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大危机与大转折必定带来大反思与大创新
任何一次经济大危机都意味着社会经济会发生大转型，都意味着传统运行体系和指导体系运转的理论和思想会出现系统性“崩溃”和创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世界经济危机毫无疑问会开启一个时代的新篇章。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与长期停滞的新阶段，在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人口老龄化、两极分化、债务高企、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危机救助以及经济长期停滞要求驾驭各国经济的政策和思想进行全面反思和变革。在政策层面，金融危机救助政策不仅要求全面修改金融监管框架，同时也要求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将金融价格和监管指标纳入其中，使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成为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并行的第三个工具，与此同时，与危机救助相关的各种超常规政策在长期停滞阶段被常态化，涉及资产购买的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快速扩张、以调整负利率和大规模货币发行为主体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的政府债务以及全方位结构性改革的开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的很多条款被全面突破。单一货币政策规则、盯住通货膨胀制、金融价格被善意忽视、3%的财政赤字约束、政府的非货币融资以及多赢的自由贸易规则都被持续打破并常态化。在思想层面，伍德福德（Woodford）、明斯基（Miskin）等人在危机前所提倡的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被打破，罗格夫（Rogoff）、奥布斯特费尔德（Obstfeld）、萨默斯（Summers）等人发起建立了全面反思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体系。一是，要求现代宏观经济学必须全面将高度全球化与高度金融化环境下的新经济规律纳入其中，不仅金融加速器与金融波动冲击要在经济运行的模拟中得到全面体现，而且金融稳定和资产价格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函数之中，资产价格、通货膨胀水平及宏观目标的权衡以及附加金融部门的DSGE模型的研究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新热点。二是，非常规政策的常态化要求对基于这些政策操作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评估，这就要求宏观经济学对这些政策操作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并用这些新的理论解释来改造传统宏观理论体系，最为突出的就是“零利率下限”的突破要求全面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很多基础。三是，全球潜在增速持续下滑与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存在强烈冲突，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10多年来世界还没有走出“四低两高”的低迷困境？诸如此类的疑问直接导致汉森在1937年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在萨默斯等人的推动下全面复活，围绕“长期停滞理论”展开的各种争论带来了大量的宏观理论创新，例如“技术悲观主义”“新索罗悖论”“新马尔萨斯主义”“核算漏损论”等。四是，为走出后危机时代的长期停滞状态，结构主义得到全面复兴，各类结构性改革要求在理论中强化改革以及结构调整的因素，表明新结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成为新的创新点。五是，单一目标、单一工具以及单一规则的宏观调控模式在体制大转换和结构大调整过程中已经彻底破产，对多目标宏观调控模型以及新参数的研究成为重点，特别是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解释使很多新理论出现。六是，对于各类宏观政策工具的评估要求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边界和作用进行理论性的再思考，这直接使现代货币理论（MMT）得到复兴，赤字融资的理论合法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国是世界经济大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发展内在机理的大变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及其理论基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一个需要新实践和新思想的时代，更是一个产生新实践和新思想的新时代。在实践方面，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四万亿元”刺激计划，全面启动了反危机的宏观调控。2012年，我国进入经济常态化阶段，并于2013年提出了有关经济新常态的一系列新举措，开始为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2015年底，针对三期叠加的经济运行特征，我国提出了全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2017年，我国提出，通过高质量发展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举措，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新旧动能的转换、新旧发展模式的替换。这些创新性的实践不仅有创新性的战略思想做指导，同时也激发了中国进行宏观调控实践和理论的全面创新。我国展开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与调整。一是，决策统筹层面，在实践中，中国对宏观调控体系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建立了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决策、统筹中国经济；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即中财办，负责具体政策的实施，以防止在统筹协调过程中出现相关问题。二是，实施层面，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各类监管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要求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必须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有中长期的目标导向；要在突破“宏观调控主要是逆周期总量调节”的西方教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使宏观经济调控在目标、手段、工具以及实施模式上与国家战略、规划相匹配。三是，打破短期需求管理的约束，建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模式。四是，在科学研判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出“三期叠加”的重大判断，创新新常态宏观调控框架。五是，在工具层面进行大量创新，不仅旗帜鲜明地构建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辅助货币政策进行金融逆周期监管，把宏观杠杆率等指标纳入宏观目标体系之中，同时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进行全面的市场化创新，例如进行MLF、SLF、PLS、LPR等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专项债、PPP、产业引导基金等财政政策工具创新。六是，形成“底线管理”“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工作总基调和方法。七是，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反思方面，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创新性地提出“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以及高质量发展理论。
二 本书是中国实践经验总结和中国理论反思的典范
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理论在过去10多年的创新和反思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在中国即将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和新的五年规划全面开启之际就显得尤其重要。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虽然经济学界分别从40年和70年的时间跨度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但对中国在全面开放、全面市场化和全面金融化条件下进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创新进行理论反思的并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在近年来启动了相关的攻关研究计划。计划在四个层面展开相关研究：一是系统整理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模式的最新变化和创新；二是系统梳理自2008年以来宏观经济学的各种争论和新的发展；三是系统梳理10多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创新；四是对中国经济学界有关中国宏观调控的新规律、新模式、新理论和新思想进行系统整理。这些课题集中由毛振华教授、杨瑞龙教授、刘凤良教授以及刘元春教授承担。毛振华教授的这本专著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10多年系统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政策创新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该著作在同类研究著作中有以下几大特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第一，毛振华教授以“双底线政策的形成与转换”为主线，对2006～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工具创新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本书是第一本系统研究这14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著作。
该研究具有中长期的完备视角，对过去14年中国宏观经济情况进行全面立体的描绘，使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大转折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思想的大转变。首先，本书对过去14年的宏观调控进行了精准的阶段划分：一是高速增长末期以“双防”为核心的宏观调控阶段（2006～2008年）；二是金融危机至后危机时期的宏观调控阶段（2008～2012年）；三是转向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宏观调控阶段（2013～2016年）；四是内部风险与大国博弈双重约束下的宏观调控阶段（2016～2019年）。其次，本书对中国经济在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环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进行深入梳理，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逻辑进行深入梳理，指出由于从粗放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转变、从短缺经济向全面小康经济转变、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向“债务—投资模式”转变、从旧发展模式向新常态转变、从传统四大增长红利向新动能转变等一系列运行机制的转变，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必将从高速增长阶段的“防过热”转向危机防范阶段的“稳增长”，从通过大规模放债来稳增长的危机救助阶段转向“控风险”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必定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从“经济挂帅”的优先发展转向“五位一体”的新发展，从“重投入”转向“重质量和效益”，从“以速度为根本要求”转向“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从传统的高增长转向“稳增长”与“防风险”相协调。这些主要矛盾和政策目标的转变也必定要求政策工具和政策体系做出相应的创新和调整。本书在这种逻辑体系下，以底线管理为切入点和落脚点，深入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形成、目标实现、目标权衡、目标转换的机理，有机整合了长达14年宏观调控的各种材料，既进行了全貌性的研究，又避免了很多同类研究成果简单堆砌的缺点。
第二，本书充分将宏观金融与宏观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强调宏观债务管理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战略地位，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创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金融领域的各类工具和操作，同时也有利于打破传统经济学的二分化现象，在打开金融这个“黑匣子”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发展进行有益的前瞻性探索。
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最大反思就是研究宏观经济必须打破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的“黑匣子”，宏观经济调控必须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以及资产价格的稳定纳入其中，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整必须将金融周期纳入其中，宏观政策工具必须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必须把债务率、宏观杠杆率等指标纳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之中，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是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首要条件。本书充分吸收这些实践和理论的创新成果，打破了以往将“经济”与“金融”作为“两张皮”的传统思维，将债务累积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作为本书研究的重中之重。毛振华教授进行的30多年的金融实践和理论思考也决定了他能够深入研究金融运行对于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近10年来，毛振华教授在多个场合对世界经济的金融风险和中国的债务风险提出警示，先后出版专著《“债务—通缩”压力与债务风险化解》，发表报告《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和《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指出政策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防风险应成为稳增长的前提，并于2016年初首次正式提出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2016年底，毛振华教授将研究成果进一步整理，发布了题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2017）——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中国宏观经济》的报告，提出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已逐渐弱化了“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效用，总体债务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高债务带来的高风险已成为经济稳定的巨大威胁。对此，他建议，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不减以及债务风险凸显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构建稳增长与防风险双底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战略思想要明确“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逻辑顺序，政策基调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政策协调并进，稳增长是缓释风险的前提，是保就业、惠民生的底线，同时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资产价值上升，进而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释债务风险。另一方面，防控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是关键，是保证中国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解决高债务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系统性危机。这些见解与从2016年底到2019年的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很多理论思考还停留在提出问题的层面，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构建。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振华教授提出的大量理论思考和理论问题，是我们宏观经济学界进一步进行理论建构的基础，也是时代对于我们宏观经济学家提出的最实际的呼声，中国特色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应当对毛振华教授提出的“双底线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进行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未来发展进程中的核心使命之一。
刘元春
2020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