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版序言

当《纪念》一书于1982年出版的时候，我认为它最多只能吸引一小部分读者，收到一些严肃的书评，而——这正是学术界最正常的期待——实现一种不太大的、短暂的自尊心上的满足。然而令我相当惊讶的是，这本书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圈子，在学者和普通读者、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中传播开来，并且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和德语。关于《纪念》，或者关于其主题的研讨会在巴黎召开，在卫斯理大学、波士顿大学和海法大学召开。我最短小的一本书却走得最远。

无论其具有何种优点，我只能将对于《纪念》的接受理解为环境的原因——可以说，《纪念》出现在一个公认的“恰当的时间”。虽然我一直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工作，但是，当我在1984年12月抵达巴黎参加“记忆与历史”研讨会的时候，1我发现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专注于集体记忆和历史书写的问题；只不过我显然是公开且明确地提出一些问题的第一人。我可以给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在写作《纪念》的时候并不知道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早就已经发起一个关于法国集体记忆（或者说多重记忆）的权威合作项目，题为《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其中四卷已经出版，还有三卷尚未出版。2尽管研究的史料不尽相同，诺拉“记忆之场”的概念与我在第二章所说的“记忆的载体”非常相似。3这样一些例证，加上还有其他一些可提及的例子，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巧合，却指向了一种已经发展成熟的文化氛围，足以开展这类研究。

我曾说过这本书“部分是历史，部分是告解和信条”。有评论家将我的这句话理解为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不去理会这种误解，对《纪念》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赞许的。不过，有两个例外值得一提。

一是有人指责我低估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历史意识，因为我没有基于这一点将他们与同时代的非犹太人进行比较。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些评论家未能区分历史意识和对历史事件的实际记录与解释，因此不理解本书的基本前提以及我写作此书的部分原因（另见下文更为具体的论述，第31—34页(1)）。

另一个更严重的指责是，《纪念》代表了对现代历史学学科本身的控诉和否定，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只是力求把历史编纂与集体记忆区分开来，我认为两者无法用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当然，我对现代历史学也曾表达出一些“不满”，但我认为这足以证明我将继续把我的一生奉献给史学研究。你完全可以料想到，任何严肃认真的读者都能够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上述这种现代批判性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是不可能写出《纪念》这本书的。那我又怎会如一些人所说的放弃现代史学？

我提及这些对我的指责仅仅是为了进一步澄清观点。我当然不是不能够受到批评，总的来说，我得到的评价远比我想象的要温和许多。部分出于该原因，我想有必要在此版中增加一篇较新的文章。1987年6月3日，我参加了在原华幽梦修道院举行的一次会议，与会者还包括雅克·勒高夫、皮埃尔·诺拉、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妮可·洛劳（Nicole Loraux）、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和亨利·罗索（Henry Rousso）等。会议的主题是“遗忘的用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论文以此为题在巴黎结集出版。4我论文的英文文稿在这里作为《纪念》的后记呈现。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恰当。我的这篇《关于遗忘的反思》，其核心是通过集体记忆的反面镜像对其进一步展开讨论。我相信，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应当可以消除那些对我的怀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这一版的《纪念》完全保留了第一版的文稿，除了修正我记忆中的一个小错误之外，没有作任何改动。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中的富内斯当然是乌拉圭人，不是阿根廷人。

我要感谢哈罗德·布鲁姆为此版本所作的导言，极高地提升了此版的声誉。《纪念》能够得到这样一位精通文学的天才如同万花筒般的解读，他的智慧是我长久以来都极为欣赏的。与此同时，我的想法得到了充分理解与严谨的重视，对我而言，这既令我感动又对我有所启迪。

于哥伦比亚大学

约·哈·耶

犹太历5749年/公历1988年

(1)　此处为原书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