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俄的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公元前7—前5世纪）137
迈克·罗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著 卓文静译
最早提到南俄的希腊和亚述的历史典故是公元前8与前7世纪的。这些典故告诉我们，当时有两个民族——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在南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不仅是在南俄历史中。相关的亚述文献（神谕、书信和编年史）属于萨尔贡二世（Sargon II）、赛纳克里布（Sennacherib）、 以萨哈顿（Esarhaddon）以及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统治时期，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下半叶至前7世纪，它们向我们展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两大古国——伽勒底人的凡王国（the Chaldian Kingdom of Van，位于亚美尼亚高原）和亚述帝国——的历史中的动乱时期。
印欧语部族从东部和北部向这些王国的边境线推进。这些部族常常被称为吉米莱人（Gimirra，即辛梅里安人）和阿息库兹人（Ashguzai，即斯基泰人）。他们起初从北部攻打伽勒底人，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进，最终攻占了凡王国和亚述帝国的东部地区。
我不能用太长的篇幅来讲述这段历史。我们知道辛梅里安人最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期就已经闯入凡王国边境，入侵其部分领土，并且成功地与凡王国居民融合。凡王国在该世纪的后期（公元前714年之后）因与萨尔贡二世的战争而变得衰弱。公元前7世纪初期，当鲁萨斯二世（Rusas II）为凡王国国王、以萨哈顿和亚述巴尼拔为亚述国王的时候，辛梅里安人联合鲁萨斯二世及一些印欧语部族，如米底人（Medes）、曼努亚人（Mannaean）和萨克迪安人（Sakerdian），向亚述帝国发起猛烈的攻击。有理由假定这场战争部分缘于斯基泰人施加的沉重压力，他们在东部大规模地向凡王国及其东边的邻国推进。斯基泰人和亚述人的共同利益驱使以萨哈顿和斯基泰国王巴尔塔图瓦（Bartatua）结盟，巴尔塔图瓦毫无疑问针对的是伽勒底人和辛梅里安人的联盟。亚述的敌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以及斯基泰人随后的推进，迫使辛梅里安人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入侵小亚细亚，在那里他们遭遇亚述支持的吕底亚王国的抵抗。被击退的辛梅里安人在公元前652年重新发动攻势，成功摧毁吕底亚王国，并将小亚细亚东部洗劫一空。大约在公元前637年，亚述人发起新一轮进攻，斯基泰人也成功推进，从而瓦解了辛梅里安人的政权，迫使其疆域退缩至卡帕多西亚的部分地区，该地区一直都生活着辛梅里安人：卡帕多西亚总是被亚美尼亚人称为吉米（Gimir）。这回轮到斯基泰人了：他们将恐怖和破坏带到小亚细亚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他们统治了28年的南部和东部。这个地区的一些区域被斯基泰人长期占领，亚美尼亚的萨卡塞尼（Sakasene）和斯基泰尼（Skythene）总是住满了斯基泰人部族。这两次可怕的入侵导致小亚细亚陷入的无序状态，最终由米底人以及其后的波斯人结束。
亚述的上述传说，已被本书第一章提及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关于这些事件，我们还有另一些传说可以和此类亚述传说进行比较，这里指的是希腊传说，然而它们不是从亚洲历史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居住于黑海北岸的希腊人的角度出发。我们从《奥德赛》中获知有人将在尤克森海（the Euxine）沿岸的一片雾气弥漫、不见阳光的神秘地带里居住的人们称为辛梅里安人。希腊神话总是把黑海（尤克森海）与亡灵世界联系起来。阿喀琉斯（Achilles）的白岛（the White Island）、希伯尔波利安人（Hyperboreans）的领地、克里米亚，都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国家和地区，英雄的魂灵就居住在那里。《奥德赛》的描述也是如此，尽管作者可能已经清楚地打听到现实中的辛梅里安人就居住在黑海北岸。稍晚一点的希腊历史和希腊地理著作，则将希腊的一些历史传说，与公元前7世纪发生在亚洲的那些事情的久远回忆结合在一起。这些传说我指的是讲述尼努斯（Ninus）帝国和塞索斯特利斯（Sesostris）帝国故事的传说。将传奇故事与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事件融为一体的尝试有很多。就我个人来看，我相信这些传奇确实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历史趋势，但是很难断定其确切年代。我不得不从多多少少有点可能性的假设中做出选择，我推测其年代属于亚述王朝和埃及王朝的晚期，在那时他们击退了斯基泰人的进攻，从这些传奇中可知他们正急于证明他们统治的合理性，因为其统治在伊朗人的攻击下显得岌岌可危。我估计这些传奇是在那个时期从东方传播到了西方，并且成为希腊历史传说中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希腊传说讲述了南俄被斯基泰人征服，以及斯基泰人与辛梅里安人之间争斗的故事，这些传说接近真相。可以假设，这些传说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在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里逐渐形成，而且是以古老的本土传说为基础的。
这些传说的一些遗音被希罗多德（Herodotus）和斯特拉波（Strabo）记载了下来，他们告诉我们黑海岸边有一个强大的辛梅里安王国，它占据了黑海的北岸，它的中心位于刻赤海峡的两岸。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命名了几个地区，这些地区稍后属于与辛梅里安人密切相关的博斯普鲁斯王国：刻赤海峡在希腊传说中一直被称为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潘提卡彭（Panticapaeum）附近的一部分海峡，被称为辛梅里安码头；海峡上的一些防御工事，被称为辛梅里安古堡；这一整片地区，尤其是塔曼半岛的北部地区，被希罗多德描述为辛梅里安人的领地，北部地区通过一道相信是属于辛梅里安人的土墙和半岛的其余部分隔开；最后是位于海峡两岸的两座城镇，被称为辛梅里贡（Kimmerikon）或辛梅里尔（Kimmerie）。
欧文·罗德（Erwin Rohde）认为这些传说与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国王们有关，因为国王们好古风，急于让王国与荷马史诗式的传说扯上关系。不能否认，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僭主和子民们都是浪漫且小心翼翼地看待这些将王国与亚马逊族、独目巨人（Arimaspian）和辛梅里安人联系在一起的传说。我们不由地想起成百上千件属于所谓的刻赤风格的古瓶，它们是红绘瓶画衰败时期的作品，描绘了亚马逊族女战士与希腊人的搏斗，以及独目巨人与格里芬的格斗。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所有这些传说都由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僭主们创作。统治者和臣民们只不过是利用了已经存在的传说，然后在他们的手工制品和文学作品中反复传诵它们。如亚马逊族和独目巨人的传说，那些地名毫无疑问让人联想到公元前6或前7世纪的辛梅里安人，我们不可能假设当时最早期的希腊殖民者有着仿古癖好，或者假设他们对辛梅里安人抱有一种特别的热情。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些殖民者抵达他们的新家园时，在那里发现了辛梅里安人留下的深刻且真实的印记。
希罗多德也许利用了早期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米利都（Miletus）的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的作品，所以才能讲述辛梅里安王国在最后时刻的故事。斯基泰人将他们打败，沿着黑海的海岸线将他们驱赶至小亚细亚。尽管希罗多德的描述夹杂了许多传说，但还是合理和可信的。我们已经提到过斯基泰人对亚述东部的进犯。挺进中的一部分斯基泰部族，很可能夹杂了一些蒙古语部族，他们沿着里海两岸同时行进：一部分穿过里海北岸涌入南俄，另一部分从里海南部的沿海地区奔向凡王国和亚述帝国。
是斯基泰人的这次进攻将辛梅里安人驱赶至高加索和凡王国吗？未必。克里米亚与北高加索的往来，以及克里米亚与外高加索—凡王国——的往来一直很频繁，我们在第二章里提及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这些往来，由此我们可以假设辛梅里安人向南和向西的迁移开始得很早，远在斯基泰人进攻之前。这些长距离的远征和征服，可能使黑海沿岸的辛梅里安中心变得虚弱，导致斯基泰人能将辛梅里安王国一分为二，并且在南方和西方切断了辛梅里安王国的扩张部分与总部——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的联系之后，一个接一个地削弱和摧毁其两翼。我倾向于这个推测而不是希罗多德的描述的原因是基于事实，根据亚述文献记载，辛梅里安人在凡王国的动作远在斯基泰人的进攻之前：辛梅里安人出现在亚洲大约是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而斯基泰人直到以萨哈顿当政时才在亚述纪念碑中出现。这个假设也被斯特拉波证实，他提到辛梅里安人入侵小亚细亚时取道色雷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意味着有一支辛梅里安人在第聂伯河河口附近定居并且后来被斯基泰人逐出该地区，这一支辛梅里安人也被记载于希罗多德引用的典籍之中，他们的存在见证了辛梅里安帝国的扩张历史。然而，也许可以因此确认斯基泰人在南俄草原占领了原本属于辛梅里安人的整片区域。但是，我怀疑斯基泰人是否成功地把辛梅里安人从塔曼半岛中驱逐出去，是否只是占领了居住着陶利安人的克里米亚高原地区。希腊的作家们常常复述一个非常晦涩的传说，传说描述了斯基泰人与居住在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沿岸和亚速海沿岸的迈奥特人（Maeotian）和辛迪安人（Sindian），尤其是与辛迪安人之间的激烈对抗。萨乌罗马泰人（Sauromatian）起源的传说我已在第二章提及，希罗多德讲述了斯基泰人与其对手长期对抗的另一个传说，根据他的描述，斯基泰人的对手是女斯基泰人与奴隶的儿子，而据其他非常古老的典籍记载，斯基泰人的对手是辛迪安人；这些传说暗示斯基泰人不可能深入塔曼半岛，因为其一侧以沼泽地为天然防线，另一侧是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斯基泰人甚至试图在冬天穿越海峡，但是可能没有成功。辛梅里安人和辛迪安人的有效防御使他们继续保持独立。
根据上文所引用的材料可以推断，辛梅里安人定居于黑海沿岸的时间非常长，以致他们在被驱逐时仍然能在身后留下众多遗存。很遗憾我们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既没有他们首次出现在南俄时的，也没有他们停留了多长时间的。他们是修建葬有屈肢死者的墓葬的土著民的后人，还是来自北方、西方或者东方的征服者？这个问题与识别他们的族属一样具有难度。某些迹象引导我们从众多的辛梅里安人中识别出一个或多个古印欧人，也许是色雷斯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斯特拉波的一段作品，将辛梅里安人和特雷里安人（Trerians）混为一谈，但是特雷里安人当然属于色雷斯人。另一方面，王室名册上的名字，如泰尤斯巴（Teuspa），似乎属于伊朗语，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伊朗人出身的肯定。我倾向于前一个假设，基于以下理由。在亚述文献中，在希腊作家撰写的可以追溯到可靠来源的记载之中，从未将辛梅里安人与斯基泰人混淆。另一方面，一些事实只能用色雷斯人血统来解释：首先，罗马时期的塔奈斯（Tanais）的居民之中，有许多人起色雷斯语名字，但也有人起伊朗语人名；其次，国王有着色雷斯语名字的一个王朝，却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就统治着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和塔曼半岛，这个王朝的存在迄今为止无人能够解释。如果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希腊城市的居民之中，尤其是统治阶层之中，存在大量色雷斯人，我就可以解释上述事实。我会说统治塔曼半岛的辛迪安人家族的情况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考古发现可以证实上述假设。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座公元前7世纪的墓葬——一座发现于塔曼半岛的腹地，另一座位于刻赤附近的名为特米尔山（Temír Gorá）的小山——的墓主人为当地的土著民，即辛梅里安人与辛迪安人混合而成的本土贵族。两座墓中年代较早的一座出土的一些非常特别的武器，尤其是青铜战斧、青铜箭头，以及饰有姿势和纹章图案中的姿势一样的对狮的镂空带扣（图1：1, 2, 4138），都证实了我的推论：战斧与带扣均明显有别于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墓中出土的典型器物，带扣让人想起在卡帕多西亚（辛梅里安人的另一处避难地）发现的撑杆头上的纹章式雕像（图2；图1：3）。一名背着箭袋急驰的骑马者的青铜小雕像（图1：5），其风格令人联想到卡帕多西亚的青铜器，表现的可能是一名土著骑马者，一名库班地区的迈奥特—辛梅里安首领。最后，我从索洛卡出土的箙韬（gorytus）上刻画的斯基泰人的对手之中，识别出辛梅里安人或辛迪安人（图3）。战士们对比强烈，一方身材高挑、容貌英俊，显然是胜利者；另一方是斯基泰骑兵和步兵，带有蒙古人种的一半特征，携带的武器与斯基泰墓中出土的常见武器一致。胜利者一方的步兵使用的武器类似于塔曼墓葬中出土的武器：最主要的武器是青铜战斧或铁制战斧。
图1
1、2、4. 青铜斧、青铜箭头、青铜带扣（公元前7世纪），塔曼墓葬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3. 青铜杆头，卡帕多西亚出土，大英博物馆；5. 骑马人青铜雕像，库班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图2 青铜杆头
卡帕多西亚出土，大英博物馆和罗浮宫。
图3 箙韬（弓箭匣，公元前4世纪）
贴银，索洛卡墓葬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我也乐于将注意力倾注至饶有兴味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出土物之中，该出土物由恩斯特·冯·斯特恩（Ernst von Stern）公布。其年代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包括分别由闪长岩、青铜和错金白银制成的个人饰品，这些文物让人想起分别出土于匈牙利和特洛伊的同时期同类型饰物。
我还关注著名的米哈尔科沃（Mikhalkovo）宝藏，以及和该宝藏非常类似的钓尔哲（Daljy）扣针。出版了一本关于米哈尔科沃出土物的详细研究报告的哈德切克提出，该出土物与辛梅里安人有关，我认为他的观点理由充分。米哈尔科沃和钓尔哲的出土物的装饰风格属于混合型，动物式风格和几何形风格合二为一。米哈尔科沃的动物式风格与斯基泰动物式风格非常不一样，令人想起高加索克班（Koban）的出土物和外高加索的陶器，此二者的年代被认为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恰好是我们推测辛梅里安人第一次尝试穿越高加索山脉并且在外高加索定居的时间。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其可能与米哈尔科沃的出土物有关：一把青铜斧，器型成熟，饰有几何形风格的图案以及一个山羊雕像或鹿雕像，雕像的风格与米哈尔科沃和克班的出土物类似。卖主说其来自刻赤。
但是，上述论据都过于单薄和含糊不清，以致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非常巧合，我们用来识别辛梅里安战士的武器与装束——弓、矛和战斧——的特征，被认为属于马萨格特人（Massagetians），马萨格特这个名称让人想起盖塔人（Getians），色雷斯人的一支。我们也许不是在冒险地假设，只是轻微地改动了法兰克的推论：辛梅里安人是色雷斯人的一支，色雷斯人是古印欧人大迁徙队伍中的一员，迁徙主要在两大人群之中发生，一由伊朗语部族组成，一由色雷斯语部族组成。色雷斯人是在迁徙的过程中占领了黑海沿岸地区和多瑙河流域的吗？我们看到色雷斯人一直都是斯基泰人的死对头，而且尽管被斯基泰人击退，他们还是再三努力，力求重新夺回南俄草原。
导致辛梅里安人在南俄草原上被斯基泰人所取代的事件和冲突的准确发生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在希罗多德笔下，这些争斗发生在辛梅里安人与斯基泰人入侵亚洲的同时。这个时间不存在争议。如果我们认可它，就必须将斯基泰人与辛梅里安人发生冲突的时间设为公元前7世纪。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南俄的考古发现中没有这个扩张时期留下的任何痕迹。我们未发现公元前7世纪的斯基泰人墓，可确定年代的最早期斯基泰人墓属于公元前6世纪。理由非常简单：公元前7世纪的南俄与小亚细亚一样，都陷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斯基泰王国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能统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墓葬的考古发现和希罗多德的记载中得知。
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王国稳固地确立了政权，并且表现出定居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所有特征，尽管正如我们所知其依靠的是封建制度。它的疆域我们可以参考希罗多德的记载，同时将考古发现作为补充。它的一个重要中心——希罗多德并没有提及——是库班河流域。克列尔梅斯（Kelermés）的墓葬，以及位于乌利斯基（úlski）、卡斯托斯盖亚（Kostromskáya）、瓦隆斯盖亚（Vorónezhskaya）、马林斯盖亚（Máryinskaya）和伊利莎维廷斯盖亚（Elizavétinskaya）的村庄内的墓葬等，都是非常壮观的墓葬群，其中的几座属于公元前6世纪，其余的属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只有一座年代较晚的墓属于斯基泰人，即卡拉古久沃什基（Karagodeuáshkh）的墓葬，其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或前3世纪的上半叶。卡拉古久沃什基是塔曼半岛距离最近的邻居。
与库班河流域的斯基泰墓同一时期的，也就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斯基泰墓亦可见于克里米亚的平原（如辛菲罗波尔附近的黄金冢）、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且更靠近第聂伯河的草原（达玛科夫加，Tomakóvka）、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如位于舒米卡［Shumeyko］农场的墓葬），以及第聂伯河与布格河之间靠近伊利沙里格拉（Elisavetgrád）的地区（如由梅甘纳［Melgunóv］发掘的墓葬）。这就说明斯基泰王国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中心并不像希罗多德所说位于第聂伯河附近，而是坐落于更东边。非常遗憾，亚速海西岸的草原（假设其为该时期的斯基泰统治中心的所在地）还从未被人勘察。
因此，非常清楚的是斯基泰人统治着整个南俄草原地区，可能不包括库班河和顿河的河口，在这两个地区和克里米亚高原，辛梅里安人和迈奥特人都成功地抵御了斯基泰人的进攻。但是，斯基泰人的势力扩张至更西边。已有的确凿证据是公元前6世纪的匈牙利存在屈肢下葬的斯基泰定居者：这一点已被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些考古发现的年代可以确认，是公元前6世纪。它们可以和富维勒（Furtwängler）公布的维特斯富尔（Vettersfelde）出土物相比较，后者年代属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正如我们所知，维特斯富尔位于德国北部，属于卢萨蒂亚（Lusatia） 的古老的斯拉夫地区。
这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在匈牙利和普鲁士的发现，是不是可以证明斯基泰人统治着远离其统治中心的地区？或者只是斯基泰人的扩张？当我们获取到更多广泛分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墓葬的资料时，这个问题就可能找到答案。目前的考古发现指出，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斯基泰人统治保加利亚南部和多布罗加（Dobrudzha），这些考古发现我将稍后介绍。未来的发掘将揭示该统治是否仅限于这一时期，或者是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存在。
统治着这片广袤土地的征服者们也只是由少数人群组成。在谈及南俄草原时，往往认为斯基泰人住满了整个草原。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离真相更遥远了。甚至在希罗多德（他要为用斯基泰人这个名称称呼所有的南俄定居者这一癖好负责）的记载中，他告诉我们斯基泰人只是一群伊朗语部族，并且吸纳了一些蒙古语部族，也已经形成了统治阶层。作为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少数人群，斯基泰人建立了纪律严明的军事组织，在他们之后的所有游牧民也是如此，包括可萨人（Khazars），众多的蒙古语部族——托齐人（Torki）、佩切涅格人（Pechenêgi）、波洛伏齐人（Pólovtsy）——以及鞑靼人。军事首领就是国王，他居住在全副武装的营地里，被总是处于备战状态的军队所拱卫。在和平时期，国王、王公贵族和骑兵们依靠被征服地区缴纳的税收和他们的牲畜——马、牛、奶牛和羊——的产出为生。牲畜由臣服者看管，臣服者的地位与奴隶没有很大区别。身为游牧民——战士、牧人和猎人——的斯基泰人，渴望保留他们的游牧传统和机动的军事组织，所以选择了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作为他们的定居地，那里不支持他们发展农业。但是王国的其他地方是农业区，而且一直是，如第聂伯河流域及其支流流域、布格河流域和部分库班河流域。这些地区由得到军队支持的地方长官治理，用实物向地方长官进贡。为了治理方便，斯基泰王国被划分为四个省，各个省再细分州或区。虽然不知道地方长官或省（州）长与国王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前者具有非常强的半独立性，通过军事和财务的纽带与中央政权捆绑在一起。
一个强大且统一的国家在南俄草原上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影响。辛梅里安王国或辛梅里安国家的存在已经促成了南俄和地中海的商业往来。黑海北岸与小亚细亚之间的频繁交流，可以从传说中找到一些痕迹，如阿尔戈（Argonauts）英雄传说中的卡里亚人（Carian）起源的传说，这些往来可能关注的是金属的出口。此外，我们还知道卡里亚人在刻赤海峡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几个基地。紧随其后的是提奥斯人（Teian，在法纳戈里亚）、克拉佐美纳人（Clazomenian）和米利都人（在潘提卡彭）。建立这些基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发亚速海和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的渔业资源。总是与斯基泰人争斗不休的土著居民，欢迎这些可以为他们提供精良的新装备的殖民行为。在很早以前，土著居民就受到希腊人的强烈影响。没有哪个地方可以找到比塔曼半岛更多的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希腊陶器了。同样的理由导致一个位于第聂伯河河口和布格河河口的渔业殖民地的建立，这个殖民地就是奥尔比亚（Olbia），它在别列赞（Berezán）岛上还有一个分部。所有这些殖民地在公元前7世纪都是纷争不断，在公元前6世纪得到飞速发展。发掘显示，对于潘提卡彭、法纳戈里亚、赫米纳萨和塔曼半岛上的所有希腊城市来说，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无比繁荣的时期，奥尔比亚和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城市也是如此。
这股强大的推动力只能归因于一个强大的定居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的黑海岸边的建立。就像小亚细亚、黑海西岸和南岸的希腊殖民地，其繁荣是由于其后方存在着稳定政权——吕底亚王国和波斯王国，因此黑海殖民地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富庶的城市，是因为南俄草原上的斯基泰王国的成立。
伊朗人总是害怕海洋，他们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希望成为水手。但是他们总是急于与海洋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便出售货物和购买商品，他们非常欣赏爱奥尼亚人的希腊产品，如纺织品、珠宝、葡萄酒、橄榄油和用来制造武器的金属。他们用来交换的货物是他们从臣民处收取的贡赋：谷物、皮革、畜牧产品，以及从邻国俘虏来的奴隶、皮草和贵金属（从与北方和东方的贸易中征收的税）。斯基泰人为了维持这个有利于他们自己（特别是有利于国王和贵族）的往来，因此支持且不干扰希腊殖民地，与其建立私人联系，而且可能还满足于把征收名义上的贡赋作为统治权的象征。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以及其他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文献中，我们都未能发现希腊殖民地与斯基泰人之间存在着任何冲突。因此，城镇里的希腊人与斯基泰贵族们双方都变得极为富有，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下文我将回到希腊殖民地这个话题，在此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斯基泰墓的发掘成果。
我们对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的斯基泰人丧葬仪式的认识，源自在库班河流域发掘的墓葬，其非常接近希罗多德对斯基泰国王与王公贵族的葬礼的介绍。希罗多德的描述如下：“国王们被安葬在盖罗司人（Gerrhoi）的领地。在国王去世的时候，他们挖了一个巨大的方形墓穴。死者的腹部被切开，清洗干净，填满切碎的莎草、乳香、欧芹种子和大茴香，然后再缝合起来，接着将身体全身涂蜡后置于马车之上运送到另一个部族。这个部族的民众做着和斯基泰王室成员一样的动作：剺耳、剃发、砍伤自己的手臂、割自己的前额和鼻子、用箭刺穿自己的左手。随后他们再用马车将遗体送往下一个部族，一同前往的还包括之前运送遗体的部族。当他们带着遗体造访完所有的部族以后，他们抵达了盖罗司人（他们是距离最远的臣服者）的领地，也就来到了遗体下葬处。他们将遗体放于墓穴内的褥子之上，在遗体的两侧都插上矛，矛上架着横杆，横杆上是席子屋顶。在墓穴的空置处他们葬入一个被他们勒死的国王的妃子，以及国王的斟酒人、一名厨子、一个马夫、一个仆人、一名信使、一些马、他的所有牲畜和金杯——他们不用银杯和青铜杯。然后他们所有人合力堆起一个巨型的坟堆，大家彼此竞争，努力将坟堆修建得尽可能宏伟。一年以后，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他们抓来国王最优秀的侍从；国王的侍从都是血统纯正的斯基泰人，服从国王的旨意为其服务，因为他们不购买奴隶；嗯，他们勒死50名侍从和50匹国王最美的马，取出他们的内脏、清洗他们的腹部和塞满谷糠后将腹部缝合。接着他们将两个没有辐条的半个车轮分别竖起来放在一对木桩上，搭建许多这样的框架以后，拿一根结实的棍子纵向地从每匹马的尾部穿向颈部，随后把马放在框架上，第一个半轮支撑着马的肩部，第二个半轮在腹股沟附近支撑着马的腹部，四脚悬空。他们给马戴上笼头和马衔，缰绳被绑在马前方的木桩上。然后他们把每一位被勒死的年轻侍从放在每匹马上，取一根直的棍子沿着脊柱穿过尸体直至颈部，这根棍子在人体下身外的那一段被插入穿马的棍子里的插孔内。他们在坟堆附近将这些骑马者围成一个圆圈，跟着就离开了。”
考古发现不能证实希罗多德记载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它们描绘了游牧民首领的葬礼的常见场景，首领拥有大量的马匹和巨额的金银财富。我将尽力大致地介绍一下库班河流域发掘揭示的丧葬仪式的概况，而不是描述某座特别的墓，阐述时我将利用几座墓的平面图（图4—图6）。
图4 卡斯托斯盖亚古墓剖面图和平面图
图5 乌利斯基古墓平面图和透视图
图6 伊利莎维廷斯盖亚古墓平面图
在修建斯基泰人的首领墓之前，首先要对草原进行清理。接着在生土层内挖出一个墓穴，墓穴通常都规模可观，且有一条向下倾斜的墓道与之相连。木材沿着墓穴和墓道的墙壁放置，墓穴被圆锥形屋顶所覆盖，墓道的顶部呈人字形。墓室的顶部由插在墓穴中央的结实的柱子撑起。墓室可能用席子和毯子做衬里，从而搭建一个与游牧民毡房近乎一样的仿制品。在毡房内，有时还会另外搭建一个较小的毡房来摆放首领的遗体和他的随葬品。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影响下，毡房被由料石搭建且有着木头屋顶的墓室所取代。在位于中央的摆放着首领遗体的小毡房的四周，几乎总是能发现其他尸骸，有时是女性，但通常是男性，女性的佩饰华丽，男性没有饰物，但佩有武器。在墓室的周围，墓穴的边缘处，有序地摆放着殉马，有时有几百匹。在乌利斯基墓葬里（图5），殉马环绕着毡房的撑杆摆放，几乎可以确定它们身旁的木构建筑就是马厩。在位于伊利莎维廷斯盖亚的一座墓葬（图6）里，从通向墓穴和地下毡房的墓道内发现了两辆马车，每辆车都由6匹马牵引，2匹马为一排。
首领墓的随葬品有时数量庞多。这些财富不是偶然的积累。甚至在公元前6世纪，还有一个正规的丧葬程序。首领的随葬品包括：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全副甲胄；祭祀的金银器皿——来通、帕特拉139、酒杯；大量的红铜器皿，纯亚洲式样，盛着肉；装着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希腊双耳细颈瓶；珠光宝气、身穿节日盛装的女性；全副武装的家臣；马，佩戴的马勒奢侈地采用了黄金、白银、骨和青铜来做装饰。除了马以外，我们通常还发现青铜摇响器，其顶端呈动物头或鸟头状，以及大量的铃铛。毫无疑问，摇响器原本安装在木撑杆的顶部，它们大多数被成套发现，一套四个，都很相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它们是一个或多个丧葬用顶篷的组件。
依据上述材料，我们可以重组斯基泰人的丧葬仪式：本质上是游牧民的一种仪式，冷酷、血腥且奢华；从它的基本特征来看，非常类似于中国汉代和汉代以后的丧葬仪式。坟墓本身是死者生前居住的华丽毡房的复制品。遗体被列队送入安放死者的毡房。去世的首领与向他表示敬意的殉人，都身穿节日盛装，与随葬品一道或者被放上由6匹马牵引的送葬马车，或者被放入棺材由家臣运送。遗体的上方支有顶篷，顶篷被系在撑杆上，撑杆的顶部装有摇响器和铃铛；如果遗体是用马车运送，就会在马车上方搭起顶篷（图7：B, D, E）。送葬队伍也许由一名或多名手持标志（standard）者带领，标志的顶部为具有象征意义的青铜像（图7：A, C），就像顶篷的撑杆一样。因为马的身上也系着铃铛（图7：E），所以送葬队伍发出巨大的声响，希望将恶魔赶走。抵达墓地以后，遗体被葬入墓内，随葬品环绕着他们；马被勒死后摆放在毡房的周围或者毡房内；顶篷和马车被拆散后放置在墓室附近，有时放于墓道。仪式结束后，墓坑和墓道用泥土覆盖，然后在其上方堆起一个雄伟的坟堆。一种原始、物质至上和迷信的仪式，彻头彻尾的游牧民族仪式。就仪式本身而言，其呈现的历史趣味性少之又少。
但是，和遗体一起下葬的物品极其有趣，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相会于南俄草原上的众多文化潮流。最丰富的古代文物发现于库班河流域的克列尔梅斯墓葬群、伊利沙里格拉附近由梅甘纳发掘的墓葬和位于普鲁士南部的维特斯富尔的墓葬。前两者的随葬品属于同一时代而且几乎一致，第三者呈现了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属于稍晚时期，即公元前6至前5世纪。我首先介绍克列尔梅斯的发现，它们从未被完整地公布。在克列尔梅斯的诸多出土物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一名或多名男性的随葬品和一名或多名女性的随葬品。最令我们特别震撼的是这些随葬品展现的混合特征。
图7 青铜杆头和青铜响铃（公元前6—前5世纪）
库班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和毫无疑问是从小亚细亚进口而来的，而且呈现了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艺术和伊奥利亚艺术的全部特征（如雕刻着希腊神话题材图案的银来通、形状为纯希腊式的青铜头盔、装饰着玫瑰花和飞鸟的带状金头饰）的随葬品放在一起的，是一些除了通过殚精竭虑地分析其风格和题材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确认其产地的器物。我具体指的是饰有以一种特殊风格雕刻的动物图像，以及亚洲的大女神像的鎏金银镜（图8）；以及若干件同类型但用途不明的随葬品，可能是带扣，饰有动物的头部图案，而且以一种让人联想到掐丝珐琅的工艺镶嵌琥珀（图9：2）。也许可以假设这些随葬品是小亚细亚的工匠们在波斯制作的。此外，我们还有纯东方风格的出土物，它们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制作于波斯，是我们开始了解但不熟悉的古波斯艺术的珍贵样本。典型器是两个金杯，纯正的东方风格，让人想起年代稍晚的亚述文物（图10）；以及饰有奇幻的四足动物图案的贴金剑鞘，一些四足动物的前半身为人形，并且有鱼形的翅膀，所有的四足动物都拉着弓（图11：2）。必须注意的是剑鞘侧面突起部位的装饰风格并不是亚述风格，而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图案描绘的是一头鹿，呈伏卧状或跳跃状，图案的边缘由鹰头围成。这种风格非常原始，同时又相当洗练，就是所谓的斯基泰动物式风格：尽管混入了一些亚述母题，但它仍然是克列尔梅斯出土的众多最重要文物的主导风格。其中的一件是一把贴金的铁制战斧，把手饰着一连串动物，或站立或小憩（图11：1）；另一件文物是一头金狮，可能是鱼鳞甲的胸甲的装饰物（图9：1）；还有几件缝在衣服上的金饰件。金狮尤为有趣，因为其巧妙地将斯基泰动物式风格与琥珀镶嵌相结合，琥珀就是采用上文所说的掐丝工艺镶嵌的。这些物品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斯基泰动物式风格和亚述—波斯风格的同时运用。尽管剑鞘上两种风格的对比非常强烈，但是它的不同部位毫无疑问都由同一名工匠打造。在战斧上，两种风格并列，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斯基泰动物式风格。
图8 鎏金浮雕银镜（公元前6世纪）
库班克列尔梅斯古墓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图9
1. 鱼鳞甲的黄金胸饰（公元前6世纪），库班克列尔梅斯古墓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2. 镶着琥珀的黄金饰物（公元前6世纪），库班克列尔梅斯古墓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相同的混合风格特征还可以从梅甘纳将军于18世纪在伊利沙里格拉附近发现的文物中观察到，这些文物最近由普里迪克（Pridik）公布，其中的一件几乎就是克列尔梅斯出土的剑鞘的复制品。顶篷的残片已是众所周知，其类似于迈科普出土的红铜时代的顶篷，支撑顶篷的撑杆的下半部分是用鎏金白银分别锻造的，上半部分也是如此，上半部分和迈科普的非常类似。顶篷的纺织物饰着金鹰，老鹰双翅展开。非常典型的物品还有黄金项圈或带状金头饰，以及镶嵌着缟玛瑙的金玫瑰花。
我也必须提及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发现——位于波尔塔瓦地区的舒米卡农场的墓葬：依据一块黑绘陶瓶的碎片推测，其年代毫无疑问属于公元前6世纪。该墓出土的最重要物品是一把短剑，短剑的剑鞘贴金，且装饰着斯基泰动物式风格的压花图案（图11：3）。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其糅合了压花工艺和精巧的炸珠工艺140。墓中还发现了骨头制成的马勒的局部，都是纯粹的动物式风格的实例，饰有典型的鸟头图案。
图10
两个金杯（公元前6世纪），库班克列尔梅斯古墓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我将经常说到斯基泰的动物式风格，现在我们是首次与它接触：在更进一步展开之前，我首先介绍一下它的最典型特征。在上文我已提过它非常原始和相当洗练。它的主要原则是对动物图像只做装饰性处理。在前文介绍的古老器物之中，苏萨陶器未表现出对几何形图案的明显喜爱，也没有将动物图案改为植物图案的趋势。一般而言，动物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此现实主义手法充满生命力和感染力。但是与此同时，动物图像又只是被用来做装饰。不存在组成组合或构成场景的尝试：工匠们关注的只有一点，就是用许多个图像来装饰物品。仅有的一类组合是对偶式或纹章式。为了装饰效果，工匠毫不犹豫地将动物摆放成各种姿势，有的姿势来源于大自然，但是有的则过于夸张，偶尔还非常异想天开。他允许自己将动物分解成多个部位，然后用鸟头（例如）来做装饰图案。鸟头通常被反复利用许多次，被用来组成饰带和边框。常见的做法是将动物肢体的末端塑造成鸟头状或格里芬头状。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工匠至今都没有表现出对巴比伦—亚述艺术中的奇幻生物的偏好：他约束着自己，以自然主义风格描绘着真实的动物。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采用了彩色镶嵌工艺，甚至是在动物图像中采用：例如，克列尔梅斯出土的金狮的耳朵，在同一地点出土的带扣，以及梅甘纳发现的带状头饰。
从克列尔梅斯出土的武器和器物中，我们发现希腊物品、亚述物品和混合风格（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斯基泰—亚述风格）的物品摆放在一起；另一方面，斯基泰动物式风格在马车的装饰物、顶篷和马勒上是无可匹敌的。以顶篷的撑杆头为例：摇响器的顶端立着动物头和鸟头；一个奇怪的杆头上描绘了位于一只猛禽的头部中央的一只人眼，禽鸟头的表面饰有动物图像、鸟眼与鸟嘴（图7）。希腊爱奥尼亚人的东方主义图像中没有此类图像。
图11
1、2. 带木鞘的铁斧和铁剑（公元前6世纪），通体贴金，库班克列尔梅斯古墓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3. 短剑（公元前6世纪），波尔塔瓦出土。
斯基泰文化的面貌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了改变。可以观察维特斯富尔出土的考古文物和其他的附属发现、库班河流域的七兄弟库尔干，以及尼费恩墓地中的土著民墓。维斯特富尔的考古发现包括一个短剑剑鞘、一块胸饰、一块马的额饰（鱼形，遍布动物图像）、 一副马勒的一些饰件，以及一些首饰。这些器物的造型属于纯伊朗式，装饰要素也是如此——动物们列着队，一个跟着一个，肢体的末端塑造成动物头状，等等。但是这些动物图像本身是希腊工匠的作品，而且展现出爱奥尼亚动物图像的所有特征：图像的布局也将希腊工匠的双手出卖了。因此我们认为爱奥尼亚的工匠为斯基泰人的需求服务，处理他们的特殊要求，并调整自身以适应顾客的口味。
同样的趋势还可以从其他考古发现中观察到，这些考古发现非常类似于维斯特富尔的如位于第聂伯河下游的达玛科夫加（Tomakóvka）墓和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附近的所谓的“黄金冢”（the Golden Tumulus）。我们尤其注意到其对彩色的明显偏好。通过早期的掐丝珐琅工艺将彩色的珐琅固定于器物之上，就可以得到他们喜爱的彩色。最好的例子如剑鞘，这两个地方出土的剑鞘几乎一致，非常近似于维斯特富尔出土的短剑剑鞘；以及黄金冢出土的金狮，其或者是箭鞘的装饰，或者是固定在甲胄的胸部作为徽章。狮子全身都被鳞片状的珐琅所覆盖，每个鳞片都填满了彩色镶嵌物。
图12 动物式风格的马勒（公元前6—前3世纪）
我也必须提及在库班河流域发现的同时期的一件特殊文物：一件镂空的圆形青铜器，可能是带扣或圆形饰件（图12：B）。青铜器的边框由两只相互咬着对方尾巴的狮子围成，中央是一只侧首回顾的狮子，整个画面既生机勃勃又富有感染力。此母题也可见于从七兄弟库尔干出土的一些青铜饰件，我们马上就会讨论到此墓群。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获悉，一件和克列尔梅斯出土物类似的文物是在高加索南部卡尔斯（Kars）地区的扎金（Zakim）小村庄里制作的。其主体部分是一条青铜质地的带状物，风格与克列尔梅斯的类似。我们可以看到克列尔梅斯类型的器物抵达北高加索的其中一条路径。
被当地人称为七兄弟的库班墓群是极其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中一些墓葬的年代无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另一些可能年代稍晚，属于公元前4世纪。遗憾的是墓中出土的器物从未被彻底地研究，尽管斯特凡尼（Stephani）在考古委员会的《报告》中用几页的篇幅介绍了它们。其中的一些器物属于百分之百的希腊式：阿提卡（Attic）的红绘黑漆瓶；鎏金浮雕银杯（图13：3）；青铜烛台；抛光精美的首饰，如一对蛇形手镯（图13：1）；缀于衣服上的金饰件；等等。据我判断，这些物品部分制作于雅典，部分产自小亚细亚。金饰件可能是在潘提卡彭制作，一部分是希腊样式，一部分是斯基泰样式。然而，和这些希腊舶来品一道的，还有来自东方的进口器物，如末端呈野山羊上半身状的银来通（图14：A），让人联想到赫梯和卡帕多西亚的手工制品。银来通末端与亚美尼亚发现的那些精美的把手非常相似，把手是青铜瓶的组件，其中一把藏于罗浮宫，另一把藏于柏林博物馆；同时，来通也与一些样式和产地都相同的青铜器非常类似，它们现藏于罗浮宫。我们也许可以确定从七兄弟墓群中出土的这些末端都是动物的上半身形状的、由黄金和角制成的来通有着相同的产地。我们一直拥有着一些来通的黄金组件——来通的末端和装饰在口部的饰件（图14：B, C；图15）：饰件上的压花图案描绘了正在吞噬山羊、鹿或野兔的野兽和猛禽，有的颇为奇幻。类似的风格也出现在一块精致的银饰件之上，即甲胄的一块胸饰，描绘的是一头正在哺乳的鹿，而在它的下方，老鹰的翅膀已然显现。因为我们非常不熟悉小亚细亚的东方艺术，所以难以找到有说服力的类比物：在我看来，这种风格无论如何都不是爱奥尼亚式。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从和这些精美的饰件一起出土的文物之中，找到了另外一些饰件，后者毫无疑问属于仿制品，其受到斯基泰动物式风格的影响。从柏林博物馆最近藏入馆中且尚未公开的藏品之中，我看到了非常类似上述饰件者。
图13
图14 金银来通（公元前5世纪）
库班流域的七兄弟墓群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图15 木头来通的黄金饰件（公元前5世纪）
库班流域的七兄弟墓群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七兄弟墓群的出土物之中，表现出纯粹的斯基泰动物式风格的随葬品只有一种，就是青铜马具的组件：数目惊人的殉马与死者葬在一起。在这些组件之中，公元前6世纪存在一种不为人知的趋势，动物图像转变为棕榈叶图像和其他的植物图像（参见图12：C, F, G；图16：A, B, E）。
图16 动物式风格的马勒（公元前5—前4世纪）
我已经提出，尼费恩墓地的土著民墓葬、克里米亚的希腊化斯基泰人的墓葬，表现出和七兄弟墓群一样的特征，而且都属于同一时期：公元前5至前4世纪。
除了希腊影响力的持续增强以外，公元前4世纪没有为库班河流域带来任何改变，而希腊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从甲胄的选择上得到证实：例如，除了希腊头盔以外，胫甲和希腊式甲胄也开始流行。希腊式胸甲的一个精美样品最近由维谢洛夫斯基在伊利莎维廷斯盖亚的一座村庄的墓葬里发现（图17）。胸甲上装饰着美杜莎的头像，头像看起来很古老，但实际只是一件仿古作品，其年代属于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末期。我们必须注意，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和前4世纪初期，希腊的强烈影响不仅可以从首饰的风格上，而且也可以从阿提卡陶器进口量的稳步增长上感受到。斯基泰首领特别偏好大型的描绘着雅典的体育竞赛和战士装扮的雅典娜女神的泛雅典娜节瓶。
图17 希腊青铜胸甲（公元前4世纪）
库班河流域的伊利莎维廷斯盖亚出土，艾米塔什博物馆，圣彼得堡。
但是，希腊影响并不能够扼杀斯基泰风格，后者在马具上总是独领风骚。斯基泰风格精致且成熟，但仍然属于纯亚洲式。它向我们展现了植物母题和动物母题的巧妙结合，但动物母题占据了主导地位。相关内容将在本书的第八章做详细探讨。这种风格的青铜器不是出自希腊工匠之手：希腊人可以掌握此风格的形式，接受其装饰原则，但是绝对不可能创造出和库班墓葬与克里米亚墓葬出土的马勒饰件一样的纯东方式器物。已经识别出两股潮流：一股来自南方，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另一股来自北方，在那里的森林和沼泽地里，麋鹿和驯鹿与饥饿的狼群展开搏斗，这三种动物都是希腊的装饰艺术所不了解的。工匠是土著居民，他们很可能像在高加索草原上工作一样在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的希腊城镇里工作。
总而言之，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斯基泰文化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彻底形成。它是游牧民首领的贵族文化，是混合和复合而成的。它是本土的、古老的，但又是精致的，甚至是洗练的。在公元前6世纪，进口和影响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东方路线，起点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其取道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其穿过黑海南岸的希腊殖民地）；另一条是希腊路线，起点是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和伊奥利亚（Aeolian）的殖民地。在接近公元前5世纪末期时，东方路线式微而且几近消亡，希腊路线得到发展且日趋成熟。小亚细亚的希腊能工巧匠们开始为斯基泰人效力，并且开始考虑他们的喜好。但是，工匠们对于斯基泰人的生活只有一个泛泛的认识：他们知道斯基泰器物的外观，以及斯基泰人对于动物式风格的喜爱，但是他们作品的气韵还是属于爱奥尼亚式。
在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文化中东方元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至关重要，而且也得到广泛认可。虽然我们不知道公元前6世纪生活在南俄的斯基泰人的装束是什么，但是从我将在本书第五章介绍的图像中，我们非常清楚他们在公元前4和前3世纪的装束，而且因为该装束属于纯东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它都没有改变。它是伊朗语部族的装束，我们可以从纳什洛斯坦（Naksh-i-Rustam）和贝希斯敦（Bisutun、Behistun）的浮雕，以及波斯艺术的其他遗物中得知。我不会展开讨论，因为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公认，而且也被反复研究了一遍又一遍。至于装备，除了青铜头盔和胫甲是借鉴了希腊人以外，库班墓中出土的装备都属于伊朗式：伊朗人的饰有胸章的鱼鳞甲——一种巧手打造的青铜圆领衫；矛和掷矛；有着三角形青铜箭头的箭，它们从铁器时代早期开始跟随着伊朗人传播到整个古代世界；被古人认为属于斯基泰样式的弓，它们被古人和现代人反复描绘；将箭袋和弓袋合二为一的箙韬，由木头制成，表面覆盖着皮或金属，是伊朗人的典型器物；短的铁剑；边缘有突起的剑鞘，链条或系带借助于该突起可以把剑悬挂在战士的腰带上，这种剑鞘适合骑兵使用，经常被波斯的工匠描绘；最后，短剑，通常用带子绑在战士的左腿上，也是方便像步兵一样装备的骑兵的一种装备。上述这些已被大家熟悉又常常被提起，最近一次是由明斯（Minns）阐述。
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是马具，特别是马勒，属于纯伊朗式，我们可以借助于墓葬中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部件将马具修复。额饰、耳罩、胸饰、嵌在皮带上特别是嵌在皮带交叉处的饰件、悬挂的铃铛，总而言之这一整套马勒，只有赫梯和亚述图像中描述的马具可与之相比。部件与调节装置都相同，皮带上都有大量的金属。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赫梯和亚述的马勒的装饰几乎都属于几何形风格，但是斯基泰的装饰除了极少数个案以外，都属于我在上文所描述的独特的动物式风格。在介绍斯基泰的丧葬风俗时，我不止一次地提到遗体受到顶篷的保护，置于灵车或者由家臣运送，顶篷由四根顶部装着摇响器的撑杆撑起，摇响器的顶端或为动物雕像，或为动物头部雕像。撑杆撑起一块织物，织物上可能缝有黄金饰件。有几个摇响器的顶端分别立着公牛头、骡头和格里芬头（图7：B—D）。丧葬中使用顶篷是纯粹的东方传统，我们在迈科普的红铜时代墓葬中发现了这个传统，它也一直在整个东方延续。东方使用的撑杆的顶端也装饰着动物头部雕像或者其他雕像：这些撑杆出现在巴比伦各地，在那里它们意味着权杖或标志，而且几乎每个神都携带着它们。类似的象征物也出现在亚述国王的身前：它们是最重要的军队的标志。埃及和赫梯帝国也是如此。斯基泰人无疑是受到了这种东方传统的影响。图7中的A所示的撑杆头，可能不是顶篷的组件。它独特的形状，以及它用来驱邪的装饰图案，都暗示着它是一个标志，或者是一对标志中的一个——因为我们发现了一对——，它由送葬队伍中的领头者扛着。顶篷撑杆的形状模仿的自然是上帝或国王的标志。它的头部似乎主要是用来驱邪，铃铛当然也是。有趣的是相同的风俗也可见于卡帕多西亚：我已在上文说过罗浮宫和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一些来自于该地区的青铜杆头（图2），杆子本身由木头或铁制成。有些撑杆头是一只公羊立于一个摇响器之上——纯亚述类型，这种类型也影响了西西伯利亚；但是更多的撑杆头是一个程式化的大女神（野兽女神）的雕像，或者是两个大女神（野兽女神）的雕像，一个立于另一个之上。非常奇妙，我们从亚历山卓普的库尔干中发现了一个顶篷的撑杆头，撑杆头顶部是类似的女神像，相关内容将在本书第五章展开讨论。使用卡帕多西亚的撑杆头的场合可能是葬礼或仪式，就像南俄的例子一样，它们和铃铛一起用绳索或皮带系绑。
因此，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世纪时的装束、装备和丧葬用具，都属于纯东方式，几乎没有受到希腊的影响。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公元前6世纪的斯基泰墓中出土的大部分器物，其风格和工艺也是东方式的。我不需要详述上文提及的东方舶来品，它们的新亚述时期风格和本都——卡帕多西亚风格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这些风格的一些器物以琥珀镶嵌为装饰手法。它们并没有让我们困惑。东方艺术，尤其是埃兰艺术和苏美尔艺术，在所有的时期都运用镶嵌工艺来使雕像、金属器和宫殿墙壁的表面变得丰富多彩。虽然掐丝镶嵌工艺确实是在这个时期之后才被运用，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掐丝是在巴比伦或亚述的某个地方发明的。最近由霍加斯和波尔森（Poulsen）公布的来自尼姆鲁兹（Nimrud）的新亚述时期的象牙制品，采用了几乎一致的工艺，而且类似的工艺从最古老的年代开始就流行于埃及，用于为金属器镶嵌宝石。同样的工艺继续运用于伊朗人的手工制品之中，可以从伊朗人的两件重要文物上观察到，它们都属于公元前4世纪：来自突厥斯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珍宝，已由道尔顿（Dalton）公布并附有评述；苏萨的发现今藏于罗浮宫，德摩根（de Morgan）已公布。这两件珍宝和库班发现的首饰惊人地相似，证明三者来自同一个地方。我把这些镶嵌器物与一组金属器（主要是青铜器和银器，是古风时代的斯基泰马具的组件）相联系：镂空圆形饰物附在一个金属圆盘之上，镂空的部位填满了黑色物体（图18）。这种工艺也是纯东方式的：类似物在巴比伦、亚述和埃及都有发现。特别有趣的是，同样的工艺也在青铜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的外高加索被运用于类似物品：我们发掘了这一时期及以后的许多墓葬，感谢贝尔克（Belck）、罗斯勒尔（Roessler）、伊万诺夫斯基（Ivanovski）与其他人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些墓惊人地奢华。几乎在每个墓内我们都发现了与库班出土物类似的圆形饰物，以及镂空的垂饰，通常呈小鸟形或动物形，空洞处填满了黑色物体。相同的工艺也常常用在剑柄等器物上。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确认外高加索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之间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避免犯一个常见错误，就是认为外高加索的墓葬属于凡王国。据我们所知，凡王国晚于外高加索地区的史前文明，它接受的是亚述文化，仅对其做了轻微修改。
图18 库班和南高加索发现的马具
更困难的是为库班和其他地方的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墓中出土的器物的动物式风格分类。它的一些鲜明且非常古老的特征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将在稍后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也出现在亚洲艺术之中。我将介绍辛尼里（Sinjirli ）雕像中的一些尾巴末端呈鸟头状的赫梯塑像。关于头部反转——一个便于填满指定空间，尤其是一个圆形空间的姿势——的动物，除了雷纳克在他关于飞腾马（the flying gallop）的论文中所提及的例子以外，我将以在苏萨发现的亚述—迦勒底砝码为例：砝码雕刻成一头俯卧的野驴的形状，这种图像经常出现在南俄的黄金饰件和马勒装饰物上，特别是在古风时代。可以发现伊朗人的祖先在描绘动物时，习惯将动物的上半身扭向一个方向，下半身则朝向另一个方向，就像在顿河河口附近发现的剑鞘上的图像一样，另外库班流域发现的马具上的图像也是如此，这类母题稍后也大量出现在史前时期和萨尔马泰时期的西伯利亚器物之上。例如在波斯的哈马丹（Hamadan）发现的一把斧头，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图19：B）：它是一整套波斯斧头中的一件，饰有动物式风格的图像，根据斧头的形状和装饰图像，可以将这组斧头与一些来自原史时代的埃兰、来自巴比伦和来自亚述的斧头联系起来。大英博物馆馆藏斧头的背部被雕刻成波斯的狮头格里芬的形状，有冀、长角，头部反转，这种母题早在巴比伦时期就已经出现在圆柱形石头上，描绘的是一名英雄与一头狮子搏斗的场景。这一整套斧头显然与库班墓葬的出土器物类似。动物的表现方式与南俄撑杆头的雕像和鸟头（动物头）相同。在波斯西南部的克尔曼（Kirman）附近的凯那曼（Khinaman），靠近俾路支（Baluchistan）的边界处，出土了一把斧头（图19：E），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在这把斧头上发现了起驱邪作用的眼睛图案，而它是上文已提及的从库班出土的古老杆头上的主要纹饰。这套斧头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把，也是与南俄出土的同类器物最为相似的一把，来自巴克特里亚，是一把错银青铜斧（图19：A），最近由赫拉克勒斯·里德爵士公布：刻画了三个动物的交配图，狮子一边与野猪争斗，一边蹂躏着公羊。除了镶嵌工艺（源自苏美尔地区的巴比伦的流行工艺）以外，我关注三个动物形成的这种组合，这类母题被南俄艺术和爱奥尼亚艺术所吸收；同时也关注狮子和公羊的头部呈反转状，此姿势是我上文提及的将动物上半身扭向下半身的反方向姿势的原型。虽然我在本书的第八章预留了一些关于斯基泰动物式风格的更详细论述，但是在此之前我必须指出，这种风格非常容易识别，也非常具有独创性，它只形成于南俄，是与亚述—波斯艺术长时间接触以后形成的，在这段时间里它受到亚述—波斯地区的强烈影响，导致它的母题与亚述—波斯风格的母题融为一体。这一点我们已从克列尔梅斯出土的战斧和镶嵌着琥珀的狮子胸饰上观察到。
图19
A.青铜仪式斧，巴克特里亚出土；B.青铜仪式斧，波斯哈马丹出土；C.青铜斧，亚美尼亚凡城出土；D、E.两把青铜斧，波斯出土；大英博物馆。
公元前6与前5世纪的斯基泰文化中的东方面貌可以通过其他类比物论证，而且可以认为已被证实。一开始，我们就认同斯基泰艺术是复杂的伊朗艺术的一个分支这个观点，而伊朗艺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只有波斯这一分支。斯基泰分支一方面从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兰文明中继承了伊朗艺术的母题，并且展示了这些母题的一种演变，另一方面尝试将伊朗艺术与其他原始且更为古老的艺术相结合，后者的源头目前仍是未知数。公元前5世纪以降，斯基泰艺术与波斯艺术一样，都受到希腊的爱奥尼亚艺术越来越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只能归因于希腊和斯基泰的持续往来。希腊殖民地是它们的中间人，尤其是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城镇。这个话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下面我用一段评论作为本章的总结。在本书这样的综述性作品中，我不能详细讨论最热门的斯基泰人族属的话题。本书的后面部分将有推论，我认为斯基泰人属于伊朗语部族，尽管最近几位权威人士，如格扎·纳吉（Geza Nagy）、明斯和泰迪尔（Treidler）都重提蒙古语部族或都兰语部族假设，后两种假设似乎已被西富那（Schiefner）、赛斯（Zeuss）、古奇米兹（Gutschmid）、穆林哈夫（Müllenhoff）和托马舍克（Tomaschek）的有见地的意见彻底驳倒。任何一种推测都不容易坚持，双方都缺少关键性的证据。他们虽然一直认为支持伊朗语部族假设的一个决定性论据，是潘提卡彭、塔奈斯和奥尔比亚的土著民或半土著民的伊朗语人名，但是忘记了这些人名属于罗马时期，它们证明的是萨尔马泰人（Sarmatian），而不是斯基泰人渗入了希腊城市。被强调的还有公元前4至前3世纪的博斯普鲁斯文物上描绘的斯基泰人有着蒙古人种的容貌。但是，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些文物描绘了两个人种：一为蒙古人种，出现于索洛卡发现的箙韬；一为印欧人种，可见于其他大多数文物。尽管如此，我完全同意那些认为斯基泰人有伊朗人血统的学者的观点，不过我也乐意承认蒙古人和都兰人血统的强劲渗入。我的推理主要建立在历史学、考古学和宗教的依据之上，因为语言学研究没有提供关键性的标准。关于阿息库兹人（也就是斯基泰人）和萨卡人（Sacian）的记载，他们和萨尔马泰人（其属于伊朗语部族已毫无争议）的亲密关系，以及希罗多德的记载都已获得考古学的证实；至于黑海的斯基泰人的宗教信仰我们将稍后探讨；毫无疑问南俄的斯基泰部族属于伊朗人，他们和米底人、波斯人非常相似，但是属于伊朗人的另一支。众所周知，语言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数量并不多的由希腊人传递给我们的斯基泰语单词之上的，是绝对不可能反对这个假设的。但是对于考古学证据，公众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对我来说，考古学的证据已经是接近确定了。我们已经看过非常古老且有充分理由相信是属于斯基泰人的文物，这些文物只能借助于伊朗人的类似物进行解释，并且如果不将斯基泰文物与同时期的波斯艺术相联系，就不可能定义斯基泰艺术的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