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

事先说明，我不是专业的地产开发商，也不是拥有专业背景的设计师、空间规划师、建筑历史学家、环境心理学家，更不是研究亲生命性（biophilia）(2)的专家。不过，作为建筑师的儿子，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是在建筑工地里度过的。即便如此，我仍然是那种连往墙上挂幅画都会弄伤自己的人。本书中，我会尽量避免自以为是的论调，毕竟写作的过程是在与读者对话，也是在与自己对话。

我一直深知设计的重要性。小时候，每周我都会陪妈妈去超市采购，我的主要作用就是趁妈妈不注意，把巧克力脆皮雪糕和芝士装到购物车里。有一次，我需要买一把新牙刷，我和妈妈在洗漱用品的货架旁挑选了很久，仔细对比牙刷的颜色、材质和每个型号的人体工学设计，这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父母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买既不好看又不好用的东西，他们也不断给我灌输他们的这种购物理念。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有句名言：“如果你想要一条万金油式的黄金法则，那就是不实用或不好看的东西，家里一律不留。”这句格言绝对是我有意和无意中都在坚守和实践的，而关注设计的习惯似乎一直流淌在我家族的血液里。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爵士是20世纪英国建筑领域的代表人物，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英国建筑联盟学院的院长，还是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的院士。与知名设计师瑟奇·切尔马耶夫（Serge Chermayeff）、韦尔斯·科茨（Wells Coates）和伯特霍尔德·鲁贝金（Berthold Lubetkin）等人一样，爷爷还是英国现代建筑研究学会（Modern Architectural Research Society）的成员。

虽然爷爷去世时我只有6岁，但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让我懂得一切皆有可能。小时候，我只觉得爷爷是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员，留着精致的胡子，我们因此都叫他“胡子爷爷”。到了十几岁，我才发现他也是一名重要的社会成员。我参观过他最著名的作品——位于利物浦的大都会基督国王大教堂，这座教堂因其荆棘之冠的标志性轮廓，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爱尔兰人的棚屋（Paddy's Wigwam），它与附近的由吉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Giles Gilbert Scott）设计的圣公会大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斯科特设计的教堂凭借庞大的建筑规模收获了游客们的连连赞叹，那么，爷爷设计的教堂则是依靠简洁的建筑形式和精美的设计细节达到了同等效果。爸爸当初特意把我从伦敦接过去参观这座教堂，这次经历成为我最难忘的儿时回忆。

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有意为之，与我步入婚姻的那个人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我的妻子费伊·图古德（Faye Toogood）自称“修补匠”，并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间工作室，专门经营时尚、家具、室内设计和雕塑相关的业务。多年来，我们一起改造了许多住宅，从卡姆登铁路旁的一个地下公寓，到南唐斯国家公园的庄园，我们一边犯错，一边携手成长。

每所房子对我们来说都意义非凡。费伊和我在2009年搬进伊斯灵顿的联排别墅后不久，我发现与我相识最久的朋友杰德（Jedd）就是在这栋别墅里出生的。更巧的是，在杰德来到这个世界的35年后，我们的大女儿因迪戈（Indigo）在他生日当天也在这里降生了。那时，房子还在翻修中，我仍记得，当时我立即请工人先停止打钻，好让妻子专心分娩。

2020年春，整座城市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封闭期间，我们住在温切斯特的一处公寓里。这时，我们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雷恩（Wren）和埃塔（Etta）。所以，我们不仅有一对婴儿需要照顾，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家上网课，还有两个公司需要经营。家里一下子乱了套：意大利面从煮锅中“喷涌而出”，孩子的便盆下“尿流如溪”，场面极其混乱。有人提议在居家隔离的时候读一读《战争与和平》，但我们家是真真切切地上演着战争与和平，哪里还有闲心读书呢？

对很多人来说，疫情的封锁放大了各自生活环境中的缺陷（对我而言，没有一个正经的花园是我家致命的缺憾）。所以，防疫政策放松之后，地产市场直接崩盘也就不稀奇了。另外，还有的人对家有了新的理解，包括我的商业伙伴阿尔伯特。他这样写道：

居家隔离期间，我们终于有了时间和精力好好体验一下家庭生活。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家里的瑕疵，而是日常的小幸运。比如阳光透过树木，将晚霞洒落在墙上，或是我们坐在扶椅上，得以享受前所未有的舒适时光。外面的世界渐渐远去，周遭不再嘈杂，无须争抢，也不再有过多的奢望，享受你当下拥有的一切便足矣。动荡时期的家，好比汹涌海面上的救生船，当你环顾整个家，就会发现家是那么美好，也许还会发现自己以前在家缺少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巨大的龟背竹本是生长在墨西哥热带雨林的植物，之前一直挤在我家客厅的角落，现在它终于换上了更适宜生长的大花盆。我们终于有时间一一擦净沾满尘土的窗户，清理堆满过期文件和旧衣服的柜子，就算它没被清理掉，至少也能让我们肯定一下它的“忍辱负重”。墙上挂着的那些我一直不喜欢的照片，也终于可以“光荣下岗”了。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几乎所有人在家的时间都比以前更多了，对家的要求也更高了。美国未来学大师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早在1980年就预见了这种情况。他说道：

我相信，家将在人类文明中承担起意想不到的重要角色。生产消费者的兴起，电子化住宅的普及，全新商业组织架构的诞生，生产的自动化和去大众化，都让“家”摇身一变，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的经济、医疗、教育和社会功能也将不断凸显。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家是庇护所，是休养生息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真正地做自己。除了家人和朋友，我认为房子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英国环境心理学家莉莉·伯恩海默（Lily Bernheimer）相信：

人和房子之间的情感联结可以像人与人之间的一样坚固。家的环境是影响我们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作为杂志记者和创业者，过去20年间，我都在深入探访每座住宅，探索人们家里的各个角落，走进每一间食品储藏室，聆听房子背后的故事。我想要了解房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生活中会用到哪些物品，我更想听他们讲述各自的故事，什么能使他们感到快乐。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我从中获益良多。每一栋房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也想帮助正在读本书的你，书写关于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