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思维切换
我们生活在一个代码世界。有些严谨，譬如软件；有些流畅，譬如母语；有些抽象莫测，譬如数学；有些偏执顽固；有些诗意盎然。它们都是语言，是我们思想的代码。或许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你的大脑已经在使用多种代码——数学、音乐、口语、手语。人类的大脑能够容纳多种交流代码，当我们学习这些代码时，通向新经验和新知识的大门就会打开。当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时，我们的大脑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许多人持续错过学习汉语、西班牙语或印地语等新语言带来的好处，可能只是因为学习多种语言的价值要么被误解，要么被低估，甚至被赋予一些政治意味。但是，了解多种语言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就像掌握数学语言能使人类上天入地或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学习音乐符号让我们得以欣赏千里之外或百年之前的乐音组合，学习另一门语言，会为你开启一种对现实世界新的编码方式和新的思维方式。
如果你曾经玩过拼字游戏(Boggle)，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因为另一个玩家在你写单词的时候旋转拼字板而气恼，也可能你自己就曾翻转拼字板而让其他玩家生气大吼，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某个时刻你的大脑发现：网格的旋转改变了视角，换个视角看相同的字母能让你提取更多单词，从而提高你的得分。
拼字游戏
就如同旋转拼字板一样，我们掌握的每一种新语言都会让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提取和编译信息，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感受，转换我们的感知和记忆，变更我们所做的决定，重新生成我们的想法和见解，从而影响我们的行动。从新的方向看拼字板会激活你大脑中一组不同的神经元，不同的神经网络会对“我看到了什么单词”这个问题产生新的答案。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大脑会根据输入信息的语言组织方式提供不同的答案。
一个简单的词语可以将大量信息编码成小的可通信单元，优化存储和学习，从而来传达一个复杂的概念，如重力、基因组或爱情。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概念，是语言和思维科学的基石。
但单一的符号系统只能让你走这么远。获得和使用多种符号系统不仅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能改变大脑本身的结构。这种效果并不只是简单的叠加，而是脱胎换骨的。
世界上大多数人口都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当你得知这一点可能会感到惊讶。当今世界有超过7000种语言。最常见的语言是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都有超过10亿人使用；其次是印地语和西班牙语，各有超过5亿人；最后是法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俄语和葡萄牙语。对人类来说，会说不止一种语言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一起来看一下：印尼语是印度尼西亚说得最多的语言，超过94%的人口使用印尼语，但其实真正母语是印尼语的只占20%。相反，印尼人最常见的母语是爪哇语，但说爪哇语的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30%。在欧洲、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儿童从出生起就接触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然后在学校或成年后又会学习其他语言。卢森堡、挪威和爱沙尼亚等国家的人90%以上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大约三分之二的欧洲人会说两种语言(据欧盟委员会估计，四分之一的人会说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语言)，一半以上的加拿大人会两种语言。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一比例甚至更高——据报道，欧盟80%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
在许多国家，多种官方语言是一种国策。例如，加拿大有两种官方语言，比利时有3种，南非有9种。在印度，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超过20种，多语的使用完全是一种默认设置。全球范围内有大约66%的儿童在接受双语教育，并且在许多国家，外语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即使在传统上以单语为标准的美国，懂得一种以上语言的美国人也在迅速增长。在美国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在家里说英语之外的语言(2020年的统计数字为22%)——这在过去40年中翻了一番，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而在大城市这一比例估计接近50%。
然而，我们对多语思维的了解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就像在玩不曾翻转拼字板的拼字游戏。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单语人群上，现今的研究仍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对大脑和人类能力的理解，都是从单语者的角度出发的，因而是受限的，是不完整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错误的。
在家说英语之外语言的家庭在美国各州所占比例
(续图)
如果在研究人类思维时只关注单语者，就好比研究心脏病和糖尿病时只选择了白种人中的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却要把研究结果应用到所有人身上。我们现在知道，心脏病的症状男女各异，糖的代谢在南北美原住民中也与其他人不同。说一种以上语言或方言的人与只说一种语言的人相比，有着不同的语言结构及认知和神经结构。在很长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差异被视为噪声而非信号，被视为问题而非人类本性固有的复杂系统。
在研究中忽略语言的多样性会有什么危险？历史上有个例子，是美国1924年颁布的《移民法》，这份由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签署的法案，规定了美国接受移民的来源国和限制移民的来源国。这个旨在“改善”美国基因库的歧视性法案，被认为建立在对不同种族和族裔群体的智力测量研究基础之上，而我们现在知道了这种心理学测量漏洞百出——这种“优生学研究”并没有将语言和文化差异纳入考量，对测试对象并没有使用他们惯常使用的语言，收集来的数据自然成问题。想象一下，当一个农民刚下船在埃利斯岛[1]上还没站稳当时，突然被要求用一种不会说的语言进行“智力”测试。与使用和英语不相关的语言的人相比，使用英语或近似语言，或同属日耳曼语系语言的人，在这些测试中会表现得更为优异，从而更占优势，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尽管1924年的《移民法》最终被废除，但充满偏见的移民政策“余威”尚存。对多语背景者缺乏了解，仍旧导致对他们能力的轻视与误解，对个人机会的限制，对移民乃至外国语言的负面态度，以及带有偏见的教育和社会政策。在科学研究中将多语者囊括在内，有助于准确解答关于人类状况的诸多问题。
直到最近，我们才有了研究多语者大脑的工具。科技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能测量人类大脑中的血氧反应；脑电图(EEG)，能呈现人类大脑中的生物电活动；眼动追踪仪，能够记录瞳孔运动和扩张；还有机器学习，以及庞大的国际在线数据库。
我实验所使用的眼动追踪技术显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所见、所思、所记，都会受到我们会的语言及此刻正在说的语言的影响。
在这些实验中，双语者坐在桌子旁，被要求移动各种物体，与此同时他们的眼动情况被记录下来。巧妙之处在于，实验选取的一些物体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近似的发音，比如英语单词marker(马克笔)和俄语单词marka(邮票)，英语单词glove(手套)和俄语单词glaz(眼睛)，英语单词shark(鲨鱼)和俄语单词sharik(气球)。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时，我常常在商店里搜寻这些实验物体；现在，类似的实验通过个人网络摄像头就可以在线完成。眼球运动分析表明，当双语者听到一种语言的单词(如英语中的马克笔、手套或鲨鱼)时，他们的目光会追踪在另一种语言中有着近似发音的物体(如俄语中的邮票、眼睛和气球)。
与英语单语者相比，俄英双语者和俄语单语者都会注视在英语中发音近似的物体，如marker(马克笔)和marbles(弹珠)， spear(矛)和speaker(说话者)，但只有俄英双语者会关注在这两种语言中发音近似的物体，如marker(马克笔)和marka(邮票)，或spear(矛)和spichki(火柴)，而英语单语者不会多看它们一眼。用完全相同的实验刺激物测试双语者和单语者之间的差异表明，双语者之所以有如此的眼球轨迹运动，是由于他们双语思维中另一种语言被平行激活了。
另一项简单而巧妙的实验叫作斯特罗普任务，该任务要求人们说出与打印颜色相符的墨色，比如用黑墨或绿墨打印的“黑”和“绿”。当被要求说出油墨的颜色而忽略单词内容时，人们通常会在单词为“黑”时比单词为“绿”时更快地说墨色是黑色。多语者通常在斯特罗普任务中表现得更好。他们关注油墨颜色(相关信息)而忽略单词内容(无关信息)的能力，是多语者不断关注一种语言并控制与其他所知语言竞争的副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两种语言之间的竞争会使大脑更好地聚焦于相关参数，而忽略不相关的干扰信息，这是执行能力的展现。
多语的影响不仅限于执行功能，还延伸到记忆、情感、认知以及其他人类体验的方方面面。我们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汉英双语者被问及一位身残志坚的女性是何许人也时，他们更可能在讲英语时说是海伦·凯勒，而在讲汉语时说是张海迪。这些双语者知道两个答案，但两个答案出现在脑海中的速度和可能性会随着那刻所说语言的不同而改变。因为语言和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发挥作用，而同时语言的改变也会改变文化框架。
即使是关乎我们生活的个人记忆——童年、人际关系、个人经历——也会因多种语言的介入而有所不同。人们在回忆当时使用何种语言时，就更有可能回忆起那些使用该语言的场景和事件。在另一项研究中，双语者在说母语时更容易记起童年(移民美国之前)发生的事件，而在说英语时更容易记起后期(移民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
在我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讲了把她自己当实验对象的事情：“我想在自己身上试试，所以在视频通话时，我让我妈在一开始用粤语问我一个关于往事的问题，然后在结束时再用英语问一遍。(这显然不是个很严谨的科学实验，但它仍然很有趣!)她问的问题是：‘关于操场，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当她用粤语问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和我父母在旧公寓附近的操场上玩；但当她用英语问我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幼儿园的操场上玩‘公主’游戏。虽然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对同一问题的最初反应竟是两种不同的情景，但我越想越有道理。我小时候和父母在操场上玩耍时，我用的是粤语，而我的幼儿园则是英语授课的。”
记忆的可及性因语言而异，即“语言依赖性记忆”现象，这对在诉讼案件中询问双语证人，以及为双语客户提取事件的创伤记忆从而提供心理治疗都具有重要意义。
相反，浮现在我们面前的记忆又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以及我们所使用的参照体系。语言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对爱和恨的体验。“我爱你”这句话，用母语和非母语说出的感觉是不同的。用母语更有情感冲击力。这也是一些多语者在感觉需要情感距离时更喜欢使用非母语的原因。使用另一种语言并不能让你变得像《星际迷航》中的瓦肯星人那样缺失情感，但它可以将人们从与母语的深度联系中做一个情感的剥离。正如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一句名言所说：“如果你用一个人能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那这交谈会进入他的大脑。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谈，那这交谈就会走进他的心灵。”
虽然这样的论断看似有点极端，但多语者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确实会对人、物、事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对母语和第二语言来说，对脏话或禁忌语产生紧张情绪的可能性会发生变化。实验中多语者不仅报告了不同的心理感受，他们的身体也产生了不同的生理反应(可以通过测量生理兴奋的皮肤电流反应，或测量大脑活动的事件相关电位[2]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而他们的大脑也对不同语言做出了不同的情感驱动决策。积极/消极情绪与语言之间的确切关系因人而异。对某些人来说，第二语言具有更积极的意味，因为它与自由、机会、经济福祉和摆脱迫害有关，而母语则与贫困、迫害和艰难困苦联系在一起。对其他人来说恰恰相反，第二语言与移民后的挑战、歧视和缺乏亲密关系有关，而母语则与家人、朋友和父母的爱有关。也有许多人介于两者之间，每种语言都是积极和消极体验的混合体。
已有大量外语效应(Foreign Language Effect)框架下的研究表明，在很多领域，人们使用非母语往往能做出更合乎逻辑和理性的决定，不管对于道德判断还是财务分配都屡试不爽。例如，研究伦理道德的经典电车困境的某个版本是：一辆电车正朝着五个工人飞驰而来，但他们毫不知情。你站在火车轨道上方的桥上，旁边是一个背着沉重背包的大个子。如果你把这个人从桥上推到下面的轨道上，他会一命呜呼，但电车也会停下来，救了那五个工人。那么，可以杀一人而救五命吗？
在用母语作答时，20%的双语者表示，把一个人推下桥去救五条人命是可以的。而在用外语作答时，有33%的双语者持相同的观点。仅仅是将语言切换到外语，采取实用主义决策的人就增加了。
在另一个关于作弊的实验中，双语者被要求私下掷色子然后报告点数(只有自己才知道结果)，奖励与得到的点数成正比(点数越高，奖励越丰厚)。如果每个人都是诚实的，那么概率值将会均匀分布在可能出现的点数上(色子每个面的点数获得的概率都是六分之一)。如果有人弄虚作假，那就会和概率对不上。实验发现，与用非母语提问时相比，用母语提问时人们更倾向于报告他们掷了一个高点数(5或6)，而不是低点数(1或2)。事实证明，语言会影响我们作弊的可能性、我们的功利主义倾向及我们的决策。我们甚至可以说，诚实在第二语言中更为理直气壮。
从本质上讲，语言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让自己不同的特质浮出水面，“开启”不同的身份。虽然不至于像“化身博士”[3]那样分裂成双重人格，一种不同的语言确实可以释放你在母语中处于休眠状态的“隐藏”身份。
除了改变你的身份、记忆和人际关系，学习另一种语言也会改变你认知宇宙万物的方式。英语母语者通常会认为彩虹有七色。但其实彩虹是由色谱中无数种颜色组成的，每种颜色无缝衔接，并无边界可言。我们掌握的关于颜色的词语影响了我们看待和思考彩虹的方式，而在其他语言背景下，表达颜色的词不同，看待和谈论彩虹的方式就会有所差异。
我们通过语词来过滤世界，设置感知的分界线，比如对彩虹颜色乃至宇宙万物更广泛的感知。这种人为的分界不仅限于视觉感知，还适用于嗅觉、味觉、触觉、时间感，以及无数其他的人类体验。比如，红酒或威士忌的品鉴专家拥有更丰富的语汇来描述酒的醇度、余味、口感与香气，这反而提高了他们识别和记住这些非专家无法体察的微妙区别的能力。同样，厨师或香水专家也有用来描述口感和气味的标签，使他们得以觉察、分辨、配置并记住细微的变化。这些可以调用的标签，不管是多语还是单语，都会影响我们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无论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如何，有证据表明，至少对某些事物来说，我们使用的标签不同，感知和记忆就会有所不同。学习另一种语言使我们能够在不受单一语言限制的情况下应对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不仅依赖于我们脑海里的词汇，还依赖于我们大脑的激活模式，而这些模式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本质上是大脑活动。因为我们的感知和思维受到神经激活模式的限制，而且不同的语言激活不同的神经网络，所以多语者能够以令人惊叹的方式跨越这些心理边界。我们的所见所闻会受那些最有可能激发的神经元的影响，而哪些神经元最有可能被激发，取决于先前哪些神经元被最近的经历激活了。当双语者转换语言时，他们的神经激活网络也会随之改变，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和解读也会相应变化，使得他们能够跨越多个神经共激活之境(planes[4])，即跨越多个存在之境(planes of exist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