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派发展简史
奥派发展至今，可以分成五个时期。学派创建和复苏两个时期较为明确，而辉煌鼎盛、颠沛流离和体系拓展三个时期就只能模糊划定，因奥派成员各自有不同的遭遇与成就。
学派创建时期
米塞斯在1929年的演讲中指出的事实是：门格尔以独创的主观论和边际效用作为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批判地继承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以来的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学派在18世纪完成了市场机制的逻辑论述，其要点有四部分：第一，市场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工资和利率；第二，市场机制有效地调节了商品的生产；第三，政府无法通过干预去实现政策目标（后果甚至会相反）；第四，人们只能经由市场交易增进彼此福祉。前两个要点探讨市场的运作，属于经济学的交换论；后两个要点探讨政治经济体制对个人福祉的影响，属于经济学的文明论。此外，古典学派还具有自己的方法论、价值论和生产论。
在形式上，古典学派具备了作为一个完整经济学派的内容，但未能完全解决内部的矛盾。诚如我们所熟知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就是指其价值论和交换论对价值论述的矛盾。此处直接引述米塞斯的演讲内容：“许多尤其有用的财货，如铁、煤或面包，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价值；而像水或空气这样的财货甚至还被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而另一方面，一些不太有用的商品却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宝石。”这里的“价值”是指交换论中的交换价值（交换价格），而“有用处”指的是价值论中个人使用财货时的使用价值。钻石与水的悖论就是说，有些商品在价值论中呈现的（使用）价值和在交换论中呈现的（交换）价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古典学派体系内的重大缺失，也给了奥派兴起的契机。
门格尔在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本文下文简称《原理》），提出边际效用概念，让个人于特定时空下消费某特定财货的使用价值等同于他愿意用此特定财货在市场上和他人交换其他财货的交换价值（价格），这便顺利地解决了水与钻石的悖论。 (1) 一旦商品在特定时空下的交换价值等同于个人的使用价值，来自个人使用的边际效用也就取代了经济学自从洛克-斯密以来用来衡量价值的劳动力。换言之，门格尔改造了古典学派的价值论。由于个人的边际效用纯粹出于个人（主观），他所创建的新理论也就被称为主观论经济学。
门格尔于1903年退休后，他的两位继承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进一步利用主观论拓展新视野下的经济学。简单地说，维塞尔除了给边际效用命名外，还提出了今日已被视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机会成本”。庞巴维克的贡献，除了拓展了我们当前熟悉的利息理论、资本理论和迂回生产外，也论述了马克思体系的种种问题。
米塞斯在演讲中以“老奥派”（olderAustrianSchool）称呼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建成的奥派，同时也提及了其他几位前辈。后来的奥派学者就称在美国重建的奥派为“新奥派”（Neo-AustrianSchool）。
在这个时期，奥派的中心在维也纳大学，但其学术影响力远达英美，甚至“出口转内销”，回过头来影响国家主义盛行的德国经济学界。在这个时期，奥派理论已经普遍地融入经济学的教材和各所大学的教学，正如米塞斯所说：“大约在门格尔去世的时候（1921年），人们已不再区分奥派经济学和其他学派的经济学。”
辉煌鼎盛时期
门格尔退休后，庞巴维克因担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部长，其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教席便由维塞尔接任。庞巴维克于1914年去世，维塞尔就成为奥派的领头羊。遗憾的是，他逐渐偏离门格尔的主观论，转向英国杰文斯所定义的效用理论和法国瓦尔拉斯发展的一般均衡体系。根据《米塞斯大传》的说法，庞巴维克在世时还能平衡维塞尔的影响力，但在他去世后，经济学界几乎不再提门格尔的理论（即使米塞斯已开设研讨班，但其影响力还不够大）。维塞尔于1926年过世，在此之前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新生都深受其影响，包括哈耶克和他的同学，如接任维塞尔教席的汉斯·迈尔。迈尔则继续传授维塞尔的理论。
另外，参加庞巴维克研讨班的米塞斯，于1913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通过私人讲师的资格审查，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也开办自己的研讨班。有意思的是，维塞尔在哈耶克获得博士学位时，就把他介绍给米塞斯当助理（似乎有意安排他去继承即将断裂的门格尔理论）。自此，哈耶克就跟着米塞斯。
米塞斯因1912年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已名满天下，又在这个时期接连完成了人类社会三种政治体制的相关论著，即《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1920年）、《干预主义》（1926年）和《自由主义》（1927年）。1926年，米塞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到美国几个大学演讲。回国后，他邀请了几位研讨班的学员共同创立奥地利经济学会，并成立研究商业周期研究所，以此探究实际的经济情况，也借着研究所的对外交流将奥派理论传播到海外。
1928年，哈耶克扩充米塞斯的贸易周期理论，并于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中发表，公开预测全球性经济萧条即将来临。1929年，大萧条发生了。哈耶克和奥派理论随之名扬四海。193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前去讲课，期待他能把奥派理论带过去。
颠沛流离时期
奥派如日中天时，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当维塞尔在方法论上偏离门格尔后，（在外人看来）奥派的理论体系就变得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没多少差别，而后者因采用有利于均衡分析的数学方法，逐渐居于优势。
早在1884年，门格尔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就表明他不同意采用公理式数理分析。他写道：“研究者通过分析方法得出一些与现实不相吻合的要素，或者（没有经过任何真正的分析）即从专断的公理出发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所谓理性方法下太常见了，必然误入歧途，即使他对数学的运用炉火纯青，也是如此。” (2) 门格尔认为：社会科学的逻辑分析起点不是专断的公理，而是个人最微末的经验现象；或者说，专断的公理只能用于推演综合后之经济人的虚拟行为，而个人的微末经验则存在于主观论下。由于哈耶克那一代的奥派成员深受维塞尔的影响，缺乏对主观论的认识而无法深刻理解门格尔的理论，所以，当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逃难到美国各大学后，也就难以影响美国大学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甚至欠缺传播主观论的能力。当他们分散到各大学成为孤鸟后，也只能逐渐融入各地的新古典学派的学术环境。
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研讨班持续到1934年。那一年，他感受到纳粹即将吞并奥地利，就接受邀请前往日内瓦教书。在这之前，他陆续说服了研讨班的学员出国避难，而他们也都在他之前离开维也纳，并在美国名校找到教职。果然，纳粹军队于1938年入侵维也纳，哈耶克于此时申请英国国籍。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因为他在瑞士仍然受到安全威胁。米塞斯刚到纽约时的生活相当艰难，必须仰赖美国亲近奥派人士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的这十年是奥派成员颠沛流离的岁月。
留在英国的哈耶克相对幸运，至少在生活上没什么问题，但也承受了不少学术环境恶化的打击。他遭遇的是凯恩斯理论的兴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的理由是奥派预测了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但遗憾的是，这个邀请并非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因为既然大萧条已经发生了，人们便盼望哈耶克和奥派理论能提出拯救萧条的对策。然而，奥派理论提出的策略却是让他们失望的“不作为”：人们要耐心等待市场力量利用萧条时期重新调整被错误配置的资源。相对地，凯恩斯针对人们的期待则提出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并讥讽奥派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于是，社会风潮大转向，经济学界快速地转向凯恩斯理论。这个时间节点大约发生在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1936年前后。艾伦·艾伯斯坦 在《哈耶克传》中引用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被引用的数字指出：1940—1944年，“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被人遗忘” (3) 。
其实，哈耶克清楚凯恩斯理论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资本理论，于是在1933年就着手重写奥派的资本理论。但他到了1940年就放弃这项计划，以致1941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 (4) 就像未完成稿。学界对这段公案有不同的猜测，但无论如何，凯恩斯理论就如大洪水一般冲垮了奥派阵营。
奥派迅速衰退的原因也和新古典学派的兴起及两者间的“社会主义者之计算的论争”有关。 (5) 自门格尔以来，奥派就反对计划经济。根据卡伦·沃恩的说法：门格尔当初发展价值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拒绝劳动价值论中隐含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否定。 (6) 其后，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也都著书驳斥公有产权制度。然而，这些驳斥却被视为“对批判的批判”。当时，即使在庞巴维克的研讨班里仍有支持公有产权制度和计划经济的学员，如鲍威尔和纽伊拉特（前者是米塞斯最痛心的好友，而后者是他最大的思想死敌）。就在这样的氛围下，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一文，从微观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断言其无法实现设定的目标，因为计划者在欠缺价格结构下无法正确地评估不同的计划案。
根据哈耶克后来的谈话，这场论战在20世纪20年代是由米塞斯主战的，在20世纪30年代则由他出征。 (7) 他发现那些人都犯了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想法，譬如，他们认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都可以借知识来做得更完善。’” (8) 。由于他和米塞斯所持的都是经济学推理，而非体制的正义性，反对者在难以反驳的情况下只能扩大米塞斯顺便提到的诱因问题。诱因问题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议题，但不是奥派理论的主要关注。于是，争议就在社会主义者的自顾自说下暂时停歇。1938年，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新古典学派学者提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中央计划局可以利用影子价格的价格结构去评估不同投资计划。在一般均衡理论下，影子价格的确可以利用均衡条件去估算。兰格的论述也就获得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
奥派在这十年经历了成员的流亡离散和两次学术争论失利的打击，影响力呈坠崖式下滑。哈耶克开始思考重建奥派的奋斗方向，从微观分析转到政治经济学，探讨人类社会即将遭遇的体制危机（正如他之前对世界性经济萧条的警告）。拉赫曼是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指导的杰出学生。对哈耶克的转变，拉赫曼全看在眼里，并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说道：“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奥派经济学家。1931年1月，哈耶克以《价格和生产》为演讲题目，顺利地踏上伦敦的讲台，很快就接任图克讲座教授。我在1933年抵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时，院里主要的经济学家都是哈耶克派学者。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他变成孤独的学者，专心地在战争期间编辑《经济学期刊》。20世纪30年代初，米塞斯算是维也纳工业商会的重要人士，也主办他那有名的私人研讨班。到了1940年8月，他却以难民身份到达纽约。这两项事实清楚地展示了奥派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沧桑史。” (9)
体系拓展时期
如果不是特定学派受到政治压制，不同学派在思想市场的竞争就会如同商品市场的竞争，因此，那些受青睐的商品便会成为新的主流。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迅速衰退，奥派推卸不了宣传失败的责任。学派也如同企业，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将商品推销到市场，而不是只顾藏诸名山或待贾者来。如果商品已经被下架，就不宜再重复过去的营销方式，因为它没法激起消费者的意愿。企业家的责任是重新诠释商品，让它成为消费者的新期待和新的消费对象。
数学分析的崛起的确可以迷惑经济学家，但市场的容纳能力是多元的。商品的特色只要陈述清楚，就可能在自由市场中开创自己的垄断性市场。当奥派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同质化之后，消费者会以较低的成本去挑选同质化商品。就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应用来说，数学推演远比概念理解（先理解概念，再以理解的概念去理解经济事务）容易得多。这不是说奥派理论也必须跟上数学化，失败的事实已说明这样的转变不会带给它新的优势。产品的优势不是由生产者的认知（偏好和知识）定义的，而在于消费者的认知。企业家有能力改变消费者的认知，但这需要时间。在这之前或同时，企业家也能开发尚未进入市场的潜在顾客，或去寻找愿意花较高学习成本去获得数学推演得不到的较高级结论的潜在消费者。换言之，奥派如果要复兴，就必须从同质化的道路上掉头，重返门格尔不同于瓦尔拉斯的主观论，从而开拓时代期待的新理论。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扛起重担、力挽狂澜，只是需要时间去拓展新的理论。诚如柯兹纳指出的，1937—1948年，他们俩就回到门格尔的原初理念，重新去发现奥派理论。 (10)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两人选择的道路并不相同。米塞斯以先验论深化奥派的主观论，而哈耶克以主观的知识论拓展奥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11) 他们都是以主观论为出发点的。之所以会如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道：“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数百年间，经济学的每一项重要的发展，都因主观论向前迈进一步而发生。” (12) 那么，他们要如何再向前迈进一步呢？
米塞斯是从书写《人的行动》开始的。这部巨著的英文版在1949年出版，但德文版在1940年就已问世。他那时居住在瑞士，那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也是奥派遭遇挑战和衰退的时期。《人的行动》只在讨论货币与信用时谈及凯恩斯，可以说，他重建门格尔理论的起点是着眼于对维塞尔的错误偏离的反思，因为这种错误造成奥派走向与新古典理论的同质化。
门格尔的主观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论基础上，譬如强调效用或偏好都不是政策可以改变的个人本质，但这种论述同时也假定了这些个人本质也不是个人自己可以改变的。于是，只要能立于高于个人之上的视野，就能看到这些个人本质的数据，也就很容易将这视野以数学表示为由上帝给定而与政府无关的效用函数。那么，只要允许经济学家在进行数学分析时扮演上帝，门格尔的效用理论也就等同于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为了避免门格尔的效用理论也受到数学分析的诱惑，米塞斯于是抽空效用与偏好本质的内容，仅保留其骨架和发展潜力。他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个得由自己依发展潜力去给骨架填满内容的过程和使命。为了让个人填满属于他自己的效用内容，本质中也必然存在着行动的意志，允许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决定或改变以填入本质的内容。他称这样的视野为先验的主观论。由于人的存在就是以行动去发展自己，扩展后的经济理论便完全不同于新古典学派的视野（也就是其基础建立在对给定资源善加利用的经济化决策行为上）。
米塞斯在纽约安顿之后，便开始寻找教职。在朋友的帮忙下，他于1944年接受纽约大学（当时还不是名校）的访问教授职位，薪水由私人基金会支付，情况很像当年维也纳大学对他授予的私人讲师职位。他不以为意，因为有了能在学校开设经济学研讨班的机会，诚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任何职业都不如大学教职那样令我神往……私人讲师的头衔似乎已经为我从事有益的教学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他在维也纳大学的头衔是助理教授，一直都没改变过；他在纽约大学的头衔是访问教授，也做了二十多年。
米塞斯开始以英文重写《人的行动》，也仍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于1944年出版了《全能政府》和《官僚体制》二书，告诉人们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现实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完美。1949年，《人的行动》的英文版发行，市场的热络程度远远超出米塞斯的预期，这让他在美国社会有了发言权。1956年，米塞斯在一次会议上对拉赫曼提到：他觉得在未来一些年里，认识论将成为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 (13) 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他自己的确在这样做：1956年出版《反资本主义的心境》，1957年出版《理论与历史》，1962年出版《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
如果说米塞斯是在给奥派重建“微观理论”，那么哈耶克则是在给奥派重建“宏观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理论是：个人在给定的政府政策下，依其给定的偏好和生产技术，决定个人拥有资源的最佳配置。在米塞斯的微观理论中，他允许个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偏好与生产技术，甚至去改变政府政策。但政府政策该如何产生？这在新古典学派属于宏观理论的内容。虽然米塞斯不偏向无政府主义，但他也不正面去探讨政府政策（主要是批评）。那么，奥派要如何建立自己的宏观理论？
早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米塞斯就给货币建立了微观理论。奥派视货币为一种制度而非政策，因而便冷漠地看待政府政策。他们关心的“宏观”是制度，而非政策。制度是组织和规则的集合，因此，奥派的“宏观理论”就是对于组织与规则的经济理论，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组织与规则的起源与演化的理论。门格尔对“货币的起源”的论述采取的就是这一视野，并称之为“个人主义方法论”。米塞斯对于货币价值的回归理论，也是按照该方法论，只是他着重于陈述货币价值和主观论的关系。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主观论是门格尔建立奥派的两件法宝，哈耶克就是想用这两件法宝去探讨所有的制度与组织的起源与演化。
循着这个蓝图，我们就可以理解哈耶克拓展奥派理论的焦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协调与秩序。人们如果不想接受政府的控制，就得遵循社会自然生成的规则。那么，这些生成的规则又是如何出现的？如果回到门格尔的货币论述，那么我们会发现当有人发现更具有（市场）销售性的商品时，就会试图将它作为新货币。只要有人看到新货币的便利或被说服，该商品就开始成为新的货币。制度的起源或演化都是循着“有人新发现，接着有人跟随”的轨迹发展。这一轨迹不仅可见于货币的演化，更可见于市场上各种商品和交易形态。在市场上，这些先发现和跟随的人分别就是企业家和敢冒险的消费者。
总的来说，米塞斯在微观方面允许个人可以改变社会规则，而当许多人都接受新的社会规则，并在企业家和追随者一棒接过一棒后，就出现了哈耶克所关注的社会的合作、协调与秩序。社会的演化不像郁金香到了四月就自然会从土中冒出那般的自然演化，而是行动人居其间，以经济人所不具备的企业家精神在开创和跟随，不断地开拓出一条又一条新道路。米塞斯在1951年出版的《利润与亏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清楚地说明市场机制的动力只能来自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计算。同样地，哈耶克在1936年发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8 年发表《竞争的意义》和1968年的《竞争作为发现程序》 (14) 也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创新角色。这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重建后的完整的奥派体系，其中米塞斯深化了门格尔的主观效用理论，而哈耶克则拓展了门格尔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复苏重建时期
拉赫曼出生于德国柏林，大学时曾赴苏黎世大学交流，并在那里读到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文章，因此开始对奥派产生兴趣。1933年，希特勒掌权，拉赫曼随即迁往伦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哈耶克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任教于英国，发表数篇关于资本理论的文章。他是第一批不在维也纳训练出来的奥派学者。
顺便一提，这批学者也包括我国最早的奥派学者周德伟和稍晚一点的蒋硕杰。 (15) 这两位前辈和拉赫曼接受的都是“门格尔—维塞尔—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以及“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当然，个人初期接受的片段知识，未必就是他之后建构的知识体系。以周德伟为例，他说：哈耶克于1934年“命余详阅孟格尔之《社会科学及经济学之讨论》，并命余习康德以后之德奥知识论及米塞斯之《共同经济》。此书即后来英文出版之《社会主义》之根据”。 (16)但在1951年后的两年，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探讨《人的行动》的长文，分别是《经济与行动》《人文现象的领悟》《人的行动与文化》。 (17)
1948年，拉赫曼举家移居南非约翰内斯堡，表面上的理由是金山大学给他正教授的职位，背后不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心——拉赫曼毅然选择到非洲草原去继承奥派绝学。到南非后，拉赫曼全心于教职，并修改在英国时发表的资本理论的文章。1956年，他出版《资本及其结构》，把奥派的资本理论拉回到门格尔的资本结构。该书虽没有完整的结构，但其内容已被视为哈耶克《纯粹资本理论》的续篇。拉赫曼因此书成名，也成为奥派复苏中最重要的台面人物。
在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于美国大受欢迎前，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也造成洛阳纸贵。《纽约时报书评》将它当作头条新闻，《读者文摘》也刊登节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使凯恩斯理论盛行，人们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心态也已不再悲观。这些年，许多鼓吹自由主义的团体接续成立，如1945年伦纳德·里德设立的经济教育基金会、1947年哈耶克设立的朝圣山学会、安·兰德主义的兴起等。不过，它们时常为了国家的适当功能或国家干预的限制等问题而争议不休，甚至彼此敌视。譬如，米塞斯的前两大弟子森霍尔茨和罗斯巴德就不相往来，因为前者捍卫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而后者鼓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1974年，在美国佛蒙特州南罗雅顿举行的奥派经济理论会议（简称佛蒙特会议），就是由拉赫曼、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的另一位弟子柯兹纳（三位在当时都是奥派的中生代）共同向与会的奥派后世学者传授奥派理论。很遗憾，森霍尔茨因和罗斯巴德因不合没参与。那时，哈耶克也因严重的忧郁症而未能飞到美国。
许多人将佛蒙特会议视为奥派浴火重生的“复苏会议”，但柯兹纳认为，较适宜的说法应是奥派在“复兴之路”上最后点燃薪柴的一程，因为在这之前的日子是薪柴和燃油的漫长准备期。奥派的复兴并不是来自奇迹，而是来自十多年时间营造出来的自由主义氛围、满腔热情并愿意追随的新生代，以及培养蓄意待发的新领导人。这三个条件在当时都已经成熟。出于相同的社会氛围，哈耶克在会议后一个月荣获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佛蒙特会议之后，拉赫曼接受柯兹纳的邀请到纽约大学授课并主持研讨班。1987年，高龄的他已无法每年两地飞行，便回南非长住，直至过世。 (18) 复兴后的奥派在美国形成“北柯南罗”的两大本营：前者是以柯兹纳为中心的纽约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奥派学者群，后者是以罗斯巴德为中心的米塞斯研究院和分散在美国南方各大学的奥派学者群。这两个阵营也水火不相容，据说双方直到2011年才达成和解，由对立转为合作。
乔治梅森大学的卡伦·沃恩见证了佛蒙特会议和奥派复兴。1974年，她在田纳西大学教书，因受朋友的邀约而参加了会议。她说会议的名称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批判性的重新评估”（LudwigvonMises: TowardsaCriticalReappraisal），而当天的晚宴演讲是安排罗斯巴德和柯兹纳谈他们敬爱的老师米塞斯。所以，这是一场缅怀刚刚过世的米塞斯的集会，不算正式的研讨会，因为会议内容主要是三位讲者（虽然也有评论者）在讲授他们各自理解的奥派理论。
沃恩是这样陈述她对奥派的首次接触：“尽管我被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辩护吸引，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教义纯洁性的要求，而不是公开的争论。但罗斯巴德以这种态度鼓励他的追随者。这让我对奥派却步，也对他和他的想法持谨慎态度。然而，正是接受芝加哥学派训练的詹姆斯·布坎南（我当时认为是主流的学者）同意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说出了一些重要的话，这才给了我信心去追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解方法。” (19)
沃恩提到布坎南，是因为她被要求在会议上讨论罗斯巴德的一篇论文。由于自觉只是新手，她在讨论前仔细阅读了论文参考文献中的每一篇文章，包括布坎南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探讨成本之论文集》 (20) 的序言。她说布坎南以一种“不认为自己属于奥派却又非常严肃地讨论该学派理论的态度”在论述奥派学者，这令她感动。她一生都在研究奥派经济学，虽然自称亲近而不隶属于奥派。她于1998年出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该书已成为认识奥派发展的重要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