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能源效率与回弹效应理论

一般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能源节约，这与我们的主观意识相符合。然而Jevons在1865年较早地研究了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提高能源效率的目的在于减少能源消费，但研究发现，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消费反而增加了。因此早期学者将他的论断称为“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后期学者称之为“回弹效应”（Rebound Effects）。回弹效应的微观理论基础是经典的生产与消费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是回弹效应的宏观理论基础。“回弹效应”作为能源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其含义为“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而节约了能源，但同时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对能源产生新的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所节约的能源”。该理论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阐述了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从微观角度来讲，科技进步促使个体生产企业或家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减少能源的使用，而全部生产企业或家庭的加总将导致整个社会的能源消费减少，因此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降低社会能耗；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和能源效率提高将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多的能源需求。回弹效应理论学派认为回弹效应存在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价格效应。能源效率的提高往往会导致能源价格的降低，价格的下降将会导致能源消费的增加。②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和价格效应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能源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从而也会增加能源消费。③技术效应。能源效率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整个社会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将会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加对能源消费的需求。

由于以上三种效应的存在，学界对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关系研究的观点各不相同。Birol和Keppler（2000）及Saunders（2000b）等学者认为，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引起回弹效应的原因具有不确定性。而Saunders和Tsao（2012）认为全球能源的使用存在100%的反弹效应。尽管相关学者普遍认为存在回弹效应，但是由于分别从价格效应、收入效应和技术效应等视角研究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回弹效应，所得的结论各不相同。Steve等（2009）从价格效应的角度出发，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使能源服务的价格下降，从而刺激能源消费的增加，这种直接的能源回弹效应抵消了能源节约规模，通过对OECD国家的能源回弹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能源直接回弹效应低于30%。Hanley等（2009）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苏格兰的能源效率提高对环境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增长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部门能源效率的提高最终会表现出回弹效应，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整个社会的能源消耗量增加，GDP与CO2排放之比下降。他们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将会导致能源价格下降，产生替代效应、竞争力和收入效应，并终将刺激整个社会的能源需求。Karen和Nick（2011）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将对整体经济产生供给冲击，其能源价格将下降，从而增加高能耗产业对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导致整个社会能源的消耗增加。Cameron（2011）从收入效应的角度出发，认为低收入群体的直接回弹效应更大，而高收入家庭群体的间接回弹效应更大。Wang等（2014）从技术进步效应的角度出发，认为由技术进步产生的回弹效应，将会使能源效率提高减少能源消耗的作用减弱，并运用中国1996—2010年30个省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住宅用电量的回弹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存在着明显的回弹效应，具体来说，长期回弹效应是0.74，而短期回弹效应是0.72。中国学者薛澜等（2011）认为回弹效应广泛存在，相关政策制定者在基于能源效率制定节能减排措施时往往忽略回弹效应的存在。查冬兰和周德群（2010）通过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结果表明中国能源效率的回弹效应显著存在。由于中国学者对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回弹效应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相关政策制定者在制定节能减排措施时也往往忽略回弹效应的存在，制定的能源政策也缺乏有关回弹效应研究的实证支持。

尽管相关学者对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耗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表明回弹效应存在，但是由于其采用的研究方法、样本选择、研究时期不同，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差异化，这给相关部门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带来了困扰，因此，准确、客观地研究中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