上的劳动者归贵族所有，被称为“部曲”，冠以氏上之名，如苏我部、大伴部等。除土地劳动者外，大和政权还将从大陆移民来的手工业者和知识人编成各种“品部”，例如锻冶部、锦织部、制陶部、玉造部、忌部、史部等，由“伴造”管理，为大和政权制造手工艺品或从事记录历史、编制文书及账目等文字工作。这种生产关系一般称为“部民制”，但关于其性质学术界存在争论。

大和政权最初在重要的地区设置县，其首长称为“县主”，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从5世纪末到7世纪初，又将县改造为“国”，其首长称为“国造”，仍由地方有实力的贵族担任。国造掌管特定区域的行政事务，并管理屯仓与部民，统帅军队等，但要向中央政权提供地方特产、战马、士兵等，其家族也有为大和政权服徭役的义务。

对外关系

从3世纪到6世纪，中国大陆处在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受其影响，朝鲜半岛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处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王国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扩张领土，313年吞并了西汉政权设置的乐浪郡。在朝鲜半岛南部，3世纪时形成的三个小联合王国——马韩、辰韩、弁韩——此时也发生变化，马韩演变成百济，辰韩演变成新罗，而弁韩仍是联合王国，其地区称为伽耶。受到高句丽入侵压力的百济、伽耶，与积极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据史书记载，399年百济曾与大和军队一道进攻新罗。

另外，根据《宋书·夷蛮传·倭国》记载，进入5世纪后，大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大王先后由赞、珍、济、兴、武五人担任。在他们执政时期，大和政权一方面通过插手朝鲜半岛各国之间的战事，保持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获得必需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以铁为主的金属资源；另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节到中国大陆朝贡，获取在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统治的权威，以及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从公元413年到502年，大和政权先后13次遣使到东晋、宋、梁各朝，要求获得册封。据中国史书记载，宋顺帝在478年诏授倭王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479年齐高帝封其为“镇东大将军”，502年梁武帝封其为“征东将军”。在公元8世纪成书的日本史书——《日本书纪》中，倭王武被记述为“雄略天皇”。

除通过朝鲜半岛间接或直接与中原王朝进行接触外，大陆居民移居日本列岛也是大陆先进生产技术及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从3世纪初到6世纪末，中国大陆正值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战事不断的时期，为逃避战乱，其居民纷纷向域外迁移，甚至远航海外。日本列岛上的大和政权对外来移民持欢迎态度，例如5世纪初应神天皇在位时，相传为秦始皇后裔的弓月君率127县人口到日本列岛定居，大和政权先后派出葛城袭津彦、平群木菟等率兵到朝鲜半岛迎接。雄略天皇时还专门到中国南方招募缝纫技工，可见大和政权对技术性文化的渴望及全面性接受。

技术性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文字等方面。在农业方面，被称为“渡来人”的大陆移民不仅带来了水稻和金属工具，也带来了水稻种植所需的相关技术，例如灌溉系统、土木建设、耕牛利用等。在手工业方面，有铜镜、铜铎、铁制农具、武器、马具等的制造及冶炼术，古坟时代前期的栉目纹陶、土师器、须惠器等陶器技术均受到大陆的影响。在丝织、缝制服装方面，其有关技术也直接来自大陆。渡来人还参与宫殿与陵墓的建造，使其风格也深受大陆建筑的影响。在文字方面，大和政权不仅开始借助汉字表达日本列岛的人名、地名及语言，也任命许多渡来人担任历史、出纳、外交文书等文字处理事务的官员。

6世纪时，许多百济的知识分子——“五经博士”将儒学带入日本列岛，同时百济圣明王献佛像、佛经给钦明天皇，但对于是否接受包含儒学成分在内的佛教这种思想性文化，氏族大贵族之间存在分歧。以物部氏为首的一方反对接受佛教，坚持自然崇拜和祭祀祖先的神道教，而以苏我氏为首的一方深受渡来人的影响，主张接受佛教为全体居民的统一信仰。实际上，接受佛教与否涉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也就是说，反对接受佛教的物部氏希望保持氏姓制度基础上的贵族联合政权，而主张接受佛教的苏我氏则希望建立以大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有学者估计，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1000年内有百万大陆居民陆续移居日本列岛，他们在当地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9世纪编写的一部家谱中，超过1/3的贵族声称自己具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血统。不过，尽管这些渡来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将先进的大陆文化传播到日本列岛并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但其人数并没有达到民族迁徙的规模，因而不足以使日本列岛的社会发展出现截然不同的断层。换句话说，文化接受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当地氏族贵族的手中，因此，无条件地全面接受技术性文化与有选择地接受思想制度性文化，就成为古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