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史研究所涉避諱問題錐指
——以音韻、語法爲例
漢語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即以自漢朝以來盛行的避諱而言，這一特别的文化現象在漢語的語法、音韻、詞彙等方面留下了或明或暗的烙印。漢語史的研究，有必要結合避諱的調查。這種結合之所以必不可少，至少因爲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漢語史研究所依據的某個時代的材料，大部分經過了其後各個時代的傳鈔，其中多多少少會帶上各個時代避諱的印記，從追求材料真實的角度出發，研究者必須將這些後世累加的改動剔除或還原，才能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另一方面，漢語的某些發展變化，其背後的原因正是避諱，如果不結合避諱調查來作分析研究，那麽對於這些演變的理論解釋，往往會陷入隔靴搔癢的尷尬境地。漢語的三個要素中，詞彙受避諱的影響，爲數既多，且較明顯，容易獲得關注；而語音、語法方面所涉及的避諱情况，數量不多，又稍隱蔽，難以引起注意。有鑒於此，本文嘗試通過具體的例子，從語音、語法等角度來説明漢語史研究中關注避諱調查的必要性。
語音
漢代鈔寫文書，爲避君主名諱多作改字。先秦的文獻經過漢代的傳鈔，涉諱之字多被改作他字。這種改字，如果正好發生在韻脚，則難免會使原來的韻文失韻。研究先秦古韻的人，有必要注意這一點，否則，見到處於韻脚地位而出韻的文字，不知其爲避諱所致而曲爲之説，難免南轅北轍。以前有人研究《老子》的韻文，就發生過這樣的事。
《老子》一書，在漢代因廣受推崇而被反復傳鈔，所以傳世的文本中，有很多漢代的避諱改字。例如其《德經五十四章》，通行的王弼注本，如清朝武英殿聚珍版本，便有以下的文字：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與《老子》絶大部分的文字一樣，這一段文字，原也是韻文，但因爲其中存在著漢代的避諱改字，使得個别韻脚出現了無法入韻的情况。有人不明白這一點，便想盡辦法將這種因避諱而失韻的情况硬解釋爲押韻。例如清代的毛奇齡，在他的《古今通韻》卷一中便有如下的論述：
向疑《老子》“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當是“豐”與“鄉”協，即東、陽之通。既得《易林》“功”、“國”之協，始知“鄉”、“長”，“豐”、“國”各自爲協，乃轆轤押法，猶未敢遽信也。最後讀《常武》詩，則“父”與“士”協，“國”與“戎”協，曠若發曚。蓋“國”隸職部，爲蒸之入聲，東、蒸本相通，故取爲協。然則協自有蹤迹，非偶然也。[1]
毛氏對於“國”這一入聲職部字與平聲東部的“豐”字相押的論述可信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爲毛奇齡不知道，《老子》“修之於國”的“國”字，其實原作“邦”字，他所見到的版本作“國”，是因爲漢代人傳鈔該書時，爲避高祖劉邦諱所致。我們看到從湖北荆門郭店的戰國時期楚墓中出土的竹簡《老子》[2]，對應此處的文字即作“邦”，便可判定這一諱改的事實。
毛奇齡喜歡與當時著名的學者打筆仗，正如其《古文尚書冤詞》是針對閻若璩的名著《尚書古文疏證》一書而寫的那樣，這一部《古今通韻》實專“爲排斥顧炎武《音學五書》而作”[3]。但不知道是因爲没有細讀顧氏的著作，還是刻意避而不談，總之，顧炎武在《音學五書》之一《唐韻正》卷一“四江”的“邦”字條中引用《老子》此文論證的内容，毛奇齡完全置若罔聞：
邦，古音博工反。……《老子》：修之邦，其德乃豐。（頁二三〇）
顧炎武没有説明他所引的作“修之邦”的《老子》文本是何依據。在顧炎武的時代，只有極少數的《老子》版本，還保留著這個“邦”字，如經過唐代傅奕、宋代范應元整理的古本，而其他的通行的版本已經全部改“邦”作“國”了。除了傅、范的版本可以作證外，明清的學者們大多是依據《韓非子·解老》中引《老子》的文本作“修之邦”，來説明通行本《老子》中的“國”字爲“邦”字的避諱改字。例如明代的焦竑，在其《老子翼》中論及此處的“邦”字便已指出：
“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韓非本。[4]
顧炎武判定“國”爲諱改，很可能出於同樣的依據。
毛氏不顧前人所論，不審“邦”“國”致異的原因，爲“國”與“豐”的押韻費盡心思輾轉解釋，遭到了乾嘉時期那些實事求是研究先秦古韻的學者如江永、孔廣森等人的批評。這些學者或引古本，或引《韓非子》，認爲此處原文當作“修之邦”，今本改“邦”爲“國”，乃沿襲漢代避諱所致。
江永《古韻標準》入聲第六部：
《老子》“修之於邦，其德乃豐”，别本“邦”作“國”，或是漢人避諱所改。《易林》“后稷農功，富利我國”，“國”亦是“邦”字。今人韻書引此叶“國古紅切”，誤甚。[5]
孔廣森《詩聲類》卷四“陽聲四”之“邦”字條：
案《説文解字》：“邦，从邑，丰聲。”《釋名》曰：“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邦”音同“封”明矣。《老子》“修之於國，其德乃豐”，《韓非·解老篇》引作“修之邦”，故與“豐”合韻，今本承漢避高帝諱而改耳。毛氏《古今通韻》乃謂“國”有“工”音，疏謬至此，則其他支離之説亦何足置辨！[6]
江有誥是繼段玉裁、王念孫之後研究上古音最有成就的一位學者，他在説明《老子》“修之邦”所涉及的漢諱的同時，還指出在利用古代文獻作爲古音研究的材料時，必須注意漢代人的避諱改字，有些上古韻文看似不押韻處，往往與漢人傳鈔時的避諱改字有關。他在《音學十書·古韻總論》中這樣説道：
漢人往往避諱改古書，如《詩》“下民有莊”，與下“遑”韻，《天問》“能流厥莊”與上“亡”韻，“莊”改爲“嚴”，避明帝諱也。如《老子》“修之邦”與下“豐”韻，“邦”改爲“國”，避高帝諱也。《史記》“啓”字悉改爲“開”[7]，避景帝諱也。然則古韻間有不合，未必非漢人所改。（頁二三）
江有誥的這一認識，對於研究上古音的學者來説，非常重要。因爲上古音研究所用的材料，除了出土的漢代以前的文獻以外，絶大多數傳世的文獻都曾經過漢人的傳鈔，其中不免帶有漢人的避諱改字。漢人的避諱改字，如上述“邦”改爲“國”之類，是换義近之字而求聲音的不同。這種語音上的改動，假如出現在韻脚，則不免會讓原來的韻文失韻。利用這樣的材料來作上古音的調查，如果不從避諱的角度加以考察，那很可能會使自己的調查留下遺憾。
這種遺憾，即使是對江有誥這樣的學者來説，也似乎難免。雖然在揭示《老子》中漢人避高帝名而改“邦”“國”的同時，江有誥也指出了《史記》中有爲避景帝名而改“啓”爲“開”的事實，但他自己在爲調查《老子》一書的用韻所作的《老子韻讀》中，對《老子》二十七章中涉及“開”字的一段韻文，却並没有從避諱的角度加以説明：
善行無轍
善言無瑕
音滴善計不用籌
初益反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鍵無繩約而不可
音擊支部。（頁一六四）
從該韻譜可以看出，江有誥認爲這段文字的韻脚分别爲“迹”“謫”“策”“解”四字，押的是支部韻。然而，這裏有一個問題，即其中的“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一句，既夾在韻文之中，又自成一句，照例不應該不入韻，换句話説，“開”字的不入韻，非常可疑。
儘管可疑，但從江有誥的時代所取得的古音學的研究成果來看，“開”字則確實不能與“迹”“謫”“策”“解”相押。江有誥本人在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的潛心鑽研，將上古韻分成二十一部，其中支、脂、之三部各自獨立，根據他的《音學十書》中所列《古韻廿一部總目》，唐韻中平聲咍韻的全部，包括“開”字，在他的上古韻分部中屬於之部。從江有誥所列的這份《老子》韻譜來看，他可能覺得上古韻中之部的“開”字，是不能與支部的“迹”“謫”“策”“解”等字通押的，因此在韻譜中將“開”字排除在韻脚之外。
江有誥是一位態度非常認真的學者，他既定了支、脂、之三分，便不再强求此處“開”字的入韻。事實上，在通篇押韻的篇章裏，夾了一句不韻的句子，總會讓人覺得别扭，所以有人將“開”字看作韻字，與“迹”“謫”“策”“解”相押，如奚侗；也有人將這一段文字分成兩韻，將“開”與“解”單獨作爲一韻，如陳柱與高本漢[8]。
現在，我們有了出土的郭店楚簡《老子》、馬王堆帛書《老子》以及北京大學獲贈的西漢竹簡《老子》來作校勘，便可以知道，傳世的《老子》文本中的“開”字，在上述古本中多寫作“啓”字，今本寫作“開”，是爲避漢景帝劉啓的名諱而作的改字。上述古本《老子》中，除了楚簡本殘闕外，馬王堆帛書甲、乙二本[9]，北京大學的西漢竹簡[10]，涉及上述傳世《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一句的文字，對應“開”字的，全部作“啓”。
恢復了這個“啓”字，那麽這段文字的用韻就必須重新審視。“啓”在《廣韻》屬於上聲薺韻，江有誥的《古韻廿一部總目》，將唐韻齊薺霽三韻之半歸入古韻支部，這三韻的另一半則歸入古韻脂部。雖然他没有具體説明這三韻具體是哪些字歸入了支部，但有了這一條材料，在保持支脂之三分的前提下，從押韻的角度來看，恐怕是將屬薺韻的這個“啓”字歸入支部更合乎上古音的事實吧。
毛奇齡在清代康乾時期，堪稱“大師”。他對古韻研究的成果，即上述《古今通韻》一書，曾進呈給康熙皇帝御覽，并得到褒奬[11]，到了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的時候，該書與毛氏爲數衆多的著作一起被收入其中。儘管如此，這等不顧材料中的避諱事實而曲爲之説的做法，還是爲崇尚實事求是的當朝學者如孔廣森等所不齒。
與毛奇齡相比，江有誥在没有讀過戴震、孔廣森著作的情况下，獨自在古音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能够與兩位的發明不謀而合，如此閉門造車而出門合轍，最足以説明他的治學態度之嚴謹以及方法之得當。他對於古音研究中所涉及的避諱問題的認識，即使到今天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至於他對於傳世《老子》二十七章中的“開”字的失韻，不著一字，儘管讓人有所遺憾，但其實也無可指責。或許他對於“開”字的出韻也是有疑問的，只不過他没有將這個疑問形諸文字而已，因爲在他所處的時代，無從獲得這個“開”字是漢人諱改“啓”字所致的文本證據，儘管江有誥很清楚漢人會因避景帝諱改“啓”作“開”，但在没有具體材料佐證的情况下，他采取闕而不論的處理，這種多聞闕疑的態度，相比毛奇齡的師心自用，更應該爲真正的學者所取法。
語法
對於漢語語法演變的研究，往往表現爲只争一字（當然其性質是詞），如果這個字正好涉及避諱改字，則麻煩也隨之而來。
一九三四年，剛從北京大學畢業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丁聲樹，撰寫了《釋否定詞“弗”“不”》一文。該文在分析《周易》《詩經》《左傳》《禮記》《論語》《孟子》《國語》《墨子》等多種先秦文獻中“弗”“不”二字的大量用例之後，將這兩個否定詞在語法上的區别，歸納爲四條：
一、“弗”字只用在省去賓語的外動詞或省去賓語的介詞之上。
二、内動詞，帶賓語的外動詞，帶有賓語的介詞，上面只用“不”字而不用“弗”字。
三、狀詞（形容詞副詞）之上也只用“不”字而不用“弗”字。
四、由這種情形看起來，“弗”字似乎是一個含有“代名詞性的賓語”的否定詞，略與“不之”二字相當；“不”字則只是一個單純的否定詞。
該文在一九三五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刊登後，引起了語言學界的很大的反響，迄今爲止，中外學者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持續不斷。支持丁説的論著主要有王力《中國文法學初探》（《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一九三六）、吕叔湘《論毋與勿》（《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九四一）、王力《漢語史稿》之《第三十八節 形容詞和副詞的發展》（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八）、仲叔《“弗”字的先秦用法》（《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第二期，一九八三）、黄岳洲《〈尚書〉“弗”字用法研究》（《語文研究》第四期，一九八六）等，反對丁説的則主要有黄景欣《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語言研究》第三期，一九五八）等。
因爲包括丁文在内的上述論著，在比較“弗”“不”二字語法區别時，使用的語料都是經過了歷代傳鈔而流傳至今的先秦文獻，所以，現在筆者不得不説：這些論證都是不可靠的。原因是其論證的焦點，即“弗”字，涉及了漢代的避諱改字。
“弗”是漢昭帝的名字。《漢書·武帝紀》載，武帝臨終前，册立幼子劉弗陵爲太子，據顔師古注引張晏説可知，其後因爲“弗陵”二名難諱，故但名爲“弗”。同書《昭帝紀》顔注引荀悦説，謂“諱弗之字曰不”。也就是説，在昭帝即位以後，漢人爲避諱其名，傳鈔文書時會用“不”字來替代“弗”字。
我們檢閲出土的鈔於漢昭帝以前的文獻，比如郭店楚簡《老子》、馬王堆帛書《老子》及北京大學藏竹簡《老子》，可以發現，上述古本《老子》中，有大量的“弗”字，在傳世的其他《老子》版本中，已改作“不”字。筆者將上述古本《老子》中出現的“弗”字與傳世本《老子》中相應的文字作了校勘，製成了下面的表格：
《老子》諸本“弗”“不”異文表
續表
續表
從該表可以看出，出土的古本《老子》中大量的“弗”字，在傳世的《老子》版本中，絶大多數被改成了“不”字，僅有一二處“弗”字保留。如果我們只拿傳世的《老子》作爲語料來比較“弗”“不”二字在語法上的區别，得出的結論，顯然是不可信的。
這種改“弗”作“不”的情况，不只發生在《老子》一書，其他經過漢人傳抄的經典也不乏其例。
例如《論語》一書，如果拿一九七三年在河北定州出土的竹簡本《論語》與傳世的今本相校，便同樣會發現今本中有大量的改“弗”爲“不”的情况存在，如今本《爲政》篇中“不知爲不知”，簡本實作“弗智爲弗智”[12]，等等。此簡本《論語》出於漢中山懷王劉脩之墓，抄寫年代至遲應在五鳳三年（前55）之前，從此簡本《論語》只避“邦”字而不避其他漢諱來看，很可能抄成於西漢初年。此簡本中所保留的與今本“不”字相對應的“弗”字，反映了傳世的《論語》文本經過漢人傳鈔後避昭帝諱改字的事實。
憑借出土的文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漢人改“弗”爲“不”的事實。不過，即使只依據傳世的文獻，我們也可以推知，這種避諱改字的情况在流傳至今的先秦文獻文本中，也有大量存在。
例如《漢書·五行志》中有不少引用《左傳》的文字，如果我們拿這些引用的文字與傳世的《左傳》文本相校，則會發現，今本《左傳》中的很多“不”字，在《漢書·五行志》中實作“弗”。
例如《漢書》卷二七《五行志》：
《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頁一三五六）[13]
其中“弗及”二字，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左傳正義》卷七桓公十三年作“不及”。
又《五行志》：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頁一三六〇）
其中“弗聽”二字，《史記·魯周公世家》（頁一五三九）同，而阮刻《左傳正義》卷四十襄公三十一年作“不聽”。
又《五行志》：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子贛曰：“……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頁一三八五）
其中“弗能用”三字，阮刻《左傳正義》卷六十哀公十六年作“不能用”（頁二一七七）。
出現這種情况，大概是因爲到了《漢書》成書的年代，可以不避昭帝的名諱了。根據這些例子，恐怕我們有理由懷疑，今本《左傳》中的有些“不”字，有可能是漢人的諱改，漢代以前的文本原作“弗”字。
上述討論“弗”“不”二字語法區别的文章，用來作爲論證語料的，都是那些傳世的先秦文獻的文本，而這些文本，又都經過了漢代人的傳鈔。漢人傳鈔這些文獻的時候，難免會像傳鈔《老子》《論語》那樣，爲了避漢昭帝的名諱，而將其中的很多“弗”字改成“不”。因此，上述文章中對傳世的先秦文獻中“弗”“不”二字的統計，并不能真實反映先秦漢語中兩字的實際使用情况。經過漢人諱改後的先秦文獻的文本，其中的不少“不”字，原實作“弗”，這些“不”字，顯然具有“弗”字的性質，其所體現的語法特點，實際上爲“弗”字所有。换句話説，利用這樣的文本來給“弗”“不”二字作統計歸納，那麽“弗”字的所有語法特點，至少在一部分“不”字上也會完全體現出來，因此，以這部分“不”字來與“弗”字作語法功能的比較，實際上是在對同一對象作“比較”，那當然是没有意義的。因爲這樣的原因，上述文章中的結論，無論其正反，也都是不可輕信的。
丁聲樹先生寫作《釋否定詞“弗”“不”》一文時，年僅二十五歲；此文的發表，在一定程度上爲他奠定了在語言學界的地位。丁先生終其一生，治學十分嚴謹，與之長期共事的吕叔湘先生對此最爲瞭解，曾稱贊他“懸格太高，要能顛撲不破才肯拿出來”[14]。我們看丁先生的著作，便會覺得吕先生所説并非虚譽。即使是本文討論的這一篇文章，其通過統計來作分析的研究方法無疑是正確的，唯一的遺憾，是用於統計的材料，因爲涉及到避諱，而帶有了後人淆亂的成分在，並不能真實地反映出調查對象的實際情况而已。這在以嚴謹著稱的丁先生來説，不過是白璧微瑕。晚年的丁先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便困於病榻，無法再從事學術研究。相信如果丁先生看到這些自八十年代以來陸續發表的出土文獻中所存在的“弗”字的話，他一定會對他早年所寫的這一篇文章有所反思的。
至於“不”“弗”二字的語法區别，正如段玉裁在注《説文解字》“不”字時指出的那樣，二字的聲音在上古時截然有别，因此，這兩個字所記録的，一定是兩個不同的詞。這兩個詞雖然都有否定的意義，但從出土的鈔寫於漢昭帝以前的古本《老子》《論語》等文獻中“弗”“不”二字並存的情况來看，二者理應有語法上的區别。不過要比較這樣的區别，最好是不用那些受到後人改動的傳世的文本，而只用可以確認是傳鈔於漢昭帝以前的文本，以此作爲調查材料所得出的結論，才有可能更接近事實。
學術研究中，如果材料有誤，那麽所有建立在材料基礎之上的工作便都失去了意義，因此，對研究材料作甄别分析，儘可能保證其真實可信，是從事一切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工作。出於這樣的考慮，在漢語史研究過程中，關注調查所使用的語料是否涉及避諱的問題，理應成爲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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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
〔漢〕班固撰：《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
〔明〕焦竑撰：《老子翼》，《金陵叢書》甲集。
〔清〕顧炎武撰：《音學五書》，中華書局，1982年。
〔清〕江永撰：《古韻標準》，《粤雅堂叢書》第四集。
〔清〕毛奇齡撰：《古今通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孔廣森：《詩聲類》，《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清〕江有誥撰：《音學十書》，中華書局，1993年。
荆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
朱謙之撰：《老子校釋》，《新編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84年。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朱鳳翰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三，册二四二，頁二五。
[2] 《郭店楚墓竹簡》頁八（圖版），頁一一八（釋文）。
[3]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三《古今通韻》，頁三六八。
[4] 《老子翼》卷五，《金陵叢書》甲集之四。
[5] 《古韻標準》卷四，《粤雅堂叢書》第四集。
[6] 《詩聲類》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册二四六，頁四〇七。
[7] 傳世《史記》中尚多有“啓”字，如《夏本紀》禹之子名啓等，實未悉改也。
[8] 奚、陳、高三人有關此文韻讀，參見朱謙之《老子校釋·道經二十七章》，頁一一〇至一一一。
[9]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甲本頁一二（釋文），簡一四五（圖版），乙本頁九七（釋文），簡二四二（圖版）。
[10]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頁九七（簡號一九二）。
[11] 事見《清史稿·儒林二·毛奇齡傳》，頁一三一七五。
[12]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頁一二。
[13] 本書所引諸正史文字，除特别説明外，均來自於中華書局點校整理本，并標注頁碼，以便檢核。
[14] 《中國語文》第四期，一九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