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京畿地区的自然地理图景
一 地形地貌
唐代京畿地区的主体是关中平原，但其全境并不属于平原一个地形区，而包含了黄土台塬、渭河河流阶地、秦岭北麓冲积扇等多种构造。其中北部的好畤、奉天、醴泉、三原、富平、美原、奉先等县处于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分界点，沿着渭北台塬，自西向东有一系列低山丘岭，俗称“北山”，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醴泉县境内有九嵕山、武将山、芳山、覆甑山、承阳山、无劳山[1]，蒲城县境有丰山、金粟山、白堂山、不群山、金炽山、尧山、重山、铜斗山、马冢山[2]，奉天县境有梁山[3]，美原县境有频山、石叠山、万斛山、金粟山、玉境山、玉女山[4]，好畤县境有垝山、明月山、石门山，三原县境有截孹山、尧门山，云阳县境有嵯峨山、甘泉山等[5]，皆为石土质山地，灰岩上覆薄层黄土，山一般较低矮，海拔不过1500米。
中部咸阳、长安、万年诸县正处关中平原核心。关中平原是三面环山向东敞开的河谷盆地，呈喇叭状，东部宽阔，南北距离由东部到西部逐渐从三四百里减少为百十里，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在325—900米之间[6]。渭河横穿中部，河床为不对称的阶地与台塬，阶地平坦，台塬广阔，即古称“八百里秦川”。
南部鄠县，东南蓝田、新丰，西南的武功、盩厔，处于秦岭北坡。《长安志》记载终南山在鄠县南二十里[7]，去盩厔县三十里[8]；蓝田县境内有蒉山、倒虎山、峣山、虎候山、金山、七盘山、王顺山、阜儿山等山脉[9]，其中王顺山海拔2311米，为秦岭北侧高峰之一[10]；新丰之骊山则成为皇家避暑胜地。秦岭北坡的山间河流众多，在河水冲刷下，形成自主脊向北延伸的深度切割河谷，或呈U型，或呈V型，称为峪道，峪道沟通秦岭南北，在河谷谷口处，地势趋于平坦，是山中的人口与耕地聚集区[11]。有学者曾对南山谷口的分布进行介绍[12]。沿峪道翻越浅山，进入秦岭中的深山区，
地质学上称为太白山古冰川高山。盩厔、鄠县境内的翠峰山、终南山、南五台海拔在1800—2800米[13]，山高谷深，是真正“不识两京尘”[14]的区域，而盩厔西南的太白山海拔3767.2米，是秦岭最高峰[15]。《长安志》卷一四《武功》“太白山”引《三秦记》曰：“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不知高几许。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军行不得鸣鼓角，鸣鼓角则疾风暴雨兼至也。”又引《水经注》曰：“太白山南连武功山，于诸山最为秀杰，冬夏积雪，望之皓然。”[16]
京畿地区台塬、山地、河谷平原，低山、中山、高山等多种地形兼备，其中山地与平原大约各占总面积之一半[17]。
二 气候、物产与水资源
从竺可桢以来，相关学者对历史时期关中气候变迁、隋唐气候冷暖变化展开了全方位研究与激烈争论。竺可桢通过隋唐长安种植梅树、柑橘以及驯象等现象，从物候学角度得出公元7世纪是一个相对温暖湿润期的结论[18]。但满志敏以为这些长安物候现象带有人工保护痕迹，不能作为气候温暖的指示，他同时收集了唐代气候冷暖两方面的证据，认为唐代不是一个稳定的温暖时期，或者说，唐代中期（8世纪中期）以后气候转冷[19]。王铮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唐代气候属于混沌（Chaos）状态，不存在稳定的趋势[20]。在反对声音下，吴宏岐、党安荣依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对隋唐气候波动状况做了深入研究，肯定了竺氏的基本结论，以唐时平均气温较今日高 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左右，不过他们吸纳了满志敏气候转折的意见，将隋唐五代北宋的气候分为第一个温暖期（550—800）、第二个温暖期（950—1050），而将气候转冷点定于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前后[21]。据统计，唐代关中地区冬无冰雪的记载多达16年，这在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绝无仅有，说明唐代确实温暖[22]。
学者们对区域气候的研究，也都说明唐代在中国两千年历史上属于温暖湿润时期[23]，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据推定唐长安年均气温比今约高 1—2℃，绝对最低气温高于零下8℃，这便使得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增长、熟制增加，复种指数与单位面积产量增大[24]。由于暖湿相伴，许多在较低纬度才能生长的亚热带作物，比如梅、竹类、柑橘、水稻，乃至江南常有的菱芡、菰米等水生生物，都出现在北方的长安。
唐长安与今日陕西西安的植物景观殊为不同。唐时关中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官方在盩厔等县设司竹监，管理相关资源[25]；大概到唐中后期气候转寒时，竹已不适合在关中生长，到南宋时，罗大经记录：“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钜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26]可见当时竹子在秦地绝迹已久。唐长安城东的蓝田辋川，庄园里是一派“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景象[27]，城南曲江中有“卧蒋黑米吐，翻芰紫角稠”[28]，于朱坡下的池亭中，可观赏“楸梧叶暗潇潇雨，菱荇花香淡淡风”[29]，俨然都是江南水乡所见物候，今天在陕南汉水谷地才可见到。
今天的关中平原几不产水稻，陕西水稻产地主要在陕南，以至于影响了陕人的饮食结构，乾隆《同官县志》记：“民食以麦为主，而五谷皆可种。稻则独鲜，以山多故也，故其价两倍于他处。”[30]邠州淳化县“欲得稻米，必购自他邑，民鲜知味者”[31]。而唐时水稻种植的北界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32]，京兆府以北的同、华二州，皆植粳稻，咸阳有万顷稻苗[33]，城南鄠杜有“稻花香泽水千畦”[34]，渼陂周围亦广植香稻[35]。概而言之，由于温暖时期的到来，唐时关中地区的植物比寒冷时期更具多样性。
与气候转向暖湿相伴的是唐时关中水资源的丰沛。水资源由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地表水包括河流、湖泊、沼泽、冰川等，地下水包括孔隙水、熔岩水、裂隙水和黄土水等[36]。今天的西安市水资源严重不足，地表水人均占有量408 m3，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5%[37]，而唐时长安周围八水环绕，湖沼池陂密布，为水乡泽国。今日渭河水系，渭北的泾河、洛河等因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特大，渭河咸阳段多年平均输沙量为18146万吨[38]，而渭南的支流黑河、涝河、沣河、灞河等，短小流急，年径流变化极大[39]。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又无水可引，几近断流。唐时渭河水系诸水径流量大，河域宽广，含沙量小，水量供给充足，有余者还通过各种引水渠道，或充盈长安城内园林池沼，供文人游赏，美化环境；或推动碾硙等大型机械，加工粮食；或灌溉稻田；或冲淡、改良长安东部盐卤湖泊之水质。
如果说河流之流量变化还不是很明显的例证，唐以后关中湖沼面积、数量的变迁则可谓巨大。今天的西安市内湖泊仅有兴庆湖、莲湖两处，而周边的湖沼亦不足10处，水量极小，多供观赏之用。而据不完全统计，隋唐时期关中地区有名称可考的大小湖沼多达191个，其中长安城内113个，城外诸县78个，这一数目为历史最高点[40]。
湖沼的规模普遍广大，据《元和郡县图志》和《长安志》记载，周回在二十里以上的大湖就有盐池泽（周回二十里）、马牧泽（南北广四里，东西二十一里）、煮盐泽（周回二十里）、龙台泽（周回二十五里）、八部泽（周回五十里）、小盐池（纵广二十余里）、滈池（周匝二十一里，尽地二十三顷）[41]，数量超先秦、秦汉、魏晋时期[42]。而唐昆明池的规模，据考古发掘，东西约4.25公里，南北约5.69公里，池岸周长约17.6公里，面积约16.6 m2，比起前述诸湖，又为宏大[43]。湖沼的蓄水量极为丰富。昆明池在汉代即可承载高十余丈的楼船，而唐时池岸又有扩大，有2条进水渠和3条出水渠，水量不会少于汉时[44]。唐人的游昆明池诗描述其“神池望不极，沧波接远天。仪星似河汉，落景类虞泉”“掩映生云烟”[45]“坎埳四十里”[46]，水中有大鲸，可泛舟。连周回仅十四里，以产鱼闻名的渼陂，亦可泛舟，可见“波涛万顷堆琉璃”[47]“舟移城入树，岸阔水浮村”[48]的景色。
湖沼之外，诸畿县境内池潭湫泽密布，如美原县东北隅的神泉：“平地可深百许尺，东西延袤七八十尺。下积渊泉，泓渟镜澈，莫测其底。南流出界，虽云汉昭回，而渗漉无竭，则所谓上善利物，谷神不死。”[49]武周时万年县霸陵乡庆山之醴泉涌出，“山南又有醴泉三道，引注三池，分流接润，连山对浦，各深丈余，广数百步。味色甘洁，特异常泉”。[50]长安城东南灵应台的三娘子湫“与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51]，常漂没人口。《长安志》记兴平县灵宝泉“周数十步，深不可测”[52]。
江河湖沼池陂，除发挥灌溉农田作用外，其中丰富的水生生物，也为京畿民众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泾阳县之龙泉陂“多蒲鱼之利”[53]，奉天县之莲子池“旧有莲藕之利”[54]，栎阳县之清泉陂“多水族之利”[55]，渼陂“有五味陂，陂鱼甚美”[56]。水产品经简单加工后可进入市场流通，取得收益，故曰“有利”。
[1]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六，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 长安志图》，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495页。
[2]《长安志》卷一八，《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544—545页。
[3]《长安志》卷一九，《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564页。
[4]《长安志》卷二〇，《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606页。
[5]《长安志》卷一九，《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567—568页。
[6]参照宋德明主编《陕西省志》第三卷《地理志》七章《地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77—279、254页。
[7]《长安志》卷一五，《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66页。
[8]《长安志》卷一八，《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553页。
[9]《长安志》卷一六，《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82—483页。
[10]数据参照《陕西省志》第三卷《地理志》后附《陕西省主要山脉、山峰一览表》，第321页。
[11]《陕西省志》第三卷《地理志》，第261、280—281页。
[12]毛凤枝撰，李之勤校注《南山谷口考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书后附《南山诸谷道示意图》值得参看。
[13]《陕西省志》第三卷《地理志》后附《陕西省主要山脉、山峰一览表》，第319—320页。
[14]李洞《寄太白隐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281页。
[15]此数据采自王安泉主编，《周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周至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347页。
[16]《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37页。
[17]据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第一卷《自然地理志》统计，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1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19]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
[20]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
[21]吴宏岐、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22]朱士光等《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
[23]郭声波《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170页；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陈家其《江苏省近两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第3期。
[24]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
[25]《唐六典》卷一九《司农寺》载：“司竹监：监一人，正七品下……（今在京兆鄠、盩厔，怀州河内县）……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副监为之贰。凡宫掖及百司所需帘、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第529页。
[26]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0页。
[27]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28]张籍《城南》，《全唐诗》卷三八三，第4298页。
[29]许浑《朱坡故少保杜公池亭》，《全唐诗》卷五三三，第6088页。
[30]袁文观纂修《（乾隆）同官县志》卷四《风土·物产》，《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27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60页。
[31]万廷树修、洪亮吉纂《（乾隆）淳化县志》卷八《风土记·五谷》，《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9册，第465页。
[32]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33]李华《咏史十一首》有“咸阳古城下，万顷稻苗新”句，《全唐诗》卷一五三，第1587页。
[34]韦庄《鄠杜旧居二首》，《全唐诗》卷六九八，第8038页。
[35]杜甫《秋兴八首》其八：“……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97页。
[36]参考王双怀的定义，见所撰《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7]数据来自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志》，第323页。
[38]王双怀《五千年来中国西部水环境的变迁》文。
[39]据现代水文观测，黑河在黑峪口最大流量1880 m3/秒，最小流量1.0 m3/秒；涝河在涝峪口最大流量904 m3/秒，最小流量0.33 m3/秒；沣河在秦渡镇最大流量710 m3/秒，最小流量0.01 m3/秒；灞河在马渡王最大流量1600 m3/秒，最小流量0.01 m3/秒，数据引自张仁甫《保护水源、防止水荒——对西安地区供水问题的几点建议》，《陕西省地理学会1981年学术年会西北大学地理系论集》，西北大学地理系，1981年12月。
[40]参照赵天改之统计，见所撰《关中地区湖沼的历史变迁》，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6—27页。
[41]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卷二《关内道二》，贺次君点校，第10、25、27、30页；《长安志》卷一一至一九，《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355—588页。
[42]据赵天改统计，先秦与秦汉魏晋北朝两时期周回二十里以上湖沼各有5个，《关中地区湖沼的历史变迁》，第5—12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0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文。
[45]李百药《和许侍郎游昆明池》，《全唐诗》卷四三，第535页。
[46]储光羲《同诸公秋日游昆明池思古》，《全唐诗》卷一三八，第1397页。
[47]杜甫《渼陂行（陂在鄠县西五里，周一十四里）》，仇兆鳌《杜诗详注》，第179页。
[48]岑参《与鄠县群官泛渼陂》，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
[49]韦元旦《五言夏日游神泉诗并序》，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7—118页。
[50]张说《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熊飞校点《张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60页。
[51]康骈撰《剧谈录》卷上《华山龙移湫》，《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萧逸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74—1475页。
[52]《长安志》卷一四，《长安志 长安志图》，第427页。
[53]《长安志》卷一七，《长安志 长安志图》，525页。
[54]《长安志》卷一八，《长安志 长安志图》，546页。
[55]《长安志》卷一七，《长安志 长安志图》，519页。
[56]《长安志》卷一五《鄠县》引《十道志》，《长安志 长安志图》，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