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业合作模式多元,调动资源并行发力
(一)精准聚焦深入对接,细分领域谋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存在着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失衡,为改善这一现状,首先要推动先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调整生产结构。不仅要协调好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还要对投入各个生产要素产生的结果予以综合考虑,以此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一带一路”倡议不断集合沿线国家的发展规划,促进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从战略规划到项目落地,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产业合作已经体现出聚焦具体需求、挖掘合作深度的特点,为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增长发展,推动对外经贸产业合作,助力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及数字化升级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战略层面来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不仅仅停留在整体规划层面,而是在各个具体领域进行深入对接;从合作过程来看,制度创新、环境优化、安全保障、绿色发展等配套措施越来越受重视;从具体项目来看,除重大项目外,服务于民生与各行业的保全性、提升性、服务性项目越来越多,从具体层面满足、刺激、扩大需求。随着产业合作逐渐精细化,“一带一路”产业合作领域有了更多、更详细的选择,需更加重视国际产能管理,除正常的产能合作外,应避免国际落后产能的扩大、降低合作水平,注重保障知识产权归属,维护市场参与秩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由于沿线各国的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发展水平与标准不统一,对知识产权的归属和维权也应相应地予以重视。
(二)汇聚三方市场合力,资源协同筑高地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东南亚和非洲等相对落后的国家,可选择各方优势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实现“1+1+1>3”的效应。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等要素以获取劳动力,不仅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对管理技术和资金的需求,还能唤起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各相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先进技术和产能会随着第三方市场合作关系的形成而实现互补,并助力发展中国家建设,实现多方共赢。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分类生产,增强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有利于控制项目成本、提高质量,促使项目尽快落地。正因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市场、企业、政府均对此种合作模式表示赞同。许多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以联和融资、联和投资、联和投标、供应链合作的方式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还有许多国家利用第三方市场合作参与到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为国与国之间创造更多的合作交流平台,引导市场发挥叠加效应。
当前,第三方市场合作为我国形成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模式提供了更多的外交方式。截至2020年4月,我国已与欧盟多国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2015年以来,我国陆续与他国签订第三方市场合作声明,自此,一系列合作项目接连启动,如非洲和亚洲就曾得到了法国储蓄银行与中投公司联和投资的20亿欧元投资款;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则连接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法国的欧瑞泽基金集团(私募基金性质)、巴黎银行与中投公司成立了“中法产业合作基金”,用以对欧洲大陆进行投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日本三菱日联银行通过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实现了在东盟地区开展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毛里求斯清洁能源项目获得了法国国家投资银行与中投公司的融资服务;中东、土耳其、中亚、北非等数个天然气和电站项目获得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以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与中国信保提供的融资服务等。
(三)多方携手资金融通,普惠金融新力量
资金融通是我国对外产业合作面临的最需重视的问题之一。随着国际金融规则从单边走向多边,金融合作成为解决沿线产业合作资金供给问题的有效路径。2020年以来,多边金融合作在产业投融资以及倡导绿色金融发展与治理等方面陆续获得佳绩。据统计,“一带一路”相关国际性基金共有将近30支,总体资金池规模约合1万亿元(见表1-2)。
表1-2 “一带一路”相关国际性基金一览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分析整理。
投融资方面,众多基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元,并于2018年与欧洲投资基金一起组建中欧共同投资基金,使“一带一路”项目能够同欧洲“容克规划”彼此协调共进。2018年,中英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2020年,该原则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40多个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参与会议,成员持有或管理的总资产已超过41万亿美元。绿色投融资涵盖领域较广,发展越发成熟,如在绿色金融资金方面,光大集团设立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在资产治理方面,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为参与各方提供自愿采用的债务分析工具,以此提升债务管理水平,实现长期投融资发展;在平台建设方面,“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项目组计划设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组织,动员私人资本入股绿色投资,以此来帮助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参与到低碳环保产业的建设进程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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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宇弘,硕士,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合作、产业政策、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