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泥与红漆
一九四五年开春，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扭转，我父母奉命去湖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路途迢迢，万水千山，母亲决定要做绝育术，父亲倒也开明，没有传承香火、光耀门第那些老观念，于是我就成了父母的独苗。
独生女，自然对父母会格外依恋，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龄段，对父母的爱则有不同的表现。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期，母亲忙于她的事业，似乎是父爱代替了母爱。在广州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等待，漫长的等待，我永远都是在等待父亲回家。我盘腿坐在父亲的床上，百无聊赖，把一串珠子项链拆了穿，穿了拆，再困也硬撑着，直到深更半夜父亲回来，我才肯去睡觉。后来上了军医大学，离家去到远方，我对父亲的爱转化成思念，常常会在睡觉时偷偷地哭。有时胡思乱想，我一想到终有一天父亲会离开我，简直伤心欲绝，但转而一想，那都是杞人忧天，于是挂着泪珠儿睡着了。“文革”爆发后，我并没有像母亲那样为父亲担心，对父亲即将面临的大祸浑然不觉。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四号，半夜三更，同学敲开了我的门，塞给我一张小字报，我一看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顿感天崩地裂、五雷轰顶，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去出家，避开人世间的一切纷扰，避开即将临头的暴风骤雨。
“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不绝于耳，而且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这时，我对父亲的爱除了刻骨铭心的思念，更多的是信任。我变得坚强起来。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我常常会做出一些无疑是挑衅的举动。如我刚被分配到甘肃临夏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医院（以下简称第七医院）后，常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特别是那些三五成群的家属，一看她们的眼神就知道在议论我。我径直走过去，若无其事地对她们说：“我就是陶铸的女儿，你们看够了吗？”这反倒让那些家属挺尴尬的。
一天，我收了一个脑外伤病人。因为第七医院是野战医院，条件有限，故而连夜请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院）的专家来会诊。那个时候没有专家餐，吃饭的时候专家也在食堂打菜。我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吃饭，总是拣没人坐的僻静处默默地吃。这位专家端着菜和饭，放眼在食堂看了一圈后，竟坐到我旁边来了。他知道我是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分配到这儿来的，对我有些好奇，问这问那的，就是想搞清楚我是谁。我放下筷子，直视着他脱口而出：“我叫陶斯亮，我是陶铸的女儿！”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解除了我浑身竖起的刺，我们成了朋友。有一次去兰州，送走了来看望我的妈妈及两个孩子后，我哭得不能自已，有种断肠人在天涯之感，是他和他的夫人给了我温暖和安慰。他叫陆庄樵，虽然几十年未曾相见，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一九七一年，我调到陕西临潼解放军第二十六医院（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陕西省总队医院）当医生，一年后，当我准备调回北京时，科室给我开了个鉴定会。有个参会的小护士叫胡小力——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她前些年写了一篇文章，叫《无花时节》，对这场鉴定会有非常细致的描述。她的记录如下：
理直气壮地对人说“我就是陶铸的女儿”，这是我当时唯一能表达的对父亲的爱。如今，我真是感激这位教导员，他并没有因为我不合标准的发言而为难我。
一九七二年，我随母亲回到北京，被分配到空军总医院，除了上班，我将所有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为父亲平反上。我抄材料，写申诉信，联络那些与父亲共同在南京坐过监狱的人，还到图书馆查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报纸。申诉信永远都是泥牛入海，无后续消息，但我从没气馁过，我不停地写申诉信，不停地找人，不停地寄信……这个时候我对父亲的爱，就是一心想洗刷掉粘在他身上的污垢，还他一个清白。再后来，父亲被平反了，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亿万人民用泪水涤荡了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和耻辱，我用笔将对父亲的爱送上了顶峰。此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了二十八年，把以往对父亲的爱逐渐转移到母亲身上。
再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使我开始思考父亲所犯的错误。
一件事是王任重叔叔在广州设宴，把我和古大存的孩子都请了去，王叔叔的小儿子四龙真挚地希望我和古家后代能放弃恩怨，握手言和。另一件事是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很多“红二代”被请去梅州。叶向真在宴会大厅，把古大存的孩子、冯白驹的孩子、方方的孩子，以及我唤到台前，让我们手挽手做大团结状。无论是四龙还是向真，他们的善意我都是心领神会的。我开始认真思考，父亲在广东土改（土地改革）和“反地方主义”等运动中是有过失、错误的。我曾多次通过报纸和广东的党史杂志，一再向在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干部群众表示歉意。那时我对父亲的爱已经上升到理性层面，我认识到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知错认错是唯一可以弥补人性缺陷的智慧之举。
二〇〇八年是父亲的百岁诞辰，广东省委决定出一部纪录片、一本画册和一本纪念文集。我随广东电视台的黄若青导演访问了“四清运动”时父亲的试验点——花都区炭步镇。那时，我对党史办替中央领导人撰写纪念会发言稿的李主任说：“这是一次中央对我父亲功过是非的总评价，希望功绩摆够，错误也要提，因为这样才会使我父亲显得更加真实和生动。”
只有自信——对父亲的自信、对我自己的自信，我才能要求党史办全面评价父亲。党史办的同志笑着对我说：“别人家属都要求把错误删掉，你却要求把错误加上去。”我说：“因为我相信这些缺点损害不了父亲的光辉形象。”
二〇一九年五月，我带着儿子一家回到闽东（宁德地区），沿着当年母亲的足迹寻觅一个女革命者的芳华岁月。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岁的母亲从福州来到闽东，搞武装斗争，发展壮大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闽东主要领导人之一。她曾担任闽东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还曾只身闯西洋岛，收编了“海匪”柯成贵（一九三四年一月，柯成贵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英勇就义）。年纪轻轻的她，用双足走遍了闽东的崇山峻岭，而今我们坐汽车寻觅她的足迹，一天下来还觉得累。
在柏柱洋苏维埃政府遗址，有一座新修建的纪念馆，大厅里有一组大型群像，雕刻的是当时闽东的党的主要负责人——中间两个人是叶飞和我父亲，我父亲高大威武、气宇轩昂。我看了后非但不觉欣赏，反而别扭不安，因为雕像严重违背了事实。我父亲是黄埔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又成功指挥了厦门劫狱（厦门破狱斗争）。一九三二年六月，作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到闽东主持成立了闽中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闽东工农游击十三支队），并负责训练农民武装。但他七月就回福州了，并没有参加兰田暴动。后来暴动取得成功，闽东工农游击十三总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壮大成为独立师（闽东红军独立师）。抗战爆发后，独立师在叶飞的率领下编入新四军，汇入解放军的百万雄师之中。我父亲仅在闽东待了一个月，没有在闽东留下什么丰功伟业，他顶多是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缔造者之一，更不曾是闽东特委主要领导人，把他放在群像的中央位置，而且高人一头（我父亲的个头不到一米七），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我很沉重，这组雕像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闽东革命领导人，如詹如柏、马立峰、阮英平、苏达、叶秀蕃……尤其詹如柏，他在受尽折磨后慷慨就义，极其壮烈！群像中的叶飞是少数几个活下来的闽东特委和军队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五年获上将军衔，其雕像位置是众望所归的。纪念馆之所以这么重视父亲，我认为是出于对父亲的敬重，我心存感激。但历史不可违背，我对陪同我的闽东党史办的同志说：“既然这儿是红色教育基地，那就一定要尊重历史，特别是要对得起牺牲的先烈。这组雕像容易误导观众，我建议把我父亲的像拿掉或改掉。”
在雕塑这件事上，我的反对实则是维护。对于父亲，我不怕有人抹黑他、骂他，因为公道自在人心，我现在最担心的反而是那些“低级红”及捧杀。前几天，微信上流传着一篇文章，写的是我父亲与他哥哥陶自强的不同人生轨迹及恩怨往事。开始读时文章写得还像那么回事，可读着读着就不对劲了，后来作者干脆就是胡言乱语，什么陶铸在二野、三野的威望，授衔时李先念说的那段话，陶铸如㨃主席和林彪……靠臆想篡改历史要不得！该文的作者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查一下百度也不至于荒谬至此。当然，通篇看，作者并非心存恶意，其出发点也许与纪念馆修建群像雕塑时的如出一辙。但用不实的表述过誉我父亲，还不如喊“打倒刘邓陶”，这样对父亲的伤害还小一些。
以往我对父亲的爱，更多是在感情层面的，后来有了一些理性认识，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父亲，我都有了自信，承认父亲的错误不仅不会抹黑他，反而使他更加真实。如今我要重点提防的是那些“低级红”，因为吹捧比抹黑杀伤力更大。
陶斯亮与“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成立纪念碑”合影
父亲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但我依然要捍卫他——捍卫他的名誉，捍卫他的信仰，捍卫他真实的一生。我既要为父亲挡住污泥浊水，也要为我父亲挡住廉价的“红漆”，这才是对父亲真正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