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政治与僭主政治

贵族自称是古代建国英雄的后裔，凭借其作战才能，垄断了希腊城邦的领导权。随着重装步兵，以及富商和手工业者阶层的出现，贵族特权受到质疑。于是出现了僭主这类人物，他们在古希腊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黑暗时代的地方首领保存着对久负盛名的迈锡尼王国的遥远记忆，将以前集中在一个君主手中的权力进行了瓜分。这群贵族自视为古代英雄的继承者，承担了社群领袖的角色，引领城邦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在战斗中的权威和他们的竞争精神为他们带来了盛誉的光环，这种光环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才开始减弱。

这时，出现了一种新型士兵——“重装步兵”（来自hóplon，意为“盾牌”）。从此，这支重装步兵取代了贵族骑兵，他们不是由英雄血统的贵族组成的，而是由能够买得起盔甲的公民组成的。这种从战场上的个人卓越到重装步兵方阵的集体效力的转变不可逆转地削弱了军事贵族的地位，从而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每个参与战争的公民都可以要求更多地参与城邦事务。

想要分享权力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阶级的崛起所造成的社会分歧，加剧了这种转变，在不满者中催生了僭主这类人物。在除斯巴达之外的每一个城邦，派系的竞争和斗争导致了以武力夺取政权的人物的崛起。虽然他们对城邦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显著进步和扩张的代名词，但他们的权力基础仍然不合法，因此他们的专制统治相对短暂。像梭伦这样的立法者更受欢迎，因为他们是和平共处的手工业者。

“精英”的政府

尽管荷马史诗一直描绘全权君主的形象（以阿伽门农为代表的“瓦纳克斯”、军事统领），但实际上反映了在黑暗时代为城邦建立新社会模式的“巴赛勒斯”的确切形象。

应该记住“巴赛勒斯”仅是平等个体的其中之一，其行政、司法、军事和宗教职能被分配给了最有权势的家族成员。这些家族霸占了最肥沃的土地，放牧家畜和马匹。他们组成了地主精英，并自称“áristoi”，即“精英”。只有在斯巴达还幸存了部分“巴赛勒斯”，体现为两位君主共同统治。由出身神秘的地方长官——斯巴达的监察官评判他们的行为并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力。

以古代英雄为楷模的贵族阶级成为城邦的首领，其成员共享不同的权力范围，根据当地的需要和特性，创建针对每个城邦特定的政府模式。这种由少数人控制的“寡头”制度（来自“oligos”和“arkhé”，分别意为“小”和“权力”）是为了应对社会变革而强行产生的。

人口的增加，以及邻近城邦之间权力平衡的演变，有时会导致领土冲突，需要建立一个比“巴赛勒斯”所执行的简单行政机构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特定的职位（执政官和其他为涵盖不同权力范围而设立的地方官员），还设立了委员会(boulè)。

委员会成员自贵族精英中挑选。雅典的世袭贵族(Les Eupatrides)和科林斯的巴基亚德斯家族(les Bacchiades)是这些“精英”群体中最突出的两个代表，他们在古风时代的希腊执掌城邦之权。他们拥有土地，即使面积不大，还有优质马匹和来自异国东方的奢侈品，这便使得这些希腊贵族成为古代英雄精神的守护者。因此，他们声称自己是古代英雄的直接继任者，并且得到社群的认可和尊重。

作为回报，他们承担了与其他城邦缔结的条约或对其发动的战争所产生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克塞尼亚”(xenía)制度，即对任何到达住所的旅行者应尽的款待义务，他们的阶级身份将其提升到城邦本身之上。对于贵族来说，“克塞尼亚”构成了一个涉及不同氏族之间联盟的社会政治契约。

这一义务网络，深深植根于荷马的作品（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抢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公然违反了联盟契约，从而拉开了特洛伊战争的序幕），很快就超越了简单的贵族制框架，成为城邦内部的一种普遍做法。这种好客法则建立了一种世袭的神圣纽带，即使“主人”属于因冲突而敌对的群体，这种纽带也仍然存在。

在《伊利亚特》的一段著名段落中，格劳科斯和狄俄墨得斯战士避免了互相争斗，因为好客的美德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你很早就是我的祖辈家里的客人，因为神样的奥纽斯在厅堂里款待过伟大的柏勒罗丰，留了他20天。他们还互相赠送宾主间的精美礼物，奥纽斯献上了一条发亮的紫色腰带，柏勒罗丰收到了一只黄金的双重杯，我出来的时候把它留在了我的宫殿里……”

“因此，在阿尔戈斯，我是你的主人，等有一天我也许会去吕西亚，你便是我的主人。让我们在战争的喧嚣中不要针锋相对。”（《伊利亚特》，第六卷）确实，外国人出行不需要带行李。然而，一路上，他得到的不仅是食宿，还有各种符合庄严契约价值的名贵礼物。

竞技精神

在战争期间，贵族在战马上夺取了城邦政权。为此，他们熟知如何在战场上展现非凡的战斗品质。虽然随着重装步兵阶级的出现，他们作为社群保护者的职责已经淡化，但在最初仍保留了政治权威。最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种基于对抗心态（来自希腊语“agón”，意为“对抗”）的理想。

一旦精英的军事职能消失了，其起源于《荷马史诗》的竞技精神就转向了文化领域。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催生了令人难忘的诗歌作品，如阿尔克曼、凯奥斯岛的西摩尼得斯或品达的颂歌，以及希腊人留给西方文明的主要遗产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

正是贵族在公元前8世纪初创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希腊人将第一届奥运会追溯到公元前776年），以及其他泛希腊体育赛会，如科林斯地峡、皮提亚和尼米亚竞技会。他们在赛马和战车这两项壮观的赛事中脱颖而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将马匹和战车作为华丽的坐骑。

贵族生活的巅峰是在奥林匹亚战车比赛中获得一场胜利，正如品达在他对大型运动会胜利者的宏伟颂歌中所吟诵的那样：“七弦琴的至高颂歌，现在我们应该歌颂哪位神、英雄或人物呢？因为比萨属于宙斯，赫拉克勒斯凭借他的功绩创立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西伦驾驶其四马二轮战车获得胜利，现在必须为其高唱颂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尊重宾客，出身名门，作为他祖先的可敬后裔，指明了城邦的前进道路。”（《奥林匹亚颂歌》，第二首）

贵族在抒情作品中颂扬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作品经常在著名的宴会(symposion)仪式中流传。这种宴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通常有十几位贵族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伙友(hetairoi)或“同伴”（在史诗中为战友）以酒为标志庆祝他们的友谊。

由被任命的宴会负责人决定宴会上的规则，特别是关于酒中兑水的比例。拒不服从者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例如，违规者必须赤身裸体地跑过大厅。

宾客躺在长凳上，将第一滴酒倒在地上以纪念众神，然后在双耳爵中混合水与酒。长笛演奏者和为该场宴会请来的舞者为宴会增添气氛（除歌伎外，其他女性均不得入内）。与会者就选定的主题进行辩论。他们还可以吟诵诗歌、尝试解谜或其他技巧游戏。

在这些宴会上最受欢迎的消遣是一种考验技巧的游戏，即“投酒游戏”(cottabe)：把杯里剩余的酒甩到一个目标（一个盘子或一个玻璃杯）上，同时喊出心爱之人的名字。如果命中目标，就是一个好兆头。动作的优雅与灵巧同样重要，决定了谁能获胜。

视觉艺术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令人难忘的宴会的表现形式，其间感性而精致的消遣掩盖了真正的社会规范。这些仪式宴会是贵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了“精英”作为统治阶级成员的身份，并证实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自其声望。他们不仅在这些充满爱与美酒的节日期间保持这种形象，而且在战争中，他们也必须以此证明自己的卓越。

然而，他们的霸权将在其达到顶峰的地方粉碎——在战场上。根据荷马描述的战争故事将希腊贵族所进行的终极战斗流传至今。

利兰丁战争

在维奥蒂亚和阿提卡海岸对面的埃维亚岛，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两座城邦在古代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一起成为希腊在地中海殖民的先行者。然而，在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两座姐妹城邦兵戎相见，在两城天然界域利兰丁平原上展开激战。

冲突的起因至今仍然不明，可能是由两个相邻的贵族社群之间的领土纷争引起的。起初，这场纷争在当地引发了许多希腊城邦的连锁对抗，冲突背景是殖民地的利益之争。埃雷特里亚和哈尔基斯确实是地中海商业网络的核心。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作为海上贸易主要受益者的贵族，与外国政要建立了友情的纽带（如上文叙述的格劳科斯和狄俄墨得斯的例子）。这些关系使他们自立为各自社群的代表。这些由贵族精英建立的“外交关系”将在利兰丁战争中上升到“国际”高度。

同盟和零星的战斗

随后，希腊世界不得不选边站。正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的那样：“在曾经的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之战中，我们看到希腊其他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从盟友走向分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15页）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后来的普鲁塔克都提到，当时在希腊土地上形成了一张同盟地图，这张地图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才再次出现，其间各城邦分别与雅典或斯巴达同盟。

埃雷特里亚和哈尔基斯：利兰丁战争的参战双方

哈尔基斯是如今埃维亚岛的首府，在迈锡尼时期就已有人居住。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哈尔基斯发展了一项重要的殖民活动。虽然它在利兰丁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在公元前6世纪与雅典一战后衰落。很久以后的公元前322年，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正是出生在这座城市。

埃雷特里亚也位于埃维亚岛上，在与哈尔基斯开战时也曾是一座繁荣的城邦，后在利兰丁战争中战败。这次失败导致其丧失了在维奥蒂亚的领土，迫使其在爱琴海北部、马其顿海岸、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土地上进行殖民。在公元前6世纪，埃雷特里亚是与雅典结为同盟的城邦之一。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是为派遣军队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城邦之列。

利兰丁战争期间，同盟分布大概如下：埃雷特里亚阵营包括米利都、墨伽拉、阿尔戈斯、米蒂利尼、埃伊纳岛、希俄斯岛和维奥蒂亚等城市；哈尔基斯阵营包括其殖民地（纳克索斯、卡塔尼亚、莱昂蒂尼……）、萨摩斯、科林斯及其殖民地（克尔基拉和叙拉古）、雅典、斯巴达和色萨利。

我们所掌握的证据表明利兰丁平原的两大集团之间没有发生直接对抗，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了零星的战斗。这场斗争给希腊在地中海的扩张留下了印记：哈尔基斯和科林斯将埃雷特里亚排除在新的西方版图之外，埃雷特里亚不得不向黑海进行殖民扩张。

冲突的持续时间和确切结果至今仍然不明朗，尽管哈尔基斯盟友的影响力和参战的各城邦的发展表明哈尔基斯取得了胜利。一则德尔斐神谕颂扬了位于著名泉水附近的哈尔基斯勇士的功绩：“色萨利的骑兵、拉塞代蒙（即斯巴达）的妇女以及饮用美丽的阿瑞图萨之水的民族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更胜一筹。”（《普法尔茨选集》（Anthologie Palatine），第十四卷，第73页）

我们可以假设利兰丁平原[“利兰丁的上等葡萄园被夷为平地”（《哀歌》，第890行），诗人特奥格尼斯所作，暗指那里发生的斗争]不是荷马史诗级别的战场，但至少是根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英雄所珍视的贵族规则所发生对抗的地方。那时，著名诗人阿尔基洛科斯弹着里拉琴唱出这样的诗句：“在平原上，阿瑞斯挑起混战，万弓不张，千弹不发；正是剑在呻吟中所向披靡，因为这就是著名的战士，埃维亚的主人所珍视的斗争。”（阿尔基洛科斯，第3节）

几个世纪后，在埃雷特里亚以东8公里的阿马林索斯(Amarynthos)，旅行家斯特拉博在阿尔忒弥斯神庙沉思时在其铭文上发现了这些句子。铭文禁止使用投掷武器，如投石索、弓箭或标枪。斯特拉博提到的另一段铭文称颂了埃维亚岛的强大军队：3000名步兵、600名骑兵和70辆战车。

英雄与坟墓

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的贵族一个接一个地在肉搏战中倒下。他们为城邦牺牲生命，从而成为英雄。约公元前720年，一位不知名的埃雷特里亚战士和他的剑、长矛、腓尼基圣甲虫像和青铜权杖一起被火葬，这些随身物品证明了其军事贵族的身份；其下一代的6名成年人（推测来自同一家族）也被火葬，按拱形排列在他的遗体周围。

在哈尔基斯，英雄同样被授予荣誉。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讲述了他穿越将维奥蒂亚与埃维亚岛隔开的海峡去参加某位安菲达玛斯人(Amphidamas)的葬礼。他为这位贵族创作了一首歌曲。普鲁塔克在《道德论集》中指出，许多诗人都来悼念这位英雄，他“重创了埃雷特里亚人，阵亡于利兰丁平原的战斗之中”。

普鲁塔克还提到了色萨利骑兵为哈尔基斯提供的帮助，以数量优势上挫败了埃雷特里亚骑兵。这一次，色萨利将领克利奥马科斯(Cléomaque)荣幸地被安葬在哈尔基斯广场，因为其作为贵族，生死之礼均符合荷马所描绘的规范准则。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在一个不断发生领土摩擦的世界中，城邦居民拿起武器自卫并不罕见，至少在城邦存续期间发生过两次。

公元前7世纪初，军事战术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贵族式的单挑和“精英”的骑兵冲锋均让位于重装步兵（来自“hóplon”，意即“盾牌”）战术。这些重装步兵部队（重装步兵的装备估计重36公斤）以密集编队作战，挥舞盾牌和长矛相互对抗。

重装步兵战术

在这种由4到8排组成的新型阵型中，士兵们用凸面圆形盾牌保护自己。盾牌直径约50厘米，创新配备了双把手，可固定在上臂和前臂，因此用一只手即可握住。这样，每个重装步兵都可以护住自己的半个身体和身旁人的半个身体。这种阵型就像一道不可穿透的青铜之墙，竖立着一片闪闪发光的长矛森林。

重装步兵的装备还包括科林斯式头盔。头盔由一整块青铜板制成，巧妙地覆盖整个头部，只有一个“T”形开口露出嘴巴和眼睛。因此，佩戴的人必须直视前方，即看向对立阵营的那排战士。战士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工具”，他们在巨大的盾牌上绘制诸如蛇发女妖戈耳工等恐怖的图案，用以威吓对方。

全副甲胄的出现可追溯到公元前720年左右，迄今最古老的一副甲胄发现于一名士兵的墓中。当时的军事战术很快将这一装备发挥到极致：主要是通过向前推进或与敌军正面碰撞，用剑或矛猛击来攻占领地，直到对面的人墙破裂和瓦解。著名的基吉花瓶（科林斯工艺）是最好的例证，瓶身描绘了敌对双方阵型的冲突。

当两军中的一支最终让出阵地时，士兵们狼狈逃窜，将沉重的盾牌丢弃在战场上，虽然战士荣誉规定他们不能丢盔弃甲，但类似情形仍有发生。当一方失去对地形的控制时，战斗即结束。结果就是，即使最前线的重装步兵战死，整支军队的死亡率也不会很高。

在成功击退敌人后，胜利者会竖起一个由石头或战败者的武器组成的小丘。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他们会拿出一件盔甲挂在木桩上。名词“tropaion”（来自“tropé”，意为“改变方向”）被用来指称胜利者堆积的沾满鲜血的武器。从这个词衍生出“战利品”(trophée)一词。

对现代人而言，重装步兵的做法可能看起来很粗野，但是应该记住，“青铜时代的人们”盾对盾的冲突之间遵循着某种仪式。此外，由于战术和武器的进步，希腊重装步兵成为东地中海最高效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5个世纪，直到马其顿步兵方阵在公元前2世纪初悲惨的库诺斯克法莱战役中被罗马军团击败。

公民与士兵

武器和战术的演变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不仅影响了军事场景，还影响了希腊社会和政治领域。部分人口通过贸易和手工艺生产致富，他们的活力来自与地中海其他民族的交往，这有利于新社会阶级的出现。这个对“精英”的统治提出异议的团体在新的城市保卫组织中找到了支持其主张的依据。

事实上，任何有能力获得重装武器的人现在都可以像贵族一样参与战斗。组成新的重装步兵的士兵在社会阶级上处于中等地位。独立的农民和小地主也是社群的守护者，这相当于数千名士兵的力量。

于是，父子、兄弟和朋友并肩作战，使这场斗争的维度超越了贵族的个人荣誉准则，一种新的公民伦理诞生了。重装步兵时代的战争是为城邦服务的，正如斯巴达的提尔泰奥斯这样的士兵诗人所记录的：“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死于最前线最美好。”（提尔泰奥斯作品，第6节）

古风时期的战歌巧妙地传达了一种新的情感，植根于古老的史诗道德。诗人号召他的同时代人像过去的英雄一样战斗。但他所说的战士并不是荷马所吟唱的军事首领，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声望和荣誉。步兵全副盔甲，身披巨盾，与战友并列前进，已然不同于荷马笔下贵族作为战士的形象：走下战车，报上姓名和家系，然后独自战斗。

随着这种新的、更民主的军事实践，个人的胆识消失了，上帝灌输给战士的愤怒(menos)也消失了。如果在战斗的关键时刻，重装步兵放弃了在方阵中的位置，就会留下一个没有保护的同伴。就像在城邦一样，公民可以互换，重装步兵与方阵的其他成员相似。其个人价值居于共同努力之后。

从此，诗人激励社群奋起保卫城邦及其肥沃的土地。贵族们通过在体育比赛中展现力量和敏捷所追求的无限荣耀，他们身体之健美，与生俱来的高贵和在宴会上的行为魅力不再是人们所追求的。为祖国和家族而战：这就是重装步兵的新道义。为城邦而死本身就是光荣的，在战场上出身的高贵与否不再重要。

虽然老式的决斗并没有消失（如在利兰丁战争中），但贵族已经失去了作为城市主要战斗力量的光环。从此，“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差距不复存在，重装步兵阶级可以要求改变游戏规则。而一些遭同类排挤失去社会地位的贵族，成功上位成为新兴阶级的首领。

僭主政治时代

虽然无法断言从重装步兵到僭主的历史过程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人们普遍认为，重装步兵改革带来了强烈的政治影响。通过提倡平等主义价值观，人们对僭主主导地位的寡头政治提出了质疑，正是在军事贵族危机的背景下，僭主政治蓬勃发展，有时得益于大贵族家庭之间的自相倾轧，有时是民心所向。后来的文献资料赋予僭主负面的形象，将其描绘为狂妄、出格和不公正的化身。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绘了一个可怖之人的奇异愿景，下令阉割300名科孚岛(Corcyre)的年轻贵族（由于萨摩斯人的干预被及时制止），围捕科林斯的妇女并撕掉她们的衣服，杀害孕妇以她们死后的身体作乐，与母亲发生乱伦关系，为了友好城镇的利益不惜自损，并制订了一个绝灭敌人的计划。

希罗多德如此描述之人，正是公元前7世纪末和公元前6世纪初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然而，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ërce)在《名哲言行录》中称其为希腊七圣之一，此七人的政治观念流传甚广。此外，根据德尔斐神谕，佩里安德注定要“带领科林斯走上正义的道路”。

僭主——饱受争议的人物——带领一众希腊城邦走向辉煌。但他们的专制行为使“týrannos”这一词汇染上了永恒的污点。荷马并不知道这个从吕底亚借鉴而来的词。在这个西亚王国，篡位者古格斯(Gygès)于公元前7世纪末夺取了王位。仅仅几十年后，“týrannos”一词已经用来指代在某些希腊城邦建立个人威权的独裁者。

僭主政治时代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末。公元前510年左右，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刺杀了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和希帕克斯，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从此，重装步兵的出现创造了新的力量平衡，加剧了贵族群体之间的对立，他们因价值观的丧失而迷失方向。人们普遍认为，僭主是贵族阶级的边缘化成员，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

王室式微

来自殖民地的财富流入和城邦间贸易的发展导致资源在人口中分散，为统治阶级的传统统治带来了挑战。新的城市阶层的出现及其限制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由此产生了有争议的人物——僭主。

僭主削弱了古代种姓成员法律之内的权利，加强了他们在法律之外的权利。他们还垄断了最发达城邦的政府，就像过去的“巴赛勒斯”一样，不过是退化的版本。后来的政治理论把僭主政治等同于王室式微，王室也是按照规则和习俗行使权力。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第一批僭主“是由于国王超越了他们古老的特权并倾向于专制地使用权力”（《政治学》，卷五）。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曾以类似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观点：“因为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钱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古老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权力和限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13页）

僭主政治似乎是在阿尔戈斯诞生的，在那里，重装步兵军事系统的创造者菲敦通过武器征服了权力。阿尔戈斯之后，科林斯出现了僭主库普塞洛斯。库普塞洛斯早年遭到贵族巴基亚德斯家族的放逐，因为他的母亲违反了氏族的内婚规则，与氏族以外的人结婚。于是，那些被排除在种族之外的人打破了贵族的平衡和霸权。这导致了频繁的暴力事件，最终以决心用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之人出手干预而告终。

亚里士多德的解析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清楚地分析了城邦的军事分支与宪法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希腊人中，继承王室的最古老的共和国由战士组成，甚至在其原始形式中也主要是骑兵；但是随着国家的扩张和步兵战斗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公共生活。”（《政治学》，卷六，第10页）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强调了僭主向民众展示自己作为反对寡头政体的拥护者的方式：“僭主从人民和群众中来，以保护他们免受显贵的侵害，让人民不会受到他们的压迫。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最后一点：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僭主都是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们通过诋毁权贵赢得了民众的信任。”（《政治学》，卷八，第8页）

佩里安德与古希腊七贤：一群非凡之人

当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时，立法者或有影响力者自称公民秩序的向导。由于他们沉稳温和，政治能力突出，被称为贤人。总共有七位贤人，每人都与一个特定的城邦有关：例如，米利都、科林斯、雅典或斯巴达。

按照惯例数量是七人——对七位名人的组成有不同版本——古希腊七贤被认为是哲学家出现之前的智慧化身。统称“七贤”是因为他们有能力通过政治和解的艺术来安抚因城邦的扩张而导致的社会紧张局势。雅典的梭伦便是如此。在普里埃内，毕阿斯以伸张正义而闻名。在米蒂利尼，庇塔库斯通过调解成功地平息了当地的纷争。林多斯的克利奥布勒和斯巴达的奇隆致力于建立社会平衡，科林斯的佩里安德（下图为其半身像）也是如此。然而，佩里安德的特点是行为举止更专制独裁——对此希罗多德不惜笔墨——这也使他在最著名的僭主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如果说其中一人最能配得上“贤者”的崇高称号，那就是米利都的泰勒斯。他通过理性论证提出了一种不受宗教或神话影响的对现实的解释，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哲学和科学的道路。

库普塞洛斯及其子佩里安德在公元前657年至公元前585年间掌权。他们充满活力的执政使科林斯登上了希腊世界的顶峰。约公元前7世纪中叶，特阿格勒斯接任为墨伽拉的首领。公元前6世纪，庇西特拉图在三次尝试后成为雅典僭主。阿尔凯奥斯的诗歌追溯了米蒂利尼城和小亚细亚沿岸僭主的继承。

从战败者的角度来看，有些作品反映了这段冲突，呼吁对僭主进行报复：“去吧，怀着仁慈的心听我们的祈祷，拯救我们脱离当前的苦恼和痛苦的流放。至于希拉斯(Hyrras)之子（僭主庇塔库斯），让这些人中的厄里倪斯（复仇女神）去追捕他，因为不久前我们签订契约发过誓……永远不会背叛我们的同伴，但是，或者死于撒谎，被大地所覆盖，成为当时掌权人的受害者，或者杀死他们，拯救人民免受他们的折磨。他(pansu)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讲道理，而是践踏誓言，毫无顾忌地吞噬了这座城邦和我们……”（阿尔凯奥斯作品，第129节）

与此同时，在同一地区，米利都在僭主特拉叙布洛斯统治期间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而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公元前538年——公元前522年）保护了他的岛屿免受波斯的影响。他的超凡魅力激起了希罗多德的钦佩，和修昔底德一样，他们为其建立的海上帝国献上了赞颂的诗句。除此之外，萨摩斯的僭主是希罗多德笔下最引人入胜的古代逸事的主人公。

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波利克拉特斯写信给他的私人朋友法老阿摩西斯二世（Ahmosis Ⅱ），告诉他他的日子过得幸福如意。埃及法老回信说，为了不引起众神的嫉妒，他应该舍弃一件最心爱的宝物。波利克拉特斯听从了这个友好的建议，将一枚一直佩戴的、饰有印章的金戒指扔进大海。一周后，有个渔夫送来一条大鱼。御厨在清洗鱼腹的时候，竟然发现那枚戒指藏在里面。得知此事后，阿摩西斯二世断绝了与波利克拉特斯的友谊——确实，当众神要波利克拉特斯为他的好运付出代价时，阿摩西斯二世并不想受到牵连。像大多数僭主一样，萨摩斯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的结局终是惨淡。

进入古典时期，卓越的僭主和果敢的行动派老狄奥尼西奥斯“一生都活在秘密的阴谋之中，因此他总是在衣服里面穿上铁胸甲”。他于公元前405年至公元前367年统治着叙拉古，根据西西里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说法，“在我们记忆中，老狄奥尼西奥斯是最为重要、统治时间最长的僭主”。正如我们之后将讲到的，只有斯巴达逃脱了僭主的影响。

僭主标志着希腊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未来民主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依靠人民来对抗贵族氏族。他们还对贸易和殖民化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们通过推动节日和大众崇拜来促进城邦的文化凝聚力。

僭主的伟大与苦难

僭主偏袒穷人而非富人，有时没收地主的财产并颁布限制他们特权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在僭主名单中，我们发现像雅典人庇西特拉图或佩里安德一样具有超凡魅力和声望的人——更不用说狄奥尼西奥斯——还是各自城邦的经济、商业、手工艺和文化繁荣的缔造者。

他们还建造了神庙、港口和防御工事。他们改善了城市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佩里安德修建了一条石堤，穿过科林斯地峡（今天的运河）。这条道路有助于贸易的发展，因为装船的货物可以通过这条路线运输，而不必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此外，僭主还鼓励节日和宗教崇拜，并亲自担任赞助人，同时寻求最优秀的艺术家、建筑师、诗人和思想家为其服务。

至少在第一代僭主的时候，平民和统治者的利益在与（土地、权力和财富）掠夺者的斗争中保持统一战线。但随着平民地位越来越稳固，第二代僭主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威胁。因此，第二代僭主采取了更加野蛮的做法。这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在克服深刻的社会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僭主政治往往以暴力告终。“týrannos”这个词随后具有了深刻的负面含义，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避免社会冲突，遏制强权和僭主几十年来的权力滥用，城邦发明了新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正是在这种与统治阶级的权力斗争和共同规则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超强权力的人物，被视为能够平息冲突的天意之人——因此有时具有神性——负责起草立法法典。

立法职责转移给“立法者”(nomothètes)。其享有威望的职能旨在建立权力和能力之间的平衡(eunomía)，并通过受神性启发的法律来加强社会结构。具有半神性的“立法者”有雅典人德拉古(Dracon)——从偷盗蔬菜到谋杀，他规定所有罪行均处死刑——以及斯巴达的来库古(Lycurgue)——色诺芬提到其在制定法律时，“他没有模仿其他城邦，甚至与大多数城邦相反，他让人们快乐”（《斯巴达政制》（Constitution de Sparte），第一章，第2页）。

雅典的梭伦也是如此，例如，他的监管改革允许最贫穷的公民干预城市事务，并防止负债最多的公民沦为奴隶。这是迈向民主的第一步。

僭主政治有何贡献呢？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贵族寡头政治和随之而来的民众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但这还不是全部，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戏剧舞台上，僭主的形象始终占据最前沿的位置，并且流芳百世。

这是因为僭主体现了个人与城邦之间、强者与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之间的深刻冲突，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剧中使用“国王”一词翻译成现代语言，掩盖了希腊语原文“týrannos”）。这些作品强调了僭主的双面性，但也突出了世界在全面转型中的混乱，当中发明了新的社会准则，即城邦的社会准则，从旧的转变而来，即《荷马史诗》中英雄时代的社会准则。这种混乱标志着西方现代性进入了一个代表文明高度的时期。

档案：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先在奥林匹亚，然后在德尔斐、尼米亚和科林斯，运动会是希腊人加强联系、颂扬神灵和加强团结的机会。

根据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等人收集的晚期传统，很可能是赫拉克勒斯创立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据说这位著名的英雄在改道阿尔菲奥斯河(Alphée)后，组织了一场比赛，并用橄榄枝为获胜者戴上桂冠。运动会停办一段时间后，于公元前776年再度举办。对于古人来说，这个时间不仅仅是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年，还标志着希腊历史的开始。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将希腊历史的开端确定为第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年，这一推定年代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被普遍接受。尽管理所应当对其准确性有所保留，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从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开始，希腊人定期组织竞技［以竞技场(stadion)比赛的获胜者命名］。

象征性的奖品

桂冠。奥运会的获胜者的奖品只有一顶由奥林匹亚的橄榄树或德尔斐的月桂树等编织而成的桂冠，因为他们的主要奖励是代表了希腊的卓越。

竞技会的名声很快使其成为一场真正的赛事，吸引了来自希腊各地，包括海外殖民地的竞技者和观众。赛事发生在为纪念宙斯而举行的宗教节日期间，举办地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爱利亚(Élide)的奥林匹亚圣殿内。

这种类型的体育赛事很可能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人们经常回想起《伊利亚特》中举行的葬礼运动会：阿喀琉斯组织了一系列赛事（战车比赛、跑步、射箭、拳击、摔跤等），以纪念他亲爱的战友帕特洛克罗斯，他在特洛伊平原上被赫克托耳所杀。还有一个传说将创造运动会的故事追溯到早于赫拉克勒斯以前。这一传说将运动会的创立归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命名的来源—英雄珀罗普斯(Pélops)。

贵族遗产

根据这则创始神话，珀罗普斯在战车比赛中战胜了皮萨(Pisa)国王俄诺玛俄斯(OEnomaos)，皮萨是奥林匹亚邻镇，直到公元前572年才组织了运动会。俄诺玛俄斯向女儿希波达弥亚(Hippodamie)的追求者提出了一项挑战：无法在比赛中击败他的人将被处死。当国王与珀罗普斯比赛时，他的战车车轴被御者（驾驶战车的人）破坏了。奥运会便是为了纪念这位不幸的君主而设立的。

这些在神话中很常见的葬礼运动会，只是偶尔举办。但它们作为一种地方比赛的基础，后来激发了奥林匹亚运动会和其他泛希腊运动会的灵感。因此，奥运会被认为是古希腊贵族的主要遗产之一。

的确，尽管体育赛事并不是只允许贵族参赛，但竞技会明显是在贵族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贵族组织竞技会，制定规则，并且按照自己的标准决定要给予的奖励。这一荣誉还能提高贵族在同侪当中的声望。

对于贵族来说，这些比赛是维护和颂扬荷马旧式理想之火的一种方式，即永远追求“卓越”(aretè)。比赛还为贵族提供了展示自己绝对优势地位的理想机会。这就是我们谈论希腊人的竞技精神的原因。这个代表当时贵族心态的基本表达方式来自希腊语“agón”（“竞争”），这个词被列入竞技辞典。

奥林匹亚圣地——希腊竞技会的宗教中心

奥林匹亚的宗教中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这里举行日常仪式和各种活动，其中主要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次。这些重要活动使这一圣地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后来，诗人、音乐家和修辞学家都奔赴此地敬祝宙斯。奥林匹亚在公元前8世纪末的吸引力主要来自圣殿来访者的声望。就声誉而言，仅在奥林匹亚简单停留就远远超过了一个人在社区核心圈子中所能获得的荣誉。有钱人很清楚这一点。来自其他希腊城邦甚至殖民地的人们在展示他们功绩的同时，也确实不遗余力地在那里存放了更多、更丰富的祭品。他们从中获得的荣耀，对他们上升成为其起源城邦的首领大有助益。如若在其中一项比赛获胜，还能为他们赢得所有希腊人的钦佩和尊重。

宗教节日

此外，由于对贵族生活方式的日益推崇，贵族自己青睐的比赛也成为这些运动会的标志性项目。这种优势在品达为庆祝长期被称为“伟大运动会”的四大赛会的优胜者而创作的“胜利者颂”（奥林匹亚竞技会、皮提亚竞技会、科林斯地峡竞技会和尼米亚竞技会）中显而易见。

就像在荷马的史诗作品中，勇士们梦想通过功绩使自己不朽，奥运冠军试图通过由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或城邦派人吟诵他们荣耀的诗歌，将他们的事迹传给后人。因为虽然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比赛是事实，但他们的胜利会给其所在的城邦带来荣誉。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竞技会的获胜者可以拆除他们自己城市的部分城墙。这寓意着竞技会优胜者的城市不需要城墙来保护。城邦还承担获胜运动员的开销，并且在他们的余生中维持下去，以此赋予他们英雄的尊荣。这些体育比赛是宗教节日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宙斯通过五项全能冠军在神圣的围场点燃的火焰中现身（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奥运圣火点燃仪式）。人们还向神供奉一场百牛大祭，即以“一百头牛”作为牺牲品。为了对恩赐他们获胜的神灵表示感谢，优胜者还会进行祭祀，为祭祀神灵泼洒奠酒。

最后，在许多不同的仪式上，城邦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为神灵建造了神庙、祭坛和雕像。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雕塑家菲狄亚斯在位于神圣围场外的工作坊制作的巨大宙斯雕像（大到几乎触及神庙的天花板）。

由于其宗教性质，竞技会遵循非常具体的仪式流程。贵族组织丧葬比赛的自由不复存在，而要受到复杂细致的监管。首先一点，只有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的自由希腊人才能参赛。在赛会前的10个月里，他们被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备赛中。

泛希腊活动

参赛运动员在奥林匹亚运动会开始前1个月到达爱利亚，接受严格的训练和饮食，也许还有仪式。这项准备工作是在比赛的组织者和裁判(hellanodíkai)的监督下进行的。抵达奥林匹亚后，运动员和裁判员都在宙斯的祭坛前宣誓严格遵守比赛规则。

无论希腊世界存在何种政治分歧，此类活动都强化了共同文化的概念。从夏至后的第二个满月开始，也就是在6月底到8月初，代表团在宙斯的指引下抵达奥林匹亚的圣地。他们来自希腊各地，目的是展示他们的商品，以及他们的智力成果和艺术作品。

奥林匹亚成为进行商品交易、订立盟约和举行婚礼的地方。舞者、占卜者、江湖医生和其他各色人等——只有已婚妇女不得参加运动会——聚集在这个虽然小但是容易到达的地方，庆祝泛希腊盛会。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城邦之间通过精美的祭品相互竞争，增加了神圣围场的财富和名声。

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得禁止游客进入奥林匹亚。事实上，在节日前几天和运动会期间，城邦颁布了为期1个月的“神圣休战”(ekekheiría)。即使没有休战，这项公约也保证了参赛者和观众的队伍能够安全地往返各自的城市。公约还帮助使原本在当地范围内的活动成为泛希腊甚至国际范围的活动。因此，在12个世纪的时间中（公元前776年到公元4世纪），竞技会每4年举办一次，没有中断。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项目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规定举办不同的比赛，逐渐演变成一种标准形式。会期为7日，但至今无法确切知道比赛顺序。不过，我们知道古希腊举行的主要项目：分为田径项目——赛跑、跳远和标枪投掷，以及不同类型的赛马和摔跤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今天，其中一些项目几乎没有变化。然而，有些项目则存在差异，例如，跳远，在某些情况下尚未得到完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