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制造遗产

是什么把比利时啤酒文化和中国皮影戏结合在一起？爱沙尼亚的烟熏桑拿和韩国与朝鲜的泡菜或比利牛斯山区夏至焰火节有什么共同之处？巴西的卡波卫勒圆圈舞和法国美食大餐又有什么共同之处？韩国的走绳索和意大利克雷莫纳的小提琴制作技艺有什么相似之处？它们和印尼的蜡染印花工艺、克罗地亚的花边制作、阿拉伯咖啡以及阿根廷的探戈又有什么相似之处？什么可以把印度的瑜伽和布隆迪的皇家大鼓仪式舞蹈、伊朗的地毯编织、瓦努阿图沙画联系起来呢？

答案是：这些文化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这意味着它们被选中，来代表人类创造力的多样性。被选中，是因为它们赋予深刻的价值观以审美形式，它们体现了技巧和能力，体现了连接的纽带，体现了它们与历史、社会和自然的不同关系。它们证明了人们关照前人、他人以及世界的各种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作名录》展示了人性最好的一面，展现了其从各种特殊环境中创造出美、形式和意义的能力。通过分享他们喜好或坚持的东西，人们在其文化实践形式和表演形式中赋予价值以形式（Hymes1975）。新一代人则根据自身条件再造这些形式，培育人才、知识和必要的鉴赏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着手保护的正是这种创造性的活力。《非物质遗产公约》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些文化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得以保持持续的活力负责——确保实践者能够继续实践它们，并能够继续启发后代。

公约用“文化遗产”这个术语来表述它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半个世纪为这一概念注入生命。这个概念界定了它所描述的对象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化遗产”久已有之，实际上，它是一个现代的新创词，仅在过去几十年变得耳熟能详（Klein 2006；Bendix 2000；Kirshenblatt-Gimblett 1998；Lowenthal 1998；Hafstein 2012）。它的新颖体现了当代社会及其对自身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Holtorf 2012；Eriksen 2014）。将某一建筑物、仪式、古迹或舞蹈珍视为文化遗产，就是要改造人们与其实践形式以及建筑环境产生关联的方式，并把诸如尊重、自豪和责任等情感注入这种关系中。通过促成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机构（中心、理事会、协会、俱乐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评委会、网络等），通过无处不在的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展示形式：从名录到节日，以及展览、盛典、编目、网站或书籍，这种改造得以展开。民俗学学者芭芭拉·克申布莱特-吉姆布雷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将它们称作超文化（metacultural）造物（1998，2006）：指涉另一种文化表达形式与实践形式（地毯编织、仪式舞蹈、走绳索），并且是赋予其新的意义（如与社群、多样性、人性相连）和新的功能（如吸引游客、协调差异）的文化表达形式与实践形式（如名录和节日）。按照克申布莱特-吉姆布雷特的说法，遗产的一个标志是“它的对象与其展示手段之间有问题的关系”（1998：156）。本书会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当然，这本书本身也是一种超文化造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非物质遗产在全球取得成功带来的大量出版物、网站、时事通讯、新闻稿和展览之外的批评性补充。本书追溯了制造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和致力于保护它的公约的起始时刻，以及这种制造的谱系——造就非物质遗产的事件、行动者和环境的谱系。

本书志在改变我们思考非物质遗产的方式。它提出的问题有时与常理相悖，挑战官方的故事和公众的看法。它的提问一反常态：如果非物质遗产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是什么？人们打算利用非物质遗产的概念和保护公约来解决哪些问题？又产生了哪些影响？作为一名学者、田野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顾问，我在过去15年里，试图从不同的方向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提供了一些答案。

我的叙述始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内围绕《非物质遗产公约》进行的谈判。然后，通过现在对历史的分析，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挑战。本书也延伸到公约在世界各地的实施。我征引了各种被认为是非物质遗产的表达形式与实践形式，揭示选择、认定、排除、维护、促进和展示过程影响这些实践形式和实践它们的民众的方式，即非物质遗产带来了什么不同，不管是变好还是变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遗产公约》标志着文化遗产概念的变革，将国际遗产政策从古迹和遗址扩展到“非物质”的领域。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用来指没有留下太多物质痕迹的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比如讲故事、手工艺、仪式、戏剧和节日。我观察了公约起草委员会和后来的公约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本书基于批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辅以档案研究和对公约实施过程中的案例的研究，深入官方故事背后，揭示情境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

图1-1　位于法国巴黎芳德诺广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版权：NovikovAleksey/Shutterstock

非物质遗产——这一观念和致力于保护这些遗产的公约，掩盖了关于文化生产、保护、控制和异议的广泛分歧。这些分歧有的体现在所采纳的概念中，有的体现在被拒绝的概念中——公约最终文本的未明之处。通过把文化遗产的概念加以延伸，超越国家的限定，并将它转变为包含社会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的概念，人类非物质遗产的观念充满各种可能和矛盾。

公约的条款规定了职员、官员、学者和社群积极分子如何开展文化工作，而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仍会继续这样做。它还制定了一个标准，世界各地各种传统的实践者现在都遵循这个标准，以便获得国家或国际的承认。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对非物质遗产的观念和对它的保护有批评性的认识；拆解被广泛接受的自由主义政策（谁会反对帮助文化传统生存下去呢？），将它融入组织背景、政治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谈判中来进行批评。我讲述的故事展示了个人和国家如何塑造文本，使之成为全球叙事的基础，以及出于特定的地方原因而提出的主张，如何成为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完全不同影响的全球性机制。

图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徽标。来源：维基媒体

长期以来，遗产保护一直是个教化工程。它聘请学者、专家和专职人员就认同、忠诚和从属关系来教化民众，并鼓励他们对这种遗产进行管理、与之产生认同、对之加以看管。最适合这些目标的教化机制是叙事。相应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构筑世界：呼唤形成一个新的集合主体——人类，并鼓励全世界的人与之认同、为其福祉负责。文化遗产是这一努力的主要资源，是一个想象共同体的物质代称，代表着多样统一的人类图景，并赋予“我们”共同负责的义务。这种责任由叙事的独特情感和论证能力所支撑（Lafranz-Samuels 2015）。

作为一名民俗学学者，我接受的训练是理解叙事交流，这是这个学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它将在下面的章节中得到体现。我的取向由一门以田野工作为基础、以历史为依据的学科所决定，注重日常生活和本土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特别是文化的形式或类别及其使用与流传，无论这些形式是物质的（物品、服饰、食物或建筑）、身体的（手势、姿势或发型），还是语言的（叙事或谚语）、视觉的、音乐的、技术的。

非物质遗产十分关注这些文化形式及其表演、流传与使用。但是，不惟《非物质遗产公约》针对的人们——社群、群体和个人如此，谈判公约的外交官和专家，以及负责执行公约的学者、行政人员和文化工作者，也共享这种物质的、身体的和语言的文化形式。本书聚焦于这些形式：联合国关于故事讲述的故事讲述，或关于非物质遗产的非物质遗产，如果愿意或喜欢的话，也可称之为超民俗或超遗产。本书澄清了词语的表演力量：当它们在这些特定的环境中使用时，便产生了新的现实、概念和类别，然后人们会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境中对它们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