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民国第一军校》孙文的爆发：国民党成立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忘却的。80多年前，国共两党第一次握手，联合创办黄埔军校就是其中之一。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黄埔军校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培养出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政治军事人才，赢得了“中国将帅摇篮”的美誉。它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黄埔师生在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北伐战争中英勇顽强，所向披靡，立下了不朽功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二次合作，黄埔师生再度携手，为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苏俄送枪

一个人可以被击倒1000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1001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越败越勇，每每再次站起时，他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

这一次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回到上海后，尽管很疲惫，但孙中山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他其实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

找谁？他自认为是苏俄！

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

不过列宁并没有回复孙中山。直至1921年12月，当时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桂林，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交流。

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也跟马林交代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是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

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招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他认为国民党的头头们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

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应该力挺国民党，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自然是不知道马林回去之后发生的事情，他此时想的是如何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他们的援助，那也许是一条出路。

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这个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

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求国际认可与支持。苏俄也不例外，莫斯科的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物质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

不过来中国建交的越飞面临的困难很大。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

使者在见到越飞后，并没有马上谈及合作的事情，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呢，拿什么去合作呢？使者只是邀请越飞派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而已。

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

孙中山盼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马林众人。

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一是靠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二是靠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

这一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孙中山，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孙中山明白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例如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么？而且自己一直是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使，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

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

不过他也知道，这可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他现在还开不了这个口，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

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合作。

击败陈炯明

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把握住苏俄援助的机会就必须这样做，没有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

但他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呢？

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众连横，借力打力。考察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比较现实，一是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

于是孙中山派出了使者叶夏声等人去联络他们，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就传回了好消息！

桂系军阀刘震寰，滇系军阀杨希闵愿意接受收买，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35000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的部队也算不上多么精锐，再加上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

万事俱备。

192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伐陈炯明的宣言。

当天，孙中山将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

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讨贼军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他的虎威？

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长驱直入挺进粤境，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众叛亲离，陈炯明大败。

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

诸位是不是觉得很没劲，这仗打得太没趣了？确实如此，除开三大派之间的战争，目前，其他军阀之间的战争，所谓的通电战——互发战前檄文喊口号，要比真刀实枪热闹得多。

真打的时候，基本上枪放得多，死人很少，无论多大规模的仗，大抵雷声大雨点小，任他枪炮隆隆，其实死不了几个人，因为士兵们的素质很一般，放枪放炮，大都没有准头。但是放枪的速度却都很块，在弹药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是图个热闹，跟小孩子过年放鞭炮差不多。

以至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有的恶毒地建议中国人恢复使用弓箭，说是这样至少能给国家省点军火钱。

黄埔军校的诞生

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又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广东省的三分之一不到。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呢。二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雇佣军各有各的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

不管如何，国民党总算是有了一块根据地。而且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之后，也未能与当时的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与国民党有了接洽。双方进行了热情而广泛的讨论。言而总之，孙中山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政府领导也觉得条件成熟了，可以与孙中山合作了。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定了苏俄对于广州政府在财政、军备、政党重组和军队建设方面的援助。

具体物质援助如下（这些援助是分批次的逐步到位）：

军火支持：步枪41000支，子弹3600万发，火药1000吨，机枪190挺，飞机15架，坦克3辆，总价值700万卢布。（此时的卢布很值钱，与美金价值相差不大，可以看作略低于700万美金吧。）

财政支持：至少超过1270万卢布。

学校：一文一武两所学校，中山大学（国立广东大学）及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意义就不多说了，毫不夸张地说，它无疑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苏俄还提供了阵容强大的军事顾问团，充当黄埔军校军事顾问，其中包括日后的苏俄元帅加伦将军，炮兵专家鲍罗金，通讯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

开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大革命军事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后，他的活动逐渐变成了拉拢利用军阀势力，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与苏联建立关系后，懂得了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并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回来后正式开办黄埔军校，蒋介石顺理成章地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开始了他纵横政坛最重要的一步。

不过可以负责任地说，不管苏俄出于什么目的，当时的苏俄自己也很困难，艰难之中还能援助孙中山，实属难能可贵，正是在苏俄的帮助下，广州政府才得以在广东立足。

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4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在莫斯科的医院内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无论如何，他曾经的功劳永远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廖仲恺筹款受辱

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生于美国旧金山。早在1903年，廖仲恺在日本留学时，就结识了孙中山。从此，他矢志不渝地跟随孙中山，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廖仲恺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以及两次“护法”运动。这几次革命活动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一次次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和孙中山等人从“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的残酷事实中认识到，要想寻求革命的出路，就必须联合真正革命的力量。

当时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涣散、纪律松懈的团体，缺乏明确的纲领，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腐化堕落，斗志消沉。1923年，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开始致力于国民党改组和促进国共合作的伟业，以开拓新的斗争道路。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依靠国共两党人士的通力合作创办起来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亲自过问军校的大政方针和主要的人事任免；他主张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实行政治办校和党指挥枪，并注意调动国共两党人员办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廖仲恺当时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是最了解孙中山军事思想，并为办好这所军校出力最多的人。曾任教授部副主任、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说过：“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当时的新闻报纸都指出：“廖仲恺是创办党军最努力的一个”，事实的确如此。廖仲恺曾对夫人何香凝说：“为实现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仅要改组国民党，而且改组以后还需完成两件事：就是建立军校及扶助农工。……此二事若有所成，则国民革命必能成功，国民的前途也有很大的希望。”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广州虽然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本营，但却是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把持的天下。杨、刘自恃讨伐陈炯明有功，驻军广州，控制广州的财政和一切税收机关，对新生的黄埔军校百般刁难。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黄埔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尽心竭力，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黄埔岛上荆棘丛生，房屋破烂不堪，办校经费匮乏无着落。国民党内有些人对办军校信心不足，或者冷眼旁观，甚至还扯后腿。滇、桂军方面，杨希闵和刘震寰等都不希望出现一支新式的国民党军队与自己抗衡，因此而对军校之筹办工作多方进行干扰阻挠。

为了促使黄埔军校尽快诞生，廖仲恺排除阻力和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地保证军校各项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筹办黄埔军校的过程中，廖仲恺着重从解决干部、经费和搞好招生等几个重大问题入手，迅速打开了军校开办工作的崭新局面，从而确保了军校能如期开学与正式成立。

在军校干部的配备方面，廖仲恺于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到校工作的同时，又紧紧依靠国共两党的邓演达、叶剑英、张申府等人，延揽两党的优秀军事政治人材到校来任教或工作。

当时，廖仲恺还特别请张申府多“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遵照廖的嘱托，张申府一次就给他开了份有周恩来、周佛海、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15人的名单”。当廖仲恺从张口中得知周恩来等归国恐路费有困难时，他当即表示可以给他们汇去回国的路费。其广纳天下贤才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为解决军校的下级干部问题，廖仲恺主持的军校筹委会，于3月24日从广东警卫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等校的毕业生中考选了50人，让他们充任军校学生队的正副队长等职。

其实，人才方面的问题相对还要好办一些。反倒是经费方面，廖仲恺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受到一些人的侮辱。

据王柏龄忆述：孙中山在开校前，曾“批发300支粤造七九毛瑟枪给黄埔军校。但是，当时兵工厂并不以我们学校为重，只知道往军阀那里送枪。廖先生交涉了不少时日，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发给卫兵守卫”用。

筹办军校的各项工作在在需款，而当时的广东财政几全为滇、桂军所把持，革命政府之税收不多；苏联政府半年前答应的200万金卢布援助，也迟迟未兑现——直到1924年3月下旬才首次拨交加拉罕“50万卢布用来援助孙逸仙”，而“其余款额将在以后再确定拨款日期。”

在此情况下，开办黄埔军校之初每月所需的经费，全赖廖仲恺临急设法来筹措。为了筹措资金，廖仲恺经常是在忙完了公务之后又不辞劳苦于深夜到杨希闵那里去等签字。何香凝回忆起丈夫这期间筹办黄埔军校的苦心与难处时说，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粮，廖仲恺为筹措办校经费，时常要深夜一两点才回家。

有一天，廖仲恺凌晨4点多钟回到家后含泪对何香凝讲：“我晚上是在杨希闵家，等他食完了大烟才拿这几千元给我，不然黄埔学生再两天便无米粮了。”

何香凝在了解到丈夫为黄埔办校筹款的艰辛后，也常尽力为他分忧解难：每遇到廖仲恺筹款不足数时，她总以向某亲友告贷或去广州典押物品等办法，来帮丈夫凑足款额，以解军校开销的燃眉之急。黄埔军校起初的各项开办费用，就是廖仲恺这样子“辛苦筹来的”。

廖仲恺曾在大会上对黄埔第1期学生讲：“这几天大家能够开饭，是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拿去抵押，才能在东堤粮店买到数百担大米。”何香凝的一颗钻石戒指值数万元，所以抵押后能买数百担大米。

张治中在《黄埔精神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记载说：“当初我们在那小岛上面，第1期学生500多人，都是各省各地的热血青年，然而可怜得很……我们的教育器材是不够的，武器弹药是不够的，马是没有的。这还不讲，就是一天三餐的伙食，还是有了早上不知道晚上，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没有了，今天就会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下午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要。”

1924年4月底，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着财政委员会由五月起，每月拨陆军军官学校经费三万元。”据此，身为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廖仲恺即在该委员会的第34次会议决定：“陆军军官学校每月经费三万元，由公安局租捐项下筹拨一万五千元，财政厅筹拨五千元，市政厅筹拨五千元，筹饷局筹拨五千元”。

这样一来，军校的经常费才有了较明确的着落，不过此款具体的催集工作仍落在廖仲恺的身上。直到稍后苏联的款项来到后，黄埔军校的经费状况始有较大的好转，廖仲恺才为此松了一口气。

在军校开始训练半个多月后的5月22日，省财政厅一次就“拨银186600元，作为军校开办费”。而据苏联方面的报告说，黄埔军校基本上“是靠我们经费来维持的”，苏联政府先后为它捐赠了开办费和经常费“三百万卢布，这大约相当于中国货币二百七十万元。”

走，到黄埔上学去！

黄埔军校直到现在，在很多人心里还是一所可以跟美国西点军校齐名的高级军官学校。这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培养了众多的政治军事人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埔军校与其他大学一样，若想进入学习，首先要过考试这一关。同样的一场招生考试，有组织者，也会有参加者；有成功者必然也有失意者，可以说，一场招生考试后，几家欢乐几家愁。

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在全国各地分配了名额，但是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在各地军阀控制之下，因此招生分为三次，即先在招生所在地初试，初选合格后再到外地复试，最终到广东参加总复试。

黄埔招生总部在各个地区也派有专人负责招生工作。何叔衡负责湖南省初试选拔，毛泽东则负责上海复试考核。由于当时的湖南正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之下，因此招生考试也是秘密进行的。

廖仲恺领导与主持下的军校筹备委员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生工作。它为此专门制定了《考选学生简章》，报请孙中山核准施行。3月中上旬，各省初选出来的及广东各部队各县推荐的考生陆续齐集广州。在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当时不在的情况下，廖仲恺又代行其职权，决定从3月27日起，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军校招收新生之考试，并在此前对应考者进行身体检查与政治审查。

当年参加黄埔一期考试的一位叫郭一予的考生的回忆：

我于三月的某天晚上，秘密地到清水塘去报考。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其他数学理化等都没考。过了几天，何叔衡同志当面告诉我说：“你已取了。”

晚上到清水塘去办手续、填表、领路费，并要我将一师附办的平校夜校教学任务，移交给姓葛的（忘其名）。我到了清水塘办手续，才知湖南省照规定名额正取十五名之外，另取了备取三名。并嘱咐我们：行动要秘密，分散搭火车轮船到汉口后，再搭轮船到上海去见毛委员。

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才知算术、代数、三角、理化等都要考试。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

经过上海复试，据说湖南送考的学生，思想文章都好，但其他学科及格的少，只取八名。在上海复试取录的。发给旅费和证明书，于四月到广州报到，又参加全国总复试。结果全国取录正取生三百六十余名，备取生一百二十余名，合计四百九十余名。

通过这段亲历者的回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招生考试条件尽管艰苦，但是程序十分严格。想要最终考取黄埔军校，要经历初试、复试、总复试三次选拔，同时还要奔赴湖南、上海、广东三地参加考试。如此选拔出来的学生自然非常优秀，而如此艰难复杂、辗转流离的考试记忆也深深印在了经历者的脑海之中。

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放榜，择优正取350人，备取100余名，后因一些考生不愿返回，遂经军校筹备委员会决议扩大名额，“结果全国录取正取生360余名，备取生120余名，合计490余名。”

事实上，黄埔第一期生的实际人数后有较大的扩充：对该期学员人数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记载——有530人、645人、676人、697人等说法；最近有人依据未刊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研究总成》内的“表格化”名单，统计认定“历史上的第一期学员应为706人”。

由于时局的限制，黄埔一期录取的新生中，南方人多北方人少。为了培养各地的军事人才，黄埔在录取新生时，便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爱国青年，比如徐向前、严揆要、张耀明、杜聿明等人。

在黄埔军校录取的新生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半路转学”的，陈赓和宋希濂就是代表。当时，他们正在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主办的广州湘军讲武堂中学习，后来闻之黄埔军校要成立时，二人当即决定退出湘军讲武堂，报考黄埔军校，并被顺利录取。他们二人的行为带动了湘军讲武堂其他学生，如左权等人在半年后坚决要求转学到黄埔军校，后来湘军讲武堂停办，其一百余名学生集体转学到黄埔军校。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量军事人才。

壮志未酬，身先死

1924年10月，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中山在韶关发表通电响应，决定北上。

虽然胡汉民、蒋介石，甚至包括周恩来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不过孙中山依然坚持己见。孙中山说，北京是中国政局的中心，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北京，国民希望看到他到北京处理善后，就算不能解决任何事情，但只要他去了，就没有辜负国民的希望，还可以揭露张作霖和段祺瑞军阀祸国的本质，让国民看清这伙人，进而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

11月13日，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北上。

永丰舰途经黄埔，黄埔师生全体列队于岸边，蒋介石登舰，请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师生话别，孙中山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黄埔。

在汪精卫等人陪同下，孙中山乘汽艇上岸，他似乎知道自己很难再回到这个自己寄予最大希望的校园，在临行之前，孙中山一一巡视了学员宿舍，教室，食堂，观看了学生表演的战术演习。

随后孙中山向全体学生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演讲。

……

民国建立已经十三年了，国家依然纷乱，军阀横行，战火不休，其中党内部分同志意志消沉，忙于追逐名利，在这些同志看来，革命就是开公司，投身革命就是入股，将来等着分红；可是我要说革命不是开公司，投身革命不是入股，不是为了分红，投身革命是为了挽救中国，挽救民众，因此唯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革命才有成功之希望。

今天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承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

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我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

孙中山的厚望让在场师生无不热泪盈眶，热血沸腾。蒋介石、廖仲恺随后发表讲话，告诫全体学员牢记总理训导，为革命努力奋斗。

全场近千人同时举起右手，握紧拳头，转身，面向孙中山，一字一句从胸腔中喷出：

“我们向总理宣誓，牢记总理训导”！

“坚决与军阀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愿为民族独立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千个年轻的喉咙吼出的声音，高亢热烈；千张年轻的面容，庄严激动；千道坚毅的目光，闪烁着狂热；千条挺直的身躯，耸立在猎猎军旗下，任狂风呼啸，任烈焰高涨，无畏无惧。

他们在这个时代里受过较高的教育，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机时，没有选择逃避，没有寻找僻静的港湾，无怨无悔地投入到黄浦，在今后20余年里，他们的血将洒满中国大地，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没有活到和平来临，可是，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救中国。

永丰舰渐渐远去，载走了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

孙中山12月31日到达北京，没有料到在北京竟然一病不起，住进协和医院一查，肝癌。

此后的手术也未能挽救孙中山的生命，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灵柩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直到1929年5月才由国民政府安葬于南京中山陵。

在弥留之际，吴稚晖起草，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制定政治遗嘱，由汪精卫念给病榻上的孙中山听，孙中山首肯后，在临终前一日进行了签署，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季陶、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全书至此，关于孙中山的笔墨众多，其中有褒有抑，这一切都是按照史料行笔，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一个有血有肉的孙中山！

孙中山只是一个凡人，他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表面上看起来，他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是幼稚可笑的错误，可是仔细想想看，像他这样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又有几人？一个连续失败四十年，从英姿勃发的青年一直败到垂暮之年仍不言放弃的人，难道不是英雄吗？

无数次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勇气，每次他都以百倍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率领他的支持者们发起又一次进攻，再一次次倒下，再一次次站起。其实只要还能够站起继续战斗，那么战斗就没有结束。孙中山从未没有败给任何对手，他只是输给了时间。

幸运的是，他在被时间致命一击之前，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个欣欣向荣的黄埔军校，那个依托黄埔军校而迅速成长的国民革命军，将帮助他实现北伐中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这群铁血军人，将在12年后，不避刀斧之险，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不可摧毁的万里长城。