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证者到建设者

1912年，若热·亚马多出生于巴伊亚州的一个小村子。离这儿最近的城市伊塔布纳（Itabuna）1910年才刚刚建立，仅比他年长两岁。受洪水及瘟疫影响，年幼的亚马多不得不随父母离开原先的农庄，迁往伊列乌斯市（Ilhéus）的皮兰吉（Piranji）地区生活。70年后，亚马多回忆起这段经历：

在一些词典与百科全书的词条里，或者是一些传记报道中，常说我出生在皮兰吉。事实却恰恰相反，是我见证了皮兰吉的诞生与发展。当我坐在父亲的马背上第一次路过那儿时，那里只有三间孤零零的房子。……我和皮兰吉一起成长，见证了第一间商店的开业，第一辆机动车的出现，看到它将伊斯皮纽旱地的乘客带到这里。

如今看来，这段话极具隐喻色彩，倘若将“皮兰吉”替换为“现代巴西”，似乎也同样贴切。唯一的不同在于，对于20世纪的巴西而言，亚马多不仅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忠实的见证者，之后更成为不可或缺的建设者。

在生命的前10年间，亚马多过着一种简单而又多彩的生活。他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物，从妓女、赌徒到打手、政客，这些记忆都被移植到他日后的创作之中。而在童年生活的小圈子之外，世界同样经历着剧烈变化。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使巴西知识分子从世纪之交的骄傲餍足中惊醒过来，通讯的切断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们与旧欧洲的联系，使其不得不将目光从欧洲投向美洲本土。一股带有批判精神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巴西迅速升温，到了1922年巴西独立100周年之际，圣保罗文化界率先举办“现代艺术周”（Semana de Arte Moderna），提出现代化、本土化等口号，正式向刻板陈旧的艺术风格宣战。而在里约热内卢，出于对旧政治体制的不满，两大新兴力量开始萌芽。先是在3月，巴西共产党悄然成立。接着是7月，科巴卡巴纳18名尉官宣告起义，以反抗第一共和国（1889—1930年）的权力交易与政治腐败。

尽管身处东北部乡村，少年亚马多也不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亚马多所居住的可可产区迅速发展，人流聚集，消息传播也更加便捷。另一方面，亚马多的父亲此时已是当地一名富有的可可“上校”，政治权力的交替也成为他与朋友们日常关心的话题。作家在时隔多年之后还记得，父亲的一位医生朋友曾多次流露出对“巴西即将陷入深渊”的担忧，这句话也被他顺理成章地借用在长篇小说处女作《狂欢节之国》中。在这思想更替的时代，亚马多很早便展现出对文学与政治的兴趣，并从一开始便选择了平权主义的大众路线，坚决同保守主义及精英主义对抗。他文学上的启蒙老师路易斯·贡撒加·卡布拉尔（Luiz Gonzaga Cabral）神父是一名耶稣会士，在1910年葡萄牙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便流亡海外，1917年起定居巴伊亚。早在欧洲时，卡布拉尔神父便因公开反对葡萄牙对宗教人士的驱逐而闻名，其对葡萄牙语的教学也与正统教育模式相去甚远。正是在他的包容与鼓励之下，亚马多在书籍中“找到了解放的道路”。在勉强接受了两年的教育之后，12岁的亚马多从寄宿学校逃走，也从此开启了他在“社会大学”的学习生涯。

通过为报纸撰稿进入文坛，是当时巴西许多作家共同的经历，亚马多也不例外。当他15岁进入《巴伊亚日报》工作时，职务便是一名刑侦记者，这使他近距离地了解到警察系统对于非洲宗教活动的打压迫害，并很快因为一篇批判性的政论文章而被提拔为报纸编辑。1928年，未满16岁的他与一群朋友共同创办了“叛逆者学院”（Academia dos Rebeldes），其中“学院”一词的选择是出于对官方权威的嘲弄，因为这一时期各地都在创办与“巴西文学院”类似的官方机构，而“叛逆者”的名头则更直接地表达出他们不屈的态度。正是在这一年，圣保罗的现代主义者们继续高歌猛进，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发表了强调吸纳转化外来文化的《食人主义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而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则出版了新印第安主义经典小说《玛库纳伊玛》（Macunaíma）。就这样，一种反对欧洲崇拜、强调本土特质的呼声席卷巴西，现代主义本身也愈发成为巴西各地知识分子热切讨论的话题。即使在与圣保罗相距甚远的巴伊亚，也不乏对圣保罗现代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然而，“叛逆者学院”的年轻人们却认为这一路线过于精英主义，转而推崇一种扎根底层的大众民俗文化。他们喝酒寻欢、讨论政治、参加被主流社会认为“伤风败俗”的坎东布雷宗教仪式，并迫切地希望将自己的见闻思想付诸纸上。关于这一段的“叛逆”时光，亚马多曾不无自豪地回忆道：

我们不搞什么现代主义文学，而是要搞现代文学。我们要为创立巴西现代文学而斗争。既然是巴西文学，它就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应该反映我们生活的历史时代， 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目的则在于改变这种社会现实。

正是在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下，亚马多撰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这部出版于1930年的小说名为《莱尼塔》（Lenita），由他和两位好友——爱迪生·卡尔内罗（Édison Carneiro）、迪亚斯·达·科斯塔（Dias da Costa）——共同撰写，只能算是一篇习作。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与亚马多本人的恋爱经历同时展开，从一开始便展示出亚马多作品与现实生活的映照关系。然而，就在他已经做好准备向未婚妻求婚时，却因父亲的逼迫而不得不离开故乡，独自前往当时的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攻读法律。在里约，亚马多保留了他在巴伊亚时的习惯，在报社工作的同时，仍不忘撰写小说。亚马多为世人熟知的处女作《狂欢节之国》便在这种情况下诞生。

像大多数未经世事的年轻人一样，亚马多在这部作品中投入了太多自我。但也像大多天才的小说家一样，他十分善于从自我中提取出同时代人的精神影像。《狂欢节之国》完成于1931年，那时整个巴西社会都被一种混乱、迷茫的情绪所笼罩。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极大影响了巴西经济，咖啡价格下跌使巴西第一共和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1930年，热图利奥·瓦加斯通过政变上台，逐步实施威权主义统治。与此同时，一左一右两大力量——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在巴西也变得愈加明显。因此，尽管《狂欢节之国》表面上仍以爱情为主线，但核心却是主人公面对巴西当前境况的痛苦与犹疑。与亚马多后期作品中对“狂欢文化”的赞颂不同，这部处女作的题目并非褒义。受彼时主流的价值观影响，年轻的亚马多将混血与狂欢视为巴西问题的根源，却又无力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在全书开篇写道：

这本书就像如今的巴西。没有哲学原则，不站任何党派。既不支持共产主义，也不支持法西斯主义。既不是唯物派，也不算唯灵论。大概有人会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取悦各个立场的评论者。但我要说并非如此。我不在乎大家如何评价我的作品。这部小说讲述的只是那些为了寻找存在意义而踏上不同道路的人的生活。我无法为某种理念战斗。我本人也还在寻找。

然而，无论对于亚马多还是巴西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寻找都没有持续多久。在瓦加斯的高压统治下，巴西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甚至在1932年爆发了史称“巴西内战”的圣保罗立宪革命。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层面的撕裂感也同样严重，“不为任何理念战斗”的中间路线很容易被误认为投机分子，从而遭到左右两派极端化立场的夹击。在这种情况下，亚马多与左翼团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依靠同辈女作家拉盖尔·德·奎罗斯（Rachel de Queiroz）的推介，于1932年加入巴西共产主义青年党（Juventude Comunista）。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亚马多再也无法只当一个记录现实的旁观者。即使后期远离了党政事务之后，他也依然以文字为工具，积极地介入到巴西社会的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